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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持是东晋名僧庐山慧远的弟弟，二人俱入慧皎《高僧传》。慧持本来和慧远一起在庐山修行，但是在晋隆安三年（三九九）却辞别兄长慧远前往蜀地。《高僧传》卷六《义解三·释慧持传》载此事作：
持后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往传化，兼欲观瞩峨嵋，振锡岷岫，乃以晋隆安三年辞远入蜀。远苦留不止，远叹曰：“人生爱聚，汝乃乐离，如何？”持亦悲曰：“若滞情爱聚者，本不应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为期耳。”于是兄弟收泪，悯默而别。
这段材料生动地展现了兄弟二人临别之际依依不舍的情状。其中有两点颇值得注意：其一，慧远对“人生爱聚”表现出了强烈的執念，与其高僧身份不符;其二，慧远的“苦留不止”对慧持并没有产生作用，二人体现出了强烈的对比。
那么，慧持果真如材料中所述，是因为“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往传化，兼欲观瞩峨嵋，振锡岷岫”而出走蜀地的吗？这一出走背后是否还蕴蓄着其他动因？
《高僧传》卷六《义解三·释慧远传》载：
释慧远，本姓贾氏，雁门娄烦人也。弱而好书，圭璋秀发，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年二十一，欲渡江东，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乱，南路阻塞，志不获从。时沙门释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赞像法，声甚著闻，远遂往归之。一面尽敬，以为真吾师也。后闻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便与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业。既入乎道，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续昼，贫旅无资，缊纩常阙，而昆弟恪恭，终始不懈。
同卷《义解三·释慧持传》亦云：
释慧持者，慧远之弟也。冲默有远量，年十四学读书，一日所得，当他一旬。善文史，巧才制。年十八出家，与兄共伏事道安法师。
根据传记，慧远卒于晋义熙十二年（四一六），享年八十三;慧持卒于义熙八年，享年七十六，其时慧远七十九岁。由此可知，慧远比慧持年长三岁，与二人出家的年龄差也正好相合。又《名僧传钞·说处》卷一0云：“慧持九岁随兑（兄）同为书生，俱依释道安抽簪落发。”则可知慧持在慧远赴许洛游学之前就已经开始和他待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推测此后慧持一直跟在慧远身边，包括赴许洛游学、前往太行恒山等，如此才有二人共同师事道安出家之事。由于慧远太过出名，因此史传中多叙述其由儒玄入释的过程，而慧持则被当作附属品一般一笔带过。这固然有可能是因为慧远在二人关系中占支配地位，但我们也无法否认慧持在二人一同出家一事上可能也发挥了作用，而《慧远传》中“贫旅无资，缊纩常阙，而昆弟恪恭，终始不懈”这一记载更提示我们兄弟二人在修行道路上是互相扶持、克服困难的。
后来，二人又离开道安，辗转到达庐山。《释慧持传》云：
及安在襄阳遣远东下，持亦俱行，初憩荆州上明寺，后适庐山，皆随远共止。
这段叙述很显见是以慧远的活动轨迹为纲，而慧持则是如同此前一样“随远共止”。《释慧远传》记载这段经历较详：
后随安公南游樊河。伪秦建元九年（三七三），秦将苻丕冠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
结合两处叙述，可知慧远跟随道安南下襄阳，其后又告别道安经荆州驻足庐山，慧持一直陪伴在侧，也就是“弟子数十人”中的一个。至此，我们看到，慧持的人生一直处于慧远的影响之下。且不论二者在具体决策中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但是在僧传的叙述中，慧持确实是作为对其兄慧远亦步亦趋的形象而存在的。
