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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优化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配置事关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利用对西部地区三次社会调查资料，采用随机前沿的分析方法（SFA），测算兼业化背景下农户劳动力在不同领域的配置效率，并对不同类型农户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比较，发现风险与不确定性是导致农户兼业化的主要原因，兼业化的风险规避行为影响了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提高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应从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着手，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改革二元制度，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与劳动培训。
关键词：农户；风险与不确定性；兼业化；配置效率
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5-0083-09
一、农户理论及其相关文献研究进展
（一）农户理论的演进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的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时期，如何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转换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是现代农业发展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而农户如何配置资源、如何选择经营行为就成为这一问题的关键。对农户行为的解析便于寻找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路径。
农户是一个特殊的行为主体，关于农户资源配置行为与经营方式的研究从未停止过。理论界对于农户理性问题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大主导理论。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理论把农户看成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人，在配置农业资源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与之相反，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道义小农”理论明确反对将农户理性化的观点，强调农户即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其经济行为的目的是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遵循的是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原则，纵向一体化是小农发展的最佳组织形式。斯科特继承了恰亚诺夫的思想，他的研究进一步认为农户行为的主导动机是“安全第一”和“避免风险”的生存经济学。在舒尔茨和恰亚诺夫思想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的阶级小农思想，黄宗智提出了“综合小农”理论，强调把家庭当作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他认为农户既是一个利润追求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
随后，由于市场化进程中农户的兼业化行为普遍，风险与不确定性对农户的资源配置方式影响重大，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农民的风险偏好问题，在传统农户经济理论要素之外，把风险要素纳入到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分析中，由此形成了风险规避理论。该类研究以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划分的风险中性者、风险偏好者和风险厌恶者三种类型为前提，认为农民是典型的风险厌恶者，该理论代表人物Roumasset（1976）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遵从“安全第一”的拇指规则（safety first rules of thumb）。Ellis（1988）也提出用“安全第一”理论来阐述农民的经济行为，他认为农民在进行生产决策时要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即使某种生产决策在给定的条件下是最优的，如果风险的存在使得预期收益小于最低可接受收益，那么当其发生概率大于可接受最低收益所发生的概率时，农民就不会选择这种最优决策，而是选择一种风险更小的决策，尽管后一种决策不能使他实现最优，但至少可以保证其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得以生存[1]。利普顿认为，贫困农户更加厌恶风险，对于挣扎在饥饿边缘的贫困农户来说，追求利润显然是太过奢侈，他们的行为是硬预算约束条件下的理性行为，遵循的原则是“风险最小化”。也就是说，农户作为典型的风险厌恶者，在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其决策行为遵循的不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风险最小化原则。
（二）农户风险规避措施与资源配置方式
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由于其生产过程对自然的高度依赖性、较小的收入需求弹性等特点，是典型的弱质产业，存在着诸如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技术风险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面对如此繁多、复杂的风险，为了规避风险，农户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或缓解手段。Townsend（1994）将农户的风险缓解措施分成两大类：事前和事后两种，事前措施包括采用风险较小的技术、多样化生产、储蓄或者资产积聚等；而事后措施包括家庭间的实物转移、在信贷市场上借款等。Fafchamps（2003）将风险缓解手段分为三类：事前减少冲击的策略、通过资产积累的缓冲储备策略以及风险分担策略。具体策略包括农业保险、选择和改变居住环境、选择适合本地的农作物品种、采取灵活的农艺安排、运用专业化的种植技术、采用多样化的作物和品种结构等。JingYou et al（2010）认为事前策略和事后策略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共同的作用导致农户采用低风险低收入的低均衡资源配置方式。农户的自然风险分散机制主要有非正规机制和正规机制两种：非正规机制是指农户采取低风险的管理手段，同时也是低预期收益的手段，这种手段虽然有效规避了风险，但也让他们丧失了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正规机制主要是指农业保险（凤兰 等，2013）[2]。
从实践中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业政策体系还很不完善，农业风险防范措施十分有限，农户面临的风险更为复杂，经常是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体制风险等相互交织。面对纷杂而高发的风险，在信贷市场发育滞后、农户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农户风险防范主要以事前防范为主，包括多样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兼业化经营等风险分散手段[3]。农户多采用“事前”策略和“事后”策略的有效结合：“事前”策略主要是通过多样化的种植活动来分散风险，如作物种植的地块分散等；“事后”策略主要包括动用食物和现金储备、借贷、获取工资性收入、变卖资产、减少消费支出、依靠救济、移居外地等（陈传波 等，2003）[4]。此外，劳动力是农户最核心最活跃的资源，劳动力的多样化配置最能反映农户的资源配置行为。中国农户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非常典型的特征，国内的很多研究也证实了农户的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比如“半工半耕”“男工女耕”“农忙种地、农闲打工”成为家庭内部分工的显著特征（陈开军 等，2010）[5]。
（三）农户资源配置效率 农户兼业化和多样化生产行为能否使资源配置达到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在学术界有着诸多观点和认识。按照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农户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由于受农业生产要素水平的限制，农户收入水平是低下的，当然舒尔茨仅仅考虑的是传统农户本身，没有考虑农业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亚当·斯密经典的分工理论系统全面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根据这一理论，兼业化显然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是斯密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单个劳动力，而不是家庭。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思想，在自由劳动力市场中，农户一般会把劳动力资源配置到工资率较高的部门，以求达到利润的最大化，如刘易斯模型就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工业工资水平高于农业劳动者收入水平，只要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将会被城市工业部门不断吸收过去。以此判断，只要农户兼业的各个领域工资率存在差异，农户的兼业化就存在着一定的效率损失。按照规模经济准则来评判农户的兼业化行为，也会得出农户兼业化不利于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结论，速水佑次郎（2003）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农户的兼业影响了土地资源的集中与规模化经营，并且大量减轻劳动强度技术的开发，使没有青壮年劳动力的农户也能持续经营农业，并使一些农户兼业化的寿命得到不断延续。
