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56年，一支从京师开拔南下的军队，跨过黄河长江，越过五岭山脉，长驱5000里直指南中国的广州。此回，这支曾让大明官军闻风丧胆的满洲八旗铁骑却有些奇怪，并不像早年“随龙铠甲十三副，战将赳赳铁骑流”般龙吟虎啸、兵锋疾进，队伍里携家挈眷，浩荡中倒不失儿女情长。显然这并非征战之师，而是调防之旅。可当时谁都不曾料到，这支少数民族队伍的民族特性及其在中国大地独特的分布格局，却从此因之而改变。
　　“落广祖”
　　清兵入关时，满洲、汉军、蒙古三族的八旗兵共14万，其中满人不足6万，征服大明全境，为王前驱者其实是入关后陆续收编并统称绿营的前明降卒。1650年，尚可喜平广东，所部为绿营兵7000及其嫡系天助兵3000，都是汉人。广东既克，绿营兵分驻省内各地，天助兵随尚可喜驻广州。后来“三藩之乱”平息，作为善后处理，清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裁撤天助兵，另从北京调汉军八旗兵3000驻广州 —— 这支部队，跟天助兵一样，也全是辽东籍汉人，盖因其时天下尚未大定，满洲八旗不敷调度故也。迨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称盛世，朝廷在广州驻军方面又有一次动作：裁撤原驻汉军八旗兵一半，再从北京调来1500名满洲八旗兵填补空额。这就是本文开头的那支部队及随军家属，他们便是广州满族居民的直接先祖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八旗驻防之初，原定三年更换。恰恰在满洲八旗入粤的这一年，朝廷将驻防各地八旗兵改为常川驻守制，除了协领以上的官员仍可北返外，其他官兵永久驻防。从此，这些八旗的下层官兵便只能世世代代为皇室当差服役；从此，他们只能魂牵白山黑水，长歌当哭，永远在南海之滨扎根繁衍了。于是，他们将第一代南下广州的先人尊称为“落广祖”，距今已是250多年了。
　　旗人区——满汉文化的碰撞
　　当年的广州老城不大，入粤满、汉八旗驻防地在老城西隅，也就是今天越秀区西部的中、北段。这些身材明显高大彪悍、操着北方口音的东北人，虽然与当地汉民杂居一地，但自己也形成一个小聚居区，这就是广州的“旗人区”。在这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交流，有自己的生活习俗。早期八旗官兵的“粮饷制度（广东称“钱粮制度”，当年一个最普通“马甲兵”的收入，可以养活8口人）”，使得旗人区里驻粤满洲八旗官兵眷属“食钱粮”的小日子过得蛮滋润的。旗人区之南，“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家无画楫”；“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如此浓重的商业、文化氛围，对满族人的濡染，能不深乎？
　　旗人区是“大部落”，满族人在里面拜着“祖宗袋”，行着“鞑子礼”，吃着“萨琪玛”，说着“广州满洲话”，在娘家还是姑奶奶说了算。他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努力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和民族文化。
　　旗人区是“大囚笼”，旗人在里面羁绊甚广，擅自离城居住者，即以逃兵论罪；不得经商贸易，与民争利；不得与汉族通婚；不得学习技术，参加工业行业等等，最终使得辛亥革命后没有了“粮饷制度”，许多旗人身无旁技，沦为贫民。
　　旗人区也是“大染缸”，汉化的大环境使得小聚居的满人，仍然无法摆脱本民族文化被迅速消蚀的命运。汉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无孔不入地浸淫着他们，润物细无声。
　　旗人区还是“大杂院”，在这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将军府”“都统衙门”与平民瓦房毗邻而筑，满人与汉人、军人与百姓、官家与草民、商贾与贩卒、富豪与穷人杂居于此，相安无事。市井坊间把满汉八旗的旗人统称叫“旗下佬”，不褒不贬，不捧不损。文化在交流结合，感情在融通加深，150多年来街坊邻里有来有往，终于为日后的辛亥反正带来兵不血刃和平易帜的福祉。
　　南北文化、满汉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然而，随着岁月流水的冲刷，旗人还是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融入了汉人的生活，满族文化和习俗还是慢慢地被淡化了，最终淹没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
