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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的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凝聚着鲁迅的诚与爱，它不仅蕴含着真挚的诚与深厚的爱，同时也批判了虚假的瞒和骗，在诚与爱的背后还隐藏着其不屈的战斗精神。
关键词：诚；爱；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是鲁迅唯一的一本叙事散文集，由10篇回忆性的散文组成。从时间上看，第一篇《狗·猫·鼠》作于1926年2月21日，最后一篇《范爱农》作于1926年11月18日，前后只有9个月，较为集中；从内容上看，虽说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旧事，却从幼年被父亲逼迫背诵《鉴略》到辛亥革命后友人范爱农落水身亡，历时二十多年，较为充实丰富。作者从孩童的内心世界写到青年时代人生道路的选择，从儿时迷信善良的长妈妈、少年严厉古板的教书先生讲到青年时期给我最多鼓励和希望的藤野先生，反映了作者从家庭到学校、从绍兴到仙台、从幼年到成年所走过的道路。这其中有对社会风貌和风土人情的描绘，有对专制教育、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也有对“我”与亲人、老师、朋友的深厚、真挚、崇高感情的抒写。可以说这部散文集集中体现了鲁迅诚与爱，让我们在严肃冷峻的形象背后看到鲁迅浓郁的人情味和伟大的人格。作者的挚友许寿裳曾说鲁迅作品和人格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以诚爱为核心。[1]而这种真诚与挚爱在《朝花夕拾》中表现的最为鲜明和深刻。
一、对诚与爱的书写和表达
《朝花夕拾》是作者对自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的一次真诚反顾。他将真挚的情感融注在叙事、状物、写人之中。从表面上似乎感情不是那么强烈，但其感染力却深沉而持久的。在《阿长与<山海经>》中作者有一半以上的文字来讲述阿长的缺点，她喜欢背地里“切切察察”说人长短；她常在“我”顽皮时向母亲告状；她睡觉时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占了“我”的空间；她有许多繁文缛节和迷信的道理；最可恨的是她“一脚踏死”“我”那心爱的隐鼠。可正是这位令人讨厌的阿长，在所有人都不肯真实回答“我”关于《山海经》的事情时高兴地对“我”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作者没有写长妈妈买书的不易与艰辛，而用一句简单朴实的话语将她善良淳朴的性格刻画出来。她为了满足“我”的愿望是那么认真细致，那么郑重其事，在“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可见长妈妈对“我”的真诚与爱护。而这四本书也“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认为她“确有伟大的神力”，文章的末尾的：“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又都表达了作者对长妈妈真挚的爱与深深的怀念。
《朝花夕拾》是作者真诚情感的流露，在《二十四孝图》中作者坦言在畸形的孝道文化下自己幼小心灵的害怕与胆怯：“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又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在《五猖会》中正当“我”欢呼雀跃已做好所有准备去看渴望已久的“盛事”——五猖会时，迎来父亲的“当头棒喝”：背书。在晴朗而静肃的清晨，在所有家人的静候下，“我”一个人背着“一个字也不懂”的《鉴略》，这是何等寂寥而又绝望的心境，回忆中作者没有直言这件事有多么地痛苦也没有控诉对父亲的不满，却用一句“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关东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失落与积极性的丧失，至今都有一种疑怨之情。在《父亲的病》中，父亲临死时，因为衍太太的撺掇与怂恿，我连声大叫“父亲！”，当本就被病痛侵扰的父亲低低地说：“…不要嚷…不…”时，“我”还继续叫着：“父亲！”，无情地增加了父亲精神上的苦痛折磨。所以作者极度悔恨地说：“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错处。”这种胆怯、疑怨与悔恨都是作者心灵的自剖，是其最真挚情感的表达。
作者也表达了对真诚人格的赞颂。作者赞扬了“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他奉命去拿隔壁的癞子，却发现癞子是被庸医误治而死，阿嫂又哭得悲伤，于是他利用仅有的一点权力，“暂放他还阳半刻”，自己却被大王误解反遭捆打，可见他的善良可亲，之后他决定恪守本职工作：“难是弗放者个！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又足见其正直不阿的一面。这种善良正直的人格正是作者所赞赏的：“因为他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同时，作者还表达了对藤野先生循循善诱、胸怀磊落的人格的敬重与对孤傲耿直、追求理想的范爱农的同情与怀念。