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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公元147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但后来举家迁徙至浙江绍兴，因此他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绍兴度过的。他初名王云，5岁时改名叫王守仁，31岁时自京师告病回绍兴养病，在会稽山阳明洞中研习道术，号“阳明子”，因此人们称其为阳明先生，乃至于后来，王阳明之名竟盖过了本名王守仁，他的学说也被人称为“阳明学”。
◎立志做圣贤
王阳明从小的志向，就是做圣贤。17岁的时候，他开始研究朱熹的“格物致知”，思考其所说的“一草一木，皆含至理”的话，并兴致勃勃地对着自家院子里的竹子认真“格”了起来，结果几天过去了，不但没“格”出什么道理来，反倒把自己给弄病了。这件事情自然是幼稚可笑的，但也反映出他想到什么就执拗地做到底的性格特征，同时这件事也让他从此开始怀疑朱熹等人代表的学说，最终对儒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年轻时代的王阳明还曾尝试道家的静坐导引修仙，对佛家也热爱过一段时间，总想着抛却烦恼，归隐山林。此时，他还未经人生坎坷，身上还颇有些小资情调。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对王阳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32岁的时候，王阳明有一段时间在杭州西湖养病，经常来往于虎跑寺等寺庙之间。在虎跑寺，他了解到有一位禅师长期参佛，修行高深，而且已经悟透生死，看破红尘，是各方僧人争相请教的对象。王阳明即刻拜见了禅师，他希望得到更多的启示。可是他失望了，这位禅师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与他谈论一些他早已熟知的佛经禅理，他慢慢地失去了兴趣。而禅师也渐渐无言，双方陷入了沉默。在这漫长的沉默之中，王阳明突然有了一个念头。他问禅师：“有家吗？”禅师睁开了眼睛，答：“有。”他又问：“家中尚有何人？”禅师说：“母亲尚在。”王阳明再问：“你想她吗？”一室寂静。良久之后，一声感叹终于响起：“怎能不想啊！”然后禅师缓缓地低下了头，在他看来，自己的这个回答并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王阳明站了起来，看着眼前这个惭愧的人，严肃地说道：“想念自己的母亲，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这是人的本性啊！”听到这句话的禅师并没有回应，却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他庄重地向王阳明行礼，告辞而去，第二天，他收拾行装，舍弃禅师的身份，还俗回家去探望自己的母亲。从这一天起，王阳明意识到：“存天理，灭人欲”可能是错的。他领悟了一条人世间的真理：无论何时，何地，有何种理由，人性都是不能，也不会被泯灭的。它将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
◎龙场悟道
王阳明在官场上得罪了权奸刘瑾，被发配到贵州龙场。一下子从一个六品官贬为小小的驿丞，从繁华的京城到达一个贫困落后的地方，王阳明却依然保持着乐观精神。王阳明刚到时，没有地方住，和百姓语言又不通，随从们情绪低落，他就打着手势和少数民族交流，亲自动手和群众一起搭木屋，办学教他们识字明理，还常常安慰鼓励思乡的同事们。除此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就放在了做乡俗调查、散步、静坐、思考等方面。他在想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圣人处在我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办？他每天为此夜不能寐，终于有一天晚上，他从床上坐起来，大喊道：“我明白了，明白了！”他明白了什么呢？——“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也就是说，像孔子即使处于逆境，颜回哪怕居于陋巷，他们也会忠诚于自己内心的召唤，不为外界环境所动。圣贤之道，不在他处，就在自己的心里。关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阐释者甚众，结论也有很多，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却是王阳明发现了自我，并用一生的行为坚持了自我。在龙场那个昏暗的山洞中，他确认了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优秀的生命品质，从此他终于能够平静地以自己的内心来面对整个世界了。如果说他在12岁时随口说出的“读书是为了做圣贤”还是一种本能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他却是在进行一种非常理性的思考并获得了答案。这种确认让他坚定了起来，同时也意识到了一种使命感。从此，王阳明不再对生活的坎坷感到愤愤不平，也不再动不动就萌发出归隐山林的思想，而是随遇而安，心如止水。他在等待机会，后来他果然等到了机会。