　　于是，“国语骑射”荒弛了，尤其是满语，被一种以北方语言、京腔京韵为基础，融入了大量广府方言词汇和语法的“广州满洲话”所取代，在旗人区的“满族部落”中流通存活了起来。
　　葱油饼窝窝头大碗酒大块肉豪气干云的东北老饕，渐渐寄口福于大米饭、煲靓汤、生猛海鲜、精细化烹饪上，东北的火锅炖菜也演变成羊城的“打边炉”。
　　老榕树下晃动着身穿黑胶绸的旗人身影，麻石小巷里摇着葵扇满洲大妈的木屐橐橐有声；而一种美轮美奂被称之为“满洲窗”的窗户，不仅镶嵌在广州的旗下大屋，也还镶嵌在羊城大街小巷的茶楼食肆商铺民居里，全然不分满汉，成为一种装修时尚百年不衰。
　　他们和广州汉民一样先领了“一口通商”的南来潮润之风，在旗人区开办了同文馆，一些满人早早捧起了英、法人掌控的海关、邮政等部门的铁饭碗。
　　在老城内，“老广”习惯“饮早茶”的茶楼上，渐渐多了来“叹一盅两件（享受品茶和点心）”的旗人；听粤曲睇粤剧的戏院里，少不了磕着瓜子摇着葵扇的旗下姑奶奶；汉人打画眉鸟斗蟋蟀的赌局中，也渐渐多了八旗纨绔子弟的身影。
　　全国绝无仅有的、以一旗一祠为祭祀之所的8座满洲宗祠在旗人区建立起来了，尽管在满族文化习俗的“字典”里没有“宗祠”二字。
　　旗人与民人本无贵贱之分，满汉文化却有强弱之别。尽管有旗人区的樊篱，最后强势的政治还是敌不过强势的文化，满族被同化的步履渐行渐近了。
　　辛亥革命——满汉“和平易帜”
　　八旗猎猎，铁流滚滚。全盛时，满洲、汉军、蒙古八旗共二十四旗总兵力有20万，其中约一半戍卫京畿、留驻东北龙兴之地、远赴镇守新疆，驻防地共77处；另一半分驻江宁、杭州、福州、广州、西安、成都等内地各省20处防地，史称“八旗分驻”。这十万之师撒出去，主要是为了监视清廷的另一支以汉人为主体的驻内地各省的常备军——“绿营”。单凭10万八旗兵就能制衡60万之众的绿营，让一个异族、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维持267年之久吗？须知，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在神州的蒙元帝国国祚也才仅仅89年。为什么60万绿营汉兵会忠心耿耿老老实实地为大清效力？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解答了这个历史之谜——“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5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20万。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那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先进得多的汉文化。”
　　200多年后，回过头来看看，八旗分驻全国各地竟然是满族历史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民族特性嬗变的加速器。驻粤八旗由于南北地理人文差异、语言环境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而显得尤为突出。
　　八旗分驻，使满族的分布进一步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分散在全国各地——南至广州、北抵瑷珲、西迄伊犁，最集中的地方则是北京城内外和畿辅以及东北。从此这种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全国少数民族中绝无仅有。尽管如今满族人口总数已超过1000万、居少数民族前三位，但自治区域也只能到县一级。
　　八旗分驻，加快了满族汉化的进度，使之成为同化程度最高、现代文明进步最快的少数民族，一个城市化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都很高的少数民族。
　　八旗分驻，造成了民族杂居，文化交流，进而通婚，为各民族相互沟通、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提供了条件。
