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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春，我参加江苏省委的工作队，在苏州附近的望亭镇搞“四清”。搞得正酣，“文革”爆发了。
没多久，工作队队长、省交际处处长汪良，被省里原单位的造反派揪回去批斗，留下副队长、省交通厅财务处处长潘毅“继续检查”。而镇上的造反派，此时把目标转向县委和地委，对工作队的批判压力，显得轻多了。为了表示同造反派站在一起，我们这些队员，还同造反派一起步行30多里，前往苏州地委“声讨走资派”。来了骗子“红卫兵”，“最高指示”都念错
“文革”中发生了一桩啼笑皆非的闹剧。正当全国学生、造反派横扫“牛鬼蛇神”时，各地盛刮造反之风。一天镇上来了一个身穿军装、佩戴红袖章的小伙子，自称是上海某某造反兵团的红卫兵，是奉命前来发动群众，帮助当地造反派开展文化大革命。那时工作队已经靠边站。镇上的人毕竟比较闭塞，只从报上、广播里知道红卫兵所向披靡，但从未见过。一见有红卫兵到来，想起报纸上宣传的“对待红卫兵的态度，是区别真革命与假革命的试金石”，自然对来人不敢怠慢。
次日下午，这个“红卫兵”以闹革命为由，召集镇上各单位代表，到公社礼堂开批斗大会。原公社党委书记站在台前当中挨斗，工作队副队长站在一旁陪斗。因为匆忙召集，发言人都没准备，批斗会开得很冷清。好多时间都是那个“红卫兵”在夸夸其谈。我坐在后排，见此人东搭一句，西扯一句，有时连“最高指示”都念错，心中暗笑现在连这种人，竟也走红起来，但真没有对其真实身份感到怀疑。
才过一天，正不知这个“红卫兵”下一步打算干什么，突然看见原公社秘书跑来告诉我们：那个“红卫兵”昨晚被抓走了。原来此人是个骗子。红卫兵走红，谁都不敢惹他，他就冒充红卫兵四处骗吃骗喝。他刚在木渎镇冒充红卫兵行骗，被发现后溜走了，转来这里。经人认出被立即举报，警察赶来将他带走了。他带走前还在公社食堂，喝酒吃宵夜。
大家一听，既惊讶，又叹息。一个骗术不高明的骗子，居然骗住了这么多人。各人心里都明白，那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已经把红卫兵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派。仅凭这桩闹剧，折射出“文革”时期人们的观念，已经被扭曲变形到何等的程度。错上红卫兵“串联”专列，吃白食，睡地铺
“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到处都掀起闹革命的高潮。我是工作队小人物，公社和工作队的旧账，都算不到我头上。我在望亭这个小镇上，反而显得有些安详平静。因为想去看病，趁空闲回了一趟南京。因办完事要回望亭，便上火车站去买票。只见火车站到处都是串联的学生，转了好半天，不是车次不合适，就是己没有票。正焦急，只听有人在喊：“北京来的同学，快整队跟我上车。”我一听心想，从北京来，肯定朝南走沪宁线，跟我要去的方向一致，于是没多想，就挤进学生队伍，没查票跟着上车了。
车开动后，与对座一位带队老师模样的人聊天，才知道这是载大串联学生的专列，终点是杭州。望亭是小站不会停。这该怎么办？我考虑半天，心想这一年搞“社教”，身心都显疲倦，既有专列可乘，莫如干脆也跟着学生们去杭州“串联”一趟。主意打定，心情一下子放松了。
那天很晚才到杭州。原以为很快就到达望亭，身上只带了很少钱。留足吃饭及返程的车票钱，所剩更少了，顺口问那位老师：“你们住哪里？”他答：“已联系好住在浙江农学院。”我灵机一动，“今晚我跟你们去住，行吗？”“可以呀。”就这样，我没花钱在农学院住了一晚。大串联的学生，都自带被子，吃饭自理。在农学院睡地铺，好在是夏天，挤一晚就过去了。我在杭州轻松玩了一天，因为乘船比乘车便宜，晚上就乘船从杭州直奔苏州而去。我这个50年代就毕业的大学生，竟然在“文革”中，体验了一回不花车费的学生串联生活。这个经历，虽是辛苦，却十分难得。