然而，这就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全部内容吗？当然不是！他一定还反思了自己之前的人生道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为官之道和以后政治选择的问题。他意识到了自己过去在政治上的幼稚，变得成熟了起来。从此他选择了支持王道，哪怕坐在龙椅上的那位皇帝是那么的荒唐。在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宁王朱宸濠造反的过程中，他雷厉风行，毫不手软，其手段之运用，完全可以用无所不用其极来形容；他懂得了如何老练地周旋于官场，和内阁大臣李东阳及兵部尚书王琼等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同盟关系，他去赣西平定农民起义的差使，就是王琼推荐的；他还注意和过去敌对阵营里面的一些人达成了和解甚至合作，比如在平定朱宸濠之后，发生了一些不利于他的事情和言论，这时他笼络了过去宫中“八虎”中的太监张永，利用武宗宠信张永的条件，把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这时候的王阳明，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形象，不再是那个有点贪玩，爱闹出点与众不同的“段子”的另类少年，也不再是那个遇事就激动，随便发表议论的青年，他已经从一个文人，变成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深沉、不苟言笑，甚至还有些阴郁。从此之后，他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先后做过江西巡抚、南京兵部尚书等，去世时，还任总督两广军务。当然，这一切，是和他的圣贤理想不冲突的，他已经建立起了手段与目的间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平衡，在他的心中，这就是他该做的一切，他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功成自会
“龙场悟道”之后，找到了精神力量的王阳明重新开始了讲学。早在34岁、还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收徒讲学的生涯，无非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这种讲学可能为他博得了一些名声。但在龙场的讲学与以往不同，一方面他是在给当地老百姓的孩子做一些文化普及教育工作，以报答当地人对他的帮助，另一方面，他对儒学有了自己从生活实践中悟到的心得，有了自己的一套“教案”。远近的读书人听说王阳明在龙场讲学，纷纷过来求学，于是他便在龙岗山办起了龙岗书院，这些学生中，近的有贵州的陈宗鲁，远的有湖南的冀元亨、蒋信等人。这时候，他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还是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建起了木屋数间，一名“何陋轩”，一名“宾阳堂”，一名“君子亭”，从此不再住在山洞中了。王阳明在龙场弄出的动静，引起了当地官员的注意，1509年3月，当时的贵州提学副使，也就是贵州省主管文教工作的官员席书，听说了此事，也来向王阳明请教学问，一听之下，大为折服，于是，他力邀王阳明到贵阳去讲学，并修葺了文明书院，亲自率领贵阳的学生，以师礼待王阳明。也就是在文明书院，王阳明系统地阐释了他的“知行合一”学说。 ◎圣学即心学
为了叙述的方便，在这里先做一个说明，“知行合一”被认为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另外两个构成部分是“心即理”和“致良知”，但实际上，这三者说的是一回事儿，只不过叫法不同而已。那么，什么是“心学”呢？就是强调人的良知来自他本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和教育，一个人只要心里怀着做圣贤的理想，并努力去实践，就能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意义的人。围绕这个核心，在不同的场合，就同一个意思，通过不同的举例，王阳明说过很多不同的话，比如“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良知在人心，不在圣贤”等等，后来他更是将其总结成了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为恶是格物。”人们普遍认为，王阳明的心学是对宋儒陆九渊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对陆九渊的“对手”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的批判和革命，因为朱熹认为外部环境里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道理，一个人通过探究这些事物的道理，日积月累，就能成为圣贤。但事实上，王阳明和朱熹说的还都是同一个道德问题，区别在于王阳明更注重人内在的主观因素，而朱熹更偏重外在的客观因素，两者在论题及逻辑性质上，是没有根本差别的。后来有一个阶段，王阳明的学说被朝廷认定为是伪学，理由是他反对朱子的理学，其实那只是一种政治借口，与学术思想的逻辑性质无关。
