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译/余书娴
文/ [美] 琳达·理查兹
虽然阿连德认为采访有点烦扰，挤占了写作时间，但此次对她的采访却非常成功。她卸下防备，真诚坦率，对每个简短的问题都详尽作答，用语贴切。似乎是作家特有的字斟句酌，她的每个词都那么清晰，到位，优美。采访中，她的英文发音清晰，娓娓道来，以致有时我们很难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她其实只用西班牙语写作的。尔后，她的作品几乎被译成地球上现有的各种语言。
1982年阿连德的处女作《幽灵之家》在西班牙发表后，她的作品逐渐为世界公认。1942年生于秘鲁的她，却分别在德国、智利、瑞士和墨西哥被评为“年度最佳作家”，其中一部作品还被誉为“年度最佳作品”。她不但获得了贝茨学院、多米尼加学院、纽约城市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还是法国文学家协会的成员之一，1994年她被女权主义基金会评为“年度最佳女权主义作家”。无须多说，我们就能想象，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马林郡，她和丈夫威利共居的家中，一定有一个小房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奖杯和证书，上面写着各个国家的语言。
虽然阿连德出生于政治之家，并一度成为新闻记者，但能获得这样广泛的国际知名度，却是始料未及的。她是智利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侄女。萨尔瓦多·阿连德推行的激进社会主义改革引起了一场政变。在抗击政变的过程中，总统阿连德英勇牺牲。不过也有人说他是自杀的。
那场政变时，阿连德还是一个记者。“我并不是一个好记者”，她说，“真的，我是个很糟糕的记者。”因为，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她发现自己无法做到躲进后台，明哲保身。由于知情太多，她说，“我整天被恐吓，提心吊胆地生活着。”
那时，阿连德从智利飞往委内瑞拉避难，她相信那只是暂时的流亡。“我和丈夫都认为只是与智利暂别数月，很快就能回来的。” 阿连德说，但很快就发现现实并非想象的那样，“只要你被他们列入了黑名单，他们随时都可以抓到你。因此，最后我丈夫也离开了智利，带着两个小孩来到委内瑞拉与我相聚。我们从未想过会在委内瑞拉流亡十三年，因为我们相信，任何一种独裁在民主传统如此悠久的智利都不会嚣张太久，因此我们总觉得不会久居国外。结果我们在委内瑞拉共流落了十七年。”
在这种背景下，也难怪阿连德的小说里满是流亡者。“边缘人”，她如此称呼他们，“有的流亡国外，有的流亡在国内社会的保护伞之外。我佩服这群站在社会边缘、不受庇护的人们。”
阿连德自己便是流亡者之一。《幸运的女儿》的女主角伊莱莎亦是其中之一。《幸运的女儿》的故事发生在淘金时代，1849年的旧金山。女主角伊莱莎坚强聪慧，勇敢迷人。这部小说的英文版于1999年10月发行，很快就在加拿大和美国爬上了最佳畅销书的宝座。
阿连德还写了另外六本小说和一部散文。完成回忆女儿之死的小说《芭乌拉》后，她遭遇“文思枯竭期”。为摆脱丧女之痛，她强迫自己写了《阿佛罗狄特：感官回忆录》。这部散文常使人们把阿连德与强烈的感官欢愉联系在一起：美食、爱欲和其他连结这两者的东西。
琳达：如果您不在房间伏案写作，是不是就在厨房烹饪美食？
阿连德：不是。我情愿和丈夫做爱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反正不是洗碗刷碟。比如与孙子嬉戏一场，或者上街为自己买条宠物狗。
我喜欢写作，但只享受写作的过程，从不想到底能写出什么。我惬意于这样的时光：独坐房间，堆积着一个个孤立的文字，创造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这就是我喜欢做的。等到这本书出版了，又开始下一轮狂热。我的书被译成多种文字，每个出版商都希望作者正襟危坐，一本本地把书签售出去。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就根本没时间继续写作了。写作仿佛需要一个“心灵之池”，你必须不断将它填满，这样才能写下去。如果你为某本书花费太多时间去做旅游式宣传，你就等于放弃了写作，你的“心灵之池”就会空空如也。我总觉得这样怪怪的：抛头露脸，在公众面前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试图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事件。比如，为什么我们要写作？天知道我们为什么写作。通常情况下，评论家和教授们对某本书给出的解释都与作者的写作意图毫不相关。
