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作为文学研究的当代知识范型，批评理论在对传统文论的超越中，逐步形成了自己阐释文学的基本思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论形态却往往从审美关系论域出发，以批评模式对它进行诠释和界说。由此，忽视了贯穿于其中的问题意识与文学研究理论构成之间的对应关联，淡化乃至消解了批评理论的双重性质。正视并阐明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话语构成和理论视域，对于当代中国文论更新观念形貌、介入本土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意识；审美；双重话语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1-0053-05
Abstract： In the transcendental architecture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as the knowledge 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ies， critical theory gradually formed its own think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the basic train of thought. Since the new era，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s often domain starting from the aesthetic relationship to criticize mod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Thus， ignoring the corresponding association throughout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literature theory， which formed between， desalination and digestion criticism double discourse theory and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 Therefore， face and clarify the literary criticism discourse theory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ight， update knowledge for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oncepts， intervention local literary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Key words：Problem awareness； aesthetic； politics；language
从新时期伊始，伴随着对机械反映论、文学从属论等庸俗文学观的深刻反思，中国的文论研究就日趋要求淡化，乃至去除理论话语中的“政治”成分，复苏被“十七年”说教式的刻板教条所拒斥或悬置的审美话语，并将之作为本土文论体系构建的核心宗旨。出于此旨趣，对于文化批评广泛而多样的讨论与探索，学界某些观点常常将其视为回归“传统”的倒退，认为这种泛化阐释不仅会模糊文学研究边界、消弭文论学科身份，还很可能会导致文学本身的衰微，乃至死亡。而文化批评在突破前者的褊狭之时，也着重彰显自身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力图揭示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1]（p90），与关注“有意味的形式”的审美话语分属于不同的阵营。
这两种态度看似非此即彼，但在根本的知识基点上却是同质同体的，即在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的当代重构中，都纠缠于审美/政治二元对立的思维惯式，并由此过度关注对方在理论操作层面的某些模式、方法特征，例如，“向内转”与“向外转”的分析旨趣、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技巧手段等。可不容忽视的是，在对传统文论的现代超越中，把是否侧重审美关系并运用相关的批评模式作为诠释和界说彼此身份的衡量标准，能否全面涵括文学批评理论的整体形貌及其中国形态？进一步来说，贯穿于文学研究差异性选择之中的基本思路又为何，它在介入本土文学的文论格局转换中又扮演何种角色？作为参照资源的西方文论是怎样以及应当如何被理解？基于此种追问，本文试图从问题意识上考察批评理论的双重话语构成及其研究视域。
一
如果不把当代中国文论的多元探索视为操持不同的西方理论、方法去阐释自身的文学问题，并由此得出与之类似、相同或迥异结论的“冲击—回应”活动的话。那么，就如同马尔赫恩所揭示的那样，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与科学“之所以是历史的，不仅是因为它随时会发生变化，而且因为它自身完全是它寻求理解和代表的历史的一部分” [2]（p2）。换言之，任何理论话语的提出、方法模式的选择都或多或少受制于相关领域的实践意向。虽然批评观念的差异最终表现为某种有限的明确模式，但文学研究对于政治或审美话语的诉求和取舍，却主要源自于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问题意识。
