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臺

　　距离上台演出还有半个多小时，舞者尹昉和搭档吴孟珂已经来到舞台侧台。
　　“你还有什么要试的吗？”吴孟珂小声问。
　　“没有，交给舞台了。”尹昉说。
　　从小跳舞，这是尹昉进入舞台的方式：提前候场，拼命吸收舞台的能量，融到自己的呼吸里。“空调声、别人说话的声音、各种光、观众，包括紧张，腿的酸痛、疲劳，把这些都变成我的一个感受，我在这个场里，这些都属于这个场，也都是我作品的一部分。”
　　这是7月13日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的第五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的开幕式，尹昉受比赛发起人、中央芭蕾舞团前团长赵汝蘅之邀担任主持并演出。
　　这之前，他已经四年没有上台跳过舞了。
　　与舞者相比，尹昉更为大众所知的身份是演员。2010年，24岁的他还是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一名职业舞者，偶然被崔健看中，在崔健自编自导的长片处女作《蓝色骨头》中出演地下摇滚歌手。四年后，电影上映，片约纷至沓来，尹昉成了《火锅英雄》中的劫匪、《红海行动》中的狙击手观察员、《路过未来》中的打工者……待播作品列表里还有电影《少年的你》《第一炉香》和电视剧处女作《新世界》。
　　今年3月，赵汝蘅在为比赛开幕式寻找合适的主持人，作为97级中央芭蕾舞团五年制舞蹈学校的学生、该比赛曾经的获奖者、青年演员，尹昉进入了备选名单。“我觉得现在他都是明星了，也不太敢接触。但是我一请他，他就说可以;我说，我还想请你跳一段，也可以。我最吃惊的是他还要为这个比赛编一段舞，不要钱，什么都不要。”赵汝蘅回忆。

　　模拟风声的背景音乐、暗场、两束追光，尹昉和舞伴着灰色紧身衣出现在舞台上。当晚演出的12个作品中，尹昉的这支双人舞《混沌》（where two ends meet）作者性最强。八分钟里，音乐、服装、灯光、色彩的修饰性都被尽可能降低，也没有花哨、大幅度的肢体表演，整套动作依靠的是对身体重量的使用、连接和转换。
　　在尹昉的叙事里，这是一个关于云的故事：经过风，两朵云交错、相融、变异，变成雨落下来，又上升变成云。没有强烈的宣泄和表达，观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体会找到相呼应的情感和关系。
　　“内心异常平静。”吴孟珂这样形容那晚的台上状态。
　　离开舞蹈四年，运动机能的退化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期间，尹昉也很少看舞蹈演出。曾经在学习、表演中吸收的东西逐渐从身体里流失，“但留下的就是我体验最深的。”演出后的第二天，我在前门附近一间胡同里的小咖啡厅见到尹昉。他素颜，戴一顶黑色棒球帽，穿白T恤、黑短裤、运动鞋，这里是他摸了三四个地方才找到的理想聊天环境。
　　“刚排练的时候，会觉得我的可能性变小了，我就想在这个很窄的限制里我能做什么，腿能抬到这就用能抬到这的东西，不受任何其他的干扰。”尹昉比划着说。
　　演出之后，尹昉发信息问赵汝蘅对作品的评价。“我跟他讲，我还没看够。”赵汝蘅说，“中国的舞蹈者，身体条件好的特别多，脚能绷得特别直，腿能掰得特别开，有各种各样像体操、杂技的动作，但是编舞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比较差。一个好的编舞者，除了掌握编舞的技术以外，心里还应该有一个文学结构，有音乐的选择，有整个舞台的色彩。”她觉得尹昉具备这样的素质。

