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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自幼非常聪明,尤喜读书,目睛如龙,过目不忘,口才出众,议论高奇,连对他颇多诽谤之词的《宋史》,也不得不承认:“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可是,王安石一生的志向是政治改革和诗文创作,对作为“艳科”的词不甚用心,故而作词不多,《全宋词》仅存约二十余首,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李清照在《词论》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他,道:“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
但是,王安石的词虽少,却也有不少佳作,且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最负盛名的,当是《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此词大概写于王安石再次罢相、出知江宁府之后。他在“澄江、翠峰、残阳、西风、酒旗”的晚秋美景中登高怀古,感叹六朝“繁华竞逐”,皆见“门外楼头”而相继亡覆,刻下唯见秋草凄碧,还听见“《后庭》遗曲”,空余自己“悲恨相续”。风格深沉雄健,豪纵厚郁,被赞为“金陵咏古之词”的绝唱。《能改斋漫录》说:“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连苏东坡见了,也不由自主地赞叹,连声说:“此老乃野狐精也。”
类似怀古风格的,还有一首《南乡子》。“日月之变迁流,仕途之坎坷,家国之忧患,人生之酸苦”,都涌凝笔端,令人一咏三叹、回味无穷: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王安石的个性,《宋史》的评价,大体属实:“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他的这种自信率直、执着独特个性,从几件小事可以窥见一二。
《邵氏闻见录》记载,当年包拯“包青天”担任开封群牧使时,司马光和王安石曾作下属,同为群牧司判官。有一天,群牧司里的牡丹盛开,美不胜收。一向严肃孤僻的包拯见此,竞也有了诗情雅兴,吩咐大家置酒赏花,并一一给下属们敬酒。领导亲自敬酒,下属们自然不敢“不给面子”,纷纷仰脖子一饮而尽,连素不喜酒的司马光,也勉力喝了几杯。但包拯敬到王安石时,王安石说自己从不喝酒,断然拒绝。同事们哪会饶过他?纷纷起哄:“介甫,我们都喝了,你也喝一杯吧!”“介甫,喝一杯吧,就喝一口也行!”然而,不管大家和包拯如何相劝,王安石却毫不心动,始终滴酒不沾。包拯也算得上是一执拗、倔强的“牛人”了,却拿王安石一点没有办法,大概只能在心里苦笑:“安石小子,你厉害!我不怕皇帝,我怕了你!你就只买皇帝的账吧?”
包拯去世早了些,他没有看到,王安石倔强起来,有时连皇帝的账也不买!
王安石在担任提点江东刑狱时,开封发生了一桩轰动的“鹌鹑杀人案"。一个少年养了一只勇猛善斗的鹌鹑,十分讨人喜爱;一个朋友向他讨要,少年不肯给。那朋友却趁其不备,抓了鹌鹑就跑。少年勃然大怒,举枪追赶,竟然将朋友打死。王安石听说开封府判了少群“死刑”时,自认为是错判:“根据律法,抢黔、偷窃他人财物均属‘盗取’。死者‘盗取’少年的财务,少年追抢,乃属‘捕盗自卫’;虽将人过失打死,也不应抵命论死。”立即把案子上告到审刑院、大理寺。但大理寺重新审判后,认为开封府“量刑得当”,再上报到皇帝赵祯那里,要追究王安石“错误的法制观念”。赵祯一向喜欢事息宁人,下诏支持大理寺的审判结果,也下诏免予追究王安石。御史台给王安石宣布圣旨时,王安石根本不认错,反而十分愤怒、强硬,道:“我没有错!”这帮人见他对皇帝的“宽赦”没有感激涕零,以示“皇恩浩荡”之类,马上又“打小报告”,要求“严厉处理王安石”。赵祯嫌烦,摆一摆手:“这事过去了,不要再提啦!”
