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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小空间：写字楼阶层的诞生与新都市文化许苗苗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随着人类都市化进程的展开，空间便成为后现代思潮关注的一个焦点，特别是自1974年列斐伏尔的著作《空间的生产》出版以来，关于空间的产生及其所遵行的资本和权力规则一直是后现代理论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空间化俨然成为一种可能。综观都市学以及空间理论研究的历史轨迹与发展趋势，着眼于整体性、社会性与思想性的宏观研究颇为丰富，但着眼于城市化进程中某一特定空间的形成这样较微观的探讨则显得有些缺乏，《大都市小空间：写字楼阶层的诞生与新都市文化》就是这样一本书，文学青年出身的许苗苗以其感性的笔触，全方位向我们展现了当代城市生活中一个典型的空间类型———写字楼。
为了展现写字楼空间的不拘一格，作者首先从一个较为关键的概念“写字楼阶层”入手。作者认为“那些在写字楼里工作、受写字楼文化影响、具有写字楼化特点，因而以写字楼为区别身份的标志的人群被称为‘写字楼阶层’。”（P129）以此为出发点，虽然作者一再力图撇清“写字楼阶层”与“白领”之间的关联，但笔者以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实质上多于其区别，或者说，“写字楼阶层”特指蜗居在写字楼上的人，从职业和社会地位来区分，他们之间的大部分仍然是外延缩小的白领，以“写字楼阶层”为新都市文化研究的对象，作者实则巧妙地取了两者的交集，从而将最具现代都市意义“物”的因素（写字楼）和“人”的因素（年轻白领）结合起来，理所当然，“写字楼阶层”被贴上“中国新都市文化代表阶层”这样的标签也应该不足为奇。同时，以空间命名是社会阶层划分的常见方法，以北京为例，从古老的“皇城根民”到当代京都的“写字楼阶层”，类似称谓的变化，不仅反映出时代和社会阶层的变迁，同时也历史地表明物对人的影响总是大过人对物的影响。然而关键的是，许苗苗认为，作为都市典型建筑的写字楼，一方面是对传统、权威、封闭“办公楼”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西方商业社会东向渐进的自然结晶。因此，在她的眼中，于此基础上诞生的“写字楼阶层”自然而然是与当代消费社会相媲美的、能体现金钱面前一律平等神话的新都市人群。
当然，纯粹以空间来命名一种社会阶层，所冒的学术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这种空间是否独特、能否明显区分于其他空间？二是生活于这种空间的人必须以此为界限，能否产生独特的、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心理倾向、文化结构以及生活方式？以此为逻辑，为解决第一个问题，书的前两章通过阐述写字楼在都市空间的形象、写字楼在城市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写字楼空间意义的解读等内容，作者用饱含感情的文字展示了写字楼在现代都市社会中的风骨。平心而论，作为中国新都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写字楼无疑是这个时代都市最具自我意义的重大空间之一，楼群越建越高，与《清明上河图》所描述的汴梁不一样，当代京都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高度上，这是因为在都市三维的世界里，人口爆炸早已让城市的长度和宽度失去延展的可能，只剩下高度，也只有高度才能让当代都市成为都市。有些不一样的是，高耸入云的楼群，在蒋原伦教授的眼中显得“张牙舞爪”（代序，P1）；在许苗苗的笔下，则被积极地表述为“这种较量是友好的，拔地而起的高楼给人一种昂扬向上、永不懈怠的感觉，正与当今蓬勃发展的经济态势相符”。（P3）
