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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乡村教育条件和工资待遇较差，对优秀教师的吸引力较弱。然而那些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乡村教育梦的乡村老师，他们的欢喜哀愁也只有自己最清楚。
坐落在凤凰县补丁村的九龙小学并不好找。恰逢雨季，在悬崖一畔，会在若隐若无之间看见升起的五星红旗，顺着红旗的方向，摸索了好半天才找到学校。在这所学校坚守了30年，今年52岁的吴艺伟，被大家称为悬崖边上的老师。
在吴艺伟的花名册里，学生已经从10年前的50多个变成了现在的12个。而12个孩子，包括了从4岁到10岁不同的年龄段。
下午6点，给学生解答完问题后，吴艺伟锁上了学校的铁门，回到对面的家里。虽然身为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九龙小学的校长，也是这个学校唯一的一名老师。
从最开始每月只有2元5角钱的收入，到现在每月2600元，吴艺伟已经很满足。可是，还是没有其他的老师愿意到他的学校来，他这个“光杆校长”，一做就是30年。
2015年6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以下简称《计划》），提出八项举措推动乡村教师发展，包括提高生活待遇、统一编制标准、职称评聘倾斜、促进流动等。
这份文件，也许能够改变330万和吴艺伟一样的乡村教师的命运，也许能够让这位“光杆校长”多几个帮手。
一个人的学校
在补丁村，最破的一间房子就是吴艺伟的家，这似乎和他教师的身份并不相称。
“大家都去打工，每个月能赚5000多元，现在我的收入只有他们的一半，没有钱盖房子的。”吴艺伟无奈地说。
30年里，吴艺伟教过的学生有100多个，“有的学生现在已经在县里当了干部”，说到这儿，他很欣慰。
但最让他心寒的是，现在孩子们的父母并不怎么重视教育。
吴艺伟不止一次地听到家长们说，读书有什么用，吴老师读了那么多书，不还是住着村里最破的房子。每到这时候，吴艺伟都无言以对。妻子曾经肾结石发作需要手术，微薄的工资难抵妻子的医药费。无奈之下，吴艺伟离开了孩子们，选择了出去打工。他一走，这所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随即空了下来。
3个月后，因为放不下孩子们，吴艺伟还是选择了回来。回来那天，村里甚至放了鞭炮来迎接他，村支书和吴艺伟都流下了眼泪。
“教学点大多是当地年龄较小的孩子，很少有老师愿意来当地教书。”吴艺伟说。
尽管孩子小，人数少，和吴艺伟一样身份的石老师也在坚持着。
石老师是凤凰县巴几小学的唯一一名老师。
在他的枕头底下，常年放着一本湖南省普通话考试教材。
大山深处的苗寨，班里的学生在上学前是听不懂普通话的。
可是三年级之后，他们就要到几十公里外的完小去上学，普通话，是他们必须要掌握的一门语言。
“为他们打基础，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石老师说。
因相关政策的原因，直到现在，凤凰县还有60名和吴艺伟一样没有转正的教师。没有编制，没有医保，没有五险一金，他们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乡村教育梦。
跟他们一样，编制问题也已成为困扰很多一线乡村教师的难题。“我们也很想解决他们的编制问题，可是相关政策不允许，参加考试这些老师又过了年龄。”凤凰县教育局人事股股长龙清华说。
更让吴艺伟心寒的是，他的学生越来越少，以前最多的时候有50多个，现在只有12个。
“如果少于10个，下一批撤点并校的名单上可能就会有我们学校，那时候，孩子们就要走20多公里的山路去附近的完小上学了。”吴艺伟说。
从2003年之后，学生就越来越少，“尤其是过年后，打工回来的家长把孩子都带走了”。
不均衡的农村教育
吴艺伟所面临的生源流失，除了城镇化的影响，撤点并校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2001年，国家对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
有调查数据显示，在2000年到2010年间，平均每天中国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和3所初中。
龙清华称，在刚开始撤点并校时，很多村干部拒绝签字，教育局无奈，也只能留下了村里的教学点。
考虑到路途遥远，凤凰县的完小都是9点上课，但是两个多小时的上学路，对于孩子们来说依然遥远。
从补丁村通往山外的路是2012年才修好的，尽管坑坑洼洼，但为了让孩子们上学方便点，是村民凑了20万元才得以修成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指出，乡村学校的撤并，是以巨大的行政力量和惯性迅速推进的，背离了农村学校撤并的初衷和实际需要。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中国农村小学减少了22.94万所，占原本总数的52.1%。
该份报告针对10个省份农村中小学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离家上学的平均距离为5.42公里;农村初中生离家上学的平均距离为17.47公里。上学路途的艰难，导致流失辍学和隐性流失辍学率双双提高。
凤凰县黄合乡安井村小学校长吴必芳也深有感触，在近10年来的家访中，做的工作最多的就是劝孩子们不要辍学。
“有时候会聊到深夜12点，内容只有一个，来上学。”吴必芳说。
