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一直以为克丽奥女神殿堂的门楣上刻着“重宝秘籍，付与有缘，入我门来，得祸莫怨” (《碧血剑》)，待满怀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心情捱进门去(可能只是在门口探了一下头而已)，却发现里面似乎既没有祸，也没有福，当然更不会有什么“重宝”——那样流光溢彩的似乎并不是以克拉计的某种珍物，充其量只是一些可疑的彩色玻璃弹珠之类的东西。就像传说中鸳鸯刀中所藏的无敌于天下的秘诀只是大而无当得令人啼笑皆非的四个字“仁者无敌”一样实在幽默得苦涩。(《鸳鸯刀》)不免有时也有“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之慨，但清醒地意识到，毕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说过：“在理论上，骰子的六面应绝对均衡，在任何一面灌了铅，赌徒的机会就不均等了。但在历史考证方面，几乎所有的骰子都灌了铅，人的因素微妙无比，它们不断渗入‘骰子’”。其实历史学中的骰子简直是灌了水银的——比灌铅的还拿捏不定。“入史局须手硬”，自知最多不过一手软一手硬，看别人“呼卢成卢，喝雉成雉”(《金明馆丛馆二编》)，自己当“羊牯”也不甘心，心说所幸只有强奸的没有逼赌的，老子不干了还不行吗？
　　却不能舍。不是老九，说声要走绝没有崔旅长挽留八大金刚苦劝，自己更没有再脏再累的活也得有人干的觉悟，之所以无法了断应该说只是一种虽然使君有妇却依然存在的对初恋情人的铭心刻骨，是情绪的而非理智的。
　　再读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科版)，觉得自己似乎能像溺水者抓住根稻草般把握住些什么。在布洛赫看来，虽然历史学不能用一种纯数学的语言来描绘刻划，也似乎并不具备人们通常认为实有或认为该有的特别功利的实用性，但它无论在什么意义都是一门真正的科学。
　　我想：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学在现实中的地位是尴尬而窘迫的，可是作为一门科学它确凿无疑地会让人有所收获——当我们认识到“历史的原因不是想当然的，它需要我们去探索……”，而“由今知古”、由古知今”的双通道又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当我们用充盈的心智去整理去考据，去理解，我们终于会有所得。
　　至于所得的是历史的教训也好，“历史的笑弄”(《七缀集》)也好，或者只是原始意义上的鉴往知来，赏善罚恶也罢，都似乎并不重要，只要有足够的保证(道德勇气？学术良心？)让人安下心来——历史学家至少不会为了某个或神圣或卑劣的原因谋杀事实真相连眼都不眨，并且借尸还魂夹带私货，而私货最终还会成为国之重器。换言之，将历史这块料子作酒幌子也好，作晚礼服也罢，作大旗、手套均无不可，哪怕只作一块尿布也成，只要不是用大旗去催眠般号召人们去将异端邪教非我族类的人宰个干干净净，或者用手套以避免在钱柜上留下指纹，在刀柄上留下血印，便很可以了。
　　发现“一日心期千劫在”自有其道理，讨得这个说法，“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也不管与布洛赫的原意是不是一回事。
　　知道这有些书生意气，其实布洛赫也有些书生意气，依他的锦囊妙计而行，“历史学家的技艺”实在也有点“空手套白狼”的意味。正像译者序里所说的，有时候也许还得拿起枪来才更加斩截明决并且实实在在。布洛赫投身于抵抗运动牺牲没完成本书虽然让人扼腕，但如果他亡命英美的话也就完不成他整个生命的辉煌大书了。
　　历史学很容易被人嘲讽成屠龙之技，不如我们先承认屠龙无技争取主动。但倘真的遇上龙，看它们“飞龙在天”、“龙战于野”有什么不好，何必血淋淋地干那营生，还不是一样的肉，再说神龙见首不见尾，你屠得了吗？——其实就是遇上狗，也不必一定效那汉高帝的连襟，看它撒欢摇尾，让它看家护院，哪样不比吃了香肉火锅干烤强？
　　想克丽奥女神的殿堂也许只是一间容易失火的老木屋，倘里面只有些彩色玻璃弹珠什么的也好，既没有大盗觊觎，也没有小贼光顾，自己拿些偷闲学少年玩上一把，不亦乐乎——不过好像现在的少年已经更喜欢“魂斗罗”或“俄罗斯方块”了——玩得专心致志，大约因为心里总存希望：如果遇着“老顽童”同乐之余传咱些“双手互搏”“九阴真经”的功夫，咱还怕那“东邪西毒”或者“东方不败”吗？
　　抒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