之所以首先预置这一点，并不是否认批评理论应当面对中国文学现实的实践品格，也不是试图规避西方文论中国化形态的积极意义，而是力图说明：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取向的持续发展演变，不只是体现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表层更迭。不论是以文本自律价值为取向的审美话语，还是关注文学社会价值及其历史生成的文化批评，都并非处于问题意识之外的、毋庸置疑的先验知识，而是一个有待深入反思和多维检验方可予以认同的历史对象。对于批评理论的内部变化而言，恰恰是它自身特有的问题意识的孕育与衍生，才是它不断更新自己的话语构成、调整研究思路的深层动因。我们不能拘泥于既定或外来的知识惯习，就把批评方法从理论话语的丰富内蕴中抽离出来予以模式化，并将之作为区别研究性质、类型的可信标识，继而以偏概全地肢解文学批评理论的话语构成和当代面貌。 从这个层面来说，前述两种态度的问题就在于对此缺乏清晰的认识，以至于把因某种特定现实需要而形成的、关于文学和文学活动的理论知识等同于它所指涉的对象本身，把自己的主观理解，乃至演绎当成批评话语所固有的理论本意。显然，这种忽略了活动的问题意识与文学研究理论构成对应性关联的说法，既淡化、消解了批评理论的双重性质，也难以阐明为什么审美话语侧重于把文学放到审美关系疆域，而文化批评却把之置于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历史领域和文化脉络之中？从反面来推论，对于它的把握却又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于自身文论重心与走向、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潮间复杂关系的认识程度。为了“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不妨先考察雅克·德里达和J.希利斯·米勒对于有着类似情形的西方文论谱系的相关分析。或许可以从中获得相关的启发。
二
诚如德里达所指出的，作为理论研究“返回文学自身、返回文学作品本身”的主要代表，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派别对于文学本质属性的集中探讨及其具体体现，确实在艺术要拥有必要的自由、避免政治直接控制的意义上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从而“让我们回避了某些总会突然出现的还原误解（最精心伪装的主题主义、社会学主义、历史主义和心理主义）。由此，形式和句法的研究是必要的”[3]（p78）。文学批评理论首先转向文本的“内部”构成，从“形式”、“句法”层面进行技巧分析，其意图在于打破从工具、从属层面上界说文学的因果思维模式，颠覆与之相对的、无视文学艺术性质的各种教条化视角。它们关于文学的思考、想象，以及对于理论话语的重构，自然而然地尤为关注那些曾被传统文论低估、涉足甚少的领域和自以为熟稔，而又确实缺失的审美成分。
在这一问题诉求的革新表达上，尽管俄国形式主义关注文学语音层面一系列可识别的外观特征；新批评看重文本语词的横组合构成，着力细读文学修辞语义的非指涉性影响；结构主义则流连于不易觉察的抽象语句，力图推演出文学审美意义的恒定生成结构。但是，在这个看似只关乎理论如何操作的技术差异中，却蕴含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即把语言本身的自然属性、静态条件对于相异文本的构成规定性作为理解、阐释文学的根本依据。据此，把研究对象定位于使一部作品成为审美艺术的“文学性”之上，通过它表明构成文学的那些文本可以从产生它们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取出来，并在“文学”标题下分门别类。由于这种性质是通过文本语言的联系和构造规律体现出来的。因此，不论分析什么类型的文本，究其实质上，都是对语言的理解，而要想归纳出文学“说话的方式”及其特点，“文学作品特有的形式、手法则应是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4]（p63）。
在20世纪前期的知识语境中，这种审美话语确实深化了人们对于文学审美活动的语形感知，确证了文学艺术的自为自律特质，推动了文学知识的学科化和文论研究的领域界定。但是，为了从文本中索解出“文学性”，为了维护这种特殊性的存在，它们又将其美学理论探索局域于文学“内在”的语言世界之中，几乎完全脱离了其他“非语言学”的实践效应领域。由此，导致了后来被称为“文化转向”的理论格局变迁。对于这一剧烈转型，深受德里达解构思想影响的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进一步辨析道：“在过去几年里，文学研究突然间几乎一致偏离了指向语言本身的理论，转向靠拢历史、文化、政治、体制、阶级、性属状况、社会语境和物质基础。”[5]（p283）如果我们不只是关注上述言论的现象层面——文学研究的重心发生了“由外至内”或“由内而外”的兴趣转变，那么，就不难发现二者论述中凸显出的反思意味。即使中、西方在时间进程和空间细分上有着某种“错位”，但对文学与语言关系的问题研讨却自始至终是批评理论话语构成的明晰主轴。
具体而言，虽然20世纪以来的不同理论、思潮对于这种关系有着各自的见解，但都承认语言是文学存在与发展的本体论证明，把语言研究视作阐释“文学何以、何时是文学”的基本立足点。在两位理论家看来，认识到这一点可谓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忽略了批评理论对于审美、形式或社会历史、文化问题的关注，是源自于其思考文学事实的自觉意识，是通过语言阐释这一中间环节来实现的，那就只能看到它们探索活动中的某些部分。或者确切地说，会把文学研究对于文本“外部”事物或文化关系的关注，误解为与文学语言问题无关的事件，继而混淆问题意识、研究对象和探讨策略之间的衍生关系。笔者认为，“向内转”的理论研究就是以索绪尔语言学为主要方法论，只关注文本内部构成的“形式主义批评”，而“向外转”则是在前者陷入绝境的情况下，理论研究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再度认同或回归。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内某些观点对于自身的话语变迁误读，甚至误解，即如此产生。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经由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被译介过来的“内部研究”范畴，就被视为区分自身文学研究彼此性质的牢固界限。可事实上，作为批评理论的早期表现形态，以阐明并确证文学作为艺术的审美属性及其自律体现为取向的“内部研究”，在操作层面上，虽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它们对于语言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以“形式”为旨归的，也绝不是说文学本身就是单纯的“形式”。即便雅各布逊和韦勒克，也不否认文学除审美功能之外的其他功用，不否定在社会、历史视野中读解文学的方式。他们强调审美意义在文学和文学活动中的统领地位，所传达的只是早已成为理论共识的一种批评观念，即不经过语言的研究，仅凭“知人论世”式的线性因果比附，或将抽象概念予以实体化的索隐述赞，批评是难以把握丰富多彩而又不乏规则的文学和文学活动。