这件“鹌鹑杀人案”,到底该不该判死刑?即使在今天,大概也是有争议的,如同“王安石变法”一样。
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近百十年,引起了中外学者相当大的兴趣,大多数人执称赞态度。如梁启超撰《王荆公》,认为他是“理想的立宪派”,“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著名学者黄仁宇说,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点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地商业化。……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列宁赞王安石为“十一世纪中国的改革家”。还有人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银行”。
从历史上看,“王安石变法”是“庆历新政”的延续,吸收了范仲淹改革的诸多内容,是北宋以来改革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一次极为宏伟的改革尝试。而王安石本人,也受了范仲淹的极大影响。
王安石比范仲淹小三十二岁,父亲王益与范仲淹是同一年的进士,但王益职位低,人微言轻,故与范仲淹没有过多交往。王安石中举之际,恰好范仲淹的声望是如日中天,因此,王安石对老范是仰慕之至。庆历八年,王安石任瑾县县令,特地跑去杭州,登门拜访范仲淹,还写了《上范资政先状》《上杭州范资政启》和《谢范资政启》,来纪念此事,文中有“粹玉之彩,开眉宇以照人;缛星之文,借谈端而饰物”等语,表达瞻慕之情,赞扬“偶像”的德高风采,对“偶像”的接见表示了感谢。而范仲淹也很欣赏年轻有为的王安石,多次在士人中赞赏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条说,范仲淹知青州,路过颍州,特向朝廷推荐吕公著、王安石和司马光三人。
皇佑四年五月(公元1052年),王安石正任舒州通判,突然得到范仲淹卒于徐州的噩耗,不禁嚎啕大哭,泪飞顿作倾盆雨。悲痛之后,他写了《祭范颍州仲淹文》,“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神乎孰忍,使至于斯!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高度称赞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为改革半途而废表示无限惋惜。我估计,王安石大概就在那时候,慷慨激昂,毅然立下“矫世变俗之志”,并在暗中发誓:“如我为相,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一定要——‘将改革进行到底’!”
熙宁二年(公元l069年),受神宗皇帝赵顼信任,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他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积极推行“熙宁变法”。为了改革成功,王安右不惜与绝大数亲朋好友断交,如好友司马光、曾布、欧阳修、弟弟王安国等。可是,“熙宁变法"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硬反对,加上改革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大多数改革派人士的急功近利、盘剥逐利行为,导致改革的彻底失败,王安石也背上了黑锅,被辱骂了近千年。当然,改革的失败,王安石的过于自信执拗、欠缺大度圆通的个性缺陷,也要负一些责任。
我有时想:“范仲淹的名声之所以远超王安石,大概也有他的改革未能完成的缘故罢?”历史上的改革者,如商鞅、赵武灵王、张居正、光绪等,几人有好名声、好结局?“改革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易中天语)
熙宁九年,三十三岁的王雩去世。年老多病的王安石丧失独子,悲痛难抑;再加上变法派内部的重重矛盾、改革的举步维艰,使他心力交瘁,对改革前景极度灰心、绝望。他很坚决地辞去相位,到江宁隐居,并筑了座“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以后,他骑着一驴,出入寺庙,吟诗念佛,结交高僧,清心寡欲,俨然如出世之人。
在此期间,他逐渐放松心情,慢慢从丧子之痛、仕途失意中解脱出来,还做了数首小词。这些小词,笔调恬淡自然,均叙写闲适生活、村野情趣与故作放达的情怀。
如《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菩萨蛮》:
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这两首描绘春景的词,语言清新,指事类情,几近白描,贴切自然,有“小院回廊春寂寂”的日景、“梢梢薪月偃”的夜景,有“山桃溪杏两三栽”“花是去年红”的明丽色彩,也有“黄鹂三两声”的声响,“爱闲能有几人来”的“闲”字,充分体现他的淡泊宁静情怀。
脱下冠带蟒服的王安石,从重楼飞檐、雕栏画栋的相府走出,居住在临水的“数间茅屋”里,毫无“退休后的失落感”,反倒是身着“窄衫短帽”,陶醉在溪水、山桃、溪杏、垂杨、黄鹂、新月的乡村美景了,重新获得了心灵的宁静。
最令王安石想不到的是,正当他过着孤寂寥落的晚年生活时,经历了“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后的政敌苏轼,这次前往汝州,路过金陵,特地前来拜访他。
这不免令王安石又惊又喜。一大早,他就骑着野驴,等在了岸边。苏轼望见他的影子,连帽子都没戴,就赶紧从船里,奔出来迎接他,并向他深深地拜了一下,道:“子瞻今日失礼了,竟敢一身便服来参见大丞相。”
王安石朗声大笑,挽住东坡的手臂,道:“子瞻,礼仪是为我们这种人而设置的吗?”从某种意义上看,除了个性、政见的不同,苏轼几乎就是王安石的一个“翻版”:皆才华出众、年少得志、正直热情;皆是天才人物,精通诗文史哲佛道儒,学识魄力是时代的顶峰;地方政绩突出,中央仕途几起几落,但到晚年,都淡薄名利、对自身遭遇看开了;苏轼较之王安石小十五岁,考取进士、去世也整整晚十五年!
