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四十年代走来的陈书良先生身上，最为可贵的是历经多半个世纪的沉浮与沧桑后，仍旧拥有知识分子的担当与家国情怀。陈书良先生总是身穿一深色外套，留着偏分的短发，看上去温文尔雅，他一贯带着点微笑，虽已年逾古稀，却不见半点疲态，一双明亮的眼睛折射出温暖而亲切的力量。
　　关键词：知识分子 文化传承 时代使命
　　一、“对于错误的纠正，每一个文化人都有责任”。
　　陈书良先生的身世十分坎坷，父亲陈暄是国军将领，在国共三年内战时牺牲，作为遗腹子，他从小随母亲生活在外祖父家，当时，外祖父刘永湘先生是湖南大学国文教授，由于家庭的影响，陈书良自幼喜欢读书，写作。
　　上世纪六十年代，高中毕业的陈书良没来得及上大学就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一时间，教授和学生上山下乡，那是一个对知识分子缺乏善意的年代，陈书良那时是长沙北站的一名搬运工，每天做着繁重的苦力活，……长沙多雨，连绵不断的阴雨，经常一下就是半个月，他风里来雨里去，经常听着雨打在石阶上的声音，想到上大学的梦想遥遥而无期，内心充满了煎熬和茫然，但即使在那样荒诞的日子里，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本书。
　　问及为什么在那样的年代仍然坚持看书时，先生说道：“抗战中国遭遇到那么大的事，11年抗战，中国的大学没有停办过一天，颠沛流离，仍然坚持办了下来，让中国的学门延续下来。但是文化革命后来大学都关门了，这个对不对？绝对不对！”他认为对这种错误的纠正，每一个文化人都有责任，不管你是个大学教授还是个中学生，有责任的人总会担起这个责任的，“我當时怎么搞呢？就是学习，我认为将来肯定会有用的那一天的。”
　　“穷则独善其身”，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陈书良先生始终恪守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像种子一样扎根于泥泞的大地，贪婪地吸收着营养。那段艰苦的经历陈书良先生至今说来都感慨万千，他回忆起后来当了全国青联委员，在北京邓颖超问他是怎么从工人考上研究生？凭的是什么？他说：“我是凭‘信念’。先生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因为当时我是搬运工人，就只做艰苦的劳动，然后口袋里却带点书本？等什么？等国家要用，等国家用我，等我还能够奋斗。”
　　二、改革开放——“那是很美好的回忆”。
　　“香港凤凰新闻网去年弄了一个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收录了77、78年高考名人榜，那里面有我！那是很美好的回忆。”谈到改革开放和高考时，陈书良先生的语气透露出难掩的愉悦，“那是很美好的回忆”这句，先生重复了好几遍，仿佛透过这句话看到了当年那个满怀理想又踌躇困顿的自己。
　　困顿的那几年时光过得格外漫长，被问及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恢复高考，您还会一直在下面坚持学习吗？陈书良先生说道：“有的时候我也想，想到如果没有出路了，那就让我一辈子在下面吧，能一直读书也是我的理想””就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一边怀着希望一边煎熬着，终于等来了他的“黎明”。
　　1977年，“文革”的阴影逐渐褪去，恢复高考的的消息像春雷一样在神州大地上炸响，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们激动地拿起书本，陈书良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时候他已经三十岁并且结婚了，得知高考没有年龄和婚否的限制后，他内心十分雀跃，但他也很纠结，一个是因为英语底子弱，另一个是由于父亲“成分”，他在学业方面受到各种压制和歧视。他说：“在学校里，我就是靠边站的，民兵训练的时候，别人发的都是枪，发给我的，就是一根木棍。那个时候，我还是北区搬运站的搬运工，我们那时候拖板车，对长沙市道路的坡度弯度，我都有切身的体会。我的出身，能当搬运工就不错了，66年的时候，想当都没得当，70才招工进去。”再想到他的高中档案上盖着“不予录取”的章子，所以，“考”还是“不考”他十分纠结。
　　最后在亲友的鼓励下，他思来想去，下定决心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在亲友的鼓励之下，于是，他下了更大的决心，白天干活的空隙看书，晚上也抓紧时间补习英语和专业课，眼前仿佛有一束光在等着他。
　　他写了个论文交给武汉大学，希望能凭这篇论文在外语考试方面给酌情降分。不料武汉大学答复他，让他不用参加高考，直接考研究生，陈书良激动坏了，于是他又报名研究生考试，当时初试在湖南大学，复试在武汉大学，这一年，陈书良以高中学历直接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班，成为他们单位的乃至全省的传奇人物。
　　“那个当然是很美好的回忆了！对吧！从一个工人考上武大研究生，我也尽量的鼓励了我所认得的很多人，上面有好政策，上面必须群起而响应，这个政策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陈书良先生说道。
　　三、弘扬先贤文化——“时务精神永存”
