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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翻译活动中，翻译目的直接影响着译者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出于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改革社会思想的目的译介外国作品，特别重视其中的思想性。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出发点，他们的翻译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也加快了中国现代化和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
关键词：目的论；翻译策略；归化—异化；直译—意译；增添与删节；按语与评注；思想启蒙作用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8）03－0122－04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这里必然涉及到“为什么翻译”的根本问题。对于具有历史使命感的翻译家来说，只有明确了“为什么翻译”这一根本问题才能解决“翻译什么”的选择，而这两个问题一旦找到明确的答案，如何翻译的问题便能在原则上得到解决。在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的翻译动机对他们选择什么文本来译，采取怎样的策略来进行翻译，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1］
中国近代翻译史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这一时期开始了有目的、有系统地向国内译介各种外国作品。将翻译置于文化的背景上考虑，我们往往可以看到翻译活动（包括翻译论述）带有功利的色彩，受到时代亦即当时民族文化的制约。翻译事业发达与否，也与翻译的目的、社会反响，即文化上是否有此需要关系极大。［2］7
一、理论探讨
（一）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
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一些翻译学者提出来的，开辟了在新的跨文化背景下翻译研究的新视野。1971年，凯瑟林娜•莱斯(Katharina Reiss)在《翻译批评的可能与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她仍然坚持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理论，并指出理想的译文应该从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原文对等。此后，她的学生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摆脱了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ie)。他认为，翻译活动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人类行为活动，而且是有目的性的。
较之以前的等值翻译理论，翻译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法。弗米尔认为，决定翻译过程的首要因素是翻译目的。目的决定了译者必须清醒认识并选择某一翻译策略。
根据弗米尔的分析，翻译可能有三种目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基本目的；目标语环境中译文的交际目的；以及使用特定的翻译策略或翻译程序的目的。但在一般情况下，目的主要指译文的交际目的。目的论共有三个法则：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在1997年出版的《目的性行为》（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一书中全面系统地整理归纳了功能派的各种学术思想。之前有一些学者指出“目的论”低估了原文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并给译者太多的自由。针对这些不足，诺德提出了“功能加忠诚”(function plus loyalty)原则。忠诚是指译者在翻译互动行为中对参与各方所应负的责任，忠诚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范畴。译者有协调原作者、发起人与译语读者关系的责任。作为对目的论的补充，功能加忠诚法则，要求译者在翻译行为中对翻译过程中的各方参与者负责，竭力协调好各方关系。
“目的论”把翻译从原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译入语的新视角来诠释翻译活动，为翻译理论界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目的论对翻译采取的是前瞻的态度，这样的译文在完成译语情景中交际功能的同时，又符合各参与方的意愿。忠诚原则使得功能翻译理论更趋完善。
（二）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
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是翻译的两个基本策略。根据德国神学家兼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讲演《论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美国翻译学者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最先在翻译研究领域提出这两个翻译术语。他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认为，归化翻译策略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原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著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翻译策略则是“背离民族的压力，接受原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原语文化”。因此，异化具有原语文化取向(source-language-culture oriented)，而归化则具有译语文化取向(target-language-culture oriented)。
二、 严复、林纾的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原因
（一）严复、林纾简介
严复（1854－1921年）和林纾（1852－1924年）都生活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当时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加深。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富国强兵，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梦想被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粉碎，此后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国内外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劣。
清政府的大门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如“居火屋之中，坐漏水之船”（梁启超语），积极寻求保种保国的道路。严复深感国势危急，大声疾呼，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3］他思考西方列强富强、中国贫弱之原因，清醒地认识到根本原因不在于器物，而在于制度，他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身上。要想从危亡中挽救国家、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启发民智，让封建士大夫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学术思想。于是，他决定利用自己精通英汉两种语言的优势，翻译西书，将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介绍给中国各阶层。他的这一决定正好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对翻译的特殊需要。［4］