中国乡村教育的学校越来越小，学生越来越少。对比之下，城市教育的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城市校“大班额”比比皆是。
这一系列问题，是在当前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教育改革引发的一种必然的普遍阵痛与无奈。
而寒门难出贵子的社会现象，和农村教育的不均衡直接相连。
补齐短板
有调查显示，农村教师队伍中有51.2%的人被初次配置到乡村学校，但在二次配置中有56.9%的教师调进了县城，有36.7%的农村教师“想要离开”现在的岗位。
在县域教师流动中，有67.3%为“向上流动”，28.2%为“平行流动”，只有4.5%为“向下流动”，而且流动者多为年轻教师、高职称教师和优秀教师。有77%的城镇教师不愿意交流到边远艰苦农村学校任教;有80.2%的师范生“愿意当教师”，但“愿意去农村当教师”的仅有38%。
收入是民生之源，教师也不例外。直到现在，回忆起刚刚毕业回到乡村学校当老师的日子，蒋冰霖的情绪还有一些激动。
作为凤凰县阿拉学区的一名校长，尽管已经经历了14年的教书生涯，蒋冰霖仍然忘不了当年毕业时的场景。
14年前，蒋冰霖从当时的吉首民师毕业，怀揣着教书育人的梦想想有一番作为，没想到车把他拉到了只有4个人的村校。
一毕业就两眼一抹黑地来到了农村，一个人每天7节课，“不要说教学条件，就是连基本的吃住都成问题。”蒋冰霖说。
落差、反感、退缩，在开始的一年多里，这些情绪伴随着他的始终。那时候他的工资是一个月290元，而当时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已达到6987元。
凤凰县阿拉学区新寨村小学的校长向红，在刚开始的几年里，也无数次想过放弃。
“考过公务员，想过自己创业，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留下。”向红说。
今年33岁的他，刚工作时和同学去了一趟深圳，外面世界的诱惑和回农村当一名老师的艰苦，让他有些犹豫，“哪怕出去打工，也比当老师赚得多”。
调查显示，农村教师目前月平均工资为2359元。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曾运用自主研究的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模型，对上万名中小学教师和师范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当月薪达到4000元时会有79.4%的师范生愿意直接去农村任教，月薪达到5000元时会有88.1%的师范生愿意直接到农村任教。
由于乡村教育条件和工资待遇依然较差，对优秀教师的吸引力依然较弱。
因此，凤凰县从2009年起，实施了农村教师津补贴制度，先后制定并下发了相关文件，按每人每月600元、400元、270元、120元和100元5个等次发放岗位津贴，越是偏远的地区，津贴越高。
正是这样的政策，让一批乡村教师安心地留在了乡村。
（《法治周末》2015.6.30）
坐落在凤凰县补丁村的九龙小学并不好找。恰逢雨季，在悬崖一畔，会在若隐若无之间看见升起的五星红旗，顺着红旗的方向，摸索了好半天才找到学校。在这所学校坚守了30年，今年52岁的吴艺伟，被大家称为悬崖边上的老师。
在吴艺伟的花名册里，学生已经从10年前的50多个变成了现在的12个。而12个孩子，包括了从4岁到10岁不同的年龄段。
下午6点，给学生解答完问题后，吴艺伟锁上了学校的铁门，回到对面的家里。虽然身为湖南省凤凰县禾库镇九龙小学的校长，也是这个学校唯一的一名老师。
从最开始每月只有2元5角钱的收入，到现在每月2600元，吴艺伟已经很满足。可是，还是没有其他的老师愿意到他的学校来，他这个“光杆校长”，一做就是30年。
2015年6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以下简称《计划》），提出八项举措推动乡村教师发展，包括提高生活待遇、统一编制标准、职称评聘倾斜、促进流动等。
这份文件，也许能够改变330万和吴艺伟一样的乡村教师的命运，也许能够让这位“光杆校长”多几个帮手。
一个人的学校
在补丁村，最破的一间房子就是吴艺伟的家，这似乎和他教师的身份并不相称。
“大家都去打工，每个月能赚5000多元，现在我的收入只有他们的一半，没有钱盖房子的。”吴艺伟无奈地说。
30年里，吴艺伟教过的学生有100多个，“有的学生现在已经在县里当了干部”，说到这儿，他很欣慰。
但最让他心寒的是，现在孩子们的父母并不怎么重视教育。
吴艺伟不止一次地听到家长们说，读书有什么用，吴老师读了那么多书，不还是住着村里最破的房子。每到这时候，吴艺伟都无言以对。妻子曾经肾结石发作需要手术，微薄的工资难抵妻子的医药费。无奈之下，吴艺伟离开了孩子们，选择了出去打工。他一走，这所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随即空了下来。
3个月后，因为放不下孩子们，吴艺伟还是选择了回来。回来那天，村里甚至放了鞭炮来迎接他，村支书和吴艺伟都流下了眼泪。
“教学点大多是当地年龄较小的孩子，很少有老师愿意来当地教书。”吴艺伟说。
尽管孩子小，人数少，和吴艺伟一样身份的石老师也在坚持着。
石老师是凤凰县巴几小学的唯一一名老师。
在他的枕头底下，常年放着一本湖南省普通话考试教材。
大山深处的苗寨，班里的学生在上学前是听不懂普通话的。
可是三年级之后，他们就要到几十公里外的完小去上学，普通话，是他们必须要掌握的一门语言。
“为他们打基础，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石老师说。