在中国，兼业化成为风险约束条件下农户家庭资源配置的普遍模式。国内对农户兼业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兼业对农户收入及农业产出的影响方面。大量学者普遍认为，劳动力流动就业对增加农户收入意义重大，特别是贫困地区、贫困农户的增收效应明显（李实，1999[6]；都阳 等，2003[7]；柳建平 等，2009[8]；朱芸 等，2014[9]），但这一研究是基于农业和农村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前提。从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影响方面看，学者们的观点差异较大。傅晨 等认为，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兼业化已成为影响农业稳定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兼业化导致农业的粗放和低效率[10]。高强通过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调查发现，兼业深化能有效地利用劳动力，但对粮食部门负面影响较大[11]。梅建明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兼业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同，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对农业生产率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但以打工为主的兼业对农业生产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12]。向国成 等（2005）从分工的角度认为兼业化会延缓规模经济发展，加剧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13]。马小勇的研究表明农户在采用新技术方面的保守行为、在狭小土地上的多样化生产、兼业化经营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的低下[3]。
综观理论界对农户问题的研究，无论是理性小农还是道义小农，对于农户问题的研究都是从客观角度出发，揭示处于不同背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条件下农户的行为。从实践中来看，农户是追求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还是效用最大化，取决于自身的资源禀赋、面临的风险、抵御风险的能力及风险态度，是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效用最大化这三种选择博弈下的最佳契合点。其次，就农户资源的配置效率来看，综观理论界主流观点及对农户兼业化的评判，大多持静态的和局部均衡的狭隘农业生产观[14]，或基于规模经济角度讨论其利弊，或侧重于劳动分工的技术原因，并且主要是定性描述或理论探讨。事实上，农户兼业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一个必经过程[15]，但目前从农户行为出发，专门的农户资源配置及配置效率的研究并不是十分丰富，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存在较大风险与不确定性背景下，关于农户兼业行为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还相当有限；对小农经济动态演化与何去何从的动态研究十分有限，相关的实证分析更是缺乏。
该研究以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为例①，基于生产前沿面理论，运用SFC效率测算方法，利用对西部地区的三次社会调查资料，在考虑风险因素的条件下，对农户劳动力资源在不同领域的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对不同类型兼业农户劳动力配置效率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农户行为决策理性选择的角度，对兼业化现象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二、西部地区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特征的统计描述
（一）资料来源
为考察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资源禀赋特征和配置状况，课题组分别于2007年底、2010年底、2012年底在甘肃、宁夏、四川、陕西等地进行了三次社会调查，该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这三次社会调查资料。调查详情见表1。
（二）样本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特征的统计描述
1. 农村劳动力资源及就业状况。就样本村庄劳动力总体情况来看，劳动力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2007年的63.81%下降到2012年的61.98%，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老年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从2007年的1.76%上升到2012年的3.88%，呈现出大幅上升趋势，这表明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同时，调查数据还显示，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从2007年的7.34年提高到2012年的8.18年，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说明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越来越受重视，详见表2。
就劳动力就业状况来看，主要以专职农业生产者、专职打工者和农业兼打工者为主，并且专业化倾向明显。调查资料显示，专职农业生产者占农村总劳动力比重仍然是最大的，不过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从2007年的41.58%降低到2012年的38.76%；而专职打工者占比呈现出大幅上升趋势，从2007年的33.08%上升到2012年的38.1%；“农忙种地，农闲打工”的农业兼打工者比例维持在11%左右，详见表3。由于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缓慢，个体经营者所占比重一直比较低。
2. 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情况。虽然个体劳动者的专业化倾向明显，但是就农户家庭来看，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典型的兼业化现象。以2007年的调查数据为例，总的306户样本农户中，纯农业户为17户，纯打工户为7户，纯个体户为5户，而将近90%以上的样本户为兼业户。由于三次社会调查中单纯从事某一行业的家庭所占比例太低，特别是纯农业户样本太少，难以进行比较，但每个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侧重点不同，所以这里根据农业、非农产业、外出打工在家庭收入中重要性程度的不同，将农户家庭分为四种类型：农业为主（包括纯农业户）、打工为主（包括纯打工户）、个体为主（包括纯个体户）、同等重要②。在四类农户家庭中，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呈下降趋势，以打工为主的农户呈上升趋势，而占样本总量50%左右的农户为兼业化，详见表4。 3. 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家庭劳动时间的配置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以2007年为例，四种类型的家庭劳动日共有44.43%配置在农业生产，有39.71%配置在打工领域，有15.86%配置在个体经营。从各种类型的家庭来看，农业为主的样本家庭劳动时间在农业、打工之间的配置比例分别为64.42%、26.13%，打工为主的家庭分别为33.06%、60.46%，同等重要的家庭分别为41.41%、49.54%。有关各类农户劳动时间配置情况及结构比例见表5。
由以上分析可见，农户根据其家庭资源禀赋等条件，在农业、个体经营和外出打工之间进行劳动力配置，在农村形成了以农业和打工为主、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格局，趋势上表现出外出打工者占比越来越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专业化程度在提高，农户分工方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但大多数农户则采取了兼业化的形式，形成了“打工挣钱、种地吃饭”、二者不可偏废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主流模式。
三、西北地区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计量分析
实际生产中，产出总是和所有投入要素相关联，因而仅根据劳动力资源投入和总产出两个变量进行测度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在总产出中很难剥离出农户劳动投入所贡献的那部分产出。为便于分析，本文采用先分别求出各个领域（农业生产领域、打工领域、个体经营领域）的配置效率，然后以劳动时间结构比例为标准加权求解各类型农户在各个领域的平均配置效率和总体配置效率。目前，学术界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测算主要采用以生产前沿面理论为基础的测算方法，基于对估计结果作进一步统计推断的需要，本文采用参数法中常用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
（一）模型、指标选择及计量结果
在使用SFA方法求解效率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在投入与产出之间假设一个满足生产前沿一般要求、性质良好的生产函数。由于C-D生产函数具有模型简单、待定参数较少、容易估算的优点，因此本文选择构建C-D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形式如下：
模型指标选取：
由于农户在各个领域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有所不同，所以在指标选取上也有所区别。首先，在农业投入变量方面，选取农业资本投入、农业劳动投入、耕地面积三个主要的投入变量。农业风险变量主要依据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家庭内部风险等三个方面选取5个指标，因为该研究样本主要分布在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农户家庭是否有水浇地对农业产出具有较大影响，因此选取是否有水浇地作为耕地质量的主要变量，代表农业领域面临的自然风险；选取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作为市场风险变量；选取家庭收入水平、赡养系数、劳动力人数等三个变量作为家庭内部风险。其次，打工投入变量主要选取打工时间投入；打工风险变量主要选取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打工经验；选取家庭收入水平、赡养系数、劳动力人数三个风险因素作为家庭内部风险变量。第三，在个体经营的投入变量方面，主要选取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获得金融支持的数量三个变量；选取劳动力素质作为主要风险变量，此外还选取了家庭收入水平、赡养系数、劳动力人数三个变量作为家庭内部风险变量。具体模型的指标选取和说明如表6所示。
