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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简介：
黄承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王熙远，副教授，1957年9月生，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现任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副局长，宝安区政协委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文艺作品100余篇，专业论文4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7部,即散文集《真水无香》《滴水藏海》，诗集《北大诗绪》，历史学专著《桂史拾遗》《中国历代上流社会丑闻大观》《中国历代丑文化》，宗教学专著《桂西民间秘密宗教》，与何平合写专著《历代权谋要览》，另与人合编著作、辞典、大学教材5部，总计发表作品约250万字。论文、著作曾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奖，曾被评为深圳市优秀教师。52万字的专著《桂西民间秘密宗教》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学界获得好评，一些论文被译介到美国。
黄承基：我是搞诗歌创作与研究的，最近对你的一本新诗集《北大诗绪》很感兴趣，而且我在高校讲学时，经常引用你的《厕所》一诗为例阐明一些诗歌创作的理念。说实话，你这是第一次出版诗集，但是出手不凡，作品一出手便引起同行和普通读者的强烈反响，你能谈谈你的创作理念吗？
王熙远：我把我的创作模式归纳为摄影式写作，无论是写散文、随笔或是创作诗歌，我都是以此作为统领题材的理念，也就是说一切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但生活的真实有许多，不可能一一记录，我就是摄取最能打动人心的写下来，就像外出旅游摄影，摄取最珍贵的画面入镜头，留下自我和历史的瞬间。我的散文集《真水无香》《滴水藏海》和诗集《北大诗绪》就是这个理念的产物。我曾说过人们之所以愿意看小学生的日记，哪怕这些日记狗屁不通，但它们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总是有无穷的魅力吸引读者。真实的心情用不规范的语言来表达，也是可爱的。所以我很赞同贺敬之把“真”排在首位的诗歌创作理念：“真、深、新、亲、心”。
黄承基：你去年出版的《中国历代丑文化》第一版已售完，听说将要再版。目前在网络中被炒得火热，是特区根据地网站三闾书案栏目中人气最旺的一本书，你能谈谈你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官场文化？
王熙远：我来深圳前曾在广西的一所大学工作，任历史系主任，曾主讲过文化史、政治制度史等方面的专题选修课，对中国官场文化有所涉猎。1991年，与何平撰写《历史权谋要览》一书，首次印刷3万多册，当时中央党校还购买了500多册。我调深圳后，于1994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历代上流社会丑闻大观》一书，首次印刷2万多册，社会反响不错，出版社又再版。至于《中国历代丑文化》一书畅销，源于中国读者群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望和探索。我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的寻租理论解释历史，编写历史，目的是给现实的人们一个提醒：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执政党提倡“政治文明”的口号是英明的，政府颁布行政许可法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只有这样，才可能杜绝封建体制带来的“人祸”。封建官员们事实上就是在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进行寻租，对社会资源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再分配。而外部的寻租者也可以乘虚而入，支持并利用官僚机构的漏洞，或者在事前付出努力和资源来影响各种政策的出台，或者在事后利用各种间隙寻租。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吸取，现代中国要在政治文明中再上一个台阶，必须减少政府官员的寻租空间。我国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可以说是一部利国利民的法律，我写官场丑文化，主要是想多层次多角度地描述和剖析同一历史现象，要人们正确对待中国文化的得失长短，既不盲目拔高，也不无端贬抑，通过活生生的案例，总结先朝的治乱得失，以为时人明鉴。
黄承基：你认为在你已出版的7本书和与他人合著合编的5本书中，最有学术的文化价值的书是哪几本？
王熙远：我认为最有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专著是《桂西民间秘密宗教》。这本书我写了5年，54万字，原始资源完全出自我自己的社会调查，主要写的是广西田林县的魔公教和普度道。书出版后，多位教授专家在他们的著作和论文里引用该书的材料、观点。得到了澳大利亚麦克里大学贺大卫教授、加拿大比西大学苏庆华博士、美国田野调查专家杜博士以及日本专家菊池秀明教授的一致好评。贺大卫教授曾两次来信来传真要求我去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此书的副产品是我为《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撰写的有关魔公教和普度道的所有辞条。这本书是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研究中心主任濮文起先生主编，是中国第一部民间秘密宗教方面的权威辞典，我撰写的部分有几万字之多。另外就是《桂史拾遗》一书，该书收录了我在高校工作时所写的专业论文。我1977年高考时考上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对民族史、民俗学、民俗文化有强烈兴趣，撰写发表了50多篇论文，其中国家级刊物《民族研究》《中国近代史资料》等刊物发表了我近十篇论文。所有收入《桂史拾遗》的文章，对研究广西历史和文化都有补白作用。1992年我破格晋升副教授时，用的就是该书中一篇曾被中国人民大学秦宝琦教授和美国圣母大学穆黛安教授联合译介到美国的一篇关于研究广西会党的论文。
