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身葬父”“扼虎救父”“弃官寻母”“尝粪忧心”……元代郭居敬辑录的24个孝子故事，在数百年后终于迎来了“继承者”——国家有关机构日前发布了新版“二十四孝”行动标准，昭示着中国传统“孝文化”下的亲子关系，正由重视伦理纲常和愚忠的“孝”转向关注父母内心需求、强调和谐与沟通的“孝”。
　　这份“二十四孝”新标准，包括：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教会父母上网，支持单身父母再婚，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动，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现代气息，透露出对“精神赡养”的重视。
　　对照一下，13亿国人估计99%达不到新标准如此之高的要求。“百善孝为先”，孝为百行首。何况，中国人的“孝”往往与“忠”连在一起，也因此，“举孝悌”是历朝历代难得的官民共倡的价值操守。
　　一面是“重孝”情结，一面是“不孝”或“难孝”的现实，种种失衡与断裂常常在某些公共事件上发酵或升腾——譬如今年6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来审议，修订草案中新增一条“常回家看看”，引起社会巨大争论；其后，北大校长跪母祝寿事件再次将现代“孝道”之争升格为公共话题。眼下，孝道已然是社会的一抹隐痛。
　　与传统的“二十四孝”相比，新版“二十四孝”简洁易懂，朗朗上口；不仅包括“教父母学会上网”“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等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的行动准则，还包括“支持单身父母再婚”“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这些对于弘扬孝道、构建新式家庭道德关系确有裨益。
　　但这份用心良苦的新“二十四孝”标准，仍然难逃两层追问：一者，这样的“孝道”果真是全国老人心向往之的乐享天年图景？譬如其中提到要“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动”、“教父母学会上网”“经常为父母拍照”“为父母建立关爱卡”“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等，此类占据新标准四分之一的要求，对于最广大的农村父母来说，显然无异于天方夜谭，即便对于城市父母，恐怕也未必是他们最想要的。老人们要的关心，更多的是细节是细水长流，而不是宏大的形式与热烈的仪式。拍照也好、宴会也罢，或者一起出席重要活动，老人们真的觉得这是最“孝”的事情吗？
　　二者，要实现这些孝道新标准，最重要的是要给儿女留下“看风景”的时间和心情。在房子、教育、医疗的高压大道上，有的是“低头赶路”的匆忙，有的是近乡情怯的慌张，有的是看淡未来的迷茫……“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亲自给父母做饭”等要求，无疑奢侈而残酷。别说“经常”，就是领着爱人、子女偶尔回家转一转——无偿加班的劳资关系会“放行”吗？单位的带薪假肯“点头”吗？层层设卡的高速公路肯“优惠”吗？在户籍制度尚未及时转身之际，“家”动辄就是千百公里外的一个港湾，路程辗转、成本高企，如果城市的这头不能让我们的父母顺利“进城”，而老家的那头又不能以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子女“返乡”，那要想实现新“二十四孝”标准中的大多数条款，基本上仍是“难于上青天”。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常反思新时期社会道德的重整与建构，其实，眼下诸多社会道德症结，何尝不是因为家庭道德层面“氧气稀薄”所致？当公民不能尽心尽孝，体恤老人、关爱弱者的传统心理就会日渐麻木，而别人的父母不过就是马路上跌倒的老太太或迷路在都市的老大爷，于己何干？新“二十四孝”标准有了，心想还得事能成，给子女们一份尽孝的心情与能力，这是社会鼓励子女尽孝的当务之急。
　　不过，没有人否认新“二十四孝”的价值。处于转型期的现代中国，面临着西方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念与伦理文化的冲击，新标准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冷落了“孝道”、缺失了道德教育的社会而言是一种警醒，提醒人们重拾“孝文化”，重塑孝道。
　　其实，“新”也好，“旧”也罢，“二十四”也涵盖不了所有的“孝行”。新版“二十四孝”标准最大的价值，是呼吁人们把“偶尔关爱”化为“日常关怀”，不仅在物质上，更要从精神上尽早行孝，别让“老无所依”成为父母的晚年写照。
　　编辑/王洪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