应当承认，这种把文学问题转换为审美文化与语言间形式关系的研究思路，虽然将“思想体系建立于他们的语言观上——能看见什么取决于如何去看，却又不打算将其语言观推到极致”[6]（p59）。换言之，由于它们关于“艺术”或“美”的理解主要源自于康德形式化的二元划分，即那种与理性认识（“概念”和“理念”）相断裂的、显现于感官/感性层面的直接“愉快”[7]（p111）。因此，其批评视域主要集聚于静观、描述和解释带来艺术感染力的语言及其技术运用。所以，它们未能进一步反思文学语言的现实运作，没有深入追问其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后果。也就未能彻底完成超越传统文论范式的历史任务。 三
事实上，恰恰是出于这种对前者局限、不足的相关质问，20世纪晚期的文学批评理论才日益意识到，文学并不只是以音素为起点、以句子为止点的审美符号系统，更是牢牢嵌入历史与社会的文化脉络之中的语言实践；作为语言的现实活动，文学所包含和牵连的因素远远超出“语言之内”的美学构造，还与“语言之外”的范畴息息相关。因此，阐释文学同各种与它相关的“文本/语言外”事物之间的语境关系，就自然而然成为其话语构成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此，文学研究走出了“审美语词”的狭隘关系视域，把自己对文学的对象阐释拓展至历史与文化之维。
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言，转向之后的批评理论对于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社会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关注，是以文学想象的语言虚构而非与之无关的还原论层面来展开的。这既使得文化批评成为区别于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政治话语”，又使之能够通过这种研讨，去阐述文本言说同性别取向、阶级信念、种属/族裔惯例等社会性因素间的范畴关联会对文学活动产生何种影响。在文化批评看来，语言因其作为人的共同生活/生存形式而成为活动，语言活动是动态的实践过程，语言形式是固态的后果，只有前者在历史文化的语境组织中，经过一系列的选择、地位和变换，达到相对成熟的程度，固化为制度性或“约定俗成”的知识表述，才可以形成稳定的文学体裁和文体风格。
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媒介的实际使用意味着“人”感知，乃至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所谓的“审美自律”，事实上就是对于文学言说行为的一种历史诠释。这种诠释虽然不把文学对于世界的言说表述视为有所美化的如实“再现”，而是认为文学的虚拟世界与现实指涉物并无本然关联，却又认为文学语言与生活世界互为可靠的识别模式，能将被概念化的事物转化为视觉化显著的静观感知，让我们真正面向作为审美对象的“物”的原初本身。例如，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范畴“陌生化”就强调，突破惯习的文学表述“就是用另外的眼睛看世界”[8]（p331）。在这一强调“所见”的知觉预设上，把语言视为“结构”、“形式”或“语义”研究对象的审美话语，与强调经验与语言分离、“内容”至上的传统文论架构一样，并没有从实质上偏离审美反映论的还原性迷惑。由此它也就忽略了呈现在文学文本中的历史面貌、自然景物，不仅不是现实中的物理客体，反而是被“如何去看”所决定的“看作”或过滤的虚构“所见”，即文学凭借与某些文化/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来分类事物（可见物、可说物和可想物）、划分现实秩序和认知界限的以言行事行为。
由于语言活动的这种隐蔽建构性，文学成为一种使得“现实（效果）出于虚构”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功效的、永远处于复杂的社会历史中的意指生产，或如，阿尔都塞、伊格尔顿等所说的，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特定历史社会核心的表征（神话、形象、思想概念、价值信念等）系统” [9]（p23）——得以构成、传播与实现的特定方式和基本场域。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不同文学文本的形式特征所做的技术评估本身并不是品评优劣的完整依据，文学的价值也并非只是文本的形式特性。相应的，文学研究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完美阐释文学文本的特定审美特征，更在于通过分析意识形态因子浸淫于文学审美虚构的语言运作机制，在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中批判由此造成的人与社会的多重异化。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以后结构主义思潮为主体的批评理论，才以日常语言哲学的“述行”学说作为主要的灵感激发点，把不及物的文学语言视为有待批判审视的、特定语言实践的文化症候，继而探究被文学表述的感性愉悦、虚幻呈现所掩饰的深层意识形态幻象，揭露二者相互交织、支持、冲突和界定的间性关系施加于文学想象、文本写作与阅读之上的权力约束。