慢

　　今年4月的一个晚上，十一二点钟，荷兰舞蹈剧场NDT演员吴孟珂演出完回家，看见坐在自己家楼梯上的尹昉。进门后，两个人坐在餐桌边，从即将到来的合作聊到各自的表演经历，结束已是深夜。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被对方过往的舞蹈视频吸引，决定一起做一个作品参加7月国家大剧院的演出。
　　在吴孟珂原本的工作节奏里，10分钟以内的一段舞蹈，两天就可以排完。结果，尹昉在荷兰待了二十多天，每天跟着NDT一起上75分钟的芭蕾舞课，赶着吴孟珂工作前后的时间和她排练;之后又跟着她的行程，去了台湾和日本。
　　“有的编导是，什么都行，先搞出来再去收拾，包容度很大，或者方式特别固定和清楚，很容易出动作。我是大概能感觉到我要什么，但我一般不会选择直接冒出来的那个东西，老是那样的话我又会觉得无聊。所以我要去实验，看是不是我要的。”尹昉说。
　　起初，吴孟珂会沉不住气。“有时候下班已经很累了，又要再排练，又耗了很久，两个小时里面可能只有一个动作是可以用的，其他都觉得在干嘛？难免会有这种（情绪）。但是他非常有耐心，会很平静地看着你。”吴孟珂的身体能力很强，可以做漂亮、多元的动作，每当她提出一个动作不好看，尹昉都不说话，安静地等她去改、去试，大概到第十次，才会跟她讨论要怎样调整。尹昉想要更多可能性。 　　相处久了，吴孟珂接受了尹昉的工作方式，“他需要时间思考，需要消化，那个当下我就觉得慢点没有不好，看到跟你工作的这个人非常稳，也会被感染到。”四个月，两个人不断地“再一次”，“再一次”;直到上台前两天，尹昉才最终完成所有编排;上台前一两个小时，还在解决动作上的技术问题。
　　“我也会急，当发现急不来的时候，我就不管了。我太需要自己的节奏了。”尹昉说，“就还是回到我的方式里，一点一点，在那个里面逼自己。”
　　找到自己的方式，尹昉用了二十多年。
　　1997年，尹昉11岁，从老家长沙来到北京，进入设在北京戏曲学校的中央芭蕾舞团舞蹈学校学习。当时的团长赵汝蘅说，那个年代很单纯。“现在一说到北京跳舞，大家都挺有目的的，特别家长目的恨不能比孩子还多，就是为了当明星。那个时候没有到这个地步，学校老师也没有顶着各种学位，就是舞团的演员，踏踏实实地教孩子跳舞。”
　　但尹昉没能爱上跳舞。当年的芭蕾训练中，“手放在这就是放在这，动作到这就是到这;不能转那么开，非得转那么开，这个事情才对。”他抵触这种美和正确的唯一性。
　　五年后，尹昉考进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班主任、舞蹈编导老师常肖妮说，“芭蕾对身体的要求比较高，他相对来说比较硬，有那个气质和状态在，但条件上我觉得还是受了一些限制。”她记得：尹昉在大学四年一直是不太开窍的状态，没有清晰的方向，“但他没有混日子，他的思想解放出来了”，拿了工商管理的双学位，也对心理学有所涉猎。毕业晚会上，尹昉跳的还是搞笑芭蕾，“完全没有能成为舞蹈编导的样子。”他找了个演艺管理的工作。
　　2007年，德国现代舞编导家皮娜·鲍什来北京演出，尹昉看了，潜藏两年的舞蹈种子冒出芽来。“现代舞打开了他身体的一个别的门。”常肖妮说。
　　那时的尹昉有一颗特别“实验”的心，觉得皮娜·鲍什的剧场可以在舞台上做任何事情，自己也可以在舞台上做任何事情。他做了一个名叫“上路，路上”的作品参加北京现代舞周，“不用灯光，把手电筒发给观众，让观众自由去照，还在台上吃西红柿，扔卫生纸，摔来摔去的。”
　　实际上，那个时候，他连动作都编不出来。2008年9月，尹昉进入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考试的时候，他想给自己编一段舞，“真的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拼起来的，死编，当然我带着自己很强烈的感受。”
　　舞团的工作规律严格，每天下午6點下班之后，尹昉就赶忙进入“地下艺术工作者的状态”：自己贴钱做作品，参加各种艺术节，“吭哧吭哧的，觉得好有意义”。
　　现在反观当时得到的肯定，尹昉清楚，“那是别人基于觉得你是年轻人才有的认可，能看到闪光点就好。我去做这个事情的能量，我非常激情的、突破的心，还是有闪光点的。”
　　慢慢地，通过创作，他对动作有了新的认识。在传统的芭蕾之外，他开始创造自己的动作语汇。“在对运动的连接、过渡和结构把握上，有了原理性比较清楚的一种方式。”他说，“我现在的动作很简练，但我对动作是有认识的。”
　　2013年，第二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的闭幕式颁奖晚会上，当年在舞蹈学校的同学坐在观众席，突然听到尹昉的名字——他凭借编舞作品《债》和《声声慢·叶落》获得铜奖。
　　在从小到大的每一个环境里，尹昉都不是最优秀的。跳舞这条路，目前他走得最长。观众席里的同学当年是班上专业最好的一个，现在也没有在跳了。