U1表示农业为主农户的技术无效率函数，其中δ01—δ61表示影响农业为主农户农业产出风险因素变量的系数。U2表示打工为主农户的技术无效率函数，其中δ02—δ62表示影响打工为主农户的打工产出风险因素变量系数。U3表示个体为主农户家庭的技术无效率函数，其中δ03—δ53表示影响个体为主农户个体经营产出风险因素变量的系数。Ui假设服从非负截尾正态分布，δ为风险因素变量的待估参数，当其为正值时说明影响因素对效率有负效应，为负值时则为正效应。
运用计算机程序FRONTIER4.1对各个配置领域的生产效率进行测量，获得极大似然参数估计值（MLE），如表7所示。
由表7可见，大部分变量的T检验值在10%及以上水平上显著；γ值也较大，而且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各生产领域的LR值也均大于各自的临界值，说明模型及指标选择稳健，计量结果符合理论要求，具有研究的意义。
运用计算机程序FRONTIER4.1对各个配置领域单位劳动时间的生产效率进行测量，获得的结果如表8。
由表8可知，三次社会调查的结果都显示个体经营的劳动效率是最高的，其次是打工，最低的是农业。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农业和个体经营的效率值差距很大，但这种差距一直呈缩小趋势，到2012年农业领域的效率值与其他两大领域大幅度缩小。也就是说农业经营的效率值相对在提高，个体经营的效率值相对在下降。打工领域的效率值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上升的幅度比较大，从2007年的0.39上升到2009年的0.69和2012年的0.80，是上升幅度最大的。
（二）计量结果分析
从农业领域看，农业资本投入和农业劳动投入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23和0.25（见表7），这表明资本和劳动投入对农业效率具有正向影响，耕地面积的估计系数相对较低，这也间接证明了在干旱半干旱的西部地区，大量的山坡地产出效率很低甚至无效率。从技术无效率函数的系数符号看，耕地质量、家庭收入、赡养系数、劳动力总人数、时间T的估计系数符号都为负，表明这些风险因素对农业产出效率都有正向影响。其中耕地质量对农业劳动效率提高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是由于西部地区农户只要有水浇地，不但表明其耕地质量较好，而且表明其生活地域一般在河谷地带或者平川地带，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农产品价格指数估计系数为负，表明农产品价格指数对农业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家庭收入对农业劳动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是因为家庭收入高的农户能够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更多资源，从而使农业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就赡养系数而言，高赡养系数表明家庭需要赡养的人口越多，农业劳动人口进城打工受到限制，更多的劳动力被配置在农业领域，以方便照顾老人，进而对农业劳动效率产生积极影响。时间趋势估计系数为负，表明农业领域劳动效率在时间序列上显示出递增的态势，农业产出效率在不断提高。 从打工领域看，劳动投入是打工核心，估计系数为0.51。从技术无效率函数的系数符号看，劳动力素质、打工经验、家庭收入、劳动力人数、时间趋势的估计系数都为负，表明这些风险因素对打工效率的提高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受教育水平和打工经验是农村劳动力城市竞争力的主要体现，因此对打工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时间趋势估计系数为负表明打工产出效率每年不断增加；赡养系数的估计系数为正，说明家庭需要赡养的人口越多，劳动人口外出打工的可能性越低，对打工效率具有负向影响。这一点和农业领域正好相反，说明了农户劳动力资源在农业和打工领域此消彼长的关系。
从个体经营领域看，对农户个体经营领域劳动效率影响最大的是资本投入，估计系数为0.40；其次是劳动投入，估计系数为0.22；此外，农户家庭个体经营者获得的金融支持也对个体经营具有正向效应。从技术无效率函数的系数符号看，劳动力素质、家庭收入水平、赡养系数、劳动力总人数的估计系数为负，表明这些风险因素对个体经营效率具有积极影响。时间趋势估计系数为正表明个体经营产出效率在时间序列上表现出递减趋势，这一方面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另一方面因为相对于其他两个领域，非农产业近年来发展缓慢，从而产出效率没有提高。
（三）各类农户的综合配置效率
依前对农户兼业化分类的四类标准，按照四类农户在农业、个体经营和打工之间配置劳动力的平均时间比例，通过加权平均后，得到四类农户分别在各领域的平均配置效率和综合配置效率值，见表9。
第一，总体上看，四类农户的综合配置效率得分都不高，说明无论在哪个领域，兼业化行为都使得劳动力资源明显存在着低效率配置问题，显示出兼业化过程中农户劳动力配置的“低水平均衡”特征。其中以个体为主农户的综合配置效率一直是最高的，2012年达到0.78；其次是以打工为主和同等重要的农户，2012年分别达到0.77和0.76；以农业为主农户的综合配置效率最低，2012年为0.74。而农户的劳动力资源主要配置在打工和农业两大领域，这两个领域的低效率导致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缓慢。
第二，动态来看，四类农户的综合效率在近年来都在不断提高，其中农业为主的农户家庭综合配置效率增长较快，从2007年到2012年增长幅度为60%；打工为主和同等重要类型的农户家庭综合配置效率增长相差不大，增长幅度为55%左右；个体经营为主的农户增长相对较小，增幅为40%。四类家庭的综合配置效率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说明农户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向更加合理化的方向演进。
四、主要研究结论
（一）风险与不确定性因素是农户决策的基本前提
农户面临着农业风险、劳动力市场风险、家庭风险等一系列风险与不确定性，这些因素成为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和一系列决策最基本的前提。首先是自然风险。我国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干旱、冰雹、霜冻、病虫害、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造成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不确定性。其次是市场风险，农产品价格风险、农业生产资料成本风险、农业技术风险等，严重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等市场弊端的存在，农户还要应对农资、消费市场的垄断高价，以及假冒伪劣、欺诈等风险。再次是体制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等。由于农村耕地制度、信贷体系、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等一系列体制与制度不完善，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等给农户带来了一些潜在风险。第四是家庭内部风险。目前农村老龄化速度加快，农民生产生活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疾病、婚丧嫁娶、子女上学、赡养老人等一系列事宜所需要的费用，很可能超出家庭的承担能力，给家庭带来潜在的风险[16]。第五是劳动力市场风险。受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影响，同工不同酬、劳资纠纷等问题大范围存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民工城市就业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整体上，中国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比较低，抵抗风险能力差，是典型的风险厌恶性农户，其生产经营行为以风险最小、效用最大为目标。在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风险防范体系的背景下，农户主要靠调整自己的决策行为将各种风险降到最低，也就是说风险与不确定性因素是农户决策的基本前提。
（二）兼业化是风险背景下家庭效用最大化的最佳选择
农户与各种风险的博弈措施集中体现在家庭资源的配置上，即以劳动力资源配置为核心，选择多样化的生产经营活动。从目前西部地区的农村实践来看，农户劳动力资源主要配置在农业、外出打工和非农个体经营三个领域。由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大量劳动力主要配置在农业和外出打工两个领域，并且以兼业化为主。绝大部分农户采取了“农忙种地、农闲打工”或者“父母种地、儿女打工”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家庭生命周期”。农户通过部分劳动力的外出打工增加收入，通过部分家庭成员从事农业生产并照顾子女、老人、料理家务，达到了吃饭挣钱两不误的“种地吃饭、打工挣钱”双重目标。这种配置方式形成了有效的风险抵御体系，在遇到农业风险时可以通过打工收入来抵御；在打工遇到风险时，农业和农村成为最大的保障，确保了家庭的安全。从农户行为目标来看，实现了风险最小化和效用最大化。
（三）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
首先，从单个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来看，劳动就业的专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并且劳动力从低效率向高效率领域的配置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家庭收入，属于典型的帕累托改进，但是由于大部分流动者家庭不能随迁，打工过程中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增加，进一步的发展受到影响。其次，从农户家庭的资源配置来看，农户没有把全部劳动力配置在高工资水平的领域，90%的农户采取了兼业化行为，劳动力资源配置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缓慢，进入门槛太高；城市较高的消费水平和相对较低的打工收入，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的存在，使家庭生活保障和安全受到影响。在利润最大和效用最大之间，农户选择了后者，也就是说农户为应对各种风险，以牺牲效率来抵御风险，兼业化实际上就是农户平抑风险、应对不确定性的自我保险手段。 （四）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存在“低水平均衡陷阱”