当“我”在仙台留学时，周遭是使我失望、不满和愤怒的人和事：留学生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同学们怀有敌意对我妄加诬蔑；课堂上放映麻木愚昧国民的欢呼场景。唯有藤野先生对我是真正关怀和教诲，给我这个弱国留学生以温暖。他对“我”和对中国都是极为真诚的：“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范爱农和“我”都曾留学于日本，当再次相遇时彼此袒露心迹，他直言：“我一向就讨厌你的”；对当听说绍兴光复时，他露出从没有见过的笑容欣喜地要去看看；当革命胜利后他看到希望“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有着坦荡灵魂和热情的人却“落水”死去了。可以看出作者对藤野先生和范爱农的回忆和叙述不仅仅是表达一种知遇之恩的师生情和志同道合的革命友情，更有一种胸怀民族和国家的真情大爱蕴含其中。作者将探求真理的热情与藤野先生对中国人民有着真挚友好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又将“我”与范爱农之间凝结着共同理想的崇高感情相交掩映熔裁成篇，极富意蕴地将诚与爱表达出来。
二、对瞒和骗的讽刺与批判
没有什么比诚与爱更使鲁迅看重和愉悦，也没有什么比瞒和骗更使鲁迅痛心疾首。鲁迅一生反对虚伪，他把这虚伪看作是国民性的一大弊端。在《论睁了眼看》中，他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编。”[2]鲁迅的一生，都在和那些虚假的“正人君子”们作斗争。在《狗·猫·鼠》中作者概括仇猫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猫的性情像极了幸灾乐祸折磨弱者的人们，二是因为它的一副媚态，可以看出作者对猫的厌恶也是对虚伪媚俗的一类人的厌恶。作者还将鸟兽虫豸与这一类人作了比较：“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而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从中辛辣地讽刺了厚颜无耻的灵魂。在《二十四孝图》中，作者通过对“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的批判，控诉了孝道的虚伪与残酷。指出“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对虚伪的瞒和骗的人情作了有力的抨击。“郭巨埋儿”看似在讲孝，也是对父母的一种爱，然而这种爱却有一种欺骗和狡诈性，它以“礼”来制约，必须要服从“天理”，它背离了作为真实的人的思想情感，这种扭曲的爱越深，对人性的危害就越大。在《范爱农》中作者指出范爱农死于这个人情冷漠缺乏爱的社会里，如同他笔下的孔乙己一样，范爱农生命的最后也是一个被众人忽视的形象，没有人愿意听他言语，都“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除此之外作者还对狡猾庸俗制造流言的衍太太和医道拙劣的庸医“名医”进行了批判，说他们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一个有着诚挚感情和热烈的爱的人，必然会对压制和扼杀美好事物的力量给以强烈的谴责和批判。鲁迅曾在《小杂感》中说：“创作总根源于爱”[3]，可见正是鲁迅对闭塞的故乡、对愚昧的国民、对落后的民族有着深厚的爱，才会有对瞒和骗的恨与批判，那么也可以说对瞒和骗的讽刺与批判是作者对诚与爱表达的另一个层面。
三、诚与爱背后的战斗精神
《朝花夕拾》写于1926年，当时“五四”狂飙突进的热潮已经过去，辛亥革命后的狂喜和希望也已不再，军阀专制和复辟复古的思潮造成了新的黑暗中国。鲁迅也陷入了彷徨，在无聊中聊以回忆过去。在回望过去的路时，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在真诚与挚爱背后依然有一种不放弃的战斗精神。在《朝花夕拾》的首篇《狗·猫·兔》中作者坦言他的写作缘由为了回击“现代评论派”的人生攻击。其中夹杂着大量的议论与讽刺，直到文末还讽刺中国的官兵：“中国的官兵就常在实做的，他们总不肯扫清土匪或扑灭敌人，因为这么一来，就要不被重视，甚至于因失其用处而被裁汰。”可以说作者处于对黑暗社会和卑劣“正人君子”的激愤而写作，他既觉出痛苦与寂寞，同时也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所以他坚持韧性的战斗。在《琐记》中说到衍太太一首策划和制造的流言时坚定地说：“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妥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在《藤野先生》的结尾也表达了他对现实从容顽强的战斗精神：“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绝的文字”。可以发现在作者充满温情和诚爱的文字背后依旧有一种为民族为人民的战斗精神。
真诚是一种真实而不欺诈精神品质；爱源于一种情感表达并指向爱的能力。诚与爱在鲁迅身上是统一的。因为真诚，所以爱得有力度；也因为爱，所以真诚不虚空。诚与爱的态度不仅贯穿与《朝花夕拾》全篇，还体现于鲁迅的其他作品中，渗透在其为文为人的方方面面，也正因为这样在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今天，我们依旧能看到鲁迅的伟大之处，他的品格值得我们终生学习。
参考文献：