有人整我“黑材料”，“屁派”“好派”好戏连台
“一月风暴”过后，许多地方都被造反派夺权了。这年春节前夕，单位通知我离开望亭，回南京省手工业局闹革命。一回家，发现什么都变了。以前威严十足的几位局长，都坐在机关走廊尽头的小桌上，低头在写检查。局里以前几个不起眼的“刺头”，如今都成了造反派，大权在握。最令人反感的是，未与我商量、更未经我同意，竟擅自安排一个人住进我一直独居的宿舍。眼见局里正常工作己被打乱，老干部都被靠边，机关内外一片乱哄哄。我十分不理解，內心迷茫极了。
那时南京造反派分成两派。1967年1月26日向江苏省委夺了权的一派，掌了权，声称“1·26夺权好得很”，被称“好派”。而以南京大学为首的那一派，没有参加夺权，不承认另一派掌权，批评“1·26夺权好个屁”，被称“屁派”。“好派”比“屁派”人数多。“好派”夺了局里的权以后，经夺了省委权的“好派总部”批准，将“江苏省手工业管理局”，改称“江苏省第二轻工业厅”。“屁派”认为，“好派总部”只是群众组织，无权更改政府机构的名称。不仅开群众大会时，一派扛“厅旗”，另一派扛“局旗”，连工作上对外行文，也是一边以厅名义，另一边仍以局名义。两派相斗，谁也不服气，差不多处于无政府状态。
“文革”开始时，我还在工作队，回到局里后当权派已经靠边，从批判会上了解到涉及我的情况：一、运动前，局领导计划对我先提拔，后入党。二、运动开始后，根据上级要求，内定把我打成手工业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三、运动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我又成了推行这条路线的受害者。
原来确定我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全是搜集我会上的某些发言，牵强附会，无限上纲。例如，我说过“几次精简机构，实际结果机构更庞大”，就说我“攻击党的精简机构政策”。在一次团员会上我曾举例说，美国外交官哈里曼都八十岁了，还不遗余力为本阶级的利益不断奔波。当今有觉悟的青年人，更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勇于担当。这本是勉励青年的话，也被当作“吹捧资产阶级的证据”。就连我对新分配来的艺术学院毕业生开玩笑说“外国画家有很多都留长发，你们怎么没留长发”，竟也被说成“宣扬资产阶级颓废生活方式”。看了诸如此类“黑材料”，真印证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 搞“早请示，晚汇报”，几乎让人精神崩溃
“文革”中，最反感、无奈的就是无处不在的“早请示，晚汇报”。如今年轻人，肯定不明白什么叫“早请示，晚汇报”。那是“文革”中，不知是谁发明的一种个人崇拜仪式。其程序是：由一人举着红语录，领喊：“首先敬祝我们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接着众人齐举红语录，共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領喊：“敬祝林副主席”，共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举红语录之手放下后，再领读：“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选读一段语录）”，领读一句，众人跟读一句。跟读完毕，这算是“早请示”。晚上重复这个仪式，称为“晚汇报”。仪式全程，约为5至10分钟。
那年代，因为处处、时时都要如此表达对领袖个人崇拜的迷信，所以往往一天要做好多次。连去医院看病，在候诊厅里也要“早请示”。有次我上同事家里吃晚饭，饭前也要围着饭桌起立“晚汇报”，弄得我别扭极了。有一天，我共做了6次这样的仪式，几乎精神崩溃。
