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它的生态系统正在受到破坏，其后果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存在。不管人们从什么样的渠道得到这一认识，今天都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常识。但是，这些生态问题与文学批评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今日生态危机日益加重而要求文学艺术提倡环保、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这岂不又成了“主题先行”式的宣教？倘若生态批评不是在这一点上做文章，那么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为解决生态危机做出贡献？谁都知道一本生态批评的著作是无法修复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的。我们不禁要问：生态批评何为？这是我在读鲁枢元先生的《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之前对“生态批评”本身产生的疑问。
　　鲁枢元先生在书中为解答这些疑问提供两条线索：其一是地球生态演变的线索。生态批评的起因当然是地球上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没有人类今天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生态批评不会出现，至少不会被郑重地单独提出来。其二是鲁先生个人治学经历的线索。鲁先生的学术研究从文艺心理学到文学言语学又到现在的生态文艺学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向。据他本人在《我的文艺学跨学科研究》这一篇带有学术自传性质的文章中所述，他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横跨到心理学、语言学以及生态学领域，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把文学看成是人的精神活动。文艺心理学是第一站；文学言语学的研究则是“想借语言学探究一下‘文学语言的心理发生’，同样触及文学的精神内涵；而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他更多关注的则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态。”于是，生态问题、精神问题、艺术问题在他的学术视野中开始“交叉”起来，开始相互渗透起来。
　　这两条线索在鲁先生的书中凝结成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支撑起了生态批评的理论空间。一是“人类纪”，另一个是“精神圈”。人类纪是鲁先生从地质生态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指生态系统在经过了自然演化史意义上的白垩纪、侏罗纪等阶段后，随着人类的出现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特殊意义在于人类活动对地球的生态状况开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借助于这个概念，鲁先生合理地解释了今天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根源所在。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自然界，不是生态系统自己出了问题，而在于人类，是人类的活动导致了今日的生态危机。人类的活动为什么会导致生态危机？鲁先生提出的“精神圈”概念正好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理论前提。精神圈是指生态系统中除了岩石圈、水圈、生物圈之外，由人的精神世界所形成的一个层面，这是自然界演化到“人类纪”之后出现的新变化，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独特之处。由于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属于生物圈，所以人类的精神圈也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日益增加，精神圈在生态圈层中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说到底，“人类纪”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各个自然史阶段，也正是由于有了精神圈的存在，人类对自然界所产生的各种影响，也是由精神圈中的精神活动所直接引起的。可以说“人类纪”是从历时性角度解释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活动，精神圈概念则从共时性角度解释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的精神活动。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语境中，鲁先生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生态问题与精神问题是一致的，生态危机说到底就是人的精神危机。因此，生态学与文学批评就必然地联系起来，成为一对孪生姐妹。
　　生态学与文学批评亲缘关系的确立也为生态批评找到了一个融入文艺学学术史和知识系统的接合点（这也是建立生态批评空间所不可或缺的工作）。没有与文学艺术史和知识系统的衔接，生态批评很可能会像水面上的浮萍一样，没有稳固的根系，其生命也就不可能长久。鲁枢元先生将生态系统出现的各种危机归结为人的精神生态圈的失衡，这就与18世纪末浪漫主义运动以来西方理论界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思潮建立了联系，从而使生态批评理论汇入反对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片面发展观的洪流之中。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鲁先生特别赞赏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性反思中，在他对人的诗意存在的美好而又深邃的讴歌中，甚至在其对自然与神性的敬畏中，在其对东方思想境界的向往中，鲁先生都找到了强烈的认同感。因此，生态批评的根是扎在反思现代性的深厚土壤中的。
　　生态批评学术扎根的另一个理论前提是生态学理论知识体系的人文转向。这种转向使得生态批评不仅仅是借用生态学理论来解释文艺现象的简单嫁接，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长。生态批评成为生态学这棵树上开出的美丽花朵。生态学人文转向一方面是在提醒人们从生态的角度重新思考人的社会文化行为，把人当成一个物种来理解；另一方面，也在倡导一种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鲁先生引用了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在《生态思想史》中所提出的两种生态学模式论证了这种转向的意义：一种是“帝国式生态学”，即通过理性为基础的科学技术“治理”自然，为人服务；另一种则是“田园式的生态学”，它倡导的是人应该克己自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在简朴的生活中体味盎然的诗意。生态学的人文转向在价值层面上，就是从帝国式生态学转向田园式生态学。在田园式生态学中，文学艺术以及文学批评就获得了话语权。在这种介入人文价值重构的生态学中，生态批评不仅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也成为一支积极的活跃的力量。