[1]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坟.论睁了眼看[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鲁迅.而已集·小杂感[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诚；爱；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是鲁迅唯一的一本叙事散文集，由10篇回忆性的散文组成。从时间上看，第一篇《狗·猫·鼠》作于1926年2月21日，最后一篇《范爱农》作于1926年11月18日，前后只有9个月，较为集中；从内容上看，虽说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旧事，却从幼年被父亲逼迫背诵《鉴略》到辛亥革命后友人范爱农落水身亡，历时二十多年，较为充实丰富。作者从孩童的内心世界写到青年时代人生道路的选择，从儿时迷信善良的长妈妈、少年严厉古板的教书先生讲到青年时期给我最多鼓励和希望的藤野先生，反映了作者从家庭到学校、从绍兴到仙台、从幼年到成年所走过的道路。这其中有对社会风貌和风土人情的描绘，有对专制教育、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也有对“我”与亲人、老师、朋友的深厚、真挚、崇高感情的抒写。可以说这部散文集集中体现了鲁迅诚与爱，让我们在严肃冷峻的形象背后看到鲁迅浓郁的人情味和伟大的人格。作者的挚友许寿裳曾说鲁迅作品和人格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以诚爱为核心。[1]而这种真诚与挚爱在《朝花夕拾》中表现的最为鲜明和深刻。
一、对诚与爱的书写和表达
《朝花夕拾》是作者对自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的一次真诚反顾。他将真挚的情感融注在叙事、状物、写人之中。从表面上似乎感情不是那么强烈，但其感染力却深沉而持久的。在《阿长与<山海经>》中作者有一半以上的文字来讲述阿长的缺点，她喜欢背地里“切切察察”说人长短；她常在“我”顽皮时向母亲告状；她睡觉时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占了“我”的空间；她有许多繁文缛节和迷信的道理；最可恨的是她“一脚踏死”“我”那心爱的隐鼠。可正是这位令人讨厌的阿长，在所有人都不肯真实回答“我”关于《山海经》的事情时高兴地对“我”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作者没有写长妈妈买书的不易与艰辛，而用一句简单朴实的话语将她善良淳朴的性格刻画出来。她为了满足“我”的愿望是那么认真细致，那么郑重其事，在“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可见长妈妈对“我”的真诚与爱护。而这四本书也“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认为她“确有伟大的神力”，文章的末尾的：“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又都表达了作者对长妈妈真挚的爱与深深的怀念。
《朝花夕拾》是作者真诚情感的流露，在《二十四孝图》中作者坦言在畸形的孝道文化下自己幼小心灵的害怕与胆怯：“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又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在《五猖会》中正当“我”欢呼雀跃已做好所有准备去看渴望已久的“盛事”——五猖会时，迎来父亲的“当头棒喝”：背书。在晴朗而静肃的清晨，在所有家人的静候下，“我”一个人背着“一个字也不懂”的《鉴略》，这是何等寂寥而又绝望的心境，回忆中作者没有直言这件事有多么地痛苦也没有控诉对父亲的不满，却用一句“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关东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失落与积极性的丧失，至今都有一种疑怨之情。在《父亲的病》中，父亲临死时，因为衍太太的撺掇与怂恿，我连声大叫“父亲！”，当本就被病痛侵扰的父亲低低地说：“…不要嚷…不…”时，“我”还继续叫着：“父亲！”，无情地增加了父亲精神上的苦痛折磨。所以作者极度悔恨地说：“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错处。”这种胆怯、疑怨与悔恨都是作者心灵的自剖，是其最真挚情感的表达。
作者也表达了对真诚人格的赞颂。作者赞扬了“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他奉命去拿隔壁的癞子，却发现癞子是被庸医误治而死，阿嫂又哭得悲伤，于是他利用仅有的一点权力，“暂放他还阳半刻”，自己却被大王误解反遭捆打，可见他的善良可亲，之后他决定恪守本职工作：“难是弗放者个！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又足见其正直不阿的一面。这种善良正直的人格正是作者所赞赏的：“因为他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同时，作者还表达了对藤野先生循循善诱、胸怀磊落的人格的敬重与对孤傲耿直、追求理想的范爱农的同情与怀念。当“我”在仙台留学时，周遭是使我失望、不满和愤怒的人和事：留学生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同学们怀有敌意对我妄加诬蔑；课堂上放映麻木愚昧国民的欢呼场景。唯有藤野先生对我是真正关怀和教诲，给我这个弱国留学生以温暖。