集心学之大成者的著作，非《传习录》莫属。此书是王阳明的语录、论学书信的简集，为明代阳明学派的启蒙典籍。当明代中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凋敝之际，王阳明像一个布道的诗人牧师，高高举起一面知行合一的旗帜，重新设定了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传习”一辞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因此此书强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传习录》包括了王学所有重要观点。上卷阐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是诚意的功夫等观点，强调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中卷有书信八篇。回答了对于知行合一、格物说的问题之外，还谈了王学的根本内容、意义与创立王学的良苦用心；讲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时，也精彩地解释了王学宗旨；回答了他们关于本体的质疑并且针对各人具体情况指点功夫切要。另有两篇短文，阐发阳明的教育思想。下卷的主要内容是致良知，阳明结合自己纯熟的修养功夫，提出本体功夫合一、满街都是圣人等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它使王学体系齐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先知般窥破芸芸众生心中之“贼”，他要让人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纯真地段，走入健全的感性生活，享受天理的荣耀、完美和永恒。如康德所言“在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王阳明的句句箴言足以让熙熙攘攘的众生驻足聆听。
◎治学
王阳明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讲学呢？一生当中，他讲学的足迹遍布北京、南京、绍兴等地，即使在戎马倥偬之余，他也要抽出一点时间和弟子们唠叨几句。像他这样一个天赋超群智力的人，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些道理是几句话就能讲明白的吗，为什么还要反复不厌其烦地絮叨呢？他宣扬人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圣人，实际上就是肯定了人本来就是天生的，不是依靠后天的教育才成就自己的，那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去诲人不倦呢？他难道不明白外在的教育培养不出圣贤吗？他是非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立言”，把自己量身打造成一个标准的圣人吗？当然不是，他怎么会这样侮辱自己呢！他是想在世俗层面扩大自己的影响吗？似乎也不是，他并不是一个在世俗方面有太多欲望的人。
答案是：他太寂寞了！
如果说他最初的讲学，还是有一些功利想法的话，那么，龙场悟道后的讲学，实际上大多数时候只不过是自己讲给自己听，是不断坚定自我的一种方式！在龙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确立了自我，但他毕竟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之中，需要被他人所理解，谁又能不需要知音呢！从此后的行事结果来看，他的确做到了不为外界所动，但这种结果的产生，却是经过了许多次心灵的不断斗争才得以实现的，尤其是在不被外人所理解的情况之下。没错，在他的周围，是聚集起了一批追随者，但从《传习录》的内容来看，这些追随者都没有真正理解他。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实，每个人的天赋、智力、生命状态和生活经历本来就不一样，一个人要想真正理解另一个人，两人在天赋和智力方面一定要对等才行。很遗憾，在这方面，他的那些追随者没有一个是和他一样的人。更悲哀的是，在他的敌人中间，也没有和他一样的人，他们攻击他的手段是那么的低劣，要么说他的学说是伪学，要么干脆诬陷他和朱宸濠一样存在着谋反之心。至于他所致力维护的王道的代言人，更是不靠谱，根本认识不到他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优秀的人当然只能自己说话给自己听了，就像一个人行走在无人的旷野之中，情不自禁就要大声唱歌一样，唯其如此，他才能克服那种巨大的空旷与压抑带给他的孤独与恐惧，唯其如此，他才能重拾信念、勇气，大踏步地走下去并将这种行走赋予非凡的意义！
◎立功
在龙场谪居三年期限满了之后，也就是在1510年，王阳明升任江西庐陵知县，这一年他39岁，从此官道坦途，开始了他争议丛生的后半生。
他的后半生，主要做过几件这样的事情：
1.1516年至1517年，也就是在他四十五六岁的时候，经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就是如今江西、福建、广东交界的地区，他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镇压了这里的多处农民起义。
2.1519年，王阳明48岁，在这年的六七月，他在江西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造反。
3.1528年，王阳明57岁，他平定了广西梧州一带的土司叛乱。同样在这一年，他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想回到绍兴老家，最终却死在归途中的江西南安。