琳达：人们常把您的作品和黛安娜·阿克曼的作品相比较，或者把她的作品和您的作品相比较。您知道这一点吗？
阿连德：我想她肯定很恨我。
琳达：是吗？
阿连德：她不是专写感官小说的作家吗？
琳达：是的。
阿连德：她写了一篇关于我的《阿佛罗狄特：感官回忆录》激烈的评论。看得出，她一点也不喜欢我这本书。
琳达：这个我们暂且不谈。但是，有趣的是，你的名字和作品总会出现在她的作品评论中。
阿连德：我觉得她的书很棒。在《阿佛罗狄特：感官回忆录》的写作中，我确实参考了她的《感觉的历史》。我认为她这本书写得很美，我真的很喜欢它。但是很明显，她讨厌我的这本书。
琳达：到目前为止，您最喜欢自己的哪本书呢？
阿连德：无所谓最喜欢的书。因为我觉得书并不是一种“产品”，它像是一种“经验进行时”，传递着发生在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回响。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本书一定是《芭乌拉》，因为是它把我从自杀的边缘拉了回来。读了它，人们就不会遗忘我那逝去的女儿芭乌拉。从这个意义上说，《芭乌拉》是对生命的一场礼赞，一场对我所珍视的事物的礼赞：家庭、生命和爱。真的，它和死亡无关。
琳达：书中某个角色是否还存在于您的现实生活中呢？
阿连德：我让某个典型的角色潜入不同的小说。不是所有的小说，而是不同的小说。我不知道这个角色从何而来。在《月亮部落的夏娃》中，他是一个阿拉伯商人；在《幸运的女儿》中，他则是中国男人道慊。这种角色是一种类似父亲或兄长的角色，有些可以成为恋人，有些则不能。他通常是一个救世主，具有隐恻之心，会不惜一切地救助他人。如今，我写的这个角色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是看我成长的叔叔帕布鲁，他便是那个救世主的角色。在《幽灵之家》中，他是一位医生，总是作为救世主的形象重现于我的记忆之中。
琳达：说到《幸运的女儿》，我读过不少人写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淘金热和1849年的淘金者。印象最深的是：我从没读过“非美国视角”下的淘金热。《幸运的女儿》描写的淘金热真是酷极了，有趣极了，因为它常常带着魔力。
阿连德：淘金热的历史从来都是由白种男人写的。
琳达：是的。
阿连德：倘若你读白人学者编写的非洲史，你会发现其视角与真正发生的事情迥然相异。淘金热的历史也一样。首先我们必须知道，那本是墨西哥人的领地，直到九天后他们发现了金矿。人们说着西班牙语，所以那完全是拉美人的土地，直到在战争中墨西哥输给了美国。本属墨西哥的德克萨斯、亚利桑那、犹他、半个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被美国人抢了去。之后，1949年的美国淘金者们来了，强行接管了这片新土地。
我有个孙子读小学四年级，正在学淘金热的历史。他的老师读过我的书，邀请我去学校开一个关于淘金热的讲座，我便去了。结果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来听了，一个也没少。老师说这些学生从来没读过移民和有色人写的淘金热故事。故事的主角不再是征服者、接管者，而是失去了土地的失败者。他们曾耕耘在那片土地上，最后却失去了那一切。他们当中有很多是智利人和秘鲁人。白人炮制了一大堆规则来压迫有色人，尤其是中国人——中国人在那里受尽了虐待。
我这些调查研究的资料从何而来呢？一半来自智利。那时智利矿工们在他们自己的金矿里工作着，一年后却被撵了出来。因为白人从他们手中夺走了金矿，挖出来的金子也被抢去了。他们只好回家，两手空空。但这之前，他们一直和家里保持通信，而且还写了淘金日志，其中有个矿工写了一本书。所以我觉得从智利矿工这个角度来研究是十分有趣的。其中，他们写给家人的信特别有趣。信中我们发现，在矿上，一杯牛奶比一瓶香槟更珍稀、更昂贵，因为矿里到处都有可做香槟的水，却没有挤奶工，每个人都忙着挖金矿；最珍稀的东西是面包，因为谁也没空去烤面包。
琳达：那么是谁促使您写《幸运的女儿》呢？
阿连德：1987年我移居美国，因为我爱上了一个美国男人，我想在一周内为他写本书。噢，那是12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已经写了5本书了。