　　陈书良先生近年多研究湖湘文化，坐落于长沙的“时务学堂”旧址引起了他的注意。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10月，既是维新派宣传维新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又是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变的一个典型代表，它还是戊戌维新期间全国最具影响的学校之一，是湖南乃至全国革命史、教育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时过境迁，时务学堂已经变成了一个废旧的老宅子，里面的墙已经倒塌，院里尽是树枝、枯草和废瓦，它就这样默默地掩藏于长沙的一隅，走过的行人根本不会注意到它，更不会知道这座院子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什么样的地位。陈书良十分痛心，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的历史责任与担当，他认为自己应当肩负起让时务学堂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的历史使命，于是，他与众多文艺界人士联合起来于2016年成立了“时务学堂研究会”。讲到成立研讨会的初衷时，他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致力于团结、发动文史学界的诸位先进，深入研究探讨时务学堂的伟大历史意义。”
　　在他与友人的努力下，长沙市社科联，长沙图书馆等各方均予以支持和协助，今天的时务学堂已经得到修缮，焕然一新，并且接待了海内外多家媒体及来访者，包括接待并协助湖南卫视纪录片频道拍摄《我们的谭嗣同》四集纪录片，接待了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的专家访谈的现场拍摄等。接待的来访者中，包括遍布全球的时务学堂先贤后裔，还有来自台湾、来自马来西亚、香港等地的学者、华人同胞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此外，他还与其他学者轮流在此组织讲座，向人们宣传时务学堂的文化背景，每次讲座都以公益的形式，讲课的专家不收取任何报酬，并实行免费对公众开放，吸引了广大文史爱好者和市民参与。他以《通泰街》为主题，介绍时务学堂开办地点所属街道的人文历史和掌故，激发人们对长沙这座古城历史的兴趣与热爱。
　　他说：“时务学堂最动人之处，就是师友们、师生们以道义相激，锐意改革，前仆后继，献身革命。比如谭嗣同、梁启超、杨树达、蔡锷等，历史不会忘记这些闪光的名字，可谓师生情结不散，时务精神永存！”
　　四、“知识分子一定要有时代使命感”
　　陈书良先生如今已经73岁了，曾经的困厄少年如今已功成名就，他拥有了众多的头衔，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湖南省文学所所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但是对待学术他一直坚持最朴实的态度，兢兢业业，不敢马虎。
　　他多年来醉心六朝文化，独立特行，著作甚豐，人称“六朝人物，在魏晋文学研究、作家研究、文学史研究以及古籍校正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代表作有《六朝烟水》《文心雕龙风格论初探》《唐伯虎传》《中国小品文史》《曾国藩文集·读书录》等，生产知识的过程固然是痛苦的，他说：“文学之道与寂寞之道是相通的，你想拥有一样东西就必须舍弃一些东西。别人熄灯，而我还在赶路。”
　　谈及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擅长写作时，陈书良先生想了一会，笑着说道：“哈哈，这个我还想不起来，好像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写作，可能跟我的家庭影响有一点关系，也有我自己的奋斗心理，看到自己的一本书写出来有一种成就感，而且我写的书全部是专业的书，并且没有什么组，课题，会啊这些，我就靠市场，人家买我的，出版社同意出我的，就这么简单。！”
　　陈书良先生是一位勤勉高产的作家，他一生的作品摞起来有近两米，产量之丰居当代湖南作家之首，谈及自己为什么今天仍然在奋力写作，“现在我这么大年纪了，我退休了工资也不低，不需要我再努力、再奋斗的，那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写的不停，就是我的一个使命感，知识分子一定要有时代使命感。”
　　有些人生来便是要完成自己要做、该做的事情的，先生勤勉之力，实属罕见。如今，先生虽是半退休状态，仍不遗余力得在在编撰书籍，参加各种讲座、会议，虽然忙碌，却也怡然自得。回顾一生写的五本艺术史传记，先生认为写的最不满意的是《齐白石传》，他感慨“何日能有机会好好改写，修订再版，岁月苦想逼！”
　　他是从那个知识匮乏的时代走过来的，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他深知改革开放的不容易，因此，他崇尚知识，敬畏知识，直到今天，也在默默贡献着自己的余温。
　　作者简介：刘媛（1995-）女，汉，陕西富平。硕士，研究方向：文化传播，长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