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宁王造反、平定土司叛乱，就是王阳明的“立功”之举。对此，《明史·王守仁传》做了如此评价：“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一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立志做圣贤
王阳明从小的志向，就是做圣贤。17岁的时候，他开始研究朱熹的“格物致知”，思考其所说的“一草一木，皆含至理”的话，并兴致勃勃地对着自家院子里的竹子认真“格”了起来，结果几天过去了，不但没“格”出什么道理来，反倒把自己给弄病了。这件事情自然是幼稚可笑的，但也反映出他想到什么就执拗地做到底的性格特征，同时这件事也让他从此开始怀疑朱熹等人代表的学说，最终对儒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年轻时代的王阳明还曾尝试道家的静坐导引修仙，对佛家也热爱过一段时间，总想着抛却烦恼，归隐山林。此时，他还未经人生坎坷，身上还颇有些小资情调。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对王阳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32岁的时候，王阳明有一段时间在杭州西湖养病，经常来往于虎跑寺等寺庙之间。在虎跑寺，他了解到有一位禅师长期参佛，修行高深，而且已经悟透生死，看破红尘，是各方僧人争相请教的对象。王阳明即刻拜见了禅师，他希望得到更多的启示。可是他失望了，这位禅师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与他谈论一些他早已熟知的佛经禅理，他慢慢地失去了兴趣。而禅师也渐渐无言，双方陷入了沉默。在这漫长的沉默之中，王阳明突然有了一个念头。他问禅师：“有家吗？”禅师睁开了眼睛，答：“有。”他又问：“家中尚有何人？”禅师说：“母亲尚在。”王阳明再问：“你想她吗？”一室寂静。良久之后，一声感叹终于响起：“怎能不想啊！”然后禅师缓缓地低下了头，在他看来，自己的这个回答并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王阳明站了起来，看着眼前这个惭愧的人，严肃地说道：“想念自己的母亲，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这是人的本性啊！”听到这句话的禅师并没有回应，却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他庄重地向王阳明行礼，告辞而去，第二天，他收拾行装，舍弃禅师的身份，还俗回家去探望自己的母亲。从这一天起，王阳明意识到：“存天理，灭人欲”可能是错的。他领悟了一条人世间的真理：无论何时，何地，有何种理由，人性都是不能，也不会被泯灭的。它将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
◎龙场悟道
王阳明在官场上得罪了权奸刘瑾，被发配到贵州龙场。一下子从一个六品官贬为小小的驿丞，从繁华的京城到达一个贫困落后的地方，王阳明却依然保持着乐观精神。王阳明刚到时，没有地方住，和百姓语言又不通，随从们情绪低落，他就打着手势和少数民族交流，亲自动手和群众一起搭木屋，办学教他们识字明理，还常常安慰鼓励思乡的同事们。除此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就放在了做乡俗调查、散步、静坐、思考等方面。他在想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圣人处在我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办？他每天为此夜不能寐，终于有一天晚上，他从床上坐起来，大喊道：“我明白了，明白了！”他明白了什么呢？——“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也就是说，像孔子即使处于逆境，颜回哪怕居于陋巷，他们也会忠诚于自己内心的召唤，不为外界环境所动。圣贤之道，不在他处，就在自己的心里。关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阐释者甚众，结论也有很多，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却是王阳明发现了自我，并用一生的行为坚持了自我。在龙场那个昏暗的山洞中，他确认了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优秀的生命品质，从此他终于能够平静地以自己的内心来面对整个世界了。如果说他在12岁时随口说出的“读书是为了做圣贤”还是一种本能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他却是在进行一种非常理性的思考并获得了答案。这种确认让他坚定了起来，同时也意识到了一种使命感。从此，王阳明不再对生活的坎坷感到愤愤不平，也不再动不动就萌发出归隐山林的思想，而是随遇而安，心如止水。他在等待机会，后来他果然等到了机会。
