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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鉴赏古典诗词需要知人论世，这是古诗词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章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知人论世”，认为“知人论世”不是单一片面地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和相关事件，而是从更大的背景全面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及包括作者生平、流派、风格、情趣等在内的全方位的个体特征。
关键词： 古诗教学 知人论世 鉴赏古典诗词
借助背景材料鉴赏古典诗词，帮助学生找准并深入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知人论世”。传统教学中，“知人论世”多从点的角度，简单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及作者创作时所针对的特定事件。其实，作者的个性特征、审美情趣及作品风格等都会直接影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作者的思想情感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所处时代人文环境下的产物，因此要了解作者其人，必须先了解所处的时代，全盘考察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兴衰，社会面貌、文化思潮、学术风气、风俗习惯，等等，无所不包。只有这样从面的角度，既知其人又论其世，才能对作品作出准确分析和评价。
一、了解“知人”中的个性差异
在教学高二选修课程《唐宋诗词鉴赏》中李商隐的《蝉》时，我把它和虞世南的《蝉》和骆宾王的《咏蝉》作比较。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但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正如清代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所说：“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
虞世南一生清廉勤俭，刚直不阿。他生性淡泊，不慕荣华富贵，不贪高官厚禄，即便深受唐太宗器重，官居高位，也多次请求辞官归隐。在《蝉》这首诗里，“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表面写蝉的形状和食性，实则自况秋蝉，只饮清露，清响不绝。“垂緌”暗示人的显宦身份，“饮清露”暗比其人清廉，有操守。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借助秋风的传送，诗人却认为居高自能致远。人之所以能美名传播四方，是因为超俗的学识和才干，并不是借助于某些手段或某些“达官贵人”，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虞世南笔下的蝉，清雅高贵，如同诗人。
虞世南是国家重臣，仕途又比较平坦，因而他诗中较少悲凉的调子。此时的“蝉”是得志人的象征。之后，李唐遭遇武则天，正当年轻的骆宾王英姿勃发，想为大唐江山的稳固贡献力量的时候，却因上疏论事，触忤武后，遭诬入狱。于落难之际，亦作咏蝉诗：“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愁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沈。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这里，“露重”“风多”比喻环境压力。“飞难进”比喻政治上不得意，而“响易沉”则比喻言论上的被压制。蝉如此，诗人亦如此。忠不被用，冤屈难伸，使诗人如同经过重露凄风的秋蝉一样饱经磨难。人生苦短，沉郁难扬，故谓“落难人语”。骆宾王作为唐代诗歌改革运动的先驱。在他的《在狱咏蝉》中，我们看到了初唐诗风的变化，回归汉魏的关切现实，开始正视人生，敢于面对生命中的悲欢离合。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把客愁乡怨、人生苦短、壮志难酬及遭谗被诬的悲哀愤怒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好地体现了“风骨”的特色。
行至晚唐，文辞清丽绝伦的李商隐作另一咏蝉诗：“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宦海沉浮，仕途无望的诗人就如蝉一样，餐风饮露，食不能饱，所有叫声不过是徒劳。此时穷途末路的李商隐，心灰意懒，这首诗正契合了他的浮萍身世。李商隐是历代多情文人的代表，他身上具有这类文人的特质：多情、怀才难遇、郁郁寡欢、软弱不争。这首诗中所表现的“蝉”的性格：清高、优柔，何尝不是李商隐个人的真实写照。
虽然同一素材，但由于每个诗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所述之意自然相差甚远，利用文学作品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就不尽相同。诗歌教学要“知人”，注重作者个体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往更深处推进。
二、把握“论世”中的时代共性