林纾是近代中国难得的一位翻译家、古文家和爱国者。林纾自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200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5］国难当头，林纾希望通过自己的译作警醒国民，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以达到救国保种的目的，这也是林纾翻译外国小说的主要目的。他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1907）中把翻译当作自己救国保种的“实业”。［6］
（二）严复的译作与翻译策略
严复选择的翻译文本是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包括法律、政治、经济、逻辑学、伦理学和哲学等众多方面。翻译动机是改变国人陈旧的观念，开启民智。严复译介的“八大名著”分别是《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群学肆言》(Study of Sociology)、《社会通诠》(History of Politics)、《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名学浅说》( Primer of Logic)、《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和《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
他看到洋务运动单纯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器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的根本出路在于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毛丹先生曾说：“严复选择、译介各部书的具体用意互不相同，但总体都服从于救亡图存，发启蒙思想的大目标。”社会学家费孝通也说：“严复翻译这套书，看来也是有选择的”，“鼓励了我们上一辈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发扬民族意识，探索强国之道，从而引起了中国的维新运动”。［3］
严复选择归化意译作为他的基本翻译策略和方法。严复采用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来翻译西方的现代学术著作，使得这些西洋的社会科学著作在封建晚期的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国而奋斗。严复之所以选择雅洁的桐城派古文文体是因为他的读者是封建士大夫阶层。作为一名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把社会改良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身上，呼吁他们一起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学习近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所以，他的翻译对象和目的决定了翻译的语言应该是容易被士大夫接受的古文。另外，严复年少时所受的传统教育也规定了他的翻译话语模仿汉以前字句章法。
严复在翻译过程中还采用了删节、增评、加按语、注评等特殊的方法。（1）删节是指严复有选择地翻译原文，取“为己所用”的开启民智的部分，大胆地删去一些对开启民智“无用”的部分。（2）在翻译时，他常常根据需要添加词句，增评手段的运用贯穿严复话语生产的整个过程，增评性的解释直接嵌在译文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封建知识分子并没有很多机会接触西方的文化制度，如果没有增评，译文的可读性不高，很难达到严复翻译的目的。所以他在翻译时添加了一些议论性或评说性的文字，借翻译来表达自己救国救民的真切愿望。（3）加按语是严复首创的翻译方法，用于说明和议论。按语大多位于译文章节的结尾或中间。在按语中，严复评论作者的观点，也大胆结合当前的中国局势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西方著作中的观点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实现了“洋为中用”的目的，也使得士大夫们能更好地接受他的译文思想。（4）注评——是译者在翻译时经常使用——对译文中难以理解的词句语义作补充说明或对疑难字词进行解释的一种方法。严复的注评主要有两个功能：第一，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内容。第二，阐发译者的思想观念。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在译文中势必会出现许多中国读者难以理解的地方，为了避免造成意义缺失，译者就有必要进行解释说明以保持译文意义的完整性。
意译和删节、增评和按语加注评等非正法翻译策略都属于归化的范畴，这些方法使严复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条件下更有效地译介外国学术名著为救国富国服务。也正是因为这些策略的使用，他的古雅译文才更容易被目的语读者——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所接受，较好地实现了思想启蒙的目的。
（三）林纾的译作与翻译策略
林纾是近代翻译史上翻译量最大的翻译家。他翻译欧洲各国作品，其中以英国和法国的小说为最多。在几十年的翻译生涯中，他译介的欧美各国小说、诗或戏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特别是改变了小说原本在中国文学中二三流的地位，进一步推动了梁启超所倡导的清末“小说界革命”。他几乎为每一部译作都撰写序跋，从他的序跋里，我们可以看到林纾忧国忧民、提倡向西方先进思想学习的翻译动机。1899年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他翻译事业的起点，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鼓舞了他把翻译活动作为其中年以后生涯的主要事业。
林纾与严复都是福建人，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都在寻找祖国的生存发展出路, 但两人身上也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如严复留过洋，受过西洋文化的熏陶，英文功底深厚；而林纾从未走出国门，不懂外语，靠口译者的口述来帮助他完成翻译，因此在选择翻译文本时，林纾通常没有主动权，只能依赖口译者的选择。后世称他与口译者合译的小说为“林译小说”。这些都是造成他与严复翻译书目不同的根本原因。严复翻译的是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重点是学术翻译；而林纾主要翻译外国小说，重点是文学翻译。
归化意译也是林纾采用的基本翻译策略。为了更好地表达作品思想和考虑到当时读者的接受水平，林纾的译作里经常出现任意删减或增补原文的意译方法。如塞万提斯的长篇巨著《堂吉诃德》第一部、林译本《魔侠传》则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九三年》，林纾译为《双雄义死录》，篇幅亦减少很多。［7］林纾更关注故事情节的发展，原文一些冗长的景色和心理描写都被删去。他借助传统的文言小说、札记以及当时流行的报刊文体，大大增加了“林译小说”的可读性。
林纾除了翻译小说，还创作小说。他的创作热情同时也体现在他的翻译作品里。在狄更斯和欧文的译本里，我们会看到他对原文增补和润饰的地方。林纾的这些“有意识不忠实”原作的做法也有着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当时老百姓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清政府几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他们充耳不闻天下事，所以他们对异质文化的接受能力普遍较低。作为中国近代的翻译先驱，林纾大胆地“拿来”外国作品，对其进行“改造”，以适应当时中国读者的阅读需要。
不过，在他的译作里也出现了一些误译。一些人名的误译或意思的误译，与林纾合作者的口译有关，也与林纾的疏忽有关。“林译小说”在清末的需求量很大，由于时间的仓促，林纾未来得及对译稿进行仔细研读，所以也造成了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误译。