可以说，作为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政治话语”，文化批评不仅揭示了被“审美话语”的程序化界说所遮蔽的文学的丰富功能和复杂内涵，拓宽了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而且在对语言活动的研讨之中，发掘了新的批评对象和新的文学问题，开拓了文学研究的知识空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审美话语的截然否认，也不是说二者之间彼此无关，或只是在方法技术上存在某些关联。萨义德对于欧美文学经典中的“东方学”批判，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对夏多布里昂、拉马、内瓦尔和福楼拜等作家的经典文本所展开的话语分析中，赛义德并非一开始就把文本简化为历史、权力/意识形态的附属范畴，而是首先把之当成一个“人”与现实世界相关联的艺术品，从其逼真的语言形式，如修辞、风格和叙述等层面考察其带来的美感，然后在文本语言表述与外部事物交织互构的能指实践之中，发掘出被这种自然化的形式结构所掩盖、压抑或排除的符号政治畸变，从而揭示艺术形式选择、文本审美价值与特定意识形态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关系[10]（p17）。
通过这一事例，我们不难理解批评理论何以会日益跨出审美关系的疆域，为何会对文学展开文化阐释。同时，还可以明显看到：文化批评对于文学的阐释不是着眼于文本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直接联系，不在于浅显揭示文本表述的对象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而是关注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因素对文学“不可见”的规约，即看重语言活动本身的文化/政治性与文本的形成机制。这种独特的知识构成，既使得文化批评的文学研究超越了无视艺术生产的美学神话，也是它为什么总是和社会、文化、伦理、政治或经济分析纠缠在一起的原因。基于此，杰姆逊也曾做了堪称经典的阐释：“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绝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11]（p7）由此来反观我们自身文学研究的理论演化的话，亦可获得如下启示：
批评操作上所出现的诸种区别或不同，不仅不是“审美话语”和“政治话语”彼此间隔乃至相互替换的实质性标志，反而说明了它们建立在共同问题意识基础上的张力依存。尽管它们有着各自的语言理论基础、知识指向或学理传统，但从问题意识层面来看，不论是哪一方，都没有偏离从语言维度出发对文学展开分析和阐释的基本思路，没有放弃对于文学语言问题的关注。只不过，出于对于“语言”的不同理解，二者在探讨语言问题的具体思路和研究对象的侧重上有所调整而已。而这种差异调整所体现的问题意识流变，恰恰构成批评理论不断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因和外在表现。 四
没有对于历史的理解，我们将无法解释现在，也就无法评价现在提供给我们的种种选择。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语境中，以肇始于欧陆古典哲学传统，尤其是康德所界说的审美范畴，来确证文学的说法已经成为一种不完全的、歧义迭出的概念预设。作为19世纪以来现代学科分工的知识产物，这种理解文学的观念思路及其理论框架也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并不具有反映文学历史全貌的普遍有效性与周详性。仅从超功利、无目的艺术自律角度，或是从因果还原层面来思考作为语言文化实践的文学问题，我们只能面对一个先验的文学存在，而无法应对文学之“美”的各种语用关联、难以解答当今文学活动的诸多流动现实。比如，被称为“文学”的语言作品是如何被经典化与非经典化的，确认其艺术价值的判断机制是什么，汉语文学与印欧语系文学的构成性差异缘何生成等。当然，也就无法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新现象——不仅文学被物化成商品来创造，“商品现在也以‘审美的方式’消费”[12]（p193）——进行科学辨别与判断，进而对其蕴含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媒介意识形态话语进行政治批判。
在这种情状下，对于我们自身批评理论的当代构建与持续发展来说，必须强调原创性的思路、论域和品格，应生成于由准确理解中国文学现实特殊性所酝酿、所衍发的问题意识，而非不做思考地集聚于那些所谓“国际前沿”下的一般性话题。它才是在理论联系实践的过程中产生自己独特批评视角和探讨方式的源泉。要不然，就会因匮乏问题意识导致种种模糊或局限，甚至会因误读“他者”，进而误解自身的理论话语，由此使得我们的文学研究远离具有多重身份、功能与价值的文学本身。在这个意义上讲，重审问题意识与批评理论话语构成之间的对应关联，在历史语境中把握批评理论中的双重话语蕴含，反思和检验中国文学研究中业已形成的知识观念，既是我们规范引介西方文论资源、使之本土化的实践过程中的有机部分，也是发现、激活自身优秀资源，使我们对于文学问题的理论思考及其成果真正“走出去”的关键环节。
[参 考 文 献]
[1]陶东风. 文化批评向何处去？[J].天津社会科学， 2000，（4）.
[2][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M]. 刘象愚，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法]雅克·德里达.多重立场[M].余碧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
[4]Edward J. Brown，In Major Soviet Writers： Essays in Criticism[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5]J.Hillis` Miller，The Triumph of Theory，the resistance to reading，and the question of material base[J]. PLMA，1987，（3）.