因相关政策的原因，直到现在，凤凰县还有60名和吴艺伟一样没有转正的教师。没有编制，没有医保，没有五险一金，他们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乡村教育梦。
跟他们一样，编制问题也已成为困扰很多一线乡村教师的难题。“我们也很想解决他们的编制问题，可是相关政策不允许，参加考试这些老师又过了年龄。”凤凰县教育局人事股股长龙清华说。
更让吴艺伟心寒的是，他的学生越来越少，以前最多的时候有50多个，现在只有12个。
“如果少于10个，下一批撤点并校的名单上可能就会有我们学校，那时候，孩子们就要走20多公里的山路去附近的完小上学了。”吴艺伟说。
从2003年之后，学生就越来越少，“尤其是过年后，打工回来的家长把孩子都带走了”。
不均衡的农村教育
吴艺伟所面临的生源流失，除了城镇化的影响，撤点并校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2001年，国家对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
有调查数据显示，在2000年到2010年间，平均每天中国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和3所初中。
龙清华称，在刚开始撤点并校时，很多村干部拒绝签字，教育局无奈，也只能留下了村里的教学点。
考虑到路途遥远，凤凰县的完小都是9点上课，但是两个多小时的上学路，对于孩子们来说依然遥远。
从补丁村通往山外的路是2012年才修好的，尽管坑坑洼洼，但为了让孩子们上学方便点，是村民凑了20万元才得以修成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指出，乡村学校的撤并，是以巨大的行政力量和惯性迅速推进的，背离了农村学校撤并的初衷和实际需要。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中国农村小学减少了22.94万所，占原本总数的52.1%。
该份报告针对10个省份农村中小学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离家上学的平均距离为5.42公里;农村初中生离家上学的平均距离为17.47公里。上学路途的艰难，导致流失辍学和隐性流失辍学率双双提高。
凤凰县黄合乡安井村小学校长吴必芳也深有感触，在近10年来的家访中，做的工作最多的就是劝孩子们不要辍学。
“有时候会聊到深夜12点，内容只有一个，来上学。”吴必芳说。
中国乡村教育的学校越来越小，学生越来越少。对比之下，城市教育的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城市校“大班额”比比皆是。
这一系列问题，是在当前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教育改革引发的一种必然的普遍阵痛与无奈。
而寒门难出贵子的社会现象，和农村教育的不均衡直接相连。
补齐短板
有调查显示，农村教师队伍中有51.2%的人被初次配置到乡村学校，但在二次配置中有56.9%的教师调进了县城，有36.7%的农村教师“想要离开”现在的岗位。
在县域教师流动中，有67.3%为“向上流动”，28.2%为“平行流动”，只有4.5%为“向下流动”，而且流动者多为年轻教师、高职称教师和优秀教师。有77%的城镇教师不愿意交流到边远艰苦农村学校任教;有80.2%的师范生“愿意当教师”，但“愿意去农村当教师”的仅有38%。
收入是民生之源，教师也不例外。直到现在，回忆起刚刚毕业回到乡村学校当老师的日子，蒋冰霖的情绪还有一些激动。
作为凤凰县阿拉学区的一名校长，尽管已经经历了14年的教书生涯，蒋冰霖仍然忘不了当年毕业时的场景。
14年前，蒋冰霖从当时的吉首民师毕业，怀揣着教书育人的梦想想有一番作为，没想到车把他拉到了只有4个人的村校。
一毕业就两眼一抹黑地来到了农村，一个人每天7节课，“不要说教学条件，就是连基本的吃住都成问题。”蒋冰霖说。
落差、反感、退缩，在开始的一年多里，这些情绪伴随着他的始终。那时候他的工资是一个月290元，而当时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已达到6987元。
凤凰县阿拉学区新寨村小学的校长向红，在刚开始的几年里，也无数次想过放弃。
“考过公务员，想过自己创业，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留下。”向红说。
今年33岁的他，刚工作时和同学去了一趟深圳，外面世界的诱惑和回农村当一名老师的艰苦，让他有些犹豫，“哪怕出去打工，也比当老师赚得多”。
调查显示，农村教师目前月平均工资为2359元。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曾运用自主研究的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模型，对上万名中小学教师和师范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当月薪达到4000元时会有79.4%的师范生愿意直接去农村任教，月薪达到5000元时会有88.1%的师范生愿意直接到农村任教。
由于乡村教育条件和工资待遇依然较差，对优秀教师的吸引力依然较弱。
因此，凤凰县从2009年起，实施了农村教师津补贴制度，先后制定并下发了相关文件，按每人每月600元、400元、270元、120元和100元5个等次发放岗位津贴，越是偏远的地区，津贴越高。
正是这样的政策，让一批乡村教师安心地留在了乡村。
（《法治周末》2015.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