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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学院如何借鉴西方模式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我国商学院的发展，能直接拷贝西方的发展模式么?
张维炯答(以下简称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都喜欢问我们需不需要拷贝西方的模式。可以先想一想，我们现在用的手机是不是西方的模式?我们现在用的计算机是不是西方的模式?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定要在中西方模式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是非常牵强的。只要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我们就应该接受。
可以这样说，实践证明，商学院教育的模式确实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比较好的一个模式。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把商学院的教育模式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考试制度、学生的培养、教学怎样适应我们中国企业的特点，如何解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如何在人力资源比较丰富的前提下，做到能和世界其他企业共同竞争等。
我认为，商学院教育的核心是不分国界的，只是在我们的操作过程中，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其更适合在中国的大环境中生长。
问：中欧是如何把本土化和全球化结合在一起的?
答：我们的学员经常碰到这样的现象：上午这门课是中国教授上的，下午这门课就是外国教授上了，今天这门课是西班牙教授上的，明天这门课是澳大利亚教授上了。这里面就贯穿着国际化思想的冲击、碰撞——这就是国际化。中欧这个平台是非常具有国际化视角的。我们经常鼓励不同国籍的教授研究中国企业的问题。他们在研究中国的案例时，视角完全不同。同一个问题，中国人看是这样，美国人看是那样，法国人看又是一种情况。因此，在分享同一个案例时，他们的视角也会完全不同。
除了在教室里学习东西方的案例以外，在课堂之外，我们也有东西方交融的很多活动。例如，5月18日，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Rompuy)先生在学院上海石化演讲厅里，向MBA、EMBA学生和教职员工发表了题为“当今中国和欧洲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和机遇”的精彩演讲。5月1 9日晚上，台湾的刘若英小姐又到学院进行了爱心慈善的宣讲。
人才培养与师资竞争的双挑战
问：每个商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比如有的擅长案例教学，有的在某一些领域有自己独到的研究，中欧的特色又是什么?
答：我们的特色就是国际化。我们的办学目标就是要培养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企业家。我认为中欧的国际化包括了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学生国际化。我们有40％的MBA学员是外籍学员，我们还有EMBA国际班。第二个层面是师资国际化。我们的外籍教授比例占到2／3，甚至超过香港的商学院。第三个层面就是管理国际化，我们院长有外方院长，有中方院长，我们的部门主任有外方主任，有中方主任，我们的员工有外方员工和中方员工。这是我们非常明显地区别于一听任何国内商学院的—个特点。
中欧的MBA学员，很多本身都已经做了多年企业，在各个领域都做得比较成功。正因为他取得成功，他还想做得更成功。这样的人一定会到商学院学习，这种需求是在经济发展、企业竞争中自然形成的。企业做得越好，这个老总就越是感到高处不胜寒，因为他在自己的企业里，别人都对他惟命是从，没有人可以跟他讨论。但是，到我们学院来学习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伊利老总潘刚和青啤老总金志国在同一个班，他们就会互相切磋，指出彼此企业管理方面的不足。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中国大陆最早开设商业伦理学的商学院。自2006年起，我们的MBA学生发起并组织了“中欧企业社会责任全球论坛”，该论坛已成功举办六届，吸引了诸多企业领袖和商学院学生的广泛参与。与此同时，我们还定期举办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的国际研讨会，邀请企业高管、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通过对话的形式共同探讨这些话题。
问：有人把国外和国内的商学院进行过对比，说国外的是“锦上添花”，但是国内的是“雪中送炭”。您对此怎么样看?