[6][英]彼得·巴里.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M].杨建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德]康德. 实用人类学（外两种）[M]. 李秋零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8][苏]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下）[M].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9]Philip Goldstein，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Criticism[M] Florida：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以色列]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1][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2][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全球化和政治策略[J].王逢振译.江西社会科学，2004，（3） .
（作者系信阳师范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吴井泉]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意识；审美；双重话语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1-0053-05
Abstract： In the transcendental architecture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as the knowledge 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ies， critical theory gradually formed its own think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the basic train of thought. Since the new era，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s often domain starting from the aesthetic relationship to criticize mod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Thus， ignoring the corresponding association throughout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literature theory， which formed between， desalination and digestion criticism double discourse theory and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 Therefore， face and clarify the literary criticism discourse theory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ight， update knowledge for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oncepts， intervention local literary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Key words：Problem awareness； aesthetic； politics；language
从新时期伊始，伴随着对机械反映论、文学从属论等庸俗文学观的深刻反思，中国的文论研究就日趋要求淡化，乃至去除理论话语中的“政治”成分，复苏被“十七年”说教式的刻板教条所拒斥或悬置的审美话语，并将之作为本土文论体系构建的核心宗旨。出于此旨趣，对于文化批评广泛而多样的讨论与探索，学界某些观点常常将其视为回归“传统”的倒退，认为这种泛化阐释不仅会模糊文学研究边界、消弭文论学科身份，还很可能会导致文学本身的衰微，乃至死亡。而文化批评在突破前者的褊狭之时，也着重彰显自身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力图揭示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1]（p90），与关注“有意味的形式”的审美话语分属于不同的阵营。
这两种态度看似非此即彼，但在根本的知识基点上却是同质同体的，即在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的当代重构中，都纠缠于审美/政治二元对立的思维惯式，并由此过度关注对方在理论操作层面的某些模式、方法特征，例如，“向内转”与“向外转”的分析旨趣、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技巧手段等。可不容忽视的是，在对传统文论的现代超越中，把是否侧重审美关系并运用相关的批评模式作为诠释和界说彼此身份的衡量标准，能否全面涵括文学批评理论的整体形貌及其中国形态？进一步来说，贯穿于文学研究差异性选择之中的基本思路又为何，它在介入本土文学的文论格局转换中又扮演何种角色？作为参照资源的西方文论是怎样以及应当如何被理解？基于此种追问，本文试图从问题意识上考察批评理论的双重话语构成及其研究视域。
一
如果不把当代中国文论的多元探索视为操持不同的西方理论、方法去阐释自身的文学问题，并由此得出与之类似、相同或迥异结论的“冲击—回应”活动的话。那么，就如同马尔赫恩所揭示的那样，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与科学“之所以是历史的，不仅是因为它随时会发生变化，而且因为它自身完全是它寻求理解和代表的历史的一部分” [2]（p2）。换言之，任何理论话语的提出、方法模式的选择都或多或少受制于相关领域的实践意向。虽然批评观念的差异最终表现为某种有限的明确模式，但文学研究对于政治或审美话语的诉求和取舍，却主要源自于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问题意识。