动态来看，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总体上向高效率的方向演进，这一特征非常明显，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凸显。这一演进主要是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由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率城市非农产业部门转移引起的。但就农户家庭来看，整体在城市就业和向城市迁移的趋势并不明显，并且存在“年轻打工、年长回乡务农”的家庭生命周期，兼业化的行为使农户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要打破这一陷阱，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二是解决一系列风险与不确定问题，即农民工进城后面临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也就是说必须改变农户面临的外部环境和条件，降低农户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
五、政策建议
风险与不确定性问题的存在，使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存在“低水平均衡陷阱”，阻碍了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也说明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帕累托改进空间。一系列改革与政策措施是拓展这一空间、改变农户约束条件、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
1.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降低农户风险。确保农户土地经营权不受侵犯、加快土地流转是降低农户风险、提高农户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因此，目前农村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搞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健全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促进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生产，并确保流动进城农民工的土地经营权不受侵犯。其次，必须进一步加快农村各项综合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包括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强化金融服务，降低农业生产经营的各种风险。通过改革建设一批高水平、现代化的家庭农场，促进农户家庭的分化，使一部分农户演变为专业农业生产经营者，一部分流动者及其家庭实现市民化，演变为城市居民。
2. 加快二元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城乡分割制度依然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也是影响城乡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城乡一体化改革的力度，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分割，在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医疗制度、住房制度等三大领域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使大量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离开农村在城市定居下来，实现农民工的终结。
3. 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确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受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很难进入到城市正规部门，大量农民工就业的领域依然局限于城市非正规部门，以采掘业、服务业、制造业等行业的最低层为主，技术水平低、就业保障差、待遇低、就业不稳定、同工不同酬等问题突出，农民工依然是城市边缘人口。因此，必须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垄断，打破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界限，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实现同工同酬，提高农民工就业层次和水平，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总体地位。二是通过税收制度等杠杆改革利益分配格局，使利益分配向民生领域、民生行业、中小企业倾斜，缩小初次收入分配的差距，使更多的流动人口分享经济增长红利，有能力在城市居住。
4.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与劳动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水平的关键，也是提高农户风险抵御能力的关键。大量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低、技能缺乏，影响了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值得高度重视的是近年来随着“民工荒”的出现和劳动工资的上涨，部分农村孩子在初中毕业后、甚至初中辍学就加入到打工队伍，给他们的将来发展埋下了很大隐患，比如贫困的代际传递、城市犯罪、非法童工等社会问题。因此，建议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将高中阶段教育转换为义务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其次必须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在岗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创新政府支持、市场运作的培训机制，形成行业、企业、院校和社会力量等多方参与的农民工培训体系，加快农村流动者尤其是新生代流动者人力资本开发，使他们尽快成长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急需的各级各类专业技术工人。
注释：
①在农村资本积累和信贷活动不足、土地使用权的交易非常有限的背景下，劳动力是农户家庭中最具活力和流动性的经济资源，如何配置劳动力就成为决定家庭效用的关键因素。
②这里在划分农户类型时，考虑到外出打工和个体私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农业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农户对农业的预期要相对稳定的多，并且农业承担着很强的保障功能。因此，个体为主、打工为主家庭的划分标准是该项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分别在60%及以上；农业为主家庭的划分标准是农业收入占45%及以上；农业和打工及与非农经营同等重要家庭的划分标准是农业收入占35%及以上、打工（或非农经营）收入在40%～60%之间。并且从调查资料看同等重要的农户主要是打工和农业同等重要型，该类农户占同等重要型样本的86.33%，文中所分析的同等重要农户的特征，主要指该类农户。
③在随机前沿方法（SFA）模型中，将随机扰动i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表示统计误差，又被称为随机误差项，用iv来表示；另一部分用于表示技术的无效率，又被称为非负误差项，用iu来表示，也就是文中所说的技术无效率函数。如果无效率项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该变量对无效率项有正向影响，对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反之相反。
④用表10中通过计算机程序FRONTIER4.1得到的劳动力在各个领域的效率乘以表7中四类农户家庭对应在各个领域的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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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华青
Abstract： How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related to the advance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data， using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 allocative efficiency of calculation and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labor in different areas and of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 labor resources allocation efficiency were compared. It is found that the risk and uncertainty are the main reasons leading to the farmers and the industry， and the risk averse behavior of the industry has affected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rural labor resources. Improving farmers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labor force resources should reduce risk and uncertainty to procee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 the reform of dual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labor market， vigorously develop the rural education and job training.