为了阐释一定的空间特征能够产生特定的心理结构，从第三章开始，本书由写字楼空间的解读谈及写字楼阶层的产生，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写字楼文化以及写字楼社会的诸种特征。在这一系列论述链条上，这第三章就显得很重要，在全书结构中，它要承上启下地解释写字楼到底是一种什么空间，它对于其中的人到底建构了何种独特的心理，以及由此形成了怎样独特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一种新的写字楼社会的诞生。在此，我们似乎有必要回到一个更为本源的问题：什么是空间？随着科技的发展，当代社会已经产生了人类经验史上从未有过的许多空间，随着空间种类的丰富和人类空间实践的深化，人们对空间关注的热情已经越来越高涨，以至于产生了一门名为“空间学”的新科学。但关于空间的探讨，人们目前关注的焦点还只是空间的种类和实践形式，无论福柯，还是列斐伏尔，他们关注的是，空间是“表现的”还是“再现的”，是“平等的”还是“自由的”。而各门具体学科中的“空间”，如外太空、数学空间、文学空间等，这里的“空间”更像是一个纯粹的词根，更像是让人们一看就肃然起敬的噱头，至于空间何以获得“生命”，由此与人类的生活相连并产生让人难以逾越的规制，这恐怕是目前“空间学”必须同时填充的内容。
基于笔者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验，从福柯“空间是生活的基础”这一感受出发，笔者更愿意把“空间”看做是人们从各种事物中分解和抽象出来的认识对象。这种认识与现时大家所主张的第三空间（强调个体在空间实践中的思维和体验）基本相吻合，即对于具体的人而言，“空间”不仅是他眼见为实的生理界，还是他想象活动的心理界。但更为本质的是，把空间强调为一种认识对象，就是表明在这种空间的界限中，人与物（空间）并非只是静止地面对面，而是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互动，形成传播关系，构成生活基础。这就如同站在一堵白墙前面，大多数人停留哪怕只有几秒钟，就会觉得如坐针毡；而对于极少数特殊的人来说（可能经常被社会认定为精神异常的人），他却可以停留数小时或者更长时间。之所以出现如此重大差别，是因为前者只是把墙当做死物，没有形成空间关系。而后者把墙当做一个可以辨识的生命对象并与之进行信息交流，即使是臆造，他们之间通过传播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现实关系的生存空间；即使只是一种心理空间，个体在其中仍然可以构成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属性主要通过社会关系来实现，因而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实现人的存在。典型的如网络空间，面对着电脑，个体的生理空间被牢牢禁锢，但与此同时，其心理空间却在无限膨胀，在光与影世界里，各种原始的冲动需要得到代偿，各种虚假的幸福得到实现。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黑客帝国》，这部电影中反复提到一句话“万物有始皆有终”，正如所说，当电影最后虚拟世界与媒介（机器）之间的共谋关系被厘清，人机之间相互浸淫的空间也就消失了，它给主体带来的便是那如影随形而来的幻灭感。
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蒋原伦先生眼中“张牙舞爪”的写字楼到作者的笔下何以变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因为面对同样的对象，每个人空间关系建构的法则并不相同，而这一般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兴趣有关。对于蛰居在北京的作者而言，写字楼就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对于这种空间的解读，就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酸甜苦辣咸诸般感受。写字楼空间外面的绿地可以看成休闲逻辑的标志，大厅的富丽堂皇可以看成是面子经济的符号，但对于生活在其间的人而言，写字楼可能更意味着电梯强迫症、空调进化论，进而意味着科层制、类似于“7－Eleven”的选项制等。应该说，带着女性特有的细致，作者对写字楼空间的解读既是精致的又是全面的，从写字楼空间的多意性、权力性、封闭性、功能性入手，几乎是面面俱到，不一而足，但即便是这样，作者还是谦卑地认为写字楼仍然是一个“期待阐释的意义空间”。