黄承基：据了解，你是一位在文化海洋勤作舟的学者，同时你也是一位精通教育教学业务，具有较强行政管理能力的副处级干部。请问你如何做到为官为文的统一？
王熙远：其实我的大部分学术著作都是在高校工作时写的，《中国历代丑文化》也是。应该说，来深圳前，我是在拼命工作，通宵写作已不是偶然为之。我把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当成是自己的爱好，当然，35岁以前，我写作的一个强大动力就是挣稿费和出名。今天，说起来人们会发笑，我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好，报纸上一篇文章或许就是节假日的一只烧鸭，因此那时的写作是为稻粮谋的多。调来深圳以后，由于从事管理工作，潜心学术的时间少了，要出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很难，因此大多整理自己在高校写的书稿，公开出版以告慰自己曾经呕心沥血的岁月。除此之外，遇到长假，我总是格外高兴，因为凭借它我可以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就像别人喜欢打麻将一样，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放飞心灵的行动，它跟崇高和坚持无关。写作也是我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2003年国庆节放假七天，我于10月2日上午开车到珠海一家临海酒店住下，用五天半的时间写成《滴水藏海》这本散文集，每天近2万字的速度，写得很辛苦，但又有一吐为快的愉悦。去年10月至12月，有机会到北京大学进修公共管理课程。走进燕园，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紧张的学习生活，每周只有一两个下午可以自由支配，深感时间的不足。班上的考察活动我不想成为空白，因为我是这个公共管理高级研修班的班长。此外，我认为自然和社会都是优美的散文，我不能失去阅读它的机会。因此，两个月时间以来，我随班上同学周末去了香山、西柏坡、保定、承德、天津，自己还游了北京胡同、中国美术馆、中华世纪坛、奥林匹克运动中心、潘家园、北京古玩城、中南海、琉璃厂、荣宝斋、大观园、世界公园、卢沟桥、大型mall金源购物城、虹桥商场等，我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探究北方文化的机会。
于是，我把无尽的诗绪放到深夜来宣泄，每晚12点以后，是我最佳的写作时间，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从未写诗的我，诗绪万千，用我笨拙的笔，尽情地倾诉所思所想。这辈子当不了诗人，这些长短句不带韵脚，不带平仄，不带章法，不带标点符号的诗却恰到好处地抒发我心中的情结。两个月的每一个夜晚，我都在别人的呼噜声中创作，终于完成了两千多行诗歌的创作，完成了现在已由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诗绪》。
我觉得，无论是教育教学工作，或是教育行政管理工作，都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家长，对得起党和国家的期望。我在广西田林中学工作期间，曾因出色的高考成绩和频繁地发表论文被《广西日报》以《一个普通教师追求》为题报道过。在广西高校工作期间，又因教育教学成绩和省级国家级科研成果奖被《广西教育报》报道过。在深圳期间，我以副教授身份，从一个普通的历史科任教师干起，继而任科组长、级组长、政教主任、常务副校长、进修学校校长、区教育督导室负责人、区教科培中心主任、区教育局副局长、临时抽调任宝安区委先进办副主任，每一项工作，我都把它们当成党和人民交给的重任认真去做。我的座右铭是：“党叫干啥傻傻干。”只有这样，才心安理得，活得顺畅。
黄承基：我觉得你的性格豁达开朗，你为文是用为人的哲学统领吗？
王熙远：你说对了。为人为文我基本都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来统领思想。如我写《中国历代丑文化》也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理解。我在读大学期间，专业是历史学，读着读着，就觉得我们的教科书从建国以来对历史的叙述都有些片面的。讲英雄人物多，说反动人物少，讲苦难史都以农民战争入手，蜻蜓点水似地概述一下。讲抗日史不讲或少讲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东西。其实历史并不是这么干巴，这么片面，历史也是有血有肉的。如何把握历史，我觉得应该按照历史辩证法从正反方面去全面把握。我原想把这本书命名为《历史的背影》，也是想用此书弥补正统史学对反面历史叙述的不足。我认为，读历史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用它作为镜子，反观现实，以它作为标尺，衡量社会进步程度。可以这么说，读了这本书，对今天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我是这样看问题的：尽管我们国家还存在腐败现象，存在不讲民主，不讲法制的个别现象，但相比起血淋淋的封建社会，已经是大大前进了一步。我觉得一个人，老是看不到历史的进步，老是在怨天尤人，老是哀叹生不逢时、命运不济，这是缺乏历史辩证法思想，不能正确看待社会与人生，这样的人一辈子都活得痛苦。我想，读史使人明智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愿我的书，能使更多的人明智起来。