琳达：您已经写成习惯了。
阿连德：对。我想把这个男人的生活写成一本书。但我必须首先研究加利福尼亚的历史，因为在我来之前对它一无所知。研究中发现旧金山只有150年的历史，我不禁想，短短的150年间，旧金山何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变成如此繁华、幽雅的所在，同时又如此复杂、充满着矛盾？我想是淘金热把世界各地的人们带到了旧金山、建设了旧金山。所以，一开始，旧金山就被赋予了异彩纷呈的国际大都市的特征，如同今天的旧金山一样。
琳达：您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阿连德：谢谢。我妈妈要是听到就好了。
琳达：那是什么感觉？
阿连德：我的书常被一售而空，一版再版，还被列为中学、高专和大学里的必读书目，这一切使我的书多年来一直很畅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真的很幸运。记得我写《幽灵之家》时，每个人都在议论它。我的经纪人对我说：“不要幻想。时间才是最好的裁判，才能决定一件事情最终是好是坏。一本书现在很畅销，人人都争先恐后地读，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一两年后这本书完全可能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想，时间确实可以决定一本书是否真的有所超越。
琳达：《幽灵之家》的长盛不衰是不是令您很惊喜呢？
阿连德：确实很惊喜，因为我本来是没有抱任何希望的。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东西可以出版。写《幽灵之家》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写的到底是什么，只知道自己在写东西，但我不敢称那是小说。有一天，我妈妈对我说：“你知道吗？我想这也许是一本小说。”于是她把书稿拿给一些朋友看，有些是拉美的出版商，有些是拉美的编辑。可是他们都不想看，干脆利落地拒绝了她，所到之处，处处碰壁。直到有一天，一幢出版大厦里的前台小姐打电话给我：“我把他们扔掉的书稿拿回家读了。我不懂文学，但我知道你的书在这是没法出版的。为什么不去找个文学经纪人呢？”我问：“什么？我不知道文学竟然也有经纪人呢！”她接着说：“没有文学经纪人，一个新作家是不可能在文坛崛起的。”最后她给我介绍了一个西班牙的文学经纪人。我那时住在委内瑞拉，只能把书稿寄到西班牙。三个月后，书果然出版了！后来我就去欧洲做新书宣传。你看，事情发展得太快了，件件出乎意料，件件都是惊喜。
琳达：您的书都有个主题，那就是流亡。
阿连德：我想说，我书中的主角和其他人物大都是“边缘人”，有的流亡国外，有的流亡在国内社会的保护伞之外。我佩服这群站在社会边缘、不受庇护的人们。因为处在边缘，你必须发挥体内所有的力量来争取生存。如果你生活在保护伞之下，你就用不上也不具备这些力量。但如果你被逼进了极度的困境，比如战争或杀戮，你就需要使出所有的力量来抗争。这时，你会发现自己体内竟有着难以置信的力量，当你需要它时，它总在那里等着。
琳达：您能解释一下什么是“边缘人”吗？
阿连德：边缘人就是，诸如我书中的主角：外国人、移民、流亡者、同性恋、小偷、目不识丁的穷苦女人、孤儿等不曾出身显赫的人们。即使有些人像《幽灵之家》里的人物那样生于显赫之家，可他们的生命中注定有一些东西使他们沦落为边缘人。边缘人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
琳达：所以他们被逼向社会的边缘？
阿连德：正是。
琳达：您觉得《幽灵之家》的电影版本怎么样？
阿连德：我喜欢这个电影版本。但它是北欧电影，不是拉美电影。不过我还是很喜欢。看电影版本时，我终于明白我的书到底写的是什么。（笑）
之前我并不清楚《幽灵之家》写的是什么。写作时，尤其是写《幽灵之家》时，根本不知自己在写什么。多年以来人们一直问我：“《幽灵之家》究竟写的是什么？”对我来说，这本书里的所有故事都同等重要，所有角色都是主角。我不知道哪个故事是主线，也分不清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但它的电影版本为它选定了主线和主角。于是我说，好吧，我写的就是这个。
琳达：您还有其他的书被拍成电影吗？
阿连德：《爱情和阴影》不仅有电影版本，还有电视剧版本。现在他们正在为《月亮部落的夏娃》和一些短篇故事写电影剧本。我手头还有几个关于《幸运的女儿》的编剧邀约，不过我暂时不打算做这本书。我要等一会儿。