（P107）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空间关系中人与物的影响并非只是单方面地由人去解读，它们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写字楼同样对写字楼阶层存在着多方面的暗示，通过约定俗成、阶层文化教育甚至是威逼利诱（P186），写字楼人形成共同的文化空间，群体被感染逐渐产生趋同的社会行为。如写字楼是人类社会高科技的综合体现，作为回应，写字楼阶层多半沦为生活中高科技的宠儿，尤其在信息通讯技术方面，从苹果电脑到智能手机，每一次新产品的革新，都能在这个群体里面引起一阵骚动；又如写字楼是现代都市的商标，作为回应，写字楼阶层总是既被动又自动地穿上职业装，在统一规整的人群面前，让人感受更多的是作为公司品牌的广告价值，而不是人的价值；再如写字楼是消费社会的典型集中地，作为回应，不管是“小资”“布波”还是“乐活”，在商品大潮的刺激之下，写字楼阶层总是不由自主地快乐并时尚着。
作者关注写字楼阶层，并非只是一味地关注他们仅仅以写字楼为场景的生活空间，更多的是将这个阶层放到更为广阔的都市社会背景中去认识，更愿意在絮絮叨叨的叙述中，倾诉着生活的点点滴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本书后半部分更像是在展现当代都市以写字楼阶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际遇，为了体现写字楼阶层命运的悲欢离合，本书最大的叙述特征便是几乎处处充斥着貌似矛盾实则充满生活张力的描写。
大都市与小空间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更是一种张力，作者用意不在“大”与“小”的不对称，而在于以小见大，四两拨千斤，让人在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中体味到生活的深沉。书中类似的描述在第五章第二、三节中体现得较为集中，如关于身体的量化：写字楼人一方面拼命挣钱伤害身体，但另一方面乐于用金钱换取健康；关于个性的量化：写字楼人一方面个性得到张扬，可以在隐私化的“茶马古道”餐厅品味普洱茶，但另一方面却喟叹写字楼连打私人电话都没有机会；关于身份的量化：一方面写字楼人的身份语汇通过盛装通行，但另一方面又必须通过紧随潮流的消费品来对物的主人身份进行认知；关于模糊空间：一方面新媒介缩减了空间的距离，但另一方面大多数写字楼人即便同处一个办公室，也优先通过电话、MSN、QQ交谈；关于模糊时间：一方面写字楼人工作时间增加，私人时间减少，24小时的界限没有了，但另一方面他们工作时间可以掌握，可以集中休假，而这样一来，又容易患上“放假生病症”；关于性别则更加有趣：一方面女性男性化、强人化，但另一方面男性人群里却流行着柔弱的“写字楼腔”；关于年龄：一方面老的装嫩，另一方面少的想扮成熟……。（P193—219）全书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种种迹象表明，新都市生活也许真的就是这样的无助和无奈，这大概也是现代都市白领的宿命吧。
纵然充满磨难和压力，但必须同时承认，“写字楼化”已然闯进都市人的生活，写字楼阶层形成诸多新的社会现象，正不自觉地领导着当代都市新文化的潮流。对于其中的原因，作者认为写字楼阶层人员数量比例并不高，却拥有较高的生产能力、消费能力和话语权（P223）。事实上，你完全可以把写字楼人看成是新生活的前卫实验者，从异性合租到宅男宅女，从单身公害到隐婚一族，从协议婚姻到丁宠家庭，从花样美男到哥崇拜、小萝莉强迫症等。写字楼人一系列眼花缭乱、让前辈瞠目结舌的生活尝试，既强烈地冲击着已有的社会伦理，又有意无意间引领着年轻人投向新的彼岸。
《大都市小空间》是一本带有纪录片色彩的新都市文化书籍，作者以写字楼空间中的人与物为出发点，以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为重点研究对象，用跳动的笔法和灵活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巨大的写字楼阶层生活画卷，其中不仅浓墨重彩地解释了写字楼作为现代建筑标志的格式意义，还阐述了写字楼作为生活实质内容的空间意义；不仅饶有兴致地揭示了写字楼阶层利用现代媒体的文化意义，还挖掘了写字楼阶层追逐时尚乐活的消费意义。从写字楼到写字楼阶层，从写字楼文化到写字楼社会，颇有生活实感的作者无一不从“内窥”的角度信手拈来，对于写字楼的未来，你大可如作者那样，将其看为时代裂变之地，将其视为传统与现代、媒介与信息、秩序与效率的综合体（P273）；你也可如蒋原伦教授那样，从“外探”的角度将其看为建筑、经济极化之物，将其视为非社会文化理想之地，继而逃之夭夭。