之所以首先预置这一点，并不是否认批评理论应当面对中国文学现实的实践品格，也不是试图规避西方文论中国化形态的积极意义，而是力图说明：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取向的持续发展演变，不只是体现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表层更迭。不论是以文本自律价值为取向的审美话语，还是关注文学社会价值及其历史生成的文化批评，都并非处于问题意识之外的、毋庸置疑的先验知识，而是一个有待深入反思和多维检验方可予以认同的历史对象。对于批评理论的内部变化而言，恰恰是它自身特有的问题意识的孕育与衍生，才是它不断更新自己的话语构成、调整研究思路的深层动因。我们不能拘泥于既定或外来的知识惯习，就把批评方法从理论话语的丰富内蕴中抽离出来予以模式化，并将之作为区别研究性质、类型的可信标识，继而以偏概全地肢解文学批评理论的话语构成和当代面貌。 从这个层面来说，前述两种态度的问题就在于对此缺乏清晰的认识，以至于把因某种特定现实需要而形成的、关于文学和文学活动的理论知识等同于它所指涉的对象本身，把自己的主观理解，乃至演绎当成批评话语所固有的理论本意。显然，这种忽略了活动的问题意识与文学研究理论构成对应性关联的说法，既淡化、消解了批评理论的双重性质，也难以阐明为什么审美话语侧重于把文学放到审美关系疆域，而文化批评却把之置于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历史领域和文化脉络之中？从反面来推论，对于它的把握却又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于自身文论重心与走向、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潮间复杂关系的认识程度。为了“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不妨先考察雅克·德里达和J.希利斯·米勒对于有着类似情形的西方文论谱系的相关分析。或许可以从中获得相关的启发。
二
诚如德里达所指出的，作为理论研究“返回文学自身、返回文学作品本身”的主要代表，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派别对于文学本质属性的集中探讨及其具体体现，确实在艺术要拥有必要的自由、避免政治直接控制的意义上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从而“让我们回避了某些总会突然出现的还原误解（最精心伪装的主题主义、社会学主义、历史主义和心理主义）。由此，形式和句法的研究是必要的”[3]（p78）。文学批评理论首先转向文本的“内部”构成，从“形式”、“句法”层面进行技巧分析，其意图在于打破从工具、从属层面上界说文学的因果思维模式，颠覆与之相对的、无视文学艺术性质的各种教条化视角。它们关于文学的思考、想象，以及对于理论话语的重构，自然而然地尤为关注那些曾被传统文论低估、涉足甚少的领域和自以为熟稔，而又确实缺失的审美成分。
在这一问题诉求的革新表达上，尽管俄国形式主义关注文学语音层面一系列可识别的外观特征；新批评看重文本语词的横组合构成，着力细读文学修辞语义的非指涉性影响；结构主义则流连于不易觉察的抽象语句，力图推演出文学审美意义的恒定生成结构。但是，在这个看似只关乎理论如何操作的技术差异中，却蕴含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即把语言本身的自然属性、静态条件对于相异文本的构成规定性作为理解、阐释文学的根本依据。据此，把研究对象定位于使一部作品成为审美艺术的“文学性”之上，通过它表明构成文学的那些文本可以从产生它们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取出来，并在“文学”标题下分门别类。由于这种性质是通过文本语言的联系和构造规律体现出来的。因此，不论分析什么类型的文本，究其实质上，都是对语言的理解，而要想归纳出文学“说话的方式”及其特点，“文学作品特有的形式、手法则应是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4]（p63）。
在20世纪前期的知识语境中，这种审美话语确实深化了人们对于文学审美活动的语形感知，确证了文学艺术的自为自律特质，推动了文学知识的学科化和文论研究的领域界定。但是，为了从文本中索解出“文学性”，为了维护这种特殊性的存在，它们又将其美学理论探索局域于文学“内在”的语言世界之中，几乎完全脱离了其他“非语言学”的实践效应领域。由此，导致了后来被称为“文化转向”的理论格局变迁。对于这一剧烈转型，深受德里达解构思想影响的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进一步辨析道：“在过去几年里，文学研究突然间几乎一致偏离了指向语言本身的理论，转向靠拢历史、文化、政治、体制、阶级、性属状况、社会语境和物质基础。”[5]（p283）如果我们不只是关注上述言论的现象层面——文学研究的重心发生了“由外至内”或“由内而外”的兴趣转变，那么，就不难发现二者论述中凸显出的反思意味。即使中、西方在时间进程和空间细分上有着某种“错位”，但对文学与语言关系的问题研讨却自始至终是批评理论话语构成的明晰主轴。
具体而言，虽然20世纪以来的不同理论、思潮对于这种关系有着各自的见解，但都承认语言是文学存在与发展的本体论证明，把语言研究视作阐释“文学何以、何时是文学”的基本立足点。在两位理论家看来，认识到这一点可谓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忽略了批评理论对于审美、形式或社会历史、文化问题的关注，是源自于其思考文学事实的自觉意识，是通过语言阐释这一中间环节来实现的，那就只能看到它们探索活动中的某些部分。或者确切地说，会把文学研究对于文本“外部”事物或文化关系的关注，误解为与文学语言问题无关的事件，继而混淆问题意识、研究对象和探讨策略之间的衍生关系。笔者认为，“向内转”的理论研究就是以索绪尔语言学为主要方法论，只关注文本内部构成的“形式主义批评”，而“向外转”则是在前者陷入绝境的情况下，理论研究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再度认同或回归。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内某些观点对于自身的话语变迁误读，甚至误解，即如此产生。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经由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被译介过来的“内部研究”范畴，就被视为区分自身文学研究彼此性质的牢固界限。可事实上，作为批评理论的早期表现形态，以阐明并确证文学作为艺术的审美属性及其自律体现为取向的“内部研究”，在操作层面上，虽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它们对于语言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以“形式”为旨归的，也绝不是说文学本身就是单纯的“形式”。即便雅各布逊和韦勒克，也不否认文学除审美功能之外的其他功用，不否定在社会、历史视野中读解文学的方式。他们强调审美意义在文学和文学活动中的统领地位，所传达的只是早已成为理论共识的一种批评观念，即不经过语言的研究，仅凭“知人论世”式的线性因果比附，或将抽象概念予以实体化的索隐述赞，批评是难以把握丰富多彩而又不乏规则的文学和文学活动。