琳达：您现在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呢？
阿连德：我现在什么也没做。我希望明年的一月八号能坐在电脑前顺畅地写作，真的很希望。
琳达：据说您的第一本书《幽灵之家》开始本来是一封信？
阿连德：是的，写给弥留之际的外祖父。当时他在智利，我在委内瑞拉，不能回去为他送终。于是我坐下来给他写信，没写多久我意识到他永远也读不到这封信，而且这也不像是一封信。它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我体内生长、累积了很多年，而我一直没有准备好把它写出来，也没有一个好时机让我写。
而且我只能夜间写作，因为白天还有工作。我在一个学校上班，每天两班：早上七点到下午一点；下午一点到傍晚七点，共十二个小时，整个白天，没有午休。但晚上可以自由写作。所以当我的学生抱怨他们没有时间写作业时，我就对他们说：“早起晚睡。只要你想做一件事，总会有办法的。就像你一旦坠入爱河，你总有法子和爱人约会，即使只是在门后小聚片刻。”
琳达：您说您在一个学校工作，那么您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阿连德：我是学校的一个行政人员，代表学校与银行、钱打交道。我觉得自己做得很糟糕，但我干了四年半。
琳达：然后《幽灵之家》出版了，旋即改变了你当时的生活？
阿连德：哦，不，不，不。书是出版了，但我没有辞去工作，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文字可以养家糊口，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写第二本书时，我依然是白天工作，晚上写作，那时我住在委内瑞拉。第一本书是在厨房柜台上用一个便携式小打字机写的；写第二本书时，我在家里的储藏室搭了个小间，买了台电传打字机；写第三本书时，我的儿子告诉我：“你得用电脑写。”写完第三本，我辞去了学校的工作。
琳达：您的第三本书是什么？
阿连德：《月亮部落的夏娃》。但我依然不敢说可以靠文字养家糊口，总觉得写作只是一份兼职。虽然我的书不断被译成外文并被评为最佳畅销书，诸如此类，我依然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总担心自己写不出下一本。这样的忧虑循环往复，我只好试着相信自己能写出下一本。可每次写完一本时，我又觉得那只是偶然发生的奇迹，下一次未必会发生，这是一种不确定的感觉。现在我相信自己——虽然对明年一月八号完全没有想法和把握——如果在一张桌子前坐得够久，一定能够写出点什么来的。但究竟会写出什么，我不知道。
琳达：您写书的灵感来自哪里呢？
阿连德：我不知道灵感来自哪里。可能来自记忆，也可能与我这个人本身相关，与我的生活经历相关。也许是我周围的世界引起了我的兴趣，而我又不会写恐怖小说（没兴趣写），只好写我身边的这个世界，使我感兴趣的世界。但我不敢打包票，我不确信自己写得出。
这种感觉在写完《芭乌拉》后最刻骨铭心，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几乎文思枯竭。我整天整夜坐在电脑前，写不出一个字。即使我有素材，甚至列出了提纲，还是写不出一个故事，那个奇迹就是不现身。我到底缺少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放松的玩乐，也许是一点我不曾有的好运气。那时真是太压抑了，是不是我太强求了？谁知道呢？
琳达：您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思枯竭？具体多长呢？
阿连德：三年。
琳达：确实很长。那后来有没有写出来呢？
阿连德：后来我给自己设定一个主题。因为我想起自己曾是个训练有素的新闻记者，只要有人给我一个主题和足够的时间去研究，我什么都写得出。所以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尽量远离死亡的主题。我决定写美食、性和爱，赞美生命。我把这些与阿佛洛狄特联系起来，这种研究让我回到了自己的身体。所以我想，如果明年一月八号我再次文思枯竭、灵感全无，我就给自己一个非小说的主题，再写一部散文。
琳达：那您目前有感兴趣的主题吗？
阿连德：我想写一部美学散文。关于美，我有很多素材，所以我不再怕写不出。当然啦，我更愿意写一本小说。在小说里，我可以天马行空；而在研究性的散文中，我必须忠于事实。我不是个好记者，真的，我做得挺糟糕的。我情愿在小说里讲故事，也不愿在现实中保持客观。如果没有故事，我就自己编。做记者，我不可以编故事；而写小说，怎么编都行。