林纾译书所用的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方面，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大。如在他的译文里有白话口语：“小宝贝”、“爸爸”等；还有流行的外来语新词：“普通”、“程度”、“幸福”等。译文里有相当独特的“欧化”成分。［2］95此外，还有大量音译的外来词：“布丁”、“咖啡”、“安琪儿”等。林纾在翻译一些外国的货币和度量衡单位时，则采取音译加解释的方法。如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他把“franc”（法郎）音译成“佛朗”，并加注“（每佛朗，约合华银二钱八分，余仿此）”。
三、结束语
我们可以用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三条原则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严复和林纾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那就是：翻译目的决定可读性，可读性优于忠实性。译者从源语提供的信息中选取一定内容，加工成目标语信息提供给读者，目标语文化读者又从中选择对自己有意义的部分。如果译文符合接受者的环境，译文就应该被接受。［8］
无论是严复的“严译译著”，还是林纾的“林译小说”，都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为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输入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新的学术观念以及西方的风土人情、文学体裁和新颖的表现手法，都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很多现当代著名作家早年都曾阅读他们的译作，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像鲁迅、钱钟书、郭沫若等。作家蒋锡金曾说：19世纪末，有两部译书惊醒了当时的知识界，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一部是1898年正式出版的福建闽侯人严复（又陵，几道，1853-1921）译述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它以进化论思想启发了人们要变法图强，从而人们又觉悟了图强必须反帝；另一部是1899年开始刊布的福建福州人林纾（琴南，畏庐，1852-1924）译述的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它以发展真性情的思想启发了人们想到婚姻自由，从而人们又觉悟到必须在更广的法范围内反封建。从当时这两部译书的“不胫走万里”、“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的情况看来，有人说清末革命民主主义的兴起，辛亥革命得以胜利，应该归功于《天演论》和《茶花女》，虽然不免有些失之夸大，然而从思想启蒙方面说到二书所起的作用，那是并不过分的。［9］
回顾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到，翻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和社会变革或思想文化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些代表性的翻译家，基本上都是在明确的翻译动机的指导下进行着翻译活动。正是这些伟大的翻译家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大量译介对社会有用的外国作品，才促使国人的思想解放，客观上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24．
［2］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 王利平．严复翻译策略的目的观论［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6（5）：100-101.
［4］ 韩江洪．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5.
［5］ 赵智霖．林纾简介［EB/OL］.http://www.cnread.net/cnread1/gdwx/l/linshu/
［6］ 韩洪举．论林纾翻译小说的爱国动机［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02(3):11.
［7］ 韩洪举.林译小说研究——兼论林纾自撰小说与传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26-127.
［8］ CHRISTIANE NORD.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 张美芳,王克非，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41.
［9］ 蒋锡金．关于林琴南［J］．江城,1983（6）:128.
关键词：目的论；翻译策略；归化—异化；直译—意译；增添与删节；按语与评注；思想启蒙作用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8）03－0122－04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这里必然涉及到“为什么翻译”的根本问题。对于具有历史使命感的翻译家来说，只有明确了“为什么翻译”这一根本问题才能解决“翻译什么”的选择，而这两个问题一旦找到明确的答案，如何翻译的问题便能在原则上得到解决。在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的翻译动机对他们选择什么文本来译，采取怎样的策略来进行翻译，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1］
中国近代翻译史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这一时期开始了有目的、有系统地向国内译介各种外国作品。将翻译置于文化的背景上考虑，我们往往可以看到翻译活动（包括翻译论述）带有功利的色彩，受到时代亦即当时民族文化的制约。翻译事业发达与否，也与翻译的目的、社会反响，即文化上是否有此需要关系极大。［2］7
一、理论探讨
（一）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
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一些翻译学者提出来的，开辟了在新的跨文化背景下翻译研究的新视野。1971年，凯瑟林娜•莱斯(Katharina Reiss)在《翻译批评的可能与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她仍然坚持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理论，并指出理想的译文应该从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原文对等。此后，她的学生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摆脱了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ie)。他认为，翻译活动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人类行为活动，而且是有目的性的。
较之以前的等值翻译理论，翻译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法。弗米尔认为，决定翻译过程的首要因素是翻译目的。目的决定了译者必须清醒认识并选择某一翻译策略。
根据弗米尔的分析，翻译可能有三种目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基本目的；目标语环境中译文的交际目的；以及使用特定的翻译策略或翻译程序的目的。但在一般情况下，目的主要指译文的交际目的。目的论共有三个法则：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在1997年出版的《目的性行为》（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一书中全面系统地整理归纳了功能派的各种学术思想。之前有一些学者指出“目的论”低估了原文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并给译者太多的自由。针对这些不足，诺德提出了“功能加忠诚”(function plus loyalty)原则。忠诚是指译者在翻译互动行为中对参与各方所应负的责任，忠诚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范畴。译者有协调原作者、发起人与译语读者关系的责任。作为对目的论的补充，功能加忠诚法则，要求译者在翻译行为中对翻译过程中的各方参与者负责，竭力协调好各方关系。