每逢有“最高指示”发布，不问白天黑夜，都要组织群众，敲锣打鼓向领导机关去报喜。我在“五七干校”时，有一晚，深夜广播了领袖的一段“最高指示”。领队干部通知立即起床去公社报喜。我们所住的生产队离公社有12里，半夜摸黑，走十几里田埂小路去“报喜”，可不是轻松的事。又赶上那天我有点感冒，全身乏力，所以那一晚我没去。第二天，领队严肃地批评了我，还上纲上线到对领袖的态度问题。我嘴上只好做检讨，但心想，这岂不是刻意造神吗？有这种疑问的人，相信绝对不是只有我一人。
为跳“忠字舞”，丢了自行车
因跳“忠字舞”，害得我撞上一桩啼笑皆非的窝囊事。
一天接到通知说，下班后都别走，大家都去院里学跳新的“忠字舞”。我尽管对此反感，但不去又不行，只好跟着去举手抬脚瞎跳了半个多小时。完了正想骑车回家，一看，我的自行车没了，四处找都没有，真是急煞人。心里恨死这场“忠字舞”，因为不跳它，也不至于我丢车子。
第二天，根本无心上什么班，反正上班也没事干，就暗下决心，上街找车去，你偷我的，我也去“牵”一辆回来。下午五台山体育场有批判会，我就上那儿找车去。只见场外停放了密密麻麻的自行车。我丢的是上海凤凰牌车，于是就带着车钥匙，专找凤凰牌的车，一看到有跟我的车相似的，就用钥匙去试开，心想只要能打开，管它呢，我也骑走没商量。很遗憾，仅凭我这种低级的“偷车”伎俩，试了十几辆没一辆能打开。说实话，如要用工具，硬撬别人的车，我还没有这个技术，更没这个胆。忙碌大半天，无功而返，看来只能自认倒霉了。
次日傍晚下班，我还习惯性地走到原先的停车处，原只是信步走来，并无目的，哪知突然眼前一亮，哎呀！我的自行车又回来了。怕看错，连忙再盯视一番，没错，就是我的车。车锁已被撬坏，上面还留了一张小条，写道：因有急事，借用一下你的车，对不起了。见此情景，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叹息，真应上啼笑皆非这句话了。好在车子丢而复得，总算是幸事。我立刻去换了把新的车锁，为了亡羊补牢，又买了一把横插锁，再锁上前轮来个双保险。
丢过自行车的人恐怕数以万计，但能有几辆车丢了又被送回来？这种事我也摊上了。虽不能算什么喜事，但从得到的概率来说，简直可以跟中彩票相媲美。事后我遐想，倘若那天我真的“牵”了一辆别人的车回来，而我又找到了自己的车，那我该怎么办？也学人家那样把车送回去？送回大街去？也写张小条？这样太冒失了。弄不好，车主没拿着，反而便宜了另一个偷车人！好在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无需我去瞎操心。几十年后，怎么跳“忠字舞”，早忘得一干二净了，但自行车失而复得这件事，却依然记得十分清楚。
闻风南京武斗，跑去上海避灾
我从望亭工作队回到局里后，起初造反派视我为“当权派的红人”，是“老保”，我也看不惯他们的一些“造反”做法，当了一阵逍遥派。但后来还是加入了属于“屁派”的“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两派表面上是斗“走资派”，背地里都是要“斗”对方，互争掌权的合法性。各地兴起武斗后，南京发生武斗的小道消息也不断传来。有传言说，“好派”要集中力量教训一下“屁派”。虽然觉得机关干部不至于互相开打，但若有外面的人参与进来，那就难说了。弄得人心惶惶，都担心会发生什么意料不到的事。
有一天中午，我们组织的头头突然通知我们，说得到消息，“好派”要对“屁派”实行集中看管。上头要我们立即分散出走，今晚到下关的肉类联合加工厂（屁派根据地之一）会合。我连忙回家拿点钱，并带了几件换洗衣服马上走。怕乘公交车会被拦住，特意绕路走着去。傍晚到了肉联厂，那里已聚集了不少人，互不认识，乱哄哄跟逃难一样。天黑时听说食堂有饭吃，我们几个人就向食堂走去。只见好多人在排队领馒头和咸菜，还有一大桶菜花汤随便舀，都不收钱。我领了两个馒头没吃，包好放在口袋里。然后大家围坐一起，听消息，听候指示。