　　生态批评在获得合法地位之后，必然展开建构自己的知识领地的工作。作为一种以现实问题（生态问题）为契机建立起来的批评方法，生态批评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参与现实活动、介入现实生活的特征。在知识领域内部，生态批评积极主动地参与知识界重大问题的讨论，展现出了惊人的开放性。比如，鲁枢元先生主动地参与了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讨论。对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所表现出来的消费欲望的膨胀进行了坚决的抨击（见该书《关于“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论争》）。在现实生活领域，鲁枢元先生也以生态批评的立场对数字化风险表现出了深沉的忧虑（《数字化风险和修辞空间的拓展》），还对现代都市生活中过度城市化所带来的生态后果进行了深刻反思（《现代都市生活批判》）。无论是在知识领域中与其他学术观点的对话，还是对现实生活中各种生态问题的关切，都使得生态批评在建构自己开放的学术空间时，获得了直面现实问题的品格。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新观念，要想能建立起稳固的根基，还必须寻找到文学史中的生态线索，使自己在文学史叙述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才能为生态批评建立起足够的学术版图，打开发展的空间，同时，生态批评的根系才算是扎进了文学的土壤之中。生态批评到底该如何叙述文学史？鲁枢元先生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首先是文学史观念的重新解释，他反对片面的发展论和进步论，特别是线性进步论，他说：“一个社会的道德感、想象力、审美情趣、精神向往、文学艺术创造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字眼可以囊括的，更不是一种线型的，尤其不是那种直线型的‘发展’观所能描述的。”他借用了生态学中的“演替”概念来解释文学史，认为“文学艺术史与生态系统演替可能拥有更多的相似性”。所谓演替是指生态系统在遭到破坏后，由于破坏力量消失而从生态系统的底层开始的恢复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整体性的复杂修复与复苏。鲁先生把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觉醒看成是文学生态在遭“极左”路线破坏结束后的一场演替，为生态文学史找到了一个恰当的例证。其次，鲁枢元先生为生态文学史找到了叙述主题，那就是“自然主题的衰变”。鲁先生发现现有的主流文学史叙述中“自然”的位置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乃至放弃了。在这种文学史模式中，“文学的发展便意味着文学如何走出自然。走出自然，改造自然，意味着文学的发展和进步；顺应自然，返归自然，则意味着文学的消极乃至反动。”在鲁先生看来，“自然在文学中的衰落，在文学史书写中的遗漏，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进程出现了严重的偏颇。”为此，鲁先生提出“重振文学中的自然之维”的设想。在我看来，这不仅为文学史叙述提供了新的视角，为生态文学史建立了基本的叙述框架，更重要的也是通过对自然在文学史中衰落的过程的描述，向世人发出一种警示：自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价值维度，忘记自然，无异于忘本。再次，鲁枢元先生挖掘出文学史中以生态为根基的文化精神。鲁先生在这个方面的探索，是以将生态、语言和文学（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诗）统一于一体为理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的文学史研究也更具理论色彩。比如，他对汉语中“风”字的语义场的研究，就把“风”的自然意义、社会意义、艺术意义与人格意义统一了起来。“风”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特定范畴在生态批评视野中不仅具有自然生态层面的意义，而是具有以生态为基础的文化意义。鲁先生这样来解释“风”：“古汉语中的‘风’或‘气’，并不是一些明确的概念，但却是一团活力充盈的生机；不是一条逻辑谨严的链环，而是一道浸漫奔涌的河流；不是一种从现象中抽取本质的理论，而是理论诞生之前生活的原始形态；甚至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思想，而是思想成型之前的思（即海德格尔的Denken）。它们更不是一种能够客观实证的科学，但它们几近于诗，几近于充满物象和意象、意向和憧憬、感悟和情绪、象征和隐喻的诗。”从这样的角度叙述文学史，不仅文学史的观念、主题要变化，文学史的形态也要变化了。因此，生态批评对文学史的叙述构成了其知识空间的一个维度，也成为其开放性的具体体现，这是向历史的开放。
　　建构开放的批评空间，这不仅是生态批评学术逻辑的必然选择，也是鲁枢元先生自己的治学追求。在他看来，文艺学是要不断突破自己的边界，在动态的过程中求发展的。他自己从文艺心理学到文学言语学再到生态文艺学不断转向的学术道路，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以为这种治学的追求恰恰触及了文艺学的本体特征。文艺学乃至所有的人文学科理论研究都在不断突破已有边界的状态之中才能生存。封闭的僵化的人文学科理论无法直面现实，无法解答现实中存在的疑问和困惑，在那些只有少数几个专家关心的问题上绕圈子，这样的理论，不要也罢。
　　当然，人们面对现实时的立场与态度仍然有所不同。真正的理论家们都有一双慧眼，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文化研究者会看到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情结构；女性主义者会看到女性身份被各种社会文化力量塑造的过程；生态批评所看到的则是自然生态的危机与精神生态的失衡。毫无疑问，每一种理论立场都有其合理性，但各种理论所占有的地位又有差异。在所有理论中，处于基础地位的是把人看成一种物种的生态批评。这个简单的事实所包含的启示在于提醒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小到一举一动，大到国际冲突——都不能忘记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这就为每一个人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呵护自然，守护心灵。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之所以还需要以鲁枢元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生态批评研究者花大力气来宣传，是因为太多的人不知不觉中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自己所处身的环境的意义。这也正是鲁枢元先生赞赏生态批评的先驱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如下这句话的原因：
　　“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大概，这也是狼的嚎叫中隐藏的内涵，它已被群山所理解，却还极少为人类所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