答：发达国家的商业教育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所以他们在很多方面做得比我们好。而且他们在过去50年、100年当中，已经培养出了大量商业管理人才，所以可以这样说，他们培养的人才已经非常多，现在再培养一代人才，就是“锦上添花”。
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重新建立商学院，90年代以后才出现MBA教育。所以，我国真正的MBA教育到现在还不到20年的时间，而这20年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我国的企业大概有20。万，如果每一个企业需要两个MBA学生，200]5-个企业就需要400万个学生。而我们本土商学院每年培养的MBA学生大概也就是2—3万人。以这样的培养速度满足400万的需求，我们至少要100年。所以我们本土商学院，相对于那么多需要管理人才的企业来说，当然是“雪中送炭”了。
但是这个“雪中送炭”我们还要分析地看。现在国内企业需要的管理人才，应该是确实能够结合实际，能够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够带领我们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只有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问：我国本土商学院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现在我们商学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师资，我们在尽最大努力招到最好的师资。每一年在企业战略方向，全世界最好的100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大概只有200-300人，但全世界有多少商学院要去争夺这些人呢?——有几千家、甚至上万家，这里面的竞争是极其惨烈的，很多人是看不到的。
我们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员工去美国一家非常好的商学院读博士，毕业后我们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薪酬聘请他回国执教，他也愿意回来。但是同时，还有好多家顶尖的美国商学院也聘请他加入，结果他还是到美国的一所商学院去了。这种类型的竞争是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
商学院的教授，尤其是我们搞高端商业教学，给MBA学员、EMBA学员授课的老师，不是任何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都可以胜任的。从好的商学院博士毕业以后，还要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成为非常出色的教授，才能非常自信地站在高层管理人员面前给他们讲课。教授资源在全世界都是稀缺的，不仅仅只在我们中国的商学院是这样。世界一流商学院的院长，包括哈佛、沃顿、芝加哥、斯坦福、MIT等美国最顶尖的商学院，他们每年在一起讨论最多的问题也是师资问题。因为大家都碰到这个问题，所以大家现在想的都是我们怎么才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师资，怎么才能吸引最好的师资来到我们的商学院来执教。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培养未来的创业者和企业家
问：有种说法“一个人能否成为企业家，是由他的头脑和内心决定的，而不是商学院教育能改变的”，对此您怎样看?
答：商学院的系统学习的确能够帮助学员形成完整的战略思维和分析方法，帮助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好地发现并抓住机遇、调动资源、组织团队、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我国商学院的发展，能直接拷贝西方的发展模式么?
张维炯答(以下简称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都喜欢问我们需不需要拷贝西方的模式。可以先想一想，我们现在用的手机是不是西方的模式?我们现在用的计算机是不是西方的模式?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定要在中西方模式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是非常牵强的。只要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我们就应该接受。
可以这样说，实践证明，商学院教育的模式确实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比较好的一个模式。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把商学院的教育模式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考试制度、学生的培养、教学怎样适应我们中国企业的特点，如何解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如何在人力资源比较丰富的前提下，做到能和世界其他企业共同竞争等。
我认为，商学院教育的核心是不分国界的，只是在我们的操作过程中，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其更适合在中国的大环境中生长。
问：中欧是如何把本土化和全球化结合在一起的?
答：我们的学员经常碰到这样的现象：上午这门课是中国教授上的，下午这门课就是外国教授上了，今天这门课是西班牙教授上的，明天这门课是澳大利亚教授上了。这里面就贯穿着国际化思想的冲击、碰撞——这就是国际化。中欧这个平台是非常具有国际化视角的。我们经常鼓励不同国籍的教授研究中国企业的问题。他们在研究中国的案例时，视角完全不同。同一个问题，中国人看是这样，美国人看是那样，法国人看又是一种情况。因此，在分享同一个案例时，他们的视角也会完全不同。
除了在教室里学习东西方的案例以外，在课堂之外，我们也有东西方交融的很多活动。例如，5月18日，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Rompuy)先生在学院上海石化演讲厅里，向MBA、EMBA学生和教职员工发表了题为“当今中国和欧洲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和机遇”的精彩演讲。5月1 9日晚上，台湾的刘若英小姐又到学院进行了爱心慈善的宣讲。
人才培养与师资竞争的双挑战
问：每个商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比如有的擅长案例教学，有的在某一些领域有自己独到的研究，中欧的特色又是什么?
