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在英国海边度假时，每当雨过天晴，父亲便会抬头望天，说：“这么大片的蓝，足以缝补荷兰人的裤子了。”这样的说法让我很困惑，到底荷兰人需要多大一片蓝？不管一个荷兰人有多高大，他的裤裆有多宽松，也不需要那么大块的蓝布。
　　今年早些时候，我太太补过我的单车裤。裤子是米白色的，不是蓝色的，裤裆都磨破了。当我穿着那条裤子时，连我那些耐受力超强的员工和中文老师都开始默默地把目光移开。后来，他们终于警告我，作为总领事，在公众场合显露内衣裤是不合身份的。我太太其实更倾向于把裤子扔掉，但是经过24年的婚姻，她知道我喜欢袜子破了要缝，裤子破了要补。如果说这条裤子现在焕然一新，那确实有失客观，然而，主观来说，我觉得新不如旧。
　　在中国，我喜欢修补东西。在北京工作时，我的手表坏了。10年前，我太太在日本买给我的时候，只花了100日元，但我还是想把它修好。一天午饭的时候，我把它带去京客隆超市，表匠花了半小时把它修好，我则啃着大饼在一边瞧着。他收了我三块钱。
　　来广州之后，我发现要常常换表带，因为骑车出汗会把表带弄松。后来，我找到了一个街边的皮包修理匠，他收了我一块钱，把新表带加固，永久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的表带比较窄，修理匠问我这是不是送给一位女士的礼物。我告诉他，这是一位女士送给我的。
　　去年在厦门的一个晚上，我从一个喧闹的宴会上溜了出来。走到老城区的时候，鞋子咧开嘴。在修鞋摊上，我换上了拖鞋，走到另外一个档口买了一碗沙茶面、一瓶啤酒，在一边看着鞋子被修好。我花了二三十块钱。
　　最精彩的莫过于修理我在东山口买的自行车。一次，我花了五块钱就修好了车链和刹车闸。上次修车工程较大，花了我25块钱。我坐在那儿跟修车师傅和他妻子聊天，他给我的车换了新的主轴和轴承，随之修好了脚踏。好几位骑车的人来修车，有的在那儿等着。修车时，我们聊到了孩子和他们的教育。这让我很开心。
　　我成长在欧洲厉行节约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的童年什么也不缺，可身边的人都很节俭。小时候到英格兰西北部探望奶奶，我把一小勺盐倒在盘子里，用土豆蘸着吃。她严厉地教育我，必须吃得干干净净。八岁的时候，我被送去寄宿学校，校园是斯巴达式的，宿舍里有铁质的床，没有地毯。早上和晚上，我们做礼拜，而我常常听到《圣经》里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
　　我之所以钟情于修修补补，更多的不是出于节约的考量。我认为这反映了我性格里根基的保守（甚至是守旧的）特质。连我自己，我都无法解释清楚。在中国，物欲横流和铺张浪费都让我很不舒服。虽然物欲和浪费都是来源于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尊重的动机，比方说享受新财富所带来的自由，或展示热情的待客礼数，然而，在广大的中国社会，其他更为宁静的风气也在默默弥漫，其中一些更含深意，更暖人心。有时候，在修补摊上，我能感觉到这种积极的风气，虽然很可能在那里工作的人羡慕我的财富和稳定的工作，因为他们的收入不稳定往往带来生活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