文/ [美] 琳达·理查兹
虽然阿连德认为采访有点烦扰，挤占了写作时间，但此次对她的采访却非常成功。她卸下防备，真诚坦率，对每个简短的问题都详尽作答，用语贴切。似乎是作家特有的字斟句酌，她的每个词都那么清晰，到位，优美。采访中，她的英文发音清晰，娓娓道来，以致有时我们很难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她其实只用西班牙语写作的。尔后，她的作品几乎被译成地球上现有的各种语言。
1982年阿连德的处女作《幽灵之家》在西班牙发表后，她的作品逐渐为世界公认。1942年生于秘鲁的她，却分别在德国、智利、瑞士和墨西哥被评为“年度最佳作家”，其中一部作品还被誉为“年度最佳作品”。她不但获得了贝茨学院、多米尼加学院、纽约城市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还是法国文学家协会的成员之一，1994年她被女权主义基金会评为“年度最佳女权主义作家”。无须多说，我们就能想象，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马林郡，她和丈夫威利共居的家中，一定有一个小房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奖杯和证书，上面写着各个国家的语言。
虽然阿连德出生于政治之家，并一度成为新闻记者，但能获得这样广泛的国际知名度，却是始料未及的。她是智利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侄女。萨尔瓦多·阿连德推行的激进社会主义改革引起了一场政变。在抗击政变的过程中，总统阿连德英勇牺牲。不过也有人说他是自杀的。
那场政变时，阿连德还是一个记者。“我并不是一个好记者”，她说，“真的，我是个很糟糕的记者。”因为，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她发现自己无法做到躲进后台，明哲保身。由于知情太多，她说，“我整天被恐吓，提心吊胆地生活着。”
那时，阿连德从智利飞往委内瑞拉避难，她相信那只是暂时的流亡。“我和丈夫都认为只是与智利暂别数月，很快就能回来的。” 阿连德说，但很快就发现现实并非想象的那样，“只要你被他们列入了黑名单，他们随时都可以抓到你。因此，最后我丈夫也离开了智利，带着两个小孩来到委内瑞拉与我相聚。我们从未想过会在委内瑞拉流亡十三年，因为我们相信，任何一种独裁在民主传统如此悠久的智利都不会嚣张太久，因此我们总觉得不会久居国外。结果我们在委内瑞拉共流落了十七年。”
在这种背景下，也难怪阿连德的小说里满是流亡者。“边缘人”，她如此称呼他们，“有的流亡国外，有的流亡在国内社会的保护伞之外。我佩服这群站在社会边缘、不受庇护的人们。”
阿连德自己便是流亡者之一。《幸运的女儿》的女主角伊莱莎亦是其中之一。《幸运的女儿》的故事发生在淘金时代，1849年的旧金山。女主角伊莱莎坚强聪慧，勇敢迷人。这部小说的英文版于1999年10月发行，很快就在加拿大和美国爬上了最佳畅销书的宝座。
阿连德还写了另外六本小说和一部散文。完成回忆女儿之死的小说《芭乌拉》后，她遭遇“文思枯竭期”。为摆脱丧女之痛，她强迫自己写了《阿佛罗狄特：感官回忆录》。这部散文常使人们把阿连德与强烈的感官欢愉联系在一起：美食、爱欲和其他连结这两者的东西。
琳达：如果您不在房间伏案写作，是不是就在厨房烹饪美食？
阿连德：不是。我情愿和丈夫做爱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反正不是洗碗刷碟。比如与孙子嬉戏一场，或者上街为自己买条宠物狗。
我喜欢写作，但只享受写作的过程，从不想到底能写出什么。我惬意于这样的时光：独坐房间，堆积着一个个孤立的文字，创造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这就是我喜欢做的。等到这本书出版了，又开始下一轮狂热。我的书被译成多种文字，每个出版商都希望作者正襟危坐，一本本地把书签售出去。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就根本没时间继续写作了。写作仿佛需要一个“心灵之池”，你必须不断将它填满，这样才能写下去。如果你为某本书花费太多时间去做旅游式宣传，你就等于放弃了写作，你的“心灵之池”就会空空如也。我总觉得这样怪怪的：抛头露脸，在公众面前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试图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事件。比如，为什么我们要写作？天知道我们为什么写作。通常情况下，评论家和教授们对某本书给出的解释都与作者的写作意图毫不相关。