答：我们的特色就是国际化。我们的办学目标就是要培养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企业家。我认为中欧的国际化包括了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学生国际化。我们有40％的MBA学员是外籍学员，我们还有EMBA国际班。第二个层面是师资国际化。我们的外籍教授比例占到2／3，甚至超过香港的商学院。第三个层面就是管理国际化，我们院长有外方院长，有中方院长，我们的部门主任有外方主任，有中方主任，我们的员工有外方员工和中方员工。这是我们非常明显地区别于一听任何国内商学院的—个特点。
中欧的MBA学员，很多本身都已经做了多年企业，在各个领域都做得比较成功。正因为他取得成功，他还想做得更成功。这样的人一定会到商学院学习，这种需求是在经济发展、企业竞争中自然形成的。企业做得越好，这个老总就越是感到高处不胜寒，因为他在自己的企业里，别人都对他惟命是从，没有人可以跟他讨论。但是，到我们学院来学习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伊利老总潘刚和青啤老总金志国在同一个班，他们就会互相切磋，指出彼此企业管理方面的不足。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中国大陆最早开设商业伦理学的商学院。自2006年起，我们的MBA学生发起并组织了“中欧企业社会责任全球论坛”，该论坛已成功举办六届，吸引了诸多企业领袖和商学院学生的广泛参与。与此同时，我们还定期举办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的国际研讨会，邀请企业高管、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通过对话的形式共同探讨这些话题。
问：有人把国外和国内的商学院进行过对比，说国外的是“锦上添花”，但是国内的是“雪中送炭”。您对此怎么样看?
答：发达国家的商业教育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所以他们在很多方面做得比我们好。而且他们在过去50年、100年当中，已经培养出了大量商业管理人才，所以可以这样说，他们培养的人才已经非常多，现在再培养一代人才，就是“锦上添花”。
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重新建立商学院，90年代以后才出现MBA教育。所以，我国真正的MBA教育到现在还不到20年的时间，而这20年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我国的企业大概有20。万，如果每一个企业需要两个MBA学生，200]5-个企业就需要400万个学生。而我们本土商学院每年培养的MBA学生大概也就是2—3万人。以这样的培养速度满足400万的需求，我们至少要100年。所以我们本土商学院，相对于那么多需要管理人才的企业来说，当然是“雪中送炭”了。
但是这个“雪中送炭”我们还要分析地看。现在国内企业需要的管理人才，应该是确实能够结合实际，能够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够带领我们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只有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问：我国本土商学院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现在我们商学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师资，我们在尽最大努力招到最好的师资。每一年在企业战略方向，全世界最好的100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大概只有200-300人，但全世界有多少商学院要去争夺这些人呢?——有几千家、甚至上万家，这里面的竞争是极其惨烈的，很多人是看不到的。
我们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员工去美国一家非常好的商学院读博士，毕业后我们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薪酬聘请他回国执教，他也愿意回来。但是同时，还有好多家顶尖的美国商学院也聘请他加入，结果他还是到美国的一所商学院去了。这种类型的竞争是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
商学院的教授，尤其是我们搞高端商业教学，给MBA学员、EMBA学员授课的老师，不是任何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都可以胜任的。从好的商学院博士毕业以后，还要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成为非常出色的教授，才能非常自信地站在高层管理人员面前给他们讲课。教授资源在全世界都是稀缺的，不仅仅只在我们中国的商学院是这样。世界一流商学院的院长，包括哈佛、沃顿、芝加哥、斯坦福、MIT等美国最顶尖的商学院，他们每年在一起讨论最多的问题也是师资问题。因为大家都碰到这个问题，所以大家现在想的都是我们怎么才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师资，怎么才能吸引最好的师资来到我们的商学院来执教。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培养未来的创业者和企业家
问：有种说法“一个人能否成为企业家，是由他的头脑和内心决定的，而不是商学院教育能改变的”，对此您怎样看?
答：商学院的系统学习的确能够帮助学员形成完整的战略思维和分析方法，帮助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好地发现并抓住机遇、调动资源、组织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