应当承认，这种把文学问题转换为审美文化与语言间形式关系的研究思路，虽然将“思想体系建立于他们的语言观上——能看见什么取决于如何去看，却又不打算将其语言观推到极致”[6]（p59）。换言之，由于它们关于“艺术”或“美”的理解主要源自于康德形式化的二元划分，即那种与理性认识（“概念”和“理念”）相断裂的、显现于感官/感性层面的直接“愉快”[7]（p111）。因此，其批评视域主要集聚于静观、描述和解释带来艺术感染力的语言及其技术运用。所以，它们未能进一步反思文学语言的现实运作，没有深入追问其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后果。也就未能彻底完成超越传统文论范式的历史任务。 三
事实上，恰恰是出于这种对前者局限、不足的相关质问，20世纪晚期的文学批评理论才日益意识到，文学并不只是以音素为起点、以句子为止点的审美符号系统，更是牢牢嵌入历史与社会的文化脉络之中的语言实践；作为语言的现实活动，文学所包含和牵连的因素远远超出“语言之内”的美学构造，还与“语言之外”的范畴息息相关。因此，阐释文学同各种与它相关的“文本/语言外”事物之间的语境关系，就自然而然成为其话语构成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此，文学研究走出了“审美语词”的狭隘关系视域，把自己对文学的对象阐释拓展至历史与文化之维。
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言，转向之后的批评理论对于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社会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关注，是以文学想象的语言虚构而非与之无关的还原论层面来展开的。这既使得文化批评成为区别于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政治话语”，又使之能够通过这种研讨，去阐述文本言说同性别取向、阶级信念、种属/族裔惯例等社会性因素间的范畴关联会对文学活动产生何种影响。在文化批评看来，语言因其作为人的共同生活/生存形式而成为活动，语言活动是动态的实践过程，语言形式是固态的后果，只有前者在历史文化的语境组织中，经过一系列的选择、地位和变换，达到相对成熟的程度，固化为制度性或“约定俗成”的知识表述，才可以形成稳定的文学体裁和文体风格。
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媒介的实际使用意味着“人”感知，乃至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所谓的“审美自律”，事实上就是对于文学言说行为的一种历史诠释。这种诠释虽然不把文学对于世界的言说表述视为有所美化的如实“再现”，而是认为文学的虚拟世界与现实指涉物并无本然关联，却又认为文学语言与生活世界互为可靠的识别模式，能将被概念化的事物转化为视觉化显著的静观感知，让我们真正面向作为审美对象的“物”的原初本身。例如，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范畴“陌生化”就强调，突破惯习的文学表述“就是用另外的眼睛看世界”[8]（p331）。在这一强调“所见”的知觉预设上，把语言视为“结构”、“形式”或“语义”研究对象的审美话语，与强调经验与语言分离、“内容”至上的传统文论架构一样，并没有从实质上偏离审美反映论的还原性迷惑。由此它也就忽略了呈现在文学文本中的历史面貌、自然景物，不仅不是现实中的物理客体，反而是被“如何去看”所决定的“看作”或过滤的虚构“所见”，即文学凭借与某些文化/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来分类事物（可见物、可说物和可想物）、划分现实秩序和认知界限的以言行事行为。
由于语言活动的这种隐蔽建构性，文学成为一种使得“现实（效果）出于虚构”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功效的、永远处于复杂的社会历史中的意指生产，或如，阿尔都塞、伊格尔顿等所说的，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特定历史社会核心的表征（神话、形象、思想概念、价值信念等）系统” [9]（p23）——得以构成、传播与实现的特定方式和基本场域。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不同文学文本的形式特征所做的技术评估本身并不是品评优劣的完整依据，文学的价值也并非只是文本的形式特性。相应的，文学研究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完美阐释文学文本的特定审美特征，更在于通过分析意识形态因子浸淫于文学审美虚构的语言运作机制，在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中批判由此造成的人与社会的多重异化。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以后结构主义思潮为主体的批评理论，才以日常语言哲学的“述行”学说作为主要的灵感激发点，把不及物的文学语言视为有待批判审视的、特定语言实践的文化症候，继而探究被文学表述的感性愉悦、虚幻呈现所掩饰的深层意识形态幻象，揭露二者相互交织、支持、冲突和界定的间性关系施加于文学想象、文本写作与阅读之上的权力约束。可以说，作为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政治话语”，文化批评不仅揭示了被“审美话语”的程序化界说所遮蔽的文学的丰富功能和复杂内涵，拓宽了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而且在对语言活动的研讨之中，发掘了新的批评对象和新的文学问题，开拓了文学研究的知识空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审美话语的截然否认，也不是说二者之间彼此无关，或只是在方法技术上存在某些关联。萨义德对于欧美文学经典中的“东方学”批判，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对夏多布里昂、拉马、内瓦尔和福楼拜等作家的经典文本所展开的话语分析中，赛义德并非一开始就把文本简化为历史、权力/意识形态的附属范畴，而是首先把之当成一个“人”与现实世界相关联的艺术品，从其逼真的语言形式，如修辞、风格和叙述等层面考察其带来的美感，然后在文本语言表述与外部事物交织互构的能指实践之中，发掘出被这种自然化的形式结构所掩盖、压抑或排除的符号政治畸变，从而揭示艺术形式选择、文本审美价值与特定意识形态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关系[10]（p17）。