人说“天妒英才”,我看确实如此:老天爷看见十一世纪的中国诞生了那么多英才,要做到心胸宽广、丝毫不嫉妒:难哪!尤其对王安石与苏轼,不让这两个天才折腾一番,闹点矛盾、生些风雨、来点“激情碰撞”,老天爷如何甘心?
这次见面,王安石与苏轼惺惺相惜,彻底化解了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两人同游钟山,“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相得甚欢。后人的笔记中,留了他们互相佩服、切磋诗文的诸多记录。二十多天后,苏轼将要离开,王安石竟十分不舍,甚至劝他买田地定居下来,好做个邻居。
苏轼也明白王安石的好意,有些惭愧、有些遗憾,写诗说: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目送他离去,叹息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风流人物!”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两年后,也就是宋哲宗元祜元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听说司马光进入朝廷,顿生不祥,惆怅不已:“司马十二作宰相矣!”
果然,司马光执政以后,连废新法,王安石默然沉痛。当他听说连“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终于抑不住错愕、悲愤,道:“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同一年,司马光也病逝。
在王安石、司马光去世之后,原先的“新旧之法"的争论,已经完全变了样,彻头彻尾地演变成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到宋徽宗时期,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闪亮登台,利用王安石的声望,打着光复“熙宁变法”的旗号,将反对自己的人“统统收拾掉”,再将“新法”变成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这样,诸多宋人及明清诸人,都将矛头直指王安石,坚持认为王安石是罪魁祸首,纷纷跳出来辱骂他,如“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是有靖康之难”,“安石岂非万世之罪人哉”,“使宋室斫丧,而其身列为千古罪人”之类。似乎,王安石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有一位少年朋友,是王安石的“骨灰级粉丝”,一直为王先生受到的指责、诽谤而愤慨不平,曾问我:“你欣赏王安石吗?”
我说:“我非常欣赏,‘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酷毕!”
小朋友开心极了,又满怀欣喜地说:“那么,你一定支持王安石变法啰!”
“这个,这个嘛……”我竟有点嗫嗫唯唯,不知如何回答。
“今天,我在书房里悠闲地喝着茶,自然是敬仰王先生的人品,当然也是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反正,我又不是十一世纪的宋朝小民……”
小传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晚年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城外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有《王临川集》《临川先生歌曲》等。
可是,王安石一生的志向是政治改革和诗文创作,对作为“艳科”的词不甚用心,故而作词不多,《全宋词》仅存约二十余首,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李清照在《词论》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他,道:“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
但是,王安石的词虽少,却也有不少佳作,且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最负盛名的,当是《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此词大概写于王安石再次罢相、出知江宁府之后。他在“澄江、翠峰、残阳、西风、酒旗”的晚秋美景中登高怀古,感叹六朝“繁华竞逐”,皆见“门外楼头”而相继亡覆,刻下唯见秋草凄碧,还听见“《后庭》遗曲”,空余自己“悲恨相续”。风格深沉雄健,豪纵厚郁,被赞为“金陵咏古之词”的绝唱。《能改斋漫录》说:“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连苏东坡见了,也不由自主地赞叹,连声说:“此老乃野狐精也。”
类似怀古风格的,还有一首《南乡子》。“日月之变迁流,仕途之坎坷,家国之忧患,人生之酸苦”,都涌凝笔端,令人一咏三叹、回味无穷: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王安石的个性,《宋史》的评价,大体属实:“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他的这种自信率直、执着独特个性,从几件小事可以窥见一二。
《邵氏闻见录》记载,当年包拯“包青天”担任开封群牧使时,司马光和王安石曾作下属,同为群牧司判官。有一天,群牧司里的牡丹盛开,美不胜收。一向严肃孤僻的包拯见此,竞也有了诗情雅兴,吩咐大家置酒赏花,并一一给下属们敬酒。领导亲自敬酒,下属们自然不敢“不给面子”,纷纷仰脖子一饮而尽,连素不喜酒的司马光,也勉力喝了几杯。但包拯敬到王安石时,王安石说自己从不喝酒,断然拒绝。同事们哪会饶过他?纷纷起哄:“介甫,我们都喝了,你也喝一杯吧!”“介甫,喝一杯吧,就喝一口也行!”然而,不管大家和包拯如何相劝,王安石却毫不心动,始终滴酒不沾。包拯也算得上是一执拗、倔强的“牛人”了,却拿王安石一点没有办法,大概只能在心里苦笑:“安石小子,你厉害!我不怕皇帝,我怕了你!你就只买皇帝的账吧?”
