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去年，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形色色的腐败分子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透过贪官们的悔过书、法庭陈述，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真实而隐蔽的心态。
非死不信
“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王怀忠临死时就说过：看来这次中央反腐败是动真的了。我的死刑再一次证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郑筱萸被执行死刑后，人民网公布了他临刑前几天写的《悔恨的遗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遗书中不乏触及灵魂的真实悔过。郑筱萸上述几句话似乎要告诉人们。他用自己的死证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以此警示人们不要重蹈他的覆辙，但对他个人来说，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重要的是，他明知王怀忠临死前曾说过类似的话，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本应汲取教训，举一反三，但却面对诱惑步步堕落，直至回天无力方才大彻大悟。这一代表性的表述说明无数的腐败分子都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反腐败不会反到自己的头上。
寒门伟大
“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步一步成长为州委、市委书记，却落到锒铛入狱的境地，心中悔恨万分、肝肠欲断……”
“我和李大伦都出身寒门，没有党和国家的培养，就不会有后来的好日子……我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却由于贪婪，使得家庭支离破碎，晚景凄凉。我认罪、服法……”
以上分别是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和他妻子陈立华在法庭上的哭诉。夫唱妇随的悲剧一遍遍在腐败的家庭重演，但贪官和贪内助们并没有因此停下堕落的脚步。公众对贪官大多在忏悔中强调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或出身寒门之类的形象描述十分反感：贪官是想贬低农民还是要证明自己原本根正苗红?寒门不是骄傲的资本，农民的儿子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一个农民说得好：“贪官，我们没有你们这样的儿子，也不会认贼作子，从今后俺农民要与你们一刀两断!”
腐败光荣
“我这也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啊!”
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实验中心原女教师徐晶在学校项目建设过程中贪污公款90多万元，其中30万元用于女儿出国留学。她在法庭上说出这样的话不能全部看作是狡辩。有可能是发自内心。在她看来，只要自己做的是有益于国家的事情，捞点钱也算不上是什么大错。理论上，她很巧妙地把自家的小事当成国家的大事，实践中，她也很巧妙地把国家的钱变成自家的钱。而用国家的钱办“国家”的事情是应该的。也是光荣的。照此，天下的腐败分子都很不容易，都应该奖励才是。
唯我独清
“要是能把我查出来，中国就没有清官了。”
身为政法大学博士，涉嫌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国家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被捕前曾潜心研究法律，他在案发后的这番狂言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他精通法律，自以为所做的一切天衣无缝。他所做的一切尽管都有精通的法律知识做“保证”，但在强大的法律面前，还是漏洞百出，最终落入法网。他深谙权力部门潜规则，了解权力部门存在的许多问题，比较之中。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还很“清正”。这既是曹文庄的悲哀，也是许多官员的悲哀。
两全其美
“只要工程价格最低，工程质量好，拿点回扣，并不算是什么大问题。”
在2006年召开的一次职工会议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院长、著名骨科专家孙正义在谈到基建问题时如是说。在孙正义看来。我给你那么大的工程。给了你那么多的利益，你回报我是应该的。同时。只要工程不出问题，个人也就没有多大问题。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他先是毫不犹豫地“笑纳”了建筑公司负责人送上的“感谢费”1035元，后又开口索要贿赂100万。再到后来行贿人装着500万现金的大纸箱放到他的轿车后备厢，他也若无其事地开着就走。医院蛀虫们贪污受贿必然损害国家的利益，必然转嫁到患者身上，对于遭遇看病贵的患者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结构封顶
“自己当上劳动局长已是结构性封顶，再升无望，此时不贪，更待何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贪胆愈发壮大，从‘小贪’发展到‘大贪’。”
结构性封顶导致的腐败，是上海市劳动社保局原局长祝均一的一大创造性发明，被认为是“结构性”一词最精彩的运用。结构性封顶不可怕，问题就出在结构性缺陷，贪官们开始把事情都推到结构上，却忘了那都是人设计出来的呢!大桥设计不好会倒塌，人的思想不摆正就肯定会犯错误。
赝品减刑
“我收受的画中有2幅陈逸飞只画了主角，画的背景并非出自陈逸飞之笔，希望这些‘半赝品’可替自己减刑。”
上海市委办公厅原主任孙路一在忏悔中没有为自己辩解，因为铁证如山，但他很小心地发现了一个可能救他的出路，那就是自己受贿的东西在计算金额上可能有弹性。那个“半赝品”拿到市场上可能卖大价钱，但在司法认定上也可以说它不值钱。如果受贿之初的遗憾能换来今天的便宜岂不是一举两得?不在犯罪本质问题上深刻反省，却在定罪量刑上钻空子。此人侥幸心理可见一斑。