琳达：人们常把您的作品和黛安娜·阿克曼的作品相比较，或者把她的作品和您的作品相比较。您知道这一点吗？
阿连德：我想她肯定很恨我。
琳达：是吗？
阿连德：她不是专写感官小说的作家吗？
琳达：是的。
阿连德：她写了一篇关于我的《阿佛罗狄特：感官回忆录》激烈的评论。看得出，她一点也不喜欢我这本书。
琳达：这个我们暂且不谈。但是，有趣的是，你的名字和作品总会出现在她的作品评论中。
阿连德：我觉得她的书很棒。在《阿佛罗狄特：感官回忆录》的写作中，我确实参考了她的《感觉的历史》。我认为她这本书写得很美，我真的很喜欢它。但是很明显，她讨厌我的这本书。
琳达：到目前为止，您最喜欢自己的哪本书呢？
阿连德：无所谓最喜欢的书。因为我觉得书并不是一种“产品”，它像是一种“经验进行时”，传递着发生在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回响。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本书一定是《芭乌拉》，因为是它把我从自杀的边缘拉了回来。读了它，人们就不会遗忘我那逝去的女儿芭乌拉。从这个意义上说，《芭乌拉》是对生命的一场礼赞，一场对我所珍视的事物的礼赞：家庭、生命和爱。真的，它和死亡无关。
琳达：书中某个角色是否还存在于您的现实生活中呢？
阿连德：我让某个典型的角色潜入不同的小说。不是所有的小说，而是不同的小说。我不知道这个角色从何而来。在《月亮部落的夏娃》中，他是一个阿拉伯商人；在《幸运的女儿》中，他则是中国男人道慊。这种角色是一种类似父亲或兄长的角色，有些可以成为恋人，有些则不能。他通常是一个救世主，具有隐恻之心，会不惜一切地救助他人。如今，我写的这个角色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是看我成长的叔叔帕布鲁，他便是那个救世主的角色。在《幽灵之家》中，他是一位医生，总是作为救世主的形象重现于我的记忆之中。
琳达：说到《幸运的女儿》，我读过不少人写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淘金热和1849年的淘金者。印象最深的是：我从没读过“非美国视角”下的淘金热。《幸运的女儿》描写的淘金热真是酷极了，有趣极了，因为它常常带着魔力。
阿连德：淘金热的历史从来都是由白种男人写的。
琳达：是的。
阿连德：倘若你读白人学者编写的非洲史，你会发现其视角与真正发生的事情迥然相异。淘金热的历史也一样。首先我们必须知道，那本是墨西哥人的领地，直到九天后他们发现了金矿。人们说着西班牙语，所以那完全是拉美人的土地，直到在战争中墨西哥输给了美国。本属墨西哥的德克萨斯、亚利桑那、犹他、半个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被美国人抢了去。之后，1949年的美国淘金者们来了，强行接管了这片新土地。
我有个孙子读小学四年级，正在学淘金热的历史。他的老师读过我的书，邀请我去学校开一个关于淘金热的讲座，我便去了。结果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来听了，一个也没少。老师说这些学生从来没读过移民和有色人写的淘金热故事。故事的主角不再是征服者、接管者，而是失去了土地的失败者。他们曾耕耘在那片土地上，最后却失去了那一切。他们当中有很多是智利人和秘鲁人。白人炮制了一大堆规则来压迫有色人，尤其是中国人——中国人在那里受尽了虐待。
我这些调查研究的资料从何而来呢？一半来自智利。那时智利矿工们在他们自己的金矿里工作着，一年后却被撵了出来。因为白人从他们手中夺走了金矿，挖出来的金子也被抢去了。他们只好回家，两手空空。但这之前，他们一直和家里保持通信，而且还写了淘金日志，其中有个矿工写了一本书。所以我觉得从智利矿工这个角度来研究是十分有趣的。其中，他们写给家人的信特别有趣。信中我们发现，在矿上，一杯牛奶比一瓶香槟更珍稀、更昂贵，因为矿里到处都有可做香槟的水，却没有挤奶工，每个人都忙着挖金矿；最珍稀的东西是面包，因为谁也没空去烤面包。
琳达：那么是谁促使您写《幸运的女儿》呢？
阿连德：1987年我移居美国，因为我爱上了一个美国男人，我想在一周内为他写本书。噢，那是12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已经写了5本书了。
琳达：您已经写成习惯了。