大约夜里12点以后，忽见有个戴着柳条安全帽的人，过来对我们说：“厂门口现在需要人去值班看守，哪几位愿意去？”我一看，当时我们这一拨人中，多数是女的，男的不过五六人。有几个男的己起身走向戴安全帽的人，在那种气氛下，我作为一个男的，还能好意思坐着不动？于是也跟着起身随那人来到了大门口。他叫我们换下守护大门的人，接过他们的安全帽和长矛，说两小时后会有人来换岗。
这是我第一次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站岗。四周很静，灯光昏暗，因紧靠长江，偶尔能听到微弱的江水拍打声。面对这样的环境，我的脑海里，顿时迸发出诸多离奇的遐想。我想象着一群人朝门前冲来，我勇敢地挥舞着长矛抵抗，把来犯者一一挡回去了。我又想象着自己被长矛刺伤了，没有救护车，是好几个人抬着我送医院。正胡思乱想着，看见有两位军人领着几个人走过来，他们好像在商议或争论什么。随后听人说，这是“支左”的解放军，在劝说留厂的人都解散回去，但好像没谈妥。
此时我在想，有解放军的人在这里，估计一时不会有人硬冲进来。既然解放军劝大家散去，我何必还扛着长矛留在这里！在造反派队伍里，任凭怎么算我都不过是个没人知道的小人物，我干吗要替头头站岗，承担有可能成为“造反派烈士”的风险。想到这里，我没向人打招呼，放下长矛自己走人。 深夜，风传南京发生武斗，眼看肉联厂也不安全。此时有些人主张上长江大桥，走到江北浦口去躲避。我决定跟着去。那时南京长江大桥尚未建好，还有一孔没有合龙。当我走到此处时，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未合龙的两端，相距至少20多米，中间只架有不足一米宽的铁板，供建桥工人来回通过。脚底下就是翻滚的长江，铁板两侧又没有护拦，别说走，就是只往铁板上站，两腿都难免发抖。我心中涌上一阵莫名的害怕，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处境。我已经走过大桥的四分之三，若退回去，没地方可去；要是硬从小铁板上走过去，凭当时紧张的心态，腿一软，就掉下长江去了。我停住脚步，慌张地迟疑不定。一位在桥上值守的工人师傅，见状猜出我的恐惧心理，就过来对我说：“你闭着眼，搭着我的手，跟随我走过去。”真是抓到救命稻草，我立刻遵命，跟着工人师傅走过去了。现在想想，走过南京长江大桥的人千千万万，有谁（非建桥人）能在尚有一孔未合龙之前走过去？大概不多。唯我赶上，这是躲武斗逼的，但何尝不是干载难逢的一种荣幸呢！
到浦口后，我们来到也属“屁派”的建桥指挥部。天快亮时，指挥部里“逃难”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已是群龙无首，不知道下一步该往何处去。我与来自局里的几位同事商量后，觉得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南京亦不安全，不如干脆去上海。正好上班后，建桥指挥部有一艘工作渡轮，要从浦口过江开往南京，我们几人决定乘此船再回南京市区。一到下关，连忙买好火车票，傍晚总算有惊无险地到了上海。
我们一行有5男2女共7个人。先到外滩江苏驻沪办事处睡了一宿地铺，然后就去上海接待站请求收容。当时各地频发武斗，躲到上海来的人真不少。接待人员询问我们为什么来到上海，怕他们不肯收容，要动员我们回去，我们有意夸大南京武斗的形势，渲染受到武斗的威胁。这一招还真起到作用，他们把我们7人安排去闸北一所中学暂住。
到了中学，当然是睡教室地铺，除了草席外，什么都没有。吃饭是先记账，吃的都是大锅菜，能这样安定下来，我们已经很满足了。那时没有手机，打电话很不方便，只能从“屁派”上海联络点，偶尔听到一点南京零星的消息。
天渐凉了，我从上海朋友家借来了一条毛毯，晚上几个人凑合盖一盖。有次上街见报载，受武斗影响一度中断的浙赣铁路，即日恢复通车。眼看在上海无所事事，我临时决定买张车票，回福州老家當“逍遥派”去了。