人是社会性的，生活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总会带有时代烙印。在注重“知人”个性的同时，不可忽视人社会性的一面。秦始皇焚书坑儒遭人诟病，从汉代开始，统治者吸取秦朝的前车之鉴，重视文化建设。在文化建设中，以儒学为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唐太宗更是崇尚儒家文化。“太宗初践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贞观政要》），精心挑选天下通晓儒学的人士，保留他们现任的官职，并兼任弘文馆学士，而且在上朝的间隙招弘文馆学士至内殿讨论古代典籍及治政方略，让儒学进入政治范围。重视儒家文化带来的是一个时代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风貌。当时，一般文士都向往军幕，从军边塞以为仕进之路成了时尚。这种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和建功立业的壮志，使初、盛唐边塞诗基调多昂扬奋发。以高适、岑参为例，他们早岁孤贫，仕途坎坷，历经挫折却不甘沉沦。他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社会人生，选择了从军之路。边塞大自然的风霜雨雪，战争中生与死的考验，使之生命力更加旺盛。他们的边塞诗，感情基调昂扬乐观，其中对边战的礼赞、对风物人情的喜爱淹没了悲苦。“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出征》）诗中那强烈的爱国情感、英雄气概，千百年来鼓舞人们不断进取。他们的诗反映出了大唐时代的风貌，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三、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对知人论世的综合诉求
个性与共性不是绝对割裂，一个诗人既有特殊经历而生成的独一无二，又有某个时代所需要面对的共同特征。以李白为例，他出生在中亚少数民族聚集区，后来移居到有浓厚崇道之风的四川，从小受到道家、纵横家及四川侠义思想的影响，他的一生，曾访过道，寻过仙，炼过丹，采过药，受过道篆，并经常出入道观，研读道经，交结道士，玄谈道旨。在李白的诗集中，游仙步虚、赠答酬唱羽士仙翁的作品实在多见。他的道家文化摆脱了老庄消极顺应的被动状态，表现为以“我”为中心，囊括整个宇宙并与之等量齐观的宏伟气度：“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赠僧崖公》），他淡泊名利，不为世俗功利所牵引，不受世俗社会所约束。尤其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了他不同流合污的傲骨，蔑视权贵的真性情。可以说，崇道是李白终生努力从事的一件重要事情。然而在盛唐这样一个崇尚儒家文化、积极昂扬的时代，诗人免不了也有儒家“入世”的情怀，和当时大多数文人一样，怀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这是时代气象以潜性的方式影响着诗人的价值和精神追求。虽然李白不屑于通过科举途径进入仕途，但他到处游历的目的除了饱览名山胜水，修身养性之外，还希望广交朋友，拜谒名流，通过他人举荐走向仕途，于是，他为功名写过干谒诗《与韩荆州书》。“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些诗句都表现了李白渴望报国的豪情壮志。
所以在诗歌鉴赏中，必须“知人”和“论世”二者兼顾，并一同辅助作品解读，这样才能全面深入鉴赏作品。
参考文献：
[1]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张亮.背景材料在古诗文思想情感解读教学中的运用.华东师范大学，学科教学，2012.
关键词： 古诗教学 知人论世 鉴赏古典诗词
借助背景材料鉴赏古典诗词，帮助学生找准并深入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知人论世”。传统教学中，“知人论世”多从点的角度，简单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及作者创作时所针对的特定事件。其实，作者的个性特征、审美情趣及作品风格等都会直接影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作者的思想情感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所处时代人文环境下的产物，因此要了解作者其人，必须先了解所处的时代，全盘考察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兴衰，社会面貌、文化思潮、学术风气、风俗习惯，等等，无所不包。只有这样从面的角度，既知其人又论其世，才能对作品作出准确分析和评价。
一、了解“知人”中的个性差异
在教学高二选修课程《唐宋诗词鉴赏》中李商隐的《蝉》时，我把它和虞世南的《蝉》和骆宾王的《咏蝉》作比较。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但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正如清代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所说：“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
虞世南一生清廉勤俭，刚直不阿。他生性淡泊，不慕荣华富贵，不贪高官厚禄，即便深受唐太宗器重，官居高位，也多次请求辞官归隐。在《蝉》这首诗里，“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表面写蝉的形状和食性，实则自况秋蝉，只饮清露，清响不绝。“垂緌”暗示人的显宦身份，“饮清露”暗比其人清廉，有操守。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借助秋风的传送，诗人却认为居高自能致远。人之所以能美名传播四方，是因为超俗的学识和才干，并不是借助于某些手段或某些“达官贵人”，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虞世南笔下的蝉，清雅高贵，如同诗人。