然而，这就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全部内容吗？当然不是！他一定还反思了自己之前的人生道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为官之道和以后政治选择的问题。他意识到了自己过去在政治上的幼稚，变得成熟了起来。从此他选择了支持王道，哪怕坐在龙椅上的那位皇帝是那么的荒唐。在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宁王朱宸濠造反的过程中，他雷厉风行，毫不手软，其手段之运用，完全可以用无所不用其极来形容；他懂得了如何老练地周旋于官场，和内阁大臣李东阳及兵部尚书王琼等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同盟关系，他去赣西平定农民起义的差使，就是王琼推荐的；他还注意和过去敌对阵营里面的一些人达成了和解甚至合作，比如在平定朱宸濠之后，发生了一些不利于他的事情和言论，这时他笼络了过去宫中“八虎”中的太监张永，利用武宗宠信张永的条件，把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这时候的王阳明，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形象，不再是那个有点贪玩，爱闹出点与众不同的“段子”的另类少年，也不再是那个遇事就激动，随便发表议论的青年，他已经从一个文人，变成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深沉、不苟言笑，甚至还有些阴郁。从此之后，他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先后做过江西巡抚、南京兵部尚书等，去世时，还任总督两广军务。当然，这一切，是和他的圣贤理想不冲突的，他已经建立起了手段与目的间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平衡，在他的心中，这就是他该做的一切，他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功成自会
“龙场悟道”之后，找到了精神力量的王阳明重新开始了讲学。早在34岁、还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收徒讲学的生涯，无非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这种讲学可能为他博得了一些名声。但在龙场的讲学与以往不同，一方面他是在给当地老百姓的孩子做一些文化普及教育工作，以报答当地人对他的帮助，另一方面，他对儒学有了自己从生活实践中悟到的心得，有了自己的一套“教案”。远近的读书人听说王阳明在龙场讲学，纷纷过来求学，于是他便在龙岗山办起了龙岗书院，这些学生中，近的有贵州的陈宗鲁，远的有湖南的冀元亨、蒋信等人。这时候，他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还是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建起了木屋数间，一名“何陋轩”，一名“宾阳堂”，一名“君子亭”，从此不再住在山洞中了。王阳明在龙场弄出的动静，引起了当地官员的注意，1509年3月，当时的贵州提学副使，也就是贵州省主管文教工作的官员席书，听说了此事，也来向王阳明请教学问，一听之下，大为折服，于是，他力邀王阳明到贵阳去讲学，并修葺了文明书院，亲自率领贵阳的学生，以师礼待王阳明。也就是在文明书院，王阳明系统地阐释了他的“知行合一”学说。 ◎圣学即心学
为了叙述的方便，在这里先做一个说明，“知行合一”被认为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另外两个构成部分是“心即理”和“致良知”，但实际上，这三者说的是一回事儿，只不过叫法不同而已。那么，什么是“心学”呢？就是强调人的良知来自他本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和教育，一个人只要心里怀着做圣贤的理想，并努力去实践，就能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意义的人。围绕这个核心，在不同的场合，就同一个意思，通过不同的举例，王阳明说过很多不同的话，比如“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良知在人心，不在圣贤”等等，后来他更是将其总结成了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为恶是格物。”人们普遍认为，王阳明的心学是对宋儒陆九渊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对陆九渊的“对手”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的批判和革命，因为朱熹认为外部环境里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道理，一个人通过探究这些事物的道理，日积月累，就能成为圣贤。但事实上，王阳明和朱熹说的还都是同一个道德问题，区别在于王阳明更注重人内在的主观因素，而朱熹更偏重外在的客观因素，两者在论题及逻辑性质上，是没有根本差别的。后来有一个阶段，王阳明的学说被朝廷认定为是伪学，理由是他反对朱子的理学，其实那只是一种政治借口，与学术思想的逻辑性质无关。