Key words： Farmer； Risk and uncertainty； Diversified economy； Allocation efficiency
关键词：农户；风险与不确定性；兼业化；配置效率
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5-0083-09
一、农户理论及其相关文献研究进展
（一）农户理论的演进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的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时期，如何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转换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是现代农业发展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而农户如何配置资源、如何选择经营行为就成为这一问题的关键。对农户行为的解析便于寻找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路径。
农户是一个特殊的行为主体，关于农户资源配置行为与经营方式的研究从未停止过。理论界对于农户理性问题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大主导理论。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理论把农户看成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人，在配置农业资源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与之相反，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道义小农”理论明确反对将农户理性化的观点，强调农户即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其经济行为的目的是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遵循的是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原则，纵向一体化是小农发展的最佳组织形式。斯科特继承了恰亚诺夫的思想，他的研究进一步认为农户行为的主导动机是“安全第一”和“避免风险”的生存经济学。在舒尔茨和恰亚诺夫思想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的阶级小农思想，黄宗智提出了“综合小农”理论，强调把家庭当作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他认为农户既是一个利润追求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
随后，由于市场化进程中农户的兼业化行为普遍，风险与不确定性对农户的资源配置方式影响重大，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农民的风险偏好问题，在传统农户经济理论要素之外，把风险要素纳入到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分析中，由此形成了风险规避理论。该类研究以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划分的风险中性者、风险偏好者和风险厌恶者三种类型为前提，认为农民是典型的风险厌恶者，该理论代表人物Roumasset（1976）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遵从“安全第一”的拇指规则（safety first rules of thumb）。Ellis（1988）也提出用“安全第一”理论来阐述农民的经济行为，他认为农民在进行生产决策时要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即使某种生产决策在给定的条件下是最优的，如果风险的存在使得预期收益小于最低可接受收益，那么当其发生概率大于可接受最低收益所发生的概率时，农民就不会选择这种最优决策，而是选择一种风险更小的决策，尽管后一种决策不能使他实现最优，但至少可以保证其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得以生存[1]。利普顿认为，贫困农户更加厌恶风险，对于挣扎在饥饿边缘的贫困农户来说，追求利润显然是太过奢侈，他们的行为是硬预算约束条件下的理性行为，遵循的原则是“风险最小化”。也就是说，农户作为典型的风险厌恶者，在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其决策行为遵循的不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风险最小化原则。
（二）农户风险规避措施与资源配置方式
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由于其生产过程对自然的高度依赖性、较小的收入需求弹性等特点，是典型的弱质产业，存在着诸如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技术风险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面对如此繁多、复杂的风险，为了规避风险，农户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或缓解手段。Townsend（1994）将农户的风险缓解措施分成两大类：事前和事后两种，事前措施包括采用风险较小的技术、多样化生产、储蓄或者资产积聚等；而事后措施包括家庭间的实物转移、在信贷市场上借款等。Fafchamps（2003）将风险缓解手段分为三类：事前减少冲击的策略、通过资产积累的缓冲储备策略以及风险分担策略。具体策略包括农业保险、选择和改变居住环境、选择适合本地的农作物品种、采取灵活的农艺安排、运用专业化的种植技术、采用多样化的作物和品种结构等。JingYou et al（2010）认为事前策略和事后策略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共同的作用导致农户采用低风险低收入的低均衡资源配置方式。农户的自然风险分散机制主要有非正规机制和正规机制两种：非正规机制是指农户采取低风险的管理手段，同时也是低预期收益的手段，这种手段虽然有效规避了风险，但也让他们丧失了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正规机制主要是指农业保险（凤兰 等，2013）[2]。
从实践中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业政策体系还很不完善，农业风险防范措施十分有限，农户面临的风险更为复杂，经常是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体制风险等相互交织。面对纷杂而高发的风险，在信贷市场发育滞后、农户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农户风险防范主要以事前防范为主，包括多样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兼业化经营等风险分散手段[3]。农户多采用“事前”策略和“事后”策略的有效结合：“事前”策略主要是通过多样化的种植活动来分散风险，如作物种植的地块分散等；“事后”策略主要包括动用食物和现金储备、借贷、获取工资性收入、变卖资产、减少消费支出、依靠救济、移居外地等（陈传波 等，2003）[4]。此外，劳动力是农户最核心最活跃的资源，劳动力的多样化配置最能反映农户的资源配置行为。中国农户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非常典型的特征，国内的很多研究也证实了农户的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比如“半工半耕”“男工女耕”“农忙种地、农闲打工”成为家庭内部分工的显著特征（陈开军 等，2010）[5]。
（三）农户资源配置效率 农户兼业化和多样化生产行为能否使资源配置达到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在学术界有着诸多观点和认识。按照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农户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由于受农业生产要素水平的限制，农户收入水平是低下的，当然舒尔茨仅仅考虑的是传统农户本身，没有考虑农业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亚当·斯密经典的分工理论系统全面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根据这一理论，兼业化显然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是斯密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单个劳动力，而不是家庭。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思想，在自由劳动力市场中，农户一般会把劳动力资源配置到工资率较高的部门，以求达到利润的最大化，如刘易斯模型就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工业工资水平高于农业劳动者收入水平，只要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将会被城市工业部门不断吸收过去。以此判断，只要农户兼业的各个领域工资率存在差异，农户的兼业化就存在着一定的效率损失。按照规模经济准则来评判农户的兼业化行为，也会得出农户兼业化不利于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结论，速水佑次郎（2003）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农户的兼业影响了土地资源的集中与规模化经营，并且大量减轻劳动强度技术的开发，使没有青壮年劳动力的农户也能持续经营农业，并使一些农户兼业化的寿命得到不断延续。