黄承基：你的话使我感受良多，谢谢你接受采访。
王熙远：不用客气。
黄承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王熙远，副教授，1957年9月生，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现任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副局长，宝安区政协委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文艺作品100余篇，专业论文4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7部,即散文集《真水无香》《滴水藏海》，诗集《北大诗绪》，历史学专著《桂史拾遗》《中国历代上流社会丑闻大观》《中国历代丑文化》，宗教学专著《桂西民间秘密宗教》，与何平合写专著《历代权谋要览》，另与人合编著作、辞典、大学教材5部，总计发表作品约250万字。论文、著作曾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奖，曾被评为深圳市优秀教师。52万字的专著《桂西民间秘密宗教》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学界获得好评，一些论文被译介到美国。
黄承基：我是搞诗歌创作与研究的，最近对你的一本新诗集《北大诗绪》很感兴趣，而且我在高校讲学时，经常引用你的《厕所》一诗为例阐明一些诗歌创作的理念。说实话，你这是第一次出版诗集，但是出手不凡，作品一出手便引起同行和普通读者的强烈反响，你能谈谈你的创作理念吗？
王熙远：我把我的创作模式归纳为摄影式写作，无论是写散文、随笔或是创作诗歌，我都是以此作为统领题材的理念，也就是说一切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但生活的真实有许多，不可能一一记录，我就是摄取最能打动人心的写下来，就像外出旅游摄影，摄取最珍贵的画面入镜头，留下自我和历史的瞬间。我的散文集《真水无香》《滴水藏海》和诗集《北大诗绪》就是这个理念的产物。我曾说过人们之所以愿意看小学生的日记，哪怕这些日记狗屁不通，但它们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总是有无穷的魅力吸引读者。真实的心情用不规范的语言来表达，也是可爱的。所以我很赞同贺敬之把“真”排在首位的诗歌创作理念：“真、深、新、亲、心”。
黄承基：你去年出版的《中国历代丑文化》第一版已售完，听说将要再版。目前在网络中被炒得火热，是特区根据地网站三闾书案栏目中人气最旺的一本书，你能谈谈你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官场文化？
王熙远：我来深圳前曾在广西的一所大学工作，任历史系主任，曾主讲过文化史、政治制度史等方面的专题选修课，对中国官场文化有所涉猎。1991年，与何平撰写《历史权谋要览》一书，首次印刷3万多册，当时中央党校还购买了500多册。我调深圳后，于1994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历代上流社会丑闻大观》一书，首次印刷2万多册，社会反响不错，出版社又再版。至于《中国历代丑文化》一书畅销，源于中国读者群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望和探索。我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的寻租理论解释历史，编写历史，目的是给现实的人们一个提醒：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执政党提倡“政治文明”的口号是英明的，政府颁布行政许可法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只有这样，才可能杜绝封建体制带来的“人祸”。封建官员们事实上就是在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进行寻租，对社会资源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再分配。而外部的寻租者也可以乘虚而入，支持并利用官僚机构的漏洞，或者在事前付出努力和资源来影响各种政策的出台，或者在事后利用各种间隙寻租。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吸取，现代中国要在政治文明中再上一个台阶，必须减少政府官员的寻租空间。我国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可以说是一部利国利民的法律，我写官场丑文化，主要是想多层次多角度地描述和剖析同一历史现象，要人们正确对待中国文化的得失长短，既不盲目拔高，也不无端贬抑，通过活生生的案例，总结先朝的治乱得失，以为时人明鉴。
黄承基：你认为在你已出版的7本书和与他人合著合编的5本书中，最有学术的文化价值的书是哪几本？
王熙远：我认为最有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专著是《桂西民间秘密宗教》。这本书我写了5年，54万字，原始资源完全出自我自己的社会调查，主要写的是广西田林县的魔公教和普度道。书出版后，多位教授专家在他们的著作和论文里引用该书的材料、观点。得到了澳大利亚麦克里大学贺大卫教授、加拿大比西大学苏庆华博士、美国田野调查专家杜博士以及日本专家菊池秀明教授的一致好评。贺大卫教授曾两次来信来传真要求我去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此书的副产品是我为《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撰写的有关魔公教和普度道的所有辞条。这本书是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研究中心主任濮文起先生主编，是中国第一部民间秘密宗教方面的权威辞典，我撰写的部分有几万字之多。另外就是《桂史拾遗》一书，该书收录了我在高校工作时所写的专业论文。我1977年高考时考上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对民族史、民俗学、民俗文化有强烈兴趣，撰写发表了50多篇论文，其中国家级刊物《民族研究》《中国近代史资料》等刊物发表了我近十篇论文。所有收入《桂史拾遗》的文章，对研究广西历史和文化都有补白作用。1992年我破格晋升副教授时，用的就是该书中一篇曾被中国人民大学秦宝琦教授和美国圣母大学穆黛安教授联合译介到美国的一篇关于研究广西会党的论文。