“文革”咄咄怪事，林林总总。回首往事，我们应该深刻反思，以史为鉴吧。
（作者为译林出版社原社长）
责任编辑 张鑫 杨之立
没多久，工作队队长、省交际处处长汪良，被省里原单位的造反派揪回去批斗，留下副队长、省交通厅财务处处长潘毅“继续检查”。而镇上的造反派，此时把目标转向县委和地委，对工作队的批判压力，显得轻多了。为了表示同造反派站在一起，我们这些队员，还同造反派一起步行30多里，前往苏州地委“声讨走资派”。来了骗子“红卫兵”，“最高指示”都念错
“文革”中发生了一桩啼笑皆非的闹剧。正当全国学生、造反派横扫“牛鬼蛇神”时，各地盛刮造反之风。一天镇上来了一个身穿军装、佩戴红袖章的小伙子，自称是上海某某造反兵团的红卫兵，是奉命前来发动群众，帮助当地造反派开展文化大革命。那时工作队已经靠边站。镇上的人毕竟比较闭塞，只从报上、广播里知道红卫兵所向披靡，但从未见过。一见有红卫兵到来，想起报纸上宣传的“对待红卫兵的态度，是区别真革命与假革命的试金石”，自然对来人不敢怠慢。
次日下午，这个“红卫兵”以闹革命为由，召集镇上各单位代表，到公社礼堂开批斗大会。原公社党委书记站在台前当中挨斗，工作队副队长站在一旁陪斗。因为匆忙召集，发言人都没准备，批斗会开得很冷清。好多时间都是那个“红卫兵”在夸夸其谈。我坐在后排，见此人东搭一句，西扯一句，有时连“最高指示”都念错，心中暗笑现在连这种人，竟也走红起来，但真没有对其真实身份感到怀疑。
才过一天，正不知这个“红卫兵”下一步打算干什么，突然看见原公社秘书跑来告诉我们：那个“红卫兵”昨晚被抓走了。原来此人是个骗子。红卫兵走红，谁都不敢惹他，他就冒充红卫兵四处骗吃骗喝。他刚在木渎镇冒充红卫兵行骗，被发现后溜走了，转来这里。经人认出被立即举报，警察赶来将他带走了。他带走前还在公社食堂，喝酒吃宵夜。
大家一听，既惊讶，又叹息。一个骗术不高明的骗子，居然骗住了这么多人。各人心里都明白，那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已经把红卫兵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派。仅凭这桩闹剧，折射出“文革”时期人们的观念，已经被扭曲变形到何等的程度。错上红卫兵“串联”专列，吃白食，睡地铺
“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到处都掀起闹革命的高潮。我是工作队小人物，公社和工作队的旧账，都算不到我头上。我在望亭这个小镇上，反而显得有些安详平静。因为想去看病，趁空闲回了一趟南京。因办完事要回望亭，便上火车站去买票。只见火车站到处都是串联的学生，转了好半天，不是车次不合适，就是己没有票。正焦急，只听有人在喊：“北京来的同学，快整队跟我上车。”我一听心想，从北京来，肯定朝南走沪宁线，跟我要去的方向一致，于是没多想，就挤进学生队伍，没查票跟着上车了。
车开动后，与对座一位带队老师模样的人聊天，才知道这是载大串联学生的专列，终点是杭州。望亭是小站不会停。这该怎么办？我考虑半天，心想这一年搞“社教”，身心都显疲倦，既有专列可乘，莫如干脆也跟着学生们去杭州“串联”一趟。主意打定，心情一下子放松了。
那天很晚才到杭州。原以为很快就到达望亭，身上只带了很少钱。留足吃饭及返程的车票钱，所剩更少了，顺口问那位老师：“你们住哪里？”他答：“已联系好住在浙江农学院。”我灵机一动，“今晚我跟你们去住，行吗？”“可以呀。”就这样，我没花钱在农学院住了一晚。大串联的学生，都自带被子，吃饭自理。在农学院睡地铺，好在是夏天，挤一晚就过去了。我在杭州轻松玩了一天，因为乘船比乘车便宜，晚上就乘船从杭州直奔苏州而去。我这个50年代就毕业的大学生，竟然在“文革”中，体验了一回不花车费的学生串联生活。这个经历，虽是辛苦，却十分难得。
有人整我“黑材料”，“屁派”“好派”好戏连台