在中国，兼业化成为风险约束条件下农户家庭资源配置的普遍模式。国内对农户兼业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兼业对农户收入及农业产出的影响方面。大量学者普遍认为，劳动力流动就业对增加农户收入意义重大，特别是贫困地区、贫困农户的增收效应明显（李实，1999[6]；都阳 等，2003[7]；柳建平 等，2009[8]；朱芸 等，2014[9]），但这一研究是基于农业和农村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前提。从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影响方面看，学者们的观点差异较大。傅晨 等认为，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兼业化已成为影响农业稳定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兼业化导致农业的粗放和低效率[10]。高强通过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调查发现，兼业深化能有效地利用劳动力，但对粮食部门负面影响较大[11]。梅建明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兼业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同，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对农业生产率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但以打工为主的兼业对农业生产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12]。向国成 等（2005）从分工的角度认为兼业化会延缓规模经济发展，加剧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13]。马小勇的研究表明农户在采用新技术方面的保守行为、在狭小土地上的多样化生产、兼业化经营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的低下[3]。
综观理论界对农户问题的研究，无论是理性小农还是道义小农，对于农户问题的研究都是从客观角度出发，揭示处于不同背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条件下农户的行为。从实践中来看，农户是追求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还是效用最大化，取决于自身的资源禀赋、面临的风险、抵御风险的能力及风险态度，是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效用最大化这三种选择博弈下的最佳契合点。其次，就农户资源的配置效率来看，综观理论界主流观点及对农户兼业化的评判，大多持静态的和局部均衡的狭隘农业生产观[14]，或基于规模经济角度讨论其利弊，或侧重于劳动分工的技术原因，并且主要是定性描述或理论探讨。事实上，农户兼业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一个必经过程[15]，但目前从农户行为出发，专门的农户资源配置及配置效率的研究并不是十分丰富，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存在较大风险与不确定性背景下，关于农户兼业行为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还相当有限；对小农经济动态演化与何去何从的动态研究十分有限，相关的实证分析更是缺乏。
该研究以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为例①，基于生产前沿面理论，运用SFC效率测算方法，利用对西部地区的三次社会调查资料，在考虑风险因素的条件下，对农户劳动力资源在不同领域的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对不同类型兼业农户劳动力配置效率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农户行为决策理性选择的角度，对兼业化现象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二、西部地区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特征的统计描述
（一）资料来源
为考察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资源禀赋特征和配置状况，课题组分别于2007年底、2010年底、2012年底在甘肃、宁夏、四川、陕西等地进行了三次社会调查，该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这三次社会调查资料。调查详情见表1。
（二）样本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特征的统计描述
1. 农村劳动力资源及就业状况。就样本村庄劳动力总体情况来看，劳动力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2007年的63.81%下降到2012年的61.98%，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老年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从2007年的1.76%上升到2012年的3.88%，呈现出大幅上升趋势，这表明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同时，调查数据还显示，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从2007年的7.34年提高到2012年的8.18年，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说明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越来越受重视，详见表2。
就劳动力就业状况来看，主要以专职农业生产者、专职打工者和农业兼打工者为主，并且专业化倾向明显。调查资料显示，专职农业生产者占农村总劳动力比重仍然是最大的，不过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从2007年的41.58%降低到2012年的38.76%；而专职打工者占比呈现出大幅上升趋势，从2007年的33.08%上升到2012年的38.1%；“农忙种地，农闲打工”的农业兼打工者比例维持在11%左右，详见表3。由于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缓慢，个体经营者所占比重一直比较低。
2. 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情况。虽然个体劳动者的专业化倾向明显，但是就农户家庭来看，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典型的兼业化现象。以2007年的调查数据为例，总的306户样本农户中，纯农业户为17户，纯打工户为7户，纯个体户为5户，而将近90%以上的样本户为兼业户。由于三次社会调查中单纯从事某一行业的家庭所占比例太低，特别是纯农业户样本太少，难以进行比较，但每个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侧重点不同，所以这里根据农业、非农产业、外出打工在家庭收入中重要性程度的不同，将农户家庭分为四种类型：农业为主（包括纯农业户）、打工为主（包括纯打工户）、个体为主（包括纯个体户）、同等重要②。在四类农户家庭中，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呈下降趋势，以打工为主的农户呈上升趋势，而占样本总量50%左右的农户为兼业化，详见表4。 3. 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家庭劳动时间的配置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以2007年为例，四种类型的家庭劳动日共有44.43%配置在农业生产，有39.71%配置在打工领域，有15.86%配置在个体经营。从各种类型的家庭来看，农业为主的样本家庭劳动时间在农业、打工之间的配置比例分别为64.42%、26.13%，打工为主的家庭分别为33.06%、60.46%，同等重要的家庭分别为41.41%、49.54%。有关各类农户劳动时间配置情况及结构比例见表5。
由以上分析可见，农户根据其家庭资源禀赋等条件，在农业、个体经营和外出打工之间进行劳动力配置，在农村形成了以农业和打工为主、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格局，趋势上表现出外出打工者占比越来越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专业化程度在提高，农户分工方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但大多数农户则采取了兼业化的形式，形成了“打工挣钱、种地吃饭”、二者不可偏废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主流模式。
三、西北地区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计量分析
实际生产中，产出总是和所有投入要素相关联，因而仅根据劳动力资源投入和总产出两个变量进行测度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在总产出中很难剥离出农户劳动投入所贡献的那部分产出。为便于分析，本文采用先分别求出各个领域（农业生产领域、打工领域、个体经营领域）的配置效率，然后以劳动时间结构比例为标准加权求解各类型农户在各个领域的平均配置效率和总体配置效率。目前，学术界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测算主要采用以生产前沿面理论为基础的测算方法，基于对估计结果作进一步统计推断的需要，本文采用参数法中常用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
（一）模型、指标选择及计量结果
在使用SFA方法求解效率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在投入与产出之间假设一个满足生产前沿一般要求、性质良好的生产函数。由于C-D生产函数具有模型简单、待定参数较少、容易估算的优点，因此本文选择构建C-D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形式如下：
模型指标选取：
由于农户在各个领域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有所不同，所以在指标选取上也有所区别。首先，在农业投入变量方面，选取农业资本投入、农业劳动投入、耕地面积三个主要的投入变量。农业风险变量主要依据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家庭内部风险等三个方面选取5个指标，因为该研究样本主要分布在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农户家庭是否有水浇地对农业产出具有较大影响，因此选取是否有水浇地作为耕地质量的主要变量，代表农业领域面临的自然风险；选取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作为市场风险变量；选取家庭收入水平、赡养系数、劳动力人数等三个变量作为家庭内部风险。其次，打工投入变量主要选取打工时间投入；打工风险变量主要选取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打工经验；选取家庭收入水平、赡养系数、劳动力人数三个风险因素作为家庭内部风险变量。第三，在个体经营的投入变量方面，主要选取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获得金融支持的数量三个变量；选取劳动力素质作为主要风险变量，此外还选取了家庭收入水平、赡养系数、劳动力人数三个变量作为家庭内部风险变量。具体模型的指标选取和说明如表6所示。