黄承基：据了解，你是一位在文化海洋勤作舟的学者，同时你也是一位精通教育教学业务，具有较强行政管理能力的副处级干部。请问你如何做到为官为文的统一？
王熙远：其实我的大部分学术著作都是在高校工作时写的，《中国历代丑文化》也是。应该说，来深圳前，我是在拼命工作，通宵写作已不是偶然为之。我把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当成是自己的爱好，当然，35岁以前，我写作的一个强大动力就是挣稿费和出名。今天，说起来人们会发笑，我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好，报纸上一篇文章或许就是节假日的一只烧鸭，因此那时的写作是为稻粮谋的多。调来深圳以后，由于从事管理工作，潜心学术的时间少了，要出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很难，因此大多整理自己在高校写的书稿，公开出版以告慰自己曾经呕心沥血的岁月。除此之外，遇到长假，我总是格外高兴，因为凭借它我可以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就像别人喜欢打麻将一样，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放飞心灵的行动，它跟崇高和坚持无关。写作也是我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2003年国庆节放假七天，我于10月2日上午开车到珠海一家临海酒店住下，用五天半的时间写成《滴水藏海》这本散文集，每天近2万字的速度，写得很辛苦，但又有一吐为快的愉悦。去年10月至12月，有机会到北京大学进修公共管理课程。走进燕园，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紧张的学习生活，每周只有一两个下午可以自由支配，深感时间的不足。班上的考察活动我不想成为空白，因为我是这个公共管理高级研修班的班长。此外，我认为自然和社会都是优美的散文，我不能失去阅读它的机会。因此，两个月时间以来，我随班上同学周末去了香山、西柏坡、保定、承德、天津，自己还游了北京胡同、中国美术馆、中华世纪坛、奥林匹克运动中心、潘家园、北京古玩城、中南海、琉璃厂、荣宝斋、大观园、世界公园、卢沟桥、大型mall金源购物城、虹桥商场等，我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探究北方文化的机会。
于是，我把无尽的诗绪放到深夜来宣泄，每晚12点以后，是我最佳的写作时间，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从未写诗的我，诗绪万千，用我笨拙的笔，尽情地倾诉所思所想。这辈子当不了诗人，这些长短句不带韵脚，不带平仄，不带章法，不带标点符号的诗却恰到好处地抒发我心中的情结。两个月的每一个夜晚，我都在别人的呼噜声中创作，终于完成了两千多行诗歌的创作，完成了现在已由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诗绪》。
我觉得，无论是教育教学工作，或是教育行政管理工作，都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家长，对得起党和国家的期望。我在广西田林中学工作期间，曾因出色的高考成绩和频繁地发表论文被《广西日报》以《一个普通教师追求》为题报道过。在广西高校工作期间，又因教育教学成绩和省级国家级科研成果奖被《广西教育报》报道过。在深圳期间，我以副教授身份，从一个普通的历史科任教师干起，继而任科组长、级组长、政教主任、常务副校长、进修学校校长、区教育督导室负责人、区教科培中心主任、区教育局副局长、临时抽调任宝安区委先进办副主任，每一项工作，我都把它们当成党和人民交给的重任认真去做。我的座右铭是：“党叫干啥傻傻干。”只有这样，才心安理得，活得顺畅。
黄承基：我觉得你的性格豁达开朗，你为文是用为人的哲学统领吗？
王熙远：你说对了。为人为文我基本都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来统领思想。如我写《中国历代丑文化》也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理解。我在读大学期间，专业是历史学，读着读着，就觉得我们的教科书从建国以来对历史的叙述都有些片面的。讲英雄人物多，说反动人物少，讲苦难史都以农民战争入手，蜻蜓点水似地概述一下。讲抗日史不讲或少讲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东西。其实历史并不是这么干巴，这么片面，历史也是有血有肉的。如何把握历史，我觉得应该按照历史辩证法从正反方面去全面把握。我原想把这本书命名为《历史的背影》，也是想用此书弥补正统史学对反面历史叙述的不足。我认为，读历史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用它作为镜子，反观现实，以它作为标尺，衡量社会进步程度。可以这么说，读了这本书，对今天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我是这样看问题的：尽管我们国家还存在腐败现象，存在不讲民主，不讲法制的个别现象，但相比起血淋淋的封建社会，已经是大大前进了一步。我觉得一个人，老是看不到历史的进步，老是在怨天尤人，老是哀叹生不逢时、命运不济，这是缺乏历史辩证法思想，不能正确看待社会与人生，这样的人一辈子都活得痛苦。我想，读史使人明智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愿我的书，能使更多的人明智起来。
黄承基：你的话使我感受良多，谢谢你接受采访。
王熙远：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