随着人类都市化进程的展开，空间便成为后现代思潮关注的一个焦点，特别是自1974年列斐伏尔的著作《空间的生产》出版以来，关于空间的产生及其所遵行的资本和权力规则一直是后现代理论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空间化俨然成为一种可能。综观都市学以及空间理论研究的历史轨迹与发展趋势，着眼于整体性、社会性与思想性的宏观研究颇为丰富，但着眼于城市化进程中某一特定空间的形成这样较微观的探讨则显得有些缺乏，《大都市小空间：写字楼阶层的诞生与新都市文化》就是这样一本书，文学青年出身的许苗苗以其感性的笔触，全方位向我们展现了当代城市生活中一个典型的空间类型———写字楼。
为了展现写字楼空间的不拘一格，作者首先从一个较为关键的概念“写字楼阶层”入手。作者认为“那些在写字楼里工作、受写字楼文化影响、具有写字楼化特点，因而以写字楼为区别身份的标志的人群被称为‘写字楼阶层’。”（P129）以此为出发点，虽然作者一再力图撇清“写字楼阶层”与“白领”之间的关联，但笔者以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实质上多于其区别，或者说，“写字楼阶层”特指蜗居在写字楼上的人，从职业和社会地位来区分，他们之间的大部分仍然是外延缩小的白领，以“写字楼阶层”为新都市文化研究的对象，作者实则巧妙地取了两者的交集，从而将最具现代都市意义“物”的因素（写字楼）和“人”的因素（年轻白领）结合起来，理所当然，“写字楼阶层”被贴上“中国新都市文化代表阶层”这样的标签也应该不足为奇。同时，以空间命名是社会阶层划分的常见方法，以北京为例，从古老的“皇城根民”到当代京都的“写字楼阶层”，类似称谓的变化，不仅反映出时代和社会阶层的变迁，同时也历史地表明物对人的影响总是大过人对物的影响。然而关键的是，许苗苗认为，作为都市典型建筑的写字楼，一方面是对传统、权威、封闭“办公楼”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西方商业社会东向渐进的自然结晶。因此，在她的眼中，于此基础上诞生的“写字楼阶层”自然而然是与当代消费社会相媲美的、能体现金钱面前一律平等神话的新都市人群。
当然，纯粹以空间来命名一种社会阶层，所冒的学术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这种空间是否独特、能否明显区分于其他空间？二是生活于这种空间的人必须以此为界限，能否产生独特的、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心理倾向、文化结构以及生活方式？以此为逻辑，为解决第一个问题，书的前两章通过阐述写字楼在都市空间的形象、写字楼在城市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写字楼空间意义的解读等内容，作者用饱含感情的文字展示了写字楼在现代都市社会中的风骨。平心而论，作为中国新都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写字楼无疑是这个时代都市最具自我意义的重大空间之一，楼群越建越高，与《清明上河图》所描述的汴梁不一样，当代京都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高度上，这是因为在都市三维的世界里，人口爆炸早已让城市的长度和宽度失去延展的可能，只剩下高度，也只有高度才能让当代都市成为都市。有些不一样的是，高耸入云的楼群，在蒋原伦教授的眼中显得“张牙舞爪”（代序，P1）；在许苗苗的笔下，则被积极地表述为“这种较量是友好的，拔地而起的高楼给人一种昂扬向上、永不懈怠的感觉，正与当今蓬勃发展的经济态势相符”。（P3）
