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汉字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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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是表达的工具但又不仅仅是,它还带着与生俱来的历史温度和文化内涵。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确实,每一个字的诞生,都有诸多构成因素以及变化与演进特点。其中一些汉字甚至记录和承载了文明的进程、文化的特性、民族的特点、国家的发展,它们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树立了中华文明的旗帜。
  
  名位诱人
  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位同桌很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他叫“自强”,名字里自有父母望其自强不息的勉励之意。但同桌却觉得这个名字远不足以表达他的鸿鹄之志,执意要改一个更能匹配之名。
  功夫不负有心人,同桌苦想了数天,终于有所获见:他发现党和国家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名字有一个共同规律——末字的笔画数均为五,而中间一字常用“泽被东方”的“泽”字。于是他尊号自己“泽击”。
  名字取出来之后,他十分得意。在他朦胧的意识里,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人的名字与命运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找出这种联系,也许就是发现了命运的“达芬奇密码”,而“泽击”也许就是那个能助他应证天数的神秘符号。自此,他便常以此自称,虽得不到大家的承认,但亦乐此不疲。
  同学的想法带着人类童年思考中天真、原始和充满幻想的特性,思路其实与古人不谋而合。许慎《说文解字》说:“名,自命也。”名与命同源,名就是命。虽然此时的“命”还未作“命运”解,但是,古人相信,人的名字与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具有极强的暗示性和支配力,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信息。所以,小儿初生,父母予之名,往往眷眷有深意,包含着对其一生的忠告与期盼。
  然而,对于“自强”的期许,我的同学大概不为以然,他对自己有着完全不同的要求,那是一种对于名位的强烈欲望。《论语》论“君子”,分“有德者”和“有位者”两种,很显然在他初生牛犊的眼里,名位远比德行要来得直观而诱人。
  这位同学的想法并无特别之处。名位代表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中国是个世俗的国家,几千年来受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影响,有无名位、何等名位,往往成了一个人人生价值的评价标准。所以中国人看重名位,追求名位,也是再正常不过之事。
  古代名位的获得,主要有世袭和选拔两种。世袭依赖亲缘关系,所以除了改朝换代,一般没有可操作空间。而像科举制度这样优秀的选拔机制,是自隋唐才开始的。在这以前,寻常人想要做官,就要看他是否有名望了。
  在汉代,选拔官吏是通过察举和征辟。察举是指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举荐当地有名望、有德行的人给上级。而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征辟的基础自然也是看此人名望几何了。
  所以,要有名位,需先有名望。为了争取被察举或征辟,当时的士大夫特别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自抬身价。然而,这种潮流后来渐渐走向极端,变得矫情造作、虚饰伪善。
  东汉时,有一人名许武。他有许宴、许普两弟,当时都不显于当世。为了使之成名,许武想出了一条妙计。他以分家为由,将良田美屋、壮奴巧婢都占为己有,而弟弟们的所得皆驽劣寡少,于是乡亲们都称赞其弟的“推让”而鄙视许武的贪婪,晏、普等因此而暴得大名。等到两人出名并被选举为官之后,许武乃在宗族人面前吐露前番处心积虑的用意所在,并将大笔财产赠让给弟弟。这是一则典型的“为孝悌而孝悌”的变味之例。
  由于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名义上均需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因此,汉末士人间就出现了“品题人物”的日常风气,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评论家,因某人点评而誉满天下者不乏其人,求人点评者更是屡见不鲜。
  据《后汉书·许劭传》记载,曹操在成名之前,曾胁迫当时以善人伦的许劭为自己品鉴。许劭便说出了那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大喜而去。品题之风盛行到后来,对人物的评语变得固定模式化,一般为七字一条,前四字通常是美誉之辞,后三字为人名,如“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楷模李元札”、“天下英秀王叔茂”、“天下良辅杜周甫”等。