“一月风暴”过后，许多地方都被造反派夺权了。这年春节前夕，单位通知我离开望亭，回南京省手工业局闹革命。一回家，发现什么都变了。以前威严十足的几位局长，都坐在机关走廊尽头的小桌上，低头在写检查。局里以前几个不起眼的“刺头”，如今都成了造反派，大权在握。最令人反感的是，未与我商量、更未经我同意，竟擅自安排一个人住进我一直独居的宿舍。眼见局里正常工作己被打乱，老干部都被靠边，机关内外一片乱哄哄。我十分不理解，內心迷茫极了。
那时南京造反派分成两派。1967年1月26日向江苏省委夺了权的一派，掌了权，声称“1·26夺权好得很”，被称“好派”。而以南京大学为首的那一派，没有参加夺权，不承认另一派掌权，批评“1·26夺权好个屁”，被称“屁派”。“好派”比“屁派”人数多。“好派”夺了局里的权以后，经夺了省委权的“好派总部”批准，将“江苏省手工业管理局”，改称“江苏省第二轻工业厅”。“屁派”认为，“好派总部”只是群众组织，无权更改政府机构的名称。不仅开群众大会时，一派扛“厅旗”，另一派扛“局旗”，连工作上对外行文，也是一边以厅名义，另一边仍以局名义。两派相斗，谁也不服气，差不多处于无政府状态。
“文革”开始时，我还在工作队，回到局里后当权派已经靠边，从批判会上了解到涉及我的情况：一、运动前，局领导计划对我先提拔，后入党。二、运动开始后，根据上级要求，内定把我打成手工业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三、运动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我又成了推行这条路线的受害者。
原来确定我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全是搜集我会上的某些发言，牵强附会，无限上纲。例如，我说过“几次精简机构，实际结果机构更庞大”，就说我“攻击党的精简机构政策”。在一次团员会上我曾举例说，美国外交官哈里曼都八十岁了，还不遗余力为本阶级的利益不断奔波。当今有觉悟的青年人，更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勇于担当。这本是勉励青年的话，也被当作“吹捧资产阶级的证据”。就连我对新分配来的艺术学院毕业生开玩笑说“外国画家有很多都留长发，你们怎么没留长发”，竟也被说成“宣扬资产阶级颓废生活方式”。看了诸如此类“黑材料”，真印证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 搞“早请示，晚汇报”，几乎让人精神崩溃
“文革”中，最反感、无奈的就是无处不在的“早请示，晚汇报”。如今年轻人，肯定不明白什么叫“早请示，晚汇报”。那是“文革”中，不知是谁发明的一种个人崇拜仪式。其程序是：由一人举着红语录，领喊：“首先敬祝我们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接着众人齐举红语录，共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領喊：“敬祝林副主席”，共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举红语录之手放下后，再领读：“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选读一段语录）”，领读一句，众人跟读一句。跟读完毕，这算是“早请示”。晚上重复这个仪式，称为“晚汇报”。仪式全程，约为5至10分钟。
那年代，因为处处、时时都要如此表达对领袖个人崇拜的迷信，所以往往一天要做好多次。连去医院看病，在候诊厅里也要“早请示”。有次我上同事家里吃晚饭，饭前也要围着饭桌起立“晚汇报”，弄得我别扭极了。有一天，我共做了6次这样的仪式，几乎精神崩溃。