他对“我”和对中国都是极为真诚的：“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范爱农和“我”都曾留学于日本，当再次相遇时彼此袒露心迹，他直言：“我一向就讨厌你的”；对当听说绍兴光复时，他露出从没有见过的笑容欣喜地要去看看；当革命胜利后他看到希望“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有着坦荡灵魂和热情的人却“落水”死去了。可以看出作者对藤野先生和范爱农的回忆和叙述不仅仅是表达一种知遇之恩的师生情和志同道合的革命友情，更有一种胸怀民族和国家的真情大爱蕴含其中。作者将探求真理的热情与藤野先生对中国人民有着真挚友好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又将“我”与范爱农之间凝结着共同理想的崇高感情相交掩映熔裁成篇，极富意蕴地将诚与爱表达出来。
二、对瞒和骗的讽刺与批判
没有什么比诚与爱更使鲁迅看重和愉悦，也没有什么比瞒和骗更使鲁迅痛心疾首。鲁迅一生反对虚伪，他把这虚伪看作是国民性的一大弊端。在《论睁了眼看》中，他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编。”[2]鲁迅的一生，都在和那些虚假的“正人君子”们作斗争。在《狗·猫·鼠》中作者概括仇猫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猫的性情像极了幸灾乐祸折磨弱者的人们，二是因为它的一副媚态，可以看出作者对猫的厌恶也是对虚伪媚俗的一类人的厌恶。作者还将鸟兽虫豸与这一类人作了比较：“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而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从中辛辣地讽刺了厚颜无耻的灵魂。在《二十四孝图》中，作者通过对“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的批判，控诉了孝道的虚伪与残酷。指出“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对虚伪的瞒和骗的人情作了有力的抨击。“郭巨埋儿”看似在讲孝，也是对父母的一种爱，然而这种爱却有一种欺骗和狡诈性，它以“礼”来制约，必须要服从“天理”，它背离了作为真实的人的思想情感，这种扭曲的爱越深，对人性的危害就越大。在《范爱农》中作者指出范爱农死于这个人情冷漠缺乏爱的社会里，如同他笔下的孔乙己一样，范爱农生命的最后也是一个被众人忽视的形象，没有人愿意听他言语，都“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除此之外作者还对狡猾庸俗制造流言的衍太太和医道拙劣的庸医“名医”进行了批判，说他们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一个有着诚挚感情和热烈的爱的人，必然会对压制和扼杀美好事物的力量给以强烈的谴责和批判。鲁迅曾在《小杂感》中说：“创作总根源于爱”[3]，可见正是鲁迅对闭塞的故乡、对愚昧的国民、对落后的民族有着深厚的爱，才会有对瞒和骗的恨与批判，那么也可以说对瞒和骗的讽刺与批判是作者对诚与爱表达的另一个层面。
三、诚与爱背后的战斗精神
《朝花夕拾》写于1926年，当时“五四”狂飙突进的热潮已经过去，辛亥革命后的狂喜和希望也已不再，军阀专制和复辟复古的思潮造成了新的黑暗中国。鲁迅也陷入了彷徨，在无聊中聊以回忆过去。在回望过去的路时，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在真诚与挚爱背后依然有一种不放弃的战斗精神。在《朝花夕拾》的首篇《狗·猫·兔》中作者坦言他的写作缘由为了回击“现代评论派”的人生攻击。其中夹杂着大量的议论与讽刺，直到文末还讽刺中国的官兵：“中国的官兵就常在实做的，他们总不肯扫清土匪或扑灭敌人，因为这么一来，就要不被重视，甚至于因失其用处而被裁汰。”可以说作者处于对黑暗社会和卑劣“正人君子”的激愤而写作，他既觉出痛苦与寂寞，同时也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所以他坚持韧性的战斗。在《琐记》中说到衍太太一首策划和制造的流言时坚定地说：“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妥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在《藤野先生》的结尾也表达了他对现实从容顽强的战斗精神：“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绝的文字”。可以发现在作者充满温情和诚爱的文字背后依旧有一种为民族为人民的战斗精神。
真诚是一种真实而不欺诈精神品质；爱源于一种情感表达并指向爱的能力。诚与爱在鲁迅身上是统一的。因为真诚，所以爱得有力度；也因为爱，所以真诚不虚空。诚与爱的态度不仅贯穿与《朝花夕拾》全篇，还体现于鲁迅的其他作品中，渗透在其为文为人的方方面面，也正因为这样在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今天，我们依旧能看到鲁迅的伟大之处，他的品格值得我们终生学习。
参考文献：
[1]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坟.论睁了眼看[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鲁迅.而已集·小杂感[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