虞世南是国家重臣，仕途又比较平坦，因而他诗中较少悲凉的调子。此时的“蝉”是得志人的象征。之后，李唐遭遇武则天，正当年轻的骆宾王英姿勃发，想为大唐江山的稳固贡献力量的时候，却因上疏论事，触忤武后，遭诬入狱。于落难之际，亦作咏蝉诗：“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愁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沈。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这里，“露重”“风多”比喻环境压力。“飞难进”比喻政治上不得意，而“响易沉”则比喻言论上的被压制。蝉如此，诗人亦如此。忠不被用，冤屈难伸，使诗人如同经过重露凄风的秋蝉一样饱经磨难。人生苦短，沉郁难扬，故谓“落难人语”。骆宾王作为唐代诗歌改革运动的先驱。在他的《在狱咏蝉》中，我们看到了初唐诗风的变化，回归汉魏的关切现实，开始正视人生，敢于面对生命中的悲欢离合。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把客愁乡怨、人生苦短、壮志难酬及遭谗被诬的悲哀愤怒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好地体现了“风骨”的特色。
行至晚唐，文辞清丽绝伦的李商隐作另一咏蝉诗：“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宦海沉浮，仕途无望的诗人就如蝉一样，餐风饮露，食不能饱，所有叫声不过是徒劳。此时穷途末路的李商隐，心灰意懒，这首诗正契合了他的浮萍身世。李商隐是历代多情文人的代表，他身上具有这类文人的特质：多情、怀才难遇、郁郁寡欢、软弱不争。这首诗中所表现的“蝉”的性格：清高、优柔，何尝不是李商隐个人的真实写照。
虽然同一素材，但由于每个诗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所述之意自然相差甚远，利用文学作品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就不尽相同。诗歌教学要“知人”，注重作者个体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往更深处推进。
二、把握“论世”中的时代共性
人是社会性的，生活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总会带有时代烙印。在注重“知人”个性的同时，不可忽视人社会性的一面。秦始皇焚书坑儒遭人诟病，从汉代开始，统治者吸取秦朝的前车之鉴，重视文化建设。在文化建设中，以儒学为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唐太宗更是崇尚儒家文化。“太宗初践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贞观政要》），精心挑选天下通晓儒学的人士，保留他们现任的官职，并兼任弘文馆学士，而且在上朝的间隙招弘文馆学士至内殿讨论古代典籍及治政方略，让儒学进入政治范围。重视儒家文化带来的是一个时代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风貌。当时，一般文士都向往军幕，从军边塞以为仕进之路成了时尚。这种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和建功立业的壮志，使初、盛唐边塞诗基调多昂扬奋发。以高适、岑参为例，他们早岁孤贫，仕途坎坷，历经挫折却不甘沉沦。他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社会人生，选择了从军之路。边塞大自然的风霜雨雪，战争中生与死的考验，使之生命力更加旺盛。他们的边塞诗，感情基调昂扬乐观，其中对边战的礼赞、对风物人情的喜爱淹没了悲苦。“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出征》）诗中那强烈的爱国情感、英雄气概，千百年来鼓舞人们不断进取。他们的诗反映出了大唐时代的风貌，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三、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对知人论世的综合诉求
个性与共性不是绝对割裂，一个诗人既有特殊经历而生成的独一无二，又有某个时代所需要面对的共同特征。以李白为例，他出生在中亚少数民族聚集区，后来移居到有浓厚崇道之风的四川，从小受到道家、纵横家及四川侠义思想的影响，他的一生，曾访过道，寻过仙，炼过丹，采过药，受过道篆，并经常出入道观，研读道经，交结道士，玄谈道旨。在李白的诗集中，游仙步虚、赠答酬唱羽士仙翁的作品实在多见。他的道家文化摆脱了老庄消极顺应的被动状态，表现为以“我”为中心，囊括整个宇宙并与之等量齐观的宏伟气度：“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赠僧崖公》），他淡泊名利，不为世俗功利所牵引，不受世俗社会所约束。尤其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了他不同流合污的傲骨，蔑视权贵的真性情。可以说，崇道是李白终生努力从事的一件重要事情。然而在盛唐这样一个崇尚儒家文化、积极昂扬的时代，诗人免不了也有儒家“入世”的情怀，和当时大多数文人一样，怀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这是时代气象以潜性的方式影响着诗人的价值和精神追求。虽然李白不屑于通过科举途径进入仕途，但他到处游历的目的除了饱览名山胜水，修身养性之外，还希望广交朋友，拜谒名流，通过他人举荐走向仕途，于是，他为功名写过干谒诗《与韩荆州书》。“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些诗句都表现了李白渴望报国的豪情壮志。
所以在诗歌鉴赏中，必须“知人”和“论世”二者兼顾，并一同辅助作品解读，这样才能全面深入鉴赏作品。
参考文献：
[1]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张亮.背景材料在古诗文思想情感解读教学中的运用.华东师范大学，学科教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