慧远“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因而选择就地修行。“自远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如果按照之前的行为模式，慧持很有可能在庐山与慧远相伴终老。但是，这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却使慧持暂时离开慧远，而这一经历恰恰为慧持的出走埋下了伏笔。
正如前揭慧远和慧持兄弟二人的经历所示，出家的亲属之间仍然保有密切的联系，慧持暂时离开庐山的因缘就是同他们的另一位出家亲属有关。《释慧持传》载：“持有姑为尼，名道仪，住在江夏，仪闻京师盛于佛法，欲下观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东安寺。”记述的是慧持送姑道仪下京都之事。当时慧持与慧远住在庐山，而道仪则在上游江夏修行，慧持是如何得知江夏的道仪欲前往京都之事，二人之间是否有音信往来，抑或慧持正好去拜访道仪而得知此事，或是道仪先到庐山，再在慧持护送下前往京都。此一事件背后确实存在诸多可能性，也正昭示了慧持出走的行为本身可能存在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不管具体情况如何，这次机缘都给了慧持走出慧远庇佑独当一面的机会和挑战。
慧持在建康期间，“晋卫军琅玡王珣，深相器重。时有西域沙门僧伽罗叉，善诵四《含》，珣请出《中阿含经》，持乃校阅文言，搜括详定，后还山”。《中阿含经》卷六0《后出中阿含经记》亦载此事，作王珣“造立精舍，延请有道释慧持等义学沙门四十余人”，从隆安元年十一月十日开始，至来年六月二十五日草本始讫。所以慧持大约是隆安二年下半年回到庐山的。
此次建康之行大概让慧持博取了一定的声名，不久之后，“豫章太守范宁，请讲法华、毘昙”，而此次讲经亦是“四方云聚，千里遥集”，再一次展示了慧持的风采。《释慧持传》记载此事的影响：
王珣与范宁书云：“远公、持公孰愈？”范答书云：“诚为贤兄弟也。”王重书曰：“但令如兄诚未易有，况复弟贤耶。”兖州刺史琅玡王恭，致书于沙门僧检曰：“远、持兄弟至德何如？”检答曰：“远、持兄弟也，绰绰焉信有道风矣。”
在慧持前往京都之前，慧远在南方已经声名远著，而慧持京都、豫章之行亦展现了不凡的实力，这引起了士族的兴趣，不由得纷纷将二人相提并论，并且认为慧持并不逊色于慧远。
由此我们想到了僧传中有不少下述书写，《高僧传》卷一三《经师·释法平传附法等传》评价释法平、法等兄弟：
持后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往传化，兼欲观瞩峨嵋，振锡岷岫，乃以晋隆安三年辞远入蜀。远苦留不止，远叹曰：“人生爱聚，汝乃乐离，如何？”持亦悲曰：“若滞情爱聚者，本不应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为期耳。”于是兄弟收泪，悯默而别。
这段材料生动地展现了兄弟二人临别之际依依不舍的情状。其中有两点颇值得注意：其一，慧远对“人生爱聚”表现出了强烈的執念，与其高僧身份不符;其二，慧远的“苦留不止”对慧持并没有产生作用，二人体现出了强烈的对比。
那么，慧持果真如材料中所述，是因为“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往传化，兼欲观瞩峨嵋，振锡岷岫”而出走蜀地的吗？这一出走背后是否还蕴蓄着其他动因？
《高僧传》卷六《义解三·释慧远传》载：
释慧远，本姓贾氏，雁门娄烦人也。弱而好书，圭璋秀发，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年二十一，欲渡江东，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乱，南路阻塞，志不获从。时沙门释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赞像法，声甚著闻，远遂往归之。一面尽敬，以为真吾师也。后闻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便与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业。既入乎道，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续昼，贫旅无资，缊纩常阙，而昆弟恪恭，终始不懈。
同卷《义解三·释慧持传》亦云：
释慧持者，慧远之弟也。冲默有远量，年十四学读书，一日所得，当他一旬。善文史，巧才制。年十八出家，与兄共伏事道安法师。