包拯去世早了些,他没有看到,王安石倔强起来,有时连皇帝的账也不买!
王安石在担任提点江东刑狱时,开封发生了一桩轰动的“鹌鹑杀人案"。一个少年养了一只勇猛善斗的鹌鹑,十分讨人喜爱;一个朋友向他讨要,少年不肯给。那朋友却趁其不备,抓了鹌鹑就跑。少年勃然大怒,举枪追赶,竟然将朋友打死。王安石听说开封府判了少群“死刑”时,自认为是错判:“根据律法,抢黔、偷窃他人财物均属‘盗取’。死者‘盗取’少年的财务,少年追抢,乃属‘捕盗自卫’;虽将人过失打死,也不应抵命论死。”立即把案子上告到审刑院、大理寺。但大理寺重新审判后,认为开封府“量刑得当”,再上报到皇帝赵祯那里,要追究王安石“错误的法制观念”。赵祯一向喜欢事息宁人,下诏支持大理寺的审判结果,也下诏免予追究王安石。御史台给王安石宣布圣旨时,王安石根本不认错,反而十分愤怒、强硬,道:“我没有错!”这帮人见他对皇帝的“宽赦”没有感激涕零,以示“皇恩浩荡”之类,马上又“打小报告”,要求“严厉处理王安石”。赵祯嫌烦,摆一摆手:“这事过去了,不要再提啦!”
这件“鹌鹑杀人案”,到底该不该判死刑?即使在今天,大概也是有争议的,如同“王安石变法”一样。
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近百十年,引起了中外学者相当大的兴趣,大多数人执称赞态度。如梁启超撰《王荆公》,认为他是“理想的立宪派”,“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著名学者黄仁宇说,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点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地商业化。……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列宁赞王安石为“十一世纪中国的改革家”。还有人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银行”。
从历史上看,“王安石变法”是“庆历新政”的延续,吸收了范仲淹改革的诸多内容,是北宋以来改革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一次极为宏伟的改革尝试。而王安石本人,也受了范仲淹的极大影响。
王安石比范仲淹小三十二岁,父亲王益与范仲淹是同一年的进士,但王益职位低,人微言轻,故与范仲淹没有过多交往。王安石中举之际,恰好范仲淹的声望是如日中天,因此,王安石对老范是仰慕之至。庆历八年,王安石任瑾县县令,特地跑去杭州,登门拜访范仲淹,还写了《上范资政先状》《上杭州范资政启》和《谢范资政启》,来纪念此事,文中有“粹玉之彩,开眉宇以照人;缛星之文,借谈端而饰物”等语,表达瞻慕之情,赞扬“偶像”的德高风采,对“偶像”的接见表示了感谢。而范仲淹也很欣赏年轻有为的王安石,多次在士人中赞赏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条说,范仲淹知青州,路过颍州,特向朝廷推荐吕公著、王安石和司马光三人。
皇佑四年五月(公元1052年),王安石正任舒州通判,突然得到范仲淹卒于徐州的噩耗,不禁嚎啕大哭,泪飞顿作倾盆雨。悲痛之后,他写了《祭范颍州仲淹文》,“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神乎孰忍,使至于斯!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高度称赞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为改革半途而废表示无限惋惜。我估计,王安石大概就在那时候,慷慨激昂,毅然立下“矫世变俗之志”,并在暗中发誓:“如我为相,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一定要——‘将改革进行到底’!”