阿连德：对。我想把这个男人的生活写成一本书。但我必须首先研究加利福尼亚的历史，因为在我来之前对它一无所知。研究中发现旧金山只有150年的历史，我不禁想，短短的150年间，旧金山何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变成如此繁华、幽雅的所在，同时又如此复杂、充满着矛盾？我想是淘金热把世界各地的人们带到了旧金山、建设了旧金山。所以，一开始，旧金山就被赋予了异彩纷呈的国际大都市的特征，如同今天的旧金山一样。
琳达：您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阿连德：谢谢。我妈妈要是听到就好了。
琳达：那是什么感觉？
阿连德：我的书常被一售而空，一版再版，还被列为中学、高专和大学里的必读书目，这一切使我的书多年来一直很畅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真的很幸运。记得我写《幽灵之家》时，每个人都在议论它。我的经纪人对我说：“不要幻想。时间才是最好的裁判，才能决定一件事情最终是好是坏。一本书现在很畅销，人人都争先恐后地读，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一两年后这本书完全可能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想，时间确实可以决定一本书是否真的有所超越。
琳达：《幽灵之家》的长盛不衰是不是令您很惊喜呢？
阿连德：确实很惊喜，因为我本来是没有抱任何希望的。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东西可以出版。写《幽灵之家》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写的到底是什么，只知道自己在写东西，但我不敢称那是小说。有一天，我妈妈对我说：“你知道吗？我想这也许是一本小说。”于是她把书稿拿给一些朋友看，有些是拉美的出版商，有些是拉美的编辑。可是他们都不想看，干脆利落地拒绝了她，所到之处，处处碰壁。直到有一天，一幢出版大厦里的前台小姐打电话给我：“我把他们扔掉的书稿拿回家读了。我不懂文学，但我知道你的书在这是没法出版的。为什么不去找个文学经纪人呢？”我问：“什么？我不知道文学竟然也有经纪人呢！”她接着说：“没有文学经纪人，一个新作家是不可能在文坛崛起的。”最后她给我介绍了一个西班牙的文学经纪人。我那时住在委内瑞拉，只能把书稿寄到西班牙。三个月后，书果然出版了！后来我就去欧洲做新书宣传。你看，事情发展得太快了，件件出乎意料，件件都是惊喜。
琳达：您的书都有个主题，那就是流亡。
阿连德：我想说，我书中的主角和其他人物大都是“边缘人”，有的流亡国外，有的流亡在国内社会的保护伞之外。我佩服这群站在社会边缘、不受庇护的人们。因为处在边缘，你必须发挥体内所有的力量来争取生存。如果你生活在保护伞之下，你就用不上也不具备这些力量。但如果你被逼进了极度的困境，比如战争或杀戮，你就需要使出所有的力量来抗争。这时，你会发现自己体内竟有着难以置信的力量，当你需要它时，它总在那里等着。
琳达：您能解释一下什么是“边缘人”吗？
阿连德：边缘人就是，诸如我书中的主角：外国人、移民、流亡者、同性恋、小偷、目不识丁的穷苦女人、孤儿等不曾出身显赫的人们。即使有些人像《幽灵之家》里的人物那样生于显赫之家，可他们的生命中注定有一些东西使他们沦落为边缘人。边缘人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
琳达：所以他们被逼向社会的边缘？
阿连德：正是。
琳达：您觉得《幽灵之家》的电影版本怎么样？
阿连德：我喜欢这个电影版本。但它是北欧电影，不是拉美电影。不过我还是很喜欢。看电影版本时，我终于明白我的书到底写的是什么。（笑）
之前我并不清楚《幽灵之家》写的是什么。写作时，尤其是写《幽灵之家》时，根本不知自己在写什么。多年以来人们一直问我：“《幽灵之家》究竟写的是什么？”对我来说，这本书里的所有故事都同等重要，所有角色都是主角。我不知道哪个故事是主线，也分不清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但它的电影版本为它选定了主线和主角。于是我说，好吧，我写的就是这个。
琳达：您还有其他的书被拍成电影吗？
阿连德：《爱情和阴影》不仅有电影版本，还有电视剧版本。现在他们正在为《月亮部落的夏娃》和一些短篇故事写电影剧本。我手头还有几个关于《幸运的女儿》的编剧邀约，不过我暂时不打算做这本书。我要等一会儿。
琳达：您现在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呢？