每逢有“最高指示”发布，不问白天黑夜，都要组织群众，敲锣打鼓向领导机关去报喜。我在“五七干校”时，有一晚，深夜广播了领袖的一段“最高指示”。领队干部通知立即起床去公社报喜。我们所住的生产队离公社有12里，半夜摸黑，走十几里田埂小路去“报喜”，可不是轻松的事。又赶上那天我有点感冒，全身乏力，所以那一晚我没去。第二天，领队严肃地批评了我，还上纲上线到对领袖的态度问题。我嘴上只好做检讨，但心想，这岂不是刻意造神吗？有这种疑问的人，相信绝对不是只有我一人。
为跳“忠字舞”，丢了自行车
因跳“忠字舞”，害得我撞上一桩啼笑皆非的窝囊事。
一天接到通知说，下班后都别走，大家都去院里学跳新的“忠字舞”。我尽管对此反感，但不去又不行，只好跟着去举手抬脚瞎跳了半个多小时。完了正想骑车回家，一看，我的自行车没了，四处找都没有，真是急煞人。心里恨死这场“忠字舞”，因为不跳它，也不至于我丢车子。
第二天，根本无心上什么班，反正上班也没事干，就暗下决心，上街找车去，你偷我的，我也去“牵”一辆回来。下午五台山体育场有批判会，我就上那儿找车去。只见场外停放了密密麻麻的自行车。我丢的是上海凤凰牌车，于是就带着车钥匙，专找凤凰牌的车，一看到有跟我的车相似的，就用钥匙去试开，心想只要能打开，管它呢，我也骑走没商量。很遗憾，仅凭我这种低级的“偷车”伎俩，试了十几辆没一辆能打开。说实话，如要用工具，硬撬别人的车，我还没有这个技术，更没这个胆。忙碌大半天，无功而返，看来只能自认倒霉了。
次日傍晚下班，我还习惯性地走到原先的停车处，原只是信步走来，并无目的，哪知突然眼前一亮，哎呀！我的自行车又回来了。怕看错，连忙再盯视一番，没错，就是我的车。车锁已被撬坏，上面还留了一张小条，写道：因有急事，借用一下你的车，对不起了。见此情景，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叹息，真应上啼笑皆非这句话了。好在车子丢而复得，总算是幸事。我立刻去换了把新的车锁，为了亡羊补牢，又买了一把横插锁，再锁上前轮来个双保险。
丢过自行车的人恐怕数以万计，但能有几辆车丢了又被送回来？这种事我也摊上了。虽不能算什么喜事，但从得到的概率来说，简直可以跟中彩票相媲美。事后我遐想，倘若那天我真的“牵”了一辆别人的车回来，而我又找到了自己的车，那我该怎么办？也学人家那样把车送回去？送回大街去？也写张小条？这样太冒失了。弄不好，车主没拿着，反而便宜了另一个偷车人！好在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无需我去瞎操心。几十年后，怎么跳“忠字舞”，早忘得一干二净了，但自行车失而复得这件事，却依然记得十分清楚。
闻风南京武斗，跑去上海避灾
我从望亭工作队回到局里后，起初造反派视我为“当权派的红人”，是“老保”，我也看不惯他们的一些“造反”做法，当了一阵逍遥派。但后来还是加入了属于“屁派”的“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两派表面上是斗“走资派”，背地里都是要“斗”对方，互争掌权的合法性。各地兴起武斗后，南京发生武斗的小道消息也不断传来。有传言说，“好派”要集中力量教训一下“屁派”。虽然觉得机关干部不至于互相开打，但若有外面的人参与进来，那就难说了。弄得人心惶惶，都担心会发生什么意料不到的事。
有一天中午，我们组织的头头突然通知我们，说得到消息，“好派”要对“屁派”实行集中看管。上头要我们立即分散出走，今晚到下关的肉类联合加工厂（屁派根据地之一）会合。我连忙回家拿点钱，并带了几件换洗衣服马上走。怕乘公交车会被拦住，特意绕路走着去。傍晚到了肉联厂，那里已聚集了不少人，互不认识，乱哄哄跟逃难一样。天黑时听说食堂有饭吃，我们几个人就向食堂走去。只见好多人在排队领馒头和咸菜，还有一大桶菜花汤随便舀，都不收钱。我领了两个馒头没吃，包好放在口袋里。然后大家围坐一起，听消息，听候指示。
大约夜里12点以后，忽见有个戴着柳条安全帽的人，过来对我们说：“厂门口现在需要人去值班看守，哪几位愿意去？”我一看，当时我们这一拨人中，多数是女的，男的不过五六人。有几个男的己起身走向戴安全帽的人，在那种气氛下，我作为一个男的，还能好意思坐着不动？于是也跟着起身随那人来到了大门口。他叫我们换下守护大门的人，接过他们的安全帽和长矛，说两小时后会有人来换岗。