U1表示农业为主农户的技术无效率函数，其中δ01—δ61表示影响农业为主农户农业产出风险因素变量的系数。U2表示打工为主农户的技术无效率函数，其中δ02—δ62表示影响打工为主农户的打工产出风险因素变量系数。U3表示个体为主农户家庭的技术无效率函数，其中δ03—δ53表示影响个体为主农户个体经营产出风险因素变量的系数。Ui假设服从非负截尾正态分布，δ为风险因素变量的待估参数，当其为正值时说明影响因素对效率有负效应，为负值时则为正效应。
运用计算机程序FRONTIER4.1对各个配置领域的生产效率进行测量，获得极大似然参数估计值（MLE），如表7所示。
由表7可见，大部分变量的T检验值在10%及以上水平上显著；γ值也较大，而且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各生产领域的LR值也均大于各自的临界值，说明模型及指标选择稳健，计量结果符合理论要求，具有研究的意义。
运用计算机程序FRONTIER4.1对各个配置领域单位劳动时间的生产效率进行测量，获得的结果如表8。
由表8可知，三次社会调查的结果都显示个体经营的劳动效率是最高的，其次是打工，最低的是农业。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农业和个体经营的效率值差距很大，但这种差距一直呈缩小趋势，到2012年农业领域的效率值与其他两大领域大幅度缩小。也就是说农业经营的效率值相对在提高，个体经营的效率值相对在下降。打工领域的效率值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上升的幅度比较大，从2007年的0.39上升到2009年的0.69和2012年的0.80，是上升幅度最大的。
（二）计量结果分析
从农业领域看，农业资本投入和农业劳动投入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23和0.25（见表7），这表明资本和劳动投入对农业效率具有正向影响，耕地面积的估计系数相对较低，这也间接证明了在干旱半干旱的西部地区，大量的山坡地产出效率很低甚至无效率。从技术无效率函数的系数符号看，耕地质量、家庭收入、赡养系数、劳动力总人数、时间T的估计系数符号都为负，表明这些风险因素对农业产出效率都有正向影响。其中耕地质量对农业劳动效率提高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是由于西部地区农户只要有水浇地，不但表明其耕地质量较好，而且表明其生活地域一般在河谷地带或者平川地带，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农产品价格指数估计系数为负，表明农产品价格指数对农业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家庭收入对农业劳动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是因为家庭收入高的农户能够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更多资源，从而使农业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就赡养系数而言，高赡养系数表明家庭需要赡养的人口越多，农业劳动人口进城打工受到限制，更多的劳动力被配置在农业领域，以方便照顾老人，进而对农业劳动效率产生积极影响。时间趋势估计系数为负，表明农业领域劳动效率在时间序列上显示出递增的态势，农业产出效率在不断提高。 从打工领域看，劳动投入是打工核心，估计系数为0.51。从技术无效率函数的系数符号看，劳动力素质、打工经验、家庭收入、劳动力人数、时间趋势的估计系数都为负，表明这些风险因素对打工效率的提高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受教育水平和打工经验是农村劳动力城市竞争力的主要体现，因此对打工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时间趋势估计系数为负表明打工产出效率每年不断增加；赡养系数的估计系数为正，说明家庭需要赡养的人口越多，劳动人口外出打工的可能性越低，对打工效率具有负向影响。这一点和农业领域正好相反，说明了农户劳动力资源在农业和打工领域此消彼长的关系。
从个体经营领域看，对农户个体经营领域劳动效率影响最大的是资本投入，估计系数为0.40；其次是劳动投入，估计系数为0.22；此外，农户家庭个体经营者获得的金融支持也对个体经营具有正向效应。从技术无效率函数的系数符号看，劳动力素质、家庭收入水平、赡养系数、劳动力总人数的估计系数为负，表明这些风险因素对个体经营效率具有积极影响。时间趋势估计系数为正表明个体经营产出效率在时间序列上表现出递减趋势，这一方面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另一方面因为相对于其他两个领域，非农产业近年来发展缓慢，从而产出效率没有提高。
（三）各类农户的综合配置效率
依前对农户兼业化分类的四类标准，按照四类农户在农业、个体经营和打工之间配置劳动力的平均时间比例，通过加权平均后，得到四类农户分别在各领域的平均配置效率和综合配置效率值，见表9。
第一，总体上看，四类农户的综合配置效率得分都不高，说明无论在哪个领域，兼业化行为都使得劳动力资源明显存在着低效率配置问题，显示出兼业化过程中农户劳动力配置的“低水平均衡”特征。其中以个体为主农户的综合配置效率一直是最高的，2012年达到0.78；其次是以打工为主和同等重要的农户，2012年分别达到0.77和0.76；以农业为主农户的综合配置效率最低，2012年为0.74。而农户的劳动力资源主要配置在打工和农业两大领域，这两个领域的低效率导致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缓慢。
第二，动态来看，四类农户的综合效率在近年来都在不断提高，其中农业为主的农户家庭综合配置效率增长较快，从2007年到2012年增长幅度为60%；打工为主和同等重要类型的农户家庭综合配置效率增长相差不大，增长幅度为55%左右；个体经营为主的农户增长相对较小，增幅为40%。四类家庭的综合配置效率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说明农户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向更加合理化的方向演进。
四、主要研究结论
（一）风险与不确定性因素是农户决策的基本前提
农户面临着农业风险、劳动力市场风险、家庭风险等一系列风险与不确定性，这些因素成为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和一系列决策最基本的前提。首先是自然风险。我国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干旱、冰雹、霜冻、病虫害、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造成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不确定性。其次是市场风险，农产品价格风险、农业生产资料成本风险、农业技术风险等，严重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等市场弊端的存在，农户还要应对农资、消费市场的垄断高价，以及假冒伪劣、欺诈等风险。再次是体制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等。由于农村耕地制度、信贷体系、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等一系列体制与制度不完善，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等给农户带来了一些潜在风险。第四是家庭内部风险。目前农村老龄化速度加快，农民生产生活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疾病、婚丧嫁娶、子女上学、赡养老人等一系列事宜所需要的费用，很可能超出家庭的承担能力，给家庭带来潜在的风险[16]。第五是劳动力市场风险。受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影响，同工不同酬、劳资纠纷等问题大范围存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民工城市就业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整体上，中国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比较低，抵抗风险能力差，是典型的风险厌恶性农户，其生产经营行为以风险最小、效用最大为目标。在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风险防范体系的背景下，农户主要靠调整自己的决策行为将各种风险降到最低，也就是说风险与不确定性因素是农户决策的基本前提。
（二）兼业化是风险背景下家庭效用最大化的最佳选择
农户与各种风险的博弈措施集中体现在家庭资源的配置上，即以劳动力资源配置为核心，选择多样化的生产经营活动。从目前西部地区的农村实践来看，农户劳动力资源主要配置在农业、外出打工和非农个体经营三个领域。由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大量劳动力主要配置在农业和外出打工两个领域，并且以兼业化为主。绝大部分农户采取了“农忙种地、农闲打工”或者“父母种地、儿女打工”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家庭生命周期”。农户通过部分劳动力的外出打工增加收入，通过部分家庭成员从事农业生产并照顾子女、老人、料理家务，达到了吃饭挣钱两不误的“种地吃饭、打工挣钱”双重目标。这种配置方式形成了有效的风险抵御体系，在遇到农业风险时可以通过打工收入来抵御；在打工遇到风险时，农业和农村成为最大的保障，确保了家庭的安全。从农户行为目标来看，实现了风险最小化和效用最大化。
（三）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
首先，从单个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来看，劳动就业的专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并且劳动力从低效率向高效率领域的配置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家庭收入，属于典型的帕累托改进，但是由于大部分流动者家庭不能随迁，打工过程中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增加，进一步的发展受到影响。其次，从农户家庭的资源配置来看，农户没有把全部劳动力配置在高工资水平的领域，90%的农户采取了兼业化行为，劳动力资源配置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缓慢，进入门槛太高；城市较高的消费水平和相对较低的打工收入，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的存在，使家庭生活保障和安全受到影响。在利润最大和效用最大之间，农户选择了后者，也就是说农户为应对各种风险，以牺牲效率来抵御风险，兼业化实际上就是农户平抑风险、应对不确定性的自我保险手段。 （四）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存在“低水平均衡陷阱”