消逝

　　荷兰的天气变化很多，一天里可以看到不同的风、雨、云。今年4月在荷兰创作《混沌》期间，尹昉常常站在街头看天，用延时拍摄记录下云的变化。
　　“不是云给我带来了创作动机，而是我把对很多事情的想法，把生命、我的生活、我现在的状态，放到云里去理解。”云坠落再升腾，帮他接受了很多生命的无常和变化。“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将会以不同的生命形态继续陪伴在我们身边。”
　　2012年，为了获得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编创自由，尹昉从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离职，成为自由舞者、编舞。之后创作了《底片》《褪》等受到国内外专业人士认可的作品。
　　“你所有的作品，有没有一贯表达的母题？”我问他。
　　尹昉思索片刻。“消逝感吧。”他说。
　　2015年，尹昉编创的舞蹈《斗拱》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一个小时的作品，光线很暗很闷，七名舞者在尖锐的银色金属装置间沉着机械地舞动、穿行。“斗拱”是中国古建筑中特有的一个构件，尹昉用肢体和舞美还原了这个立柱与横梁间的勾连支撑装置，在他的表意中，“斗拱”指代的是“家”。
　　11岁到北京上学，尹昉一直很想家，小时候他所有未来的蓝图都跟家有关：挣很多钱，买又大又漂亮的房子，让所有亲戚住在一起，热热闹闹的。18岁的暑假，妈妈告诉他，这个家没有一点家的感觉，想离婚;尹昉无法接受，自己画图纸、跑装修，以为房子好了，家就好了;结果还是在冬天接到了“破裂”的电话。从那年开始，他变得不想回家了。
　　在《斗拱》中，尹昉用建筑环节间的相互关联牵制，探讨“家”与自由、理想、情欲之间的关系。作品的宣传册版权页上写着：献给我的母亲彭月红。那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了。
　　“一个人的作品就是这个人的孩子，跟这个人一模一样。尹昉的作品就跟他本人一样，闷着，稳着，淡淡的。”常肖妮说。尹昉毕业后，依然和她亲近;尹昉的所有作品中，她对《斗拱》印象最深，“他不像别人急于把情感直接地表达出来，他不是那种把烟火气直接放在舞台上的人，他很隐晦，但每一处都存着心思。”
　　当成长伴随着被迫跟残缺相处，尹昉找到了化解的渠道和方式。这直接影响了他的作品表达。“我不想直接去创作现实，那样的话，我会觉得特别无力，我更想创造另外一个时空去理解这个东西。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而是提供一个视角、一种方式。”
　　今年3月份，电视剧《新世界》杀青，尹昉在微博上写道，“演戏对于我最大的满足在于角色把我带到一个新世界里，去重新体会人世的冷暖，用角色的悲去化解自己的悲。” 　　“你在用你的人生跟另一个人的人生碰撞、对话。”尹昉说。“戏里的东西可能更惨、更激烈，但是演完了也就结束了，会更加觉得可以把人生也当作戏，可以很开放：会结束，又会有新的。也可以把生命看得很宽广，不去计较生活中的琐碎和无常。”