  可见世人求名之心切,自古亦然。
  名实相符
  汉代察举征辟制发展至后来,其初衷已被大大违背。在利益驱使下,贿赂成风,特权横行,选举早已乖实。东汉末年,已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洁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所以,曹操才会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来应对当时社会群雄割据、人才急需的局面。
  这种名位、名望与实际不符的现象,牵涉的是“名”与“实”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只有理顺了名实关系,方能应用于治理天下。所以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诸子百家就有过长足的讨论,其中以儒、道两家对后世影响尤为重大。
  庄子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尧为天子,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回答说,你将天下治理得很好,不愧天子之名,名实相符。现在你把天下让给我,我没有治理天下而虚有天子之名,难道让我为了这个虚名而抛弃实在的人生自由吗?许由觉得尧的话污染了他的耳朵,于是马上跑到河边洗耳朵去了。
  可见,在庄子眼里,名和实比较起来,名为宾,实为主,实是第一位的,不求虚名,珍惜人生自由的境界,这才是最实在最美好的生活。这种追求在庄子自己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有一次,庄子在蒲水上钓鱼,楚王派来了大臣,恭敬地劳烦他出山为相。庄子回答说:我听说楚国有一种神龟,死了三千年了,它的骨头还被放在宗庙里,用做占卜。你说,它是情愿送了性命留下骨头让人敬仰好,还是情愿活在烂泥巴里打滚好呢?大臣说:我猜它一定愿意在泥巴里打滚。庄子说:那么你们回去吧,我和它一样,愿意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
  与道家不同,儒家的名实观较为入世,它分化为完全相反的两派。一派以荀子为代表,他认为“名随实变”,名是用来指示现实事物,但目的是别贵贱、别同异,如果实发生改变,名要随之变化。孔子的观点与之恰恰相反,他认为“因名求实”,先立名而后才求实。此观点典出《论语》:子路问孔子说,如果卫国国君让你执政,你要先做什么呢?孔子说首先要“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里的“名”,指的是人及事物在天地间所处的地位和其行事的原则。树立正确的原则,明确各人的身份地位和该做之事,然后认真去做,这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兴衰、人民的安危苦乐。这便是孔子的因名而求实的“正名”思想。
  名分之争
  正名观因符合封建王朝统治的需要,而被后世为政者发扬光大。中国人的“名分”观念即发源于此。“名”可以代表一个人身份的确认,而“分”则是此人应做的分内之事,应承担的责任和分享的权利。
  后来,中国上起宫廷,下至乡野宗族,无不重视名分。分别长幼、正庶,就是正名的过程。正名之后,便分出了地位的高低、权利义务的大小轻重。所以,一般皇家内嫡长子为储,宗族内正出长子以后主持宗族事物。
  可见,“名分”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保护分内的利益,为名分所在;而谋取分外的利益,即为染指,僭越本分。
  “染指”一说有典故可循。春秋战国时,郑国公子宋与大臣一起去朝见郑灵公。公子宋对大臣说,看来今天能尝到美味,我的食指在动,每次它一动,就一定有美味可吃。正巧,灵公得到了一只鼋,让厨子烹煮作羹。灵公听闻公子宋之言,鼋羹做好后,分赐大臣,故意不赐予公子宋。公子宋心下不忿,怒将食指伸入鼎中蘸食鼋羹,然后拂袖而去。后人将此事浓缩为成语“染指于鼎”,意指谋取分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染指的后果十分严重,灵公大怒,扬言誓杀之,而公子宋抢先谋反,由此引发了一场内乱。一指羹事虽小,但分内分外之别事大,古人心态,由此可略见一斑。
  由于名分之中,紧紧地捆绑着权、位、利、禄、誉。所以有无名分,成了人们极为重视之事。这种思想影响深远,由古至今,历史上名分之争的事例不胜枚举。现代人行事,亦逃不脱其所囿。为一区区名分,无数人穷极一生。
  受名之累如此!
  
  链接······
  汉字释义
  书:“书”字的古文字,上面是人手执毛笔之形。毛笔是中国古代发明的一种独特的书写、绘画工具,因为它富有弹性,表现力强,因此也是形成后世书法艺术的重要物质因素。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书”字的构形,形象地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久远起源。
  册:“册”的字形字意都是指“书”,古代称编好的竹简为“册”,后又由此演变成动词,如“册封”、“册立”等,都是国家大事,因此“册”作为动词含有庄重的意味。而这些国家大事又被载入史册。苏轼有言:“先朝载之史册,今虽容有不知,后世决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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