为了阐释一定的空间特征能够产生特定的心理结构，从第三章开始，本书由写字楼空间的解读谈及写字楼阶层的产生，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写字楼文化以及写字楼社会的诸种特征。在这一系列论述链条上，这第三章就显得很重要，在全书结构中，它要承上启下地解释写字楼到底是一种什么空间，它对于其中的人到底建构了何种独特的心理，以及由此形成了怎样独特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一种新的写字楼社会的诞生。在此，我们似乎有必要回到一个更为本源的问题：什么是空间？随着科技的发展，当代社会已经产生了人类经验史上从未有过的许多空间，随着空间种类的丰富和人类空间实践的深化，人们对空间关注的热情已经越来越高涨，以至于产生了一门名为“空间学”的新科学。但关于空间的探讨，人们目前关注的焦点还只是空间的种类和实践形式，无论福柯，还是列斐伏尔，他们关注的是，空间是“表现的”还是“再现的”，是“平等的”还是“自由的”。而各门具体学科中的“空间”，如外太空、数学空间、文学空间等，这里的“空间”更像是一个纯粹的词根，更像是让人们一看就肃然起敬的噱头，至于空间何以获得“生命”，由此与人类的生活相连并产生让人难以逾越的规制，这恐怕是目前“空间学”必须同时填充的内容。
基于笔者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验，从福柯“空间是生活的基础”这一感受出发，笔者更愿意把“空间”看做是人们从各种事物中分解和抽象出来的认识对象。这种认识与现时大家所主张的第三空间（强调个体在空间实践中的思维和体验）基本相吻合，即对于具体的人而言，“空间”不仅是他眼见为实的生理界，还是他想象活动的心理界。但更为本质的是，把空间强调为一种认识对象，就是表明在这种空间的界限中，人与物（空间）并非只是静止地面对面，而是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互动，形成传播关系，构成生活基础。这就如同站在一堵白墙前面，大多数人停留哪怕只有几秒钟，就会觉得如坐针毡；而对于极少数特殊的人来说（可能经常被社会认定为精神异常的人），他却可以停留数小时或者更长时间。之所以出现如此重大差别，是因为前者只是把墙当做死物，没有形成空间关系。而后者把墙当做一个可以辨识的生命对象并与之进行信息交流，即使是臆造，他们之间通过传播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现实关系的生存空间；即使只是一种心理空间，个体在其中仍然可以构成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属性主要通过社会关系来实现，因而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实现人的存在。典型的如网络空间，面对着电脑，个体的生理空间被牢牢禁锢，但与此同时，其心理空间却在无限膨胀，在光与影世界里，各种原始的冲动需要得到代偿，各种虚假的幸福得到实现。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黑客帝国》，这部电影中反复提到一句话“万物有始皆有终”，正如所说，当电影最后虚拟世界与媒介（机器）之间的共谋关系被厘清，人机之间相互浸淫的空间也就消失了，它给主体带来的便是那如影随形而来的幻灭感。
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蒋原伦先生眼中“张牙舞爪”的写字楼到作者的笔下何以变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因为面对同样的对象，每个人空间关系建构的法则并不相同，而这一般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兴趣有关。对于蛰居在北京的作者而言，写字楼就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对于这种空间的解读，就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酸甜苦辣咸诸般感受。写字楼空间外面的绿地可以看成休闲逻辑的标志，大厅的富丽堂皇可以看成是面子经济的符号，但对于生活在其间的人而言，写字楼可能更意味着电梯强迫症、空调进化论，进而意味着科层制、类似于“7－Eleven”的选项制等。应该说，带着女性特有的细致，作者对写字楼空间的解读既是精致的又是全面的，从写字楼空间的多意性、权力性、封闭性、功能性入手，几乎是面面俱到，不一而足，但即便是这样，作者还是谦卑地认为写字楼仍然是一个“期待阐释的意义空间”。（P107）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空间关系中人与物的影响并非只是单方面地由人去解读，它们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写字楼同样对写字楼阶层存在着多方面的暗示，通过约定俗成、阶层文化教育甚至是威逼利诱（P186），写字楼人形成共同的文化空间，群体被感染逐渐产生趋同的社会行为。如写字楼是人类社会高科技的综合体现，作为回应，写字楼阶层多半沦为生活中高科技的宠儿，尤其在信息通讯技术方面，从苹果电脑到智能手机，每一次新产品的革新，都能在这个群体里面引起一阵骚动；又如写字楼是现代都市的商标，作为回应，写字楼阶层总是既被动又自动地穿上职业装，在统一规整的人群面前，让人感受更多的是作为公司品牌的广告价值，而不是人的价值；再如写字楼是消费社会的典型集中地，作为回应，不管是“小资”“布波”还是“乐活”，在商品大潮的刺激之下，写字楼阶层总是不由自主地快乐并时尚着。