通过这一事例，我们不难理解批评理论何以会日益跨出审美关系的疆域，为何会对文学展开文化阐释。同时，还可以明显看到：文化批评对于文学的阐释不是着眼于文本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直接联系，不在于浅显揭示文本表述的对象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而是关注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因素对文学“不可见”的规约，即看重语言活动本身的文化/政治性与文本的形成机制。这种独特的知识构成，既使得文化批评的文学研究超越了无视艺术生产的美学神话，也是它为什么总是和社会、文化、伦理、政治或经济分析纠缠在一起的原因。基于此，杰姆逊也曾做了堪称经典的阐释：“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绝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11]（p7）由此来反观我们自身文学研究的理论演化的话，亦可获得如下启示：
批评操作上所出现的诸种区别或不同，不仅不是“审美话语”和“政治话语”彼此间隔乃至相互替换的实质性标志，反而说明了它们建立在共同问题意识基础上的张力依存。尽管它们有着各自的语言理论基础、知识指向或学理传统，但从问题意识层面来看，不论是哪一方，都没有偏离从语言维度出发对文学展开分析和阐释的基本思路，没有放弃对于文学语言问题的关注。只不过，出于对于“语言”的不同理解，二者在探讨语言问题的具体思路和研究对象的侧重上有所调整而已。而这种差异调整所体现的问题意识流变，恰恰构成批评理论不断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因和外在表现。 四
没有对于历史的理解，我们将无法解释现在，也就无法评价现在提供给我们的种种选择。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语境中，以肇始于欧陆古典哲学传统，尤其是康德所界说的审美范畴，来确证文学的说法已经成为一种不完全的、歧义迭出的概念预设。作为19世纪以来现代学科分工的知识产物，这种理解文学的观念思路及其理论框架也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并不具有反映文学历史全貌的普遍有效性与周详性。仅从超功利、无目的艺术自律角度，或是从因果还原层面来思考作为语言文化实践的文学问题，我们只能面对一个先验的文学存在，而无法应对文学之“美”的各种语用关联、难以解答当今文学活动的诸多流动现实。比如，被称为“文学”的语言作品是如何被经典化与非经典化的，确认其艺术价值的判断机制是什么，汉语文学与印欧语系文学的构成性差异缘何生成等。当然，也就无法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新现象——不仅文学被物化成商品来创造，“商品现在也以‘审美的方式’消费”[12]（p193）——进行科学辨别与判断，进而对其蕴含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媒介意识形态话语进行政治批判。
在这种情状下，对于我们自身批评理论的当代构建与持续发展来说，必须强调原创性的思路、论域和品格，应生成于由准确理解中国文学现实特殊性所酝酿、所衍发的问题意识，而非不做思考地集聚于那些所谓“国际前沿”下的一般性话题。它才是在理论联系实践的过程中产生自己独特批评视角和探讨方式的源泉。要不然，就会因匮乏问题意识导致种种模糊或局限，甚至会因误读“他者”，进而误解自身的理论话语，由此使得我们的文学研究远离具有多重身份、功能与价值的文学本身。在这个意义上讲，重审问题意识与批评理论话语构成之间的对应关联，在历史语境中把握批评理论中的双重话语蕴含，反思和检验中国文学研究中业已形成的知识观念，既是我们规范引介西方文论资源、使之本土化的实践过程中的有机部分，也是发现、激活自身优秀资源，使我们对于文学问题的理论思考及其成果真正“走出去”的关键环节。
[参 考 文 献]
[1]陶东风. 文化批评向何处去？[J].天津社会科学， 2000，（4）.
[2][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M]. 刘象愚，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法]雅克·德里达.多重立场[M].余碧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
[4]Edward J. Brown，In Major Soviet Writers： Essays in Criticism[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5]J.Hillis` Miller，The Triumph of Theory，the resistance to reading，and the question of material base[J]. PLMA，1987，（3）.
[6][英]彼得·巴里.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M].杨建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德]康德. 实用人类学（外两种）[M]. 李秋零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8][苏]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下）[M].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9]Philip Goldstein，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Criticism[M] Florida：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以色列]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1][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2][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全球化和政治策略[J].王逢振译.江西社会科学，2004，（3） .
（作者系信阳师范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