渎职无罪
“我只是工作上的失误，不应该为国家上亿元的损失负责。”
2007年9月4日，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励奎铭滥用职权、受贿案在杭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励奎铭对判决认定的滥用职权罪表示不能接受。探究励奎铭的错误之源，乃是一种浮躁心态下的欺世盗名式的政绩观在作祟。俗话说：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励奎铭置我国招投标法律规定于不顾，擅自答应外方总承包的要求，又滥用职权，擅自决策，不但使该工程的外方投资没有到位，还使外商通过国家的贷款凭空赚了1亿多元，给圈家造成了上亿元的经济损失。这种大言不惭的所谓“失误”、恰是他骗取荣誉、贪图政绩的佐证。励奎铭案警醒每一位为官者：只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一心一意谋发展，创造出经得起群众检验的政绩，才能得到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信任。
他人害我
“我不仅没有管理好自己，也没有管理好我的家庭，我所收受的钱物，全是亲戚、朋友送的。有90％的钱物是他人托我的爱人转送的，这些我最亲的人一步一步地把我送上了法庭。”
2007年10月25日，安庆市中级法院的法庭上，铜陵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吴广春对爱人浦振华在自己受贿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感触“颇为深刻”。然而苍蝇不盯无缝的鸡蛋。钱是夫人收下不假，可事情还不都是自己办的?假如女人替他收下第一笔赃款时。他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并加以说服教育。还会有第二次吗!吴广春们明明知道却没有做到。这才使得他们的妻子欲望不断地膨胀，最终导致了身败名裂的结局。时下贪官们一旦出事，就把脏水全往老婆身上泼，那用意无非是想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向组织表明自己的本质还是不坏的，希望得到宽大的处理。这不是真正的忏悔。
生不逢时
“白居易《喻妓》云：‘烛泪夜沾桃叶袖，酒痕春污石榴裙。莫辞辛苦供欢宴，老后思量苦煞君。’封建社会允许一夫多妻。当时，官员嫖妓有如穿衣戴帽般司空见惯。这是糟粕。把糟粕当成传统。说明他已经跌入封建泥淖。”
四川眉山市审计局原局长、彭山县原县委书记钟建初的这番宏论不但要为好色的贪官们正名，而且也在为自己的淫荡寻找理论根据。一个现代中国社会的共产党员和人民公仆，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置党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竟然以封建社会中的官员为好色楷模，说明他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的营养尽是些封建糟粕，大诗人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他并没有看到，却被钟建初之流当成好色楷模。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在贪官们生活腐化堕落的同时，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理想和信念也会随之堕落。
(责编：桦林)
非死不信
“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王怀忠临死时就说过：看来这次中央反腐败是动真的了。我的死刑再一次证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郑筱萸被执行死刑后，人民网公布了他临刑前几天写的《悔恨的遗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遗书中不乏触及灵魂的真实悔过。郑筱萸上述几句话似乎要告诉人们。他用自己的死证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以此警示人们不要重蹈他的覆辙，但对他个人来说，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重要的是，他明知王怀忠临死前曾说过类似的话，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本应汲取教训，举一反三，但却面对诱惑步步堕落，直至回天无力方才大彻大悟。这一代表性的表述说明无数的腐败分子都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反腐败不会反到自己的头上。
寒门伟大
“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步一步成长为州委、市委书记，却落到锒铛入狱的境地，心中悔恨万分、肝肠欲断……”
“我和李大伦都出身寒门，没有党和国家的培养，就不会有后来的好日子……我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却由于贪婪，使得家庭支离破碎，晚景凄凉。我认罪、服法……”
以上分别是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和他妻子陈立华在法庭上的哭诉。夫唱妇随的悲剧一遍遍在腐败的家庭重演，但贪官和贪内助们并没有因此停下堕落的脚步。公众对贪官大多在忏悔中强调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或出身寒门之类的形象描述十分反感：贪官是想贬低农民还是要证明自己原本根正苗红?寒门不是骄傲的资本，农民的儿子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一个农民说得好：“贪官，我们没有你们这样的儿子，也不会认贼作子，从今后俺农民要与你们一刀两断!”
腐败光荣
“我这也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啊!”