动态来看，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总体上向高效率的方向演进，这一特征非常明显，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凸显。这一演进主要是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由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率城市非农产业部门转移引起的。但就农户家庭来看，整体在城市就业和向城市迁移的趋势并不明显，并且存在“年轻打工、年长回乡务农”的家庭生命周期，兼业化的行为使农户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要打破这一陷阱，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二是解决一系列风险与不确定问题，即农民工进城后面临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也就是说必须改变农户面临的外部环境和条件，降低农户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
五、政策建议
风险与不确定性问题的存在，使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存在“低水平均衡陷阱”，阻碍了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也说明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帕累托改进空间。一系列改革与政策措施是拓展这一空间、改变农户约束条件、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
1.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降低农户风险。确保农户土地经营权不受侵犯、加快土地流转是降低农户风险、提高农户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因此，目前农村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搞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健全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促进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生产，并确保流动进城农民工的土地经营权不受侵犯。其次，必须进一步加快农村各项综合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包括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强化金融服务，降低农业生产经营的各种风险。通过改革建设一批高水平、现代化的家庭农场，促进农户家庭的分化，使一部分农户演变为专业农业生产经营者，一部分流动者及其家庭实现市民化，演变为城市居民。
2. 加快二元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城乡分割制度依然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也是影响城乡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城乡一体化改革的力度，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分割，在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医疗制度、住房制度等三大领域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使大量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离开农村在城市定居下来，实现农民工的终结。
3. 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确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受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很难进入到城市正规部门，大量农民工就业的领域依然局限于城市非正规部门，以采掘业、服务业、制造业等行业的最低层为主，技术水平低、就业保障差、待遇低、就业不稳定、同工不同酬等问题突出，农民工依然是城市边缘人口。因此，必须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垄断，打破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界限，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实现同工同酬，提高农民工就业层次和水平，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总体地位。二是通过税收制度等杠杆改革利益分配格局，使利益分配向民生领域、民生行业、中小企业倾斜，缩小初次收入分配的差距，使更多的流动人口分享经济增长红利，有能力在城市居住。
4.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与劳动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水平的关键，也是提高农户风险抵御能力的关键。大量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低、技能缺乏，影响了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值得高度重视的是近年来随着“民工荒”的出现和劳动工资的上涨，部分农村孩子在初中毕业后、甚至初中辍学就加入到打工队伍，给他们的将来发展埋下了很大隐患，比如贫困的代际传递、城市犯罪、非法童工等社会问题。因此，建议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将高中阶段教育转换为义务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其次必须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在岗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创新政府支持、市场运作的培训机制，形成行业、企业、院校和社会力量等多方参与的农民工培训体系，加快农村流动者尤其是新生代流动者人力资本开发，使他们尽快成长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急需的各级各类专业技术工人。
注释：
①在农村资本积累和信贷活动不足、土地使用权的交易非常有限的背景下，劳动力是农户家庭中最具活力和流动性的经济资源，如何配置劳动力就成为决定家庭效用的关键因素。
②这里在划分农户类型时，考虑到外出打工和个体私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农业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农户对农业的预期要相对稳定的多，并且农业承担着很强的保障功能。因此，个体为主、打工为主家庭的划分标准是该项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分别在60%及以上；农业为主家庭的划分标准是农业收入占45%及以上；农业和打工及与非农经营同等重要家庭的划分标准是农业收入占35%及以上、打工（或非农经营）收入在40%～60%之间。并且从调查资料看同等重要的农户主要是打工和农业同等重要型，该类农户占同等重要型样本的86.33%，文中所分析的同等重要农户的特征，主要指该类农户。
③在随机前沿方法（SFA）模型中，将随机扰动i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表示统计误差，又被称为随机误差项，用iv来表示；另一部分用于表示技术的无效率，又被称为非负误差项，用iu来表示，也就是文中所说的技术无效率函数。如果无效率项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该变量对无效率项有正向影响，对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反之相反。
④用表10中通过计算机程序FRONTIER4.1得到的劳动力在各个领域的效率乘以表7中四类农户家庭对应在各个领域的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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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华青
Abstract： How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related to the advance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data， using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 allocative efficiency of calculation and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labor in different areas and of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 labor resources allocation efficiency were compared. It is found that the risk and uncertainty are the main reasons leading to the farmers and the industry， and the risk averse behavior of the industry has affected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rural labor resources. Improving farmers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labor force resources should reduce risk and uncertainty to procee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 the reform of dual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labor market， vigorously develop the rural education and job training.
Key words： Farmer； Risk and uncertainty； Diversified economy； Allocation effici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