作者关注写字楼阶层，并非只是一味地关注他们仅仅以写字楼为场景的生活空间，更多的是将这个阶层放到更为广阔的都市社会背景中去认识，更愿意在絮絮叨叨的叙述中，倾诉着生活的点点滴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本书后半部分更像是在展现当代都市以写字楼阶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际遇，为了体现写字楼阶层命运的悲欢离合，本书最大的叙述特征便是几乎处处充斥着貌似矛盾实则充满生活张力的描写。
大都市与小空间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更是一种张力，作者用意不在“大”与“小”的不对称，而在于以小见大，四两拨千斤，让人在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中体味到生活的深沉。书中类似的描述在第五章第二、三节中体现得较为集中，如关于身体的量化：写字楼人一方面拼命挣钱伤害身体，但另一方面乐于用金钱换取健康；关于个性的量化：写字楼人一方面个性得到张扬，可以在隐私化的“茶马古道”餐厅品味普洱茶，但另一方面却喟叹写字楼连打私人电话都没有机会；关于身份的量化：一方面写字楼人的身份语汇通过盛装通行，但另一方面又必须通过紧随潮流的消费品来对物的主人身份进行认知；关于模糊空间：一方面新媒介缩减了空间的距离，但另一方面大多数写字楼人即便同处一个办公室，也优先通过电话、MSN、QQ交谈；关于模糊时间：一方面写字楼人工作时间增加，私人时间减少，24小时的界限没有了，但另一方面他们工作时间可以掌握，可以集中休假，而这样一来，又容易患上“放假生病症”；关于性别则更加有趣：一方面女性男性化、强人化，但另一方面男性人群里却流行着柔弱的“写字楼腔”；关于年龄：一方面老的装嫩，另一方面少的想扮成熟……。（P193—219）全书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种种迹象表明，新都市生活也许真的就是这样的无助和无奈，这大概也是现代都市白领的宿命吧。
纵然充满磨难和压力，但必须同时承认，“写字楼化”已然闯进都市人的生活，写字楼阶层形成诸多新的社会现象，正不自觉地领导着当代都市新文化的潮流。对于其中的原因，作者认为写字楼阶层人员数量比例并不高，却拥有较高的生产能力、消费能力和话语权（P223）。事实上，你完全可以把写字楼人看成是新生活的前卫实验者，从异性合租到宅男宅女，从单身公害到隐婚一族，从协议婚姻到丁宠家庭，从花样美男到哥崇拜、小萝莉强迫症等。写字楼人一系列眼花缭乱、让前辈瞠目结舌的生活尝试，既强烈地冲击着已有的社会伦理，又有意无意间引领着年轻人投向新的彼岸。
《大都市小空间》是一本带有纪录片色彩的新都市文化书籍，作者以写字楼空间中的人与物为出发点，以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为重点研究对象，用跳动的笔法和灵活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巨大的写字楼阶层生活画卷，其中不仅浓墨重彩地解释了写字楼作为现代建筑标志的格式意义，还阐述了写字楼作为生活实质内容的空间意义；不仅饶有兴致地揭示了写字楼阶层利用现代媒体的文化意义，还挖掘了写字楼阶层追逐时尚乐活的消费意义。从写字楼到写字楼阶层，从写字楼文化到写字楼社会，颇有生活实感的作者无一不从“内窥”的角度信手拈来，对于写字楼的未来，你大可如作者那样，将其看为时代裂变之地，将其视为传统与现代、媒介与信息、秩序与效率的综合体（P273）；你也可如蒋原伦教授那样，从“外探”的角度将其看为建筑、经济极化之物，将其视为非社会文化理想之地，继而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