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实验中心原女教师徐晶在学校项目建设过程中贪污公款90多万元，其中30万元用于女儿出国留学。她在法庭上说出这样的话不能全部看作是狡辩。有可能是发自内心。在她看来，只要自己做的是有益于国家的事情，捞点钱也算不上是什么大错。理论上，她很巧妙地把自家的小事当成国家的大事，实践中，她也很巧妙地把国家的钱变成自家的钱。而用国家的钱办“国家”的事情是应该的。也是光荣的。照此，天下的腐败分子都很不容易，都应该奖励才是。
唯我独清
“要是能把我查出来，中国就没有清官了。”
身为政法大学博士，涉嫌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国家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被捕前曾潜心研究法律，他在案发后的这番狂言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他精通法律，自以为所做的一切天衣无缝。他所做的一切尽管都有精通的法律知识做“保证”，但在强大的法律面前，还是漏洞百出，最终落入法网。他深谙权力部门潜规则，了解权力部门存在的许多问题，比较之中。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还很“清正”。这既是曹文庄的悲哀，也是许多官员的悲哀。
两全其美
“只要工程价格最低，工程质量好，拿点回扣，并不算是什么大问题。”
在2006年召开的一次职工会议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院长、著名骨科专家孙正义在谈到基建问题时如是说。在孙正义看来。我给你那么大的工程。给了你那么多的利益，你回报我是应该的。同时。只要工程不出问题，个人也就没有多大问题。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他先是毫不犹豫地“笑纳”了建筑公司负责人送上的“感谢费”1035元，后又开口索要贿赂100万。再到后来行贿人装着500万现金的大纸箱放到他的轿车后备厢，他也若无其事地开着就走。医院蛀虫们贪污受贿必然损害国家的利益，必然转嫁到患者身上，对于遭遇看病贵的患者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结构封顶
“自己当上劳动局长已是结构性封顶，再升无望，此时不贪，更待何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贪胆愈发壮大，从‘小贪’发展到‘大贪’。”
结构性封顶导致的腐败，是上海市劳动社保局原局长祝均一的一大创造性发明，被认为是“结构性”一词最精彩的运用。结构性封顶不可怕，问题就出在结构性缺陷，贪官们开始把事情都推到结构上，却忘了那都是人设计出来的呢!大桥设计不好会倒塌，人的思想不摆正就肯定会犯错误。
赝品减刑
“我收受的画中有2幅陈逸飞只画了主角，画的背景并非出自陈逸飞之笔，希望这些‘半赝品’可替自己减刑。”
上海市委办公厅原主任孙路一在忏悔中没有为自己辩解，因为铁证如山，但他很小心地发现了一个可能救他的出路，那就是自己受贿的东西在计算金额上可能有弹性。那个“半赝品”拿到市场上可能卖大价钱，但在司法认定上也可以说它不值钱。如果受贿之初的遗憾能换来今天的便宜岂不是一举两得?不在犯罪本质问题上深刻反省，却在定罪量刑上钻空子。此人侥幸心理可见一斑。
渎职无罪
“我只是工作上的失误，不应该为国家上亿元的损失负责。”
2007年9月4日，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励奎铭滥用职权、受贿案在杭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励奎铭对判决认定的滥用职权罪表示不能接受。探究励奎铭的错误之源，乃是一种浮躁心态下的欺世盗名式的政绩观在作祟。俗话说：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励奎铭置我国招投标法律规定于不顾，擅自答应外方总承包的要求，又滥用职权，擅自决策，不但使该工程的外方投资没有到位，还使外商通过国家的贷款凭空赚了1亿多元，给圈家造成了上亿元的经济损失。这种大言不惭的所谓“失误”、恰是他骗取荣誉、贪图政绩的佐证。励奎铭案警醒每一位为官者：只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一心一意谋发展，创造出经得起群众检验的政绩，才能得到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信任。
他人害我
“我不仅没有管理好自己，也没有管理好我的家庭，我所收受的钱物，全是亲戚、朋友送的。有90％的钱物是他人托我的爱人转送的，这些我最亲的人一步一步地把我送上了法庭。”
2007年10月25日，安庆市中级法院的法庭上，铜陵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吴广春对爱人浦振华在自己受贿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感触“颇为深刻”。然而苍蝇不盯无缝的鸡蛋。钱是夫人收下不假，可事情还不都是自己办的?假如女人替他收下第一笔赃款时。他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并加以说服教育。还会有第二次吗!吴广春们明明知道却没有做到。这才使得他们的妻子欲望不断地膨胀，最终导致了身败名裂的结局。时下贪官们一旦出事，就把脏水全往老婆身上泼，那用意无非是想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向组织表明自己的本质还是不坏的，希望得到宽大的处理。这不是真正的忏悔。
生不逢时
“白居易《喻妓》云：‘烛泪夜沾桃叶袖，酒痕春污石榴裙。莫辞辛苦供欢宴，老后思量苦煞君。’封建社会允许一夫多妻。当时，官员嫖妓有如穿衣戴帽般司空见惯。这是糟粕。把糟粕当成传统。说明他已经跌入封建泥淖。”
四川眉山市审计局原局长、彭山县原县委书记钟建初的这番宏论不但要为好色的贪官们正名，而且也在为自己的淫荡寻找理论根据。一个现代中国社会的共产党员和人民公仆，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置党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竟然以封建社会中的官员为好色楷模，说明他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的营养尽是些封建糟粕，大诗人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他并没有看到，却被钟建初之流当成好色楷模。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在贪官们生活腐化堕落的同时，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理想和信念也会随之堕落。
(责编：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