　　驻粤八旗这支“驻广部队”，在清代的155年里除了在态势上形成对绿营的监视外，主要是肩负广州老城的城防、治安、水师和早期的粤海关等任务。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专制腐败的大清王朝在全国汹涌的反满排满浪涛中轰然坍塌。好在驻粤八旗百多年间杂居在汉民中，有来有往，没有落下太大的积怨；好在驻粤八旗的有识之士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广州革命党人顺水推舟兵不刃血；好在旗人手里还有几杆枪，令革命党人不至贸然造次，避免了当时像杭州、福州、陕西等一些地方满汉激烈对抗喋血街头的惨剧发生；好在建立了政权后的汉族，能够理性地对待满族，很快转换语言，众口一声主张“五族共和”。当年的广州，终于没有响一声枪，没有流一滴血，得以和平易帜，满汉的老百姓避免了一场兵燹之灾。
　　从“大囚笼”里解脱出来的“旗下佬”，在羊城已历经几代人，早已习惯了南方的水土气候，熟悉了这里的风土人情，融入了这片生养之地，无意更是无力北返了。皇上没了，皇粮也没了，吃饭的家伙保住了，家里的米缸却未必保得住。许多身无旁技的旗人沦为贫民，成了肩挑穿巷、摆摊吆喝的水果小贩，妇女则在家加工牙刷挣钱。许多满人为避歧视，改了汉姓，改为汉族。经过一百多年的同化，一口纯正的广府口音，为他们涂上一层保护色。直到新中国建国，满族人才得以拨云见日。
　　铁骑远去
　　骁勇的八旗铁骑已绝尘于历史故道，然而今天，广州满族对根的追寻仍未敢须臾遗忘。当朋友问起：“老家是哪里的？”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众口一词：“我们是满族人。”“哦！东北的什么地方？”“乾隆爷那阵子就来了，谁晓得啊！”老一辈人的户口簿籍贯一栏，往往填上“南海”，因为清代时，旗人区在老城广州府南海县辖下的境内；新一代则干脆写上“广州”。确实，他们是地地道道、如假包换的“老广州人”，有250多年八、九代人的历史可证，比许许多多本地汉民更有资格。他们纯正得不能再纯正的粤语口音、娴熟得不能再娴熟的粤语方言、俗语、俚语的运用，没有人敢怀疑他们不是“老广州”。其实，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广府文化、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熟知，与生俱来，同岭南粤海早就融为一体了。
　　铁骑已经远去，在广州留下并繁衍的近万胤嗣，散居在大广州的各个角落，但已没有一人懂得满语满文，就算是那粤词京韵的“广州满洲话”也只有70岁以上的老人才晓得了。满族是个尚武的民族，八旗制度更令其还在娘肚子里就注定是当兵吃粮的命，驻粤155年间，鲜闻满洲八旗贡院中举，倒是武举人出了几个。新中国建立后，却有许许多多满族人从事科文教卫工作，尤以人民教师最多，兴许是老祖宗痛定思痛，在冥冥中启示和荫泽后人吧。
　　铁骑已经远去，如今在当年的旗人区内，只剩下广州满族聚会联谊和进行历史文化研究的“观音楼”、向全市所有满族子弟无条件敞开大门的满族小学等两处遗迹，以及一些陈旧破败的民居——“旗下屋”了。再有就是，秀丽麓湖之滨的满族墓园，那是人民政府无偿提供给满族人的安息之地，令广州市民羡慕不已。除此之外，当年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人们只能依稀地从“将军东”、“八旗二马路”、“鞑子巷”等一些地名中、在遍布羊城各处举目可见的如旧复制的美丽“满洲窗”上，隐约猜到百年前的历史信息。
　　铁骑已经远去，但他们的后人仍无比珍惜着心底深处的那份民族情感，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精神领地，努力地保护民族的文化家园。除夕夜仍然一家老少包着“饽饽”守岁，每有节庆广大族胞总要穿上民族服装相聚一堂，载歌载舞，把酒言欢；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抢救、保护、研究和传承不遗余力，硕果累累。但是，无情的岁月流水，已把他们更多的特点和文化冲刷、漂洗得所剩无几。“同化”的无形之手，已把更多的满族特性揉碎、稀释，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叫人们不得不惊悚又叹服——汉文化巨大无比的统摄力、同化力和消蚀力。
　　昆明池浅，粤海情深，铁骑远去，胤嗣长留。“你可知我没忘记真名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对根的眷恋和源的追寻，对过去的光荣与耻辱、曾经的惬意与痛苦、历史的辉煌与遗憾，广州满族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