根据传记，慧远卒于晋义熙十二年（四一六），享年八十三;慧持卒于义熙八年，享年七十六，其时慧远七十九岁。由此可知，慧远比慧持年长三岁，与二人出家的年龄差也正好相合。又《名僧传钞·说处》卷一0云：“慧持九岁随兑（兄）同为书生，俱依释道安抽簪落发。”则可知慧持在慧远赴许洛游学之前就已经开始和他待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推测此后慧持一直跟在慧远身边，包括赴许洛游学、前往太行恒山等，如此才有二人共同师事道安出家之事。由于慧远太过出名，因此史传中多叙述其由儒玄入释的过程，而慧持则被当作附属品一般一笔带过。这固然有可能是因为慧远在二人关系中占支配地位，但我们也无法否认慧持在二人一同出家一事上可能也发挥了作用，而《慧远传》中“贫旅无资，缊纩常阙，而昆弟恪恭，终始不懈”这一记载更提示我们兄弟二人在修行道路上是互相扶持、克服困难的。
后来，二人又离开道安，辗转到达庐山。《释慧持传》云：
及安在襄阳遣远东下，持亦俱行，初憩荆州上明寺，后适庐山，皆随远共止。
这段叙述很显见是以慧远的活动轨迹为纲，而慧持则是如同此前一样“随远共止”。《释慧远传》记载这段经历较详：
后随安公南游樊河。伪秦建元九年（三七三），秦将苻丕冠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
结合两处叙述，可知慧远跟随道安南下襄阳，其后又告别道安经荆州驻足庐山，慧持一直陪伴在侧，也就是“弟子数十人”中的一个。至此，我们看到，慧持的人生一直处于慧远的影响之下。且不论二者在具体决策中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但是在僧传的叙述中，慧持确实是作为对其兄慧远亦步亦趋的形象而存在的。
慧远“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因而选择就地修行。“自远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如果按照之前的行为模式，慧持很有可能在庐山与慧远相伴终老。但是，这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却使慧持暂时离开慧远，而这一经历恰恰为慧持的出走埋下了伏笔。
正如前揭慧远和慧持兄弟二人的经历所示，出家的亲属之间仍然保有密切的联系，慧持暂时离开庐山的因缘就是同他们的另一位出家亲属有关。《释慧持传》载：“持有姑为尼，名道仪，住在江夏，仪闻京师盛于佛法，欲下观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东安寺。”记述的是慧持送姑道仪下京都之事。当时慧持与慧远住在庐山，而道仪则在上游江夏修行，慧持是如何得知江夏的道仪欲前往京都之事，二人之间是否有音信往来，抑或慧持正好去拜访道仪而得知此事，或是道仪先到庐山，再在慧持护送下前往京都。此一事件背后确实存在诸多可能性，也正昭示了慧持出走的行为本身可能存在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不管具体情况如何，这次机缘都给了慧持走出慧远庇佑独当一面的机会和挑战。
慧持在建康期间，“晋卫军琅玡王珣，深相器重。时有西域沙门僧伽罗叉，善诵四《含》，珣请出《中阿含经》，持乃校阅文言，搜括详定，后还山”。《中阿含经》卷六0《后出中阿含经记》亦载此事，作王珣“造立精舍，延请有道释慧持等义学沙门四十余人”，从隆安元年十一月十日开始，至来年六月二十五日草本始讫。所以慧持大约是隆安二年下半年回到庐山的。
此次建康之行大概让慧持博取了一定的声名，不久之后，“豫章太守范宁，请讲法华、毘昙”，而此次讲经亦是“四方云聚，千里遥集”，再一次展示了慧持的风采。《释慧持传》记载此事的影响：
王珣与范宁书云：“远公、持公孰愈？”范答书云：“诚为贤兄弟也。”王重书曰：“但令如兄诚未易有，况复弟贤耶。”兖州刺史琅玡王恭，致书于沙门僧检曰：“远、持兄弟至德何如？”检答曰：“远、持兄弟也，绰绰焉信有道风矣。”
在慧持前往京都之前，慧远在南方已经声名远著，而慧持京都、豫章之行亦展现了不凡的实力，这引起了士族的兴趣，不由得纷纷将二人相提并论，并且认为慧持并不逊色于慧远。
由此我们想到了僧传中有不少下述书写，《高僧传》卷一三《经师·释法平传附法等传》评价释法平、法等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