这是我第一次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站岗。四周很静，灯光昏暗，因紧靠长江，偶尔能听到微弱的江水拍打声。面对这样的环境，我的脑海里，顿时迸发出诸多离奇的遐想。我想象着一群人朝门前冲来，我勇敢地挥舞着长矛抵抗，把来犯者一一挡回去了。我又想象着自己被长矛刺伤了，没有救护车，是好几个人抬着我送医院。正胡思乱想着，看见有两位军人领着几个人走过来，他们好像在商议或争论什么。随后听人说，这是“支左”的解放军，在劝说留厂的人都解散回去，但好像没谈妥。
此时我在想，有解放军的人在这里，估计一时不会有人硬冲进来。既然解放军劝大家散去，我何必还扛着长矛留在这里！在造反派队伍里，任凭怎么算我都不过是个没人知道的小人物，我干吗要替头头站岗，承担有可能成为“造反派烈士”的风险。想到这里，我没向人打招呼，放下长矛自己走人。 深夜，风传南京发生武斗，眼看肉联厂也不安全。此时有些人主张上长江大桥，走到江北浦口去躲避。我决定跟着去。那时南京长江大桥尚未建好，还有一孔没有合龙。当我走到此处时，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未合龙的两端，相距至少20多米，中间只架有不足一米宽的铁板，供建桥工人来回通过。脚底下就是翻滚的长江，铁板两侧又没有护拦，别说走，就是只往铁板上站，两腿都难免发抖。我心中涌上一阵莫名的害怕，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处境。我已经走过大桥的四分之三，若退回去，没地方可去；要是硬从小铁板上走过去，凭当时紧张的心态，腿一软，就掉下长江去了。我停住脚步，慌张地迟疑不定。一位在桥上值守的工人师傅，见状猜出我的恐惧心理，就过来对我说：“你闭着眼，搭着我的手，跟随我走过去。”真是抓到救命稻草，我立刻遵命，跟着工人师傅走过去了。现在想想，走过南京长江大桥的人千千万万，有谁（非建桥人）能在尚有一孔未合龙之前走过去？大概不多。唯我赶上，这是躲武斗逼的，但何尝不是干载难逢的一种荣幸呢！
到浦口后，我们来到也属“屁派”的建桥指挥部。天快亮时，指挥部里“逃难”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已是群龙无首，不知道下一步该往何处去。我与来自局里的几位同事商量后，觉得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南京亦不安全，不如干脆去上海。正好上班后，建桥指挥部有一艘工作渡轮，要从浦口过江开往南京，我们几人决定乘此船再回南京市区。一到下关，连忙买好火车票，傍晚总算有惊无险地到了上海。
我们一行有5男2女共7个人。先到外滩江苏驻沪办事处睡了一宿地铺，然后就去上海接待站请求收容。当时各地频发武斗，躲到上海来的人真不少。接待人员询问我们为什么来到上海，怕他们不肯收容，要动员我们回去，我们有意夸大南京武斗的形势，渲染受到武斗的威胁。这一招还真起到作用，他们把我们7人安排去闸北一所中学暂住。
到了中学，当然是睡教室地铺，除了草席外，什么都没有。吃饭是先记账，吃的都是大锅菜，能这样安定下来，我们已经很满足了。那时没有手机，打电话很不方便，只能从“屁派”上海联络点，偶尔听到一点南京零星的消息。
天渐凉了，我从上海朋友家借来了一条毛毯，晚上几个人凑合盖一盖。有次上街见报载，受武斗影响一度中断的浙赣铁路，即日恢复通车。眼看在上海无所事事，我临时决定买张车票，回福州老家當“逍遥派”去了。
“文革”咄咄怪事，林林总总。回首往事，我们应该深刻反思，以史为鉴吧。
（作者为译林出版社原社长）
责任编辑 张鑫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