当下

　　去年，《新世界》的剧本递到尹昉手上。他喜欢小警察“徐天”这个角色，“他更果敢，我更思辨，他更冲动，我更犹豫，但是骨子里的东西是相通的。”虽然导演看好尹昉，片方却明确说，根据他现在的“江湖地位”，这个角色很难真的到他手里，要跟孙红雷、张鲁一搭戏，平台认不认、别的演员认不认都是未知数。

　　尽管如此，尹昉还是尽量为“徐天”做准备：按照角色要求专门找了北京人学说北京话;跟着剧组一起围读剧本。“我这么做其实没有特别说要去争取这个角色，我就想即使最后没有定下我演，去经历一遍这个角色，我也很愿意。”直到开机进组拍了一周多之后，尹昉才得到认可。
　　非表演专业出身，尹昉一直在用自己的方法靠近角色。受舞蹈的启发，每次开机之前，他会让自己提前进入到这场戏的生理状态，比如情绪激动的戏，他就先大强度运动，让自己的呼吸是赶着的;比如要表现角色的孤立和未知，他就从当天起床开始让自己绝对安静。拍《新世界》的时候，有一次他为了找到某种极端状态，提前屏住呼吸，结果晕倒了都不知道，磕到下巴，缝了针。
　　有时候聊天，常肖妮問尹昉，这个戏难不难？“他会怎么说呢？就还好吧。尹昉不会有那种怎么办？这个东西这么难，我不会。再难他都会自己去找一条路，反正就是会辛苦一点。”
　　拍戏到今天，尹昉知道自己依然没有完全克服台词的问题。“一句词，我会先在脑子里说一遍再说，特别紧张的时候，要先在脑子里重复很多遍，特别害怕说出来。所以就不会说得那么肯定，是虚的。”“我知道自己在这个阶段，就找方法慢慢去克服。”
　　无论在舞蹈还是演戏中，尹昉都体会过“永远不在当下”的感觉：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自己，审判上一个动作，担心下一个动作。现在，这种瞬间依然时而出现，但他能够不掉在里面了，有一个机制能够回到当下。“这是我觉得表演对我来说，特别有瘾的一点，我能让每时每刻都是新的，这一刻能感受到重量、呼吸、情绪、环境、时空，这些东西都在同步进行着。”
　　在北京生活了22年，尹昉搬过至少八次家，穷的时候也问朋友借过钱，至今没有买房安定下来……尹昉说，漂泊感一直都在，“但我好像怎么着都行，什么样的生活我都可以接受。”
　　有一段时间，常肖妮对未来很焦虑，她问尹昉，“如果没有方向，你会不会焦虑？”尹昉说，“我只知道未来的那个我在看着现在的我，就够了。我慢慢靠近那个我就行，至于未来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这些不重要。”
　　不久前，尹昉刚拒绝了一个知名制作人的男主角邀约，因为角色太完美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呈现那种完美。“我喜欢看到角色的脆弱和缺陷。”合作五年，经纪人已经从不理解到逐渐接受了尹昉的工作方式：只接想接的工作，只回想回的信息。“我做任何事情，都避免让它变得像一个工作任务一样。”尹昉说。
　　闲暇时，尹昉会离开北京，长时间待在“杂事”里让他麻木。他需要旅行中的“旁观”视角，“所有事情都是新的，自己也是新的。”
　　2016年，尹昉和装置艺术家梁绍基有过一次合作，七十多岁的老人家一个人住在天台山下的天台博物馆，老式招待所的那种房间，特别小，两张床，一张上面堆的全是书。尹昉刚到的时候还在笑，笑完就开始流泪，“他是个真正的艺术家，艺术是他的所有。”
　　“通常人觉得的机会，趋之若鹜的东西，我本身就会去怀疑。成功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没有标准的事情。那样的成功、机会是永远争取不完的，当你那样去做的时候，还是会迷失：到底是什么成就的你？”尹昉说。
　　八分钟的演出结束了，尹昉从舞台上走下来，这一次他更确定舞蹈这件事永远不会离开他了。“不管哪个阶段，我都可以用我的方式去创作、去跳。”这是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