集心学之大成者的著作，非《传习录》莫属。此书是王阳明的语录、论学书信的简集，为明代阳明学派的启蒙典籍。当明代中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凋敝之际，王阳明像一个布道的诗人牧师，高高举起一面知行合一的旗帜，重新设定了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传习”一辞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因此此书强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传习录》包括了王学所有重要观点。上卷阐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是诚意的功夫等观点，强调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中卷有书信八篇。回答了对于知行合一、格物说的问题之外，还谈了王学的根本内容、意义与创立王学的良苦用心；讲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时，也精彩地解释了王学宗旨；回答了他们关于本体的质疑并且针对各人具体情况指点功夫切要。另有两篇短文，阐发阳明的教育思想。下卷的主要内容是致良知，阳明结合自己纯熟的修养功夫，提出本体功夫合一、满街都是圣人等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它使王学体系齐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先知般窥破芸芸众生心中之“贼”，他要让人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纯真地段，走入健全的感性生活，享受天理的荣耀、完美和永恒。如康德所言“在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王阳明的句句箴言足以让熙熙攘攘的众生驻足聆听。
◎治学
王阳明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讲学呢？一生当中，他讲学的足迹遍布北京、南京、绍兴等地，即使在戎马倥偬之余，他也要抽出一点时间和弟子们唠叨几句。像他这样一个天赋超群智力的人，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些道理是几句话就能讲明白的吗，为什么还要反复不厌其烦地絮叨呢？他宣扬人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圣人，实际上就是肯定了人本来就是天生的，不是依靠后天的教育才成就自己的，那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去诲人不倦呢？他难道不明白外在的教育培养不出圣贤吗？他是非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立言”，把自己量身打造成一个标准的圣人吗？当然不是，他怎么会这样侮辱自己呢！他是想在世俗层面扩大自己的影响吗？似乎也不是，他并不是一个在世俗方面有太多欲望的人。
答案是：他太寂寞了！
如果说他最初的讲学，还是有一些功利想法的话，那么，龙场悟道后的讲学，实际上大多数时候只不过是自己讲给自己听，是不断坚定自我的一种方式！在龙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确立了自我，但他毕竟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之中，需要被他人所理解，谁又能不需要知音呢！从此后的行事结果来看，他的确做到了不为外界所动，但这种结果的产生，却是经过了许多次心灵的不断斗争才得以实现的，尤其是在不被外人所理解的情况之下。没错，在他的周围，是聚集起了一批追随者，但从《传习录》的内容来看，这些追随者都没有真正理解他。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实，每个人的天赋、智力、生命状态和生活经历本来就不一样，一个人要想真正理解另一个人，两人在天赋和智力方面一定要对等才行。很遗憾，在这方面，他的那些追随者没有一个是和他一样的人。更悲哀的是，在他的敌人中间，也没有和他一样的人，他们攻击他的手段是那么的低劣，要么说他的学说是伪学，要么干脆诬陷他和朱宸濠一样存在着谋反之心。至于他所致力维护的王道的代言人，更是不靠谱，根本认识不到他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优秀的人当然只能自己说话给自己听了，就像一个人行走在无人的旷野之中，情不自禁就要大声唱歌一样，唯其如此，他才能克服那种巨大的空旷与压抑带给他的孤独与恐惧，唯其如此，他才能重拾信念、勇气，大踏步地走下去并将这种行走赋予非凡的意义！
◎立功
在龙场谪居三年期限满了之后，也就是在1510年，王阳明升任江西庐陵知县，这一年他39岁，从此官道坦途，开始了他争议丛生的后半生。
他的后半生，主要做过几件这样的事情：
1.1516年至1517年，也就是在他四十五六岁的时候，经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就是如今江西、福建、广东交界的地区，他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镇压了这里的多处农民起义。
2.1519年，王阳明48岁，在这年的六七月，他在江西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造反。
3.1528年，王阳明57岁，他平定了广西梧州一带的土司叛乱。同样在这一年，他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想回到绍兴老家，最终却死在归途中的江西南安。
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宁王造反、平定土司叛乱，就是王阳明的“立功”之举。对此，《明史·王守仁传》做了如此评价：“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一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