阿连德：我现在什么也没做。我希望明年的一月八号能坐在电脑前顺畅地写作，真的很希望。
琳达：据说您的第一本书《幽灵之家》开始本来是一封信？
阿连德：是的，写给弥留之际的外祖父。当时他在智利，我在委内瑞拉，不能回去为他送终。于是我坐下来给他写信，没写多久我意识到他永远也读不到这封信，而且这也不像是一封信。它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我体内生长、累积了很多年，而我一直没有准备好把它写出来，也没有一个好时机让我写。
而且我只能夜间写作，因为白天还有工作。我在一个学校上班，每天两班：早上七点到下午一点；下午一点到傍晚七点，共十二个小时，整个白天，没有午休。但晚上可以自由写作。所以当我的学生抱怨他们没有时间写作业时，我就对他们说：“早起晚睡。只要你想做一件事，总会有办法的。就像你一旦坠入爱河，你总有法子和爱人约会，即使只是在门后小聚片刻。”
琳达：您说您在一个学校工作，那么您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阿连德：我是学校的一个行政人员，代表学校与银行、钱打交道。我觉得自己做得很糟糕，但我干了四年半。
琳达：然后《幽灵之家》出版了，旋即改变了你当时的生活？
阿连德：哦，不，不，不。书是出版了，但我没有辞去工作，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文字可以养家糊口，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写第二本书时，我依然是白天工作，晚上写作，那时我住在委内瑞拉。第一本书是在厨房柜台上用一个便携式小打字机写的；写第二本书时，我在家里的储藏室搭了个小间，买了台电传打字机；写第三本书时，我的儿子告诉我：“你得用电脑写。”写完第三本，我辞去了学校的工作。
琳达：您的第三本书是什么？
阿连德：《月亮部落的夏娃》。但我依然不敢说可以靠文字养家糊口，总觉得写作只是一份兼职。虽然我的书不断被译成外文并被评为最佳畅销书，诸如此类，我依然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总担心自己写不出下一本。这样的忧虑循环往复，我只好试着相信自己能写出下一本。可每次写完一本时，我又觉得那只是偶然发生的奇迹，下一次未必会发生，这是一种不确定的感觉。现在我相信自己——虽然对明年一月八号完全没有想法和把握——如果在一张桌子前坐得够久，一定能够写出点什么来的。但究竟会写出什么，我不知道。
琳达：您写书的灵感来自哪里呢？
阿连德：我不知道灵感来自哪里。可能来自记忆，也可能与我这个人本身相关，与我的生活经历相关。也许是我周围的世界引起了我的兴趣，而我又不会写恐怖小说（没兴趣写），只好写我身边的这个世界，使我感兴趣的世界。但我不敢打包票，我不确信自己写得出。
这种感觉在写完《芭乌拉》后最刻骨铭心，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几乎文思枯竭。我整天整夜坐在电脑前，写不出一个字。即使我有素材，甚至列出了提纲，还是写不出一个故事，那个奇迹就是不现身。我到底缺少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放松的玩乐，也许是一点我不曾有的好运气。那时真是太压抑了，是不是我太强求了？谁知道呢？
琳达：您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思枯竭？具体多长呢？
阿连德：三年。
琳达：确实很长。那后来有没有写出来呢？
阿连德：后来我给自己设定一个主题。因为我想起自己曾是个训练有素的新闻记者，只要有人给我一个主题和足够的时间去研究，我什么都写得出。所以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尽量远离死亡的主题。我决定写美食、性和爱，赞美生命。我把这些与阿佛洛狄特联系起来，这种研究让我回到了自己的身体。所以我想，如果明年一月八号我再次文思枯竭、灵感全无，我就给自己一个非小说的主题，再写一部散文。
琳达：那您目前有感兴趣的主题吗？
阿连德：我想写一部美学散文。关于美，我有很多素材，所以我不再怕写不出。当然啦，我更愿意写一本小说。在小说里，我可以天马行空；而在研究性的散文中，我必须忠于事实。我不是个好记者，真的，我做得挺糟糕的。我情愿在小说里讲故事，也不愿在现实中保持客观。如果没有故事，我就自己编。做记者，我不可以编故事；而写小说，怎么编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