熙宁二年(公元l069年),受神宗皇帝赵顼信任,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他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积极推行“熙宁变法”。为了改革成功,王安右不惜与绝大数亲朋好友断交,如好友司马光、曾布、欧阳修、弟弟王安国等。可是,“熙宁变法"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硬反对,加上改革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大多数改革派人士的急功近利、盘剥逐利行为,导致改革的彻底失败,王安石也背上了黑锅,被辱骂了近千年。当然,改革的失败,王安石的过于自信执拗、欠缺大度圆通的个性缺陷,也要负一些责任。
我有时想:“范仲淹的名声之所以远超王安石,大概也有他的改革未能完成的缘故罢?”历史上的改革者,如商鞅、赵武灵王、张居正、光绪等,几人有好名声、好结局?“改革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易中天语)
熙宁九年,三十三岁的王雩去世。年老多病的王安石丧失独子,悲痛难抑;再加上变法派内部的重重矛盾、改革的举步维艰,使他心力交瘁,对改革前景极度灰心、绝望。他很坚决地辞去相位,到江宁隐居,并筑了座“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以后,他骑着一驴,出入寺庙,吟诗念佛,结交高僧,清心寡欲,俨然如出世之人。
在此期间,他逐渐放松心情,慢慢从丧子之痛、仕途失意中解脱出来,还做了数首小词。这些小词,笔调恬淡自然,均叙写闲适生活、村野情趣与故作放达的情怀。
如《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菩萨蛮》:
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这两首描绘春景的词,语言清新,指事类情,几近白描,贴切自然,有“小院回廊春寂寂”的日景、“梢梢薪月偃”的夜景,有“山桃溪杏两三栽”“花是去年红”的明丽色彩,也有“黄鹂三两声”的声响,“爱闲能有几人来”的“闲”字,充分体现他的淡泊宁静情怀。
脱下冠带蟒服的王安石,从重楼飞檐、雕栏画栋的相府走出,居住在临水的“数间茅屋”里,毫无“退休后的失落感”,反倒是身着“窄衫短帽”,陶醉在溪水、山桃、溪杏、垂杨、黄鹂、新月的乡村美景了,重新获得了心灵的宁静。
最令王安石想不到的是,正当他过着孤寂寥落的晚年生活时,经历了“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后的政敌苏轼,这次前往汝州,路过金陵,特地前来拜访他。
这不免令王安石又惊又喜。一大早,他就骑着野驴,等在了岸边。苏轼望见他的影子,连帽子都没戴,就赶紧从船里,奔出来迎接他,并向他深深地拜了一下,道:“子瞻今日失礼了,竟敢一身便服来参见大丞相。”
王安石朗声大笑,挽住东坡的手臂,道:“子瞻,礼仪是为我们这种人而设置的吗?”从某种意义上看,除了个性、政见的不同,苏轼几乎就是王安石的一个“翻版”:皆才华出众、年少得志、正直热情;皆是天才人物,精通诗文史哲佛道儒,学识魄力是时代的顶峰;地方政绩突出,中央仕途几起几落,但到晚年,都淡薄名利、对自身遭遇看开了;苏轼较之王安石小十五岁,考取进士、去世也整整晚十五年!
人说“天妒英才”,我看确实如此:老天爷看见十一世纪的中国诞生了那么多英才,要做到心胸宽广、丝毫不嫉妒:难哪!尤其对王安石与苏轼,不让这两个天才折腾一番,闹点矛盾、生些风雨、来点“激情碰撞”,老天爷如何甘心?
这次见面,王安石与苏轼惺惺相惜,彻底化解了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两人同游钟山,“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相得甚欢。后人的笔记中,留了他们互相佩服、切磋诗文的诸多记录。二十多天后,苏轼将要离开,王安石竟十分不舍,甚至劝他买田地定居下来,好做个邻居。
苏轼也明白王安石的好意,有些惭愧、有些遗憾,写诗说: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目送他离去,叹息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风流人物!”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两年后,也就是宋哲宗元祜元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听说司马光进入朝廷,顿生不祥,惆怅不已:“司马十二作宰相矣!”
果然,司马光执政以后,连废新法,王安石默然沉痛。当他听说连“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终于抑不住错愕、悲愤,道:“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同一年,司马光也病逝。
在王安石、司马光去世之后,原先的“新旧之法"的争论,已经完全变了样,彻头彻尾地演变成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到宋徽宗时期,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闪亮登台,利用王安石的声望,打着光复“熙宁变法”的旗号,将反对自己的人“统统收拾掉”,再将“新法”变成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这样,诸多宋人及明清诸人,都将矛头直指王安石,坚持认为王安石是罪魁祸首,纷纷跳出来辱骂他,如“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是有靖康之难”,“安石岂非万世之罪人哉”,“使宋室斫丧,而其身列为千古罪人”之类。似乎,王安石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有一位少年朋友,是王安石的“骨灰级粉丝”,一直为王先生受到的指责、诽谤而愤慨不平,曾问我:“你欣赏王安石吗?”
我说:“我非常欣赏,‘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酷毕!”
小朋友开心极了,又满怀欣喜地说:“那么,你一定支持王安石变法啰!”
“这个,这个嘛……”我竟有点嗫嗫唯唯,不知如何回答。
“今天,我在书房里悠闲地喝着茶,自然是敬仰王先生的人品,当然也是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反正,我又不是十一世纪的宋朝小民……”
小传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晚年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城外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有《王临川集》《临川先生歌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