“目的论”把翻译从原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译入语的新视角来诠释翻译活动，为翻译理论界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目的论对翻译采取的是前瞻的态度，这样的译文在完成译语情景中交际功能的同时，又符合各参与方的意愿。忠诚原则使得功能翻译理论更趋完善。
（二）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
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是翻译的两个基本策略。根据德国神学家兼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讲演《论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美国翻译学者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最先在翻译研究领域提出这两个翻译术语。他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认为，归化翻译策略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原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著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翻译策略则是“背离民族的压力，接受原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原语文化”。因此，异化具有原语文化取向(source-language-culture oriented)，而归化则具有译语文化取向(target-language-culture oriented)。
二、 严复、林纾的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原因
（一）严复、林纾简介
严复（1854－1921年）和林纾（1852－1924年）都生活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当时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加深。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富国强兵，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梦想被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粉碎，此后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国内外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劣。
清政府的大门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如“居火屋之中，坐漏水之船”（梁启超语），积极寻求保种保国的道路。严复深感国势危急，大声疾呼，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3］他思考西方列强富强、中国贫弱之原因，清醒地认识到根本原因不在于器物，而在于制度，他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身上。要想从危亡中挽救国家、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启发民智，让封建士大夫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学术思想。于是，他决定利用自己精通英汉两种语言的优势，翻译西书，将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介绍给中国各阶层。他的这一决定正好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对翻译的特殊需要。［4］
林纾是近代中国难得的一位翻译家、古文家和爱国者。林纾自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200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5］国难当头，林纾希望通过自己的译作警醒国民，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以达到救国保种的目的，这也是林纾翻译外国小说的主要目的。他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1907）中把翻译当作自己救国保种的“实业”。［6］
（二）严复的译作与翻译策略
严复选择的翻译文本是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包括法律、政治、经济、逻辑学、伦理学和哲学等众多方面。翻译动机是改变国人陈旧的观念，开启民智。严复译介的“八大名著”分别是《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群学肆言》(Study of Sociology)、《社会通诠》(History of Politics)、《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名学浅说》( Primer of Logic)、《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和《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
他看到洋务运动单纯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器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的根本出路在于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毛丹先生曾说：“严复选择、译介各部书的具体用意互不相同，但总体都服从于救亡图存，发启蒙思想的大目标。”社会学家费孝通也说：“严复翻译这套书，看来也是有选择的”，“鼓励了我们上一辈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发扬民族意识，探索强国之道，从而引起了中国的维新运动”。［3］
严复选择归化意译作为他的基本翻译策略和方法。严复采用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来翻译西方的现代学术著作，使得这些西洋的社会科学著作在封建晚期的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国而奋斗。严复之所以选择雅洁的桐城派古文文体是因为他的读者是封建士大夫阶层。作为一名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把社会改良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身上，呼吁他们一起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学习近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所以，他的翻译对象和目的决定了翻译的语言应该是容易被士大夫接受的古文。另外，严复年少时所受的传统教育也规定了他的翻译话语模仿汉以前字句章法。
严复在翻译过程中还采用了删节、增评、加按语、注评等特殊的方法。（1）删节是指严复有选择地翻译原文，取“为己所用”的开启民智的部分，大胆地删去一些对开启民智“无用”的部分。（2）在翻译时，他常常根据需要添加词句，增评手段的运用贯穿严复话语生产的整个过程，增评性的解释直接嵌在译文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封建知识分子并没有很多机会接触西方的文化制度，如果没有增评，译文的可读性不高，很难达到严复翻译的目的。所以他在翻译时添加了一些议论性或评说性的文字，借翻译来表达自己救国救民的真切愿望。（3）加按语是严复首创的翻译方法，用于说明和议论。按语大多位于译文章节的结尾或中间。在按语中，严复评论作者的观点，也大胆结合当前的中国局势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西方著作中的观点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实现了“洋为中用”的目的，也使得士大夫们能更好地接受他的译文思想。（4）注评——是译者在翻译时经常使用——对译文中难以理解的词句语义作补充说明或对疑难字词进行解释的一种方法。严复的注评主要有两个功能：第一，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内容。第二，阐发译者的思想观念。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在译文中势必会出现许多中国读者难以理解的地方，为了避免造成意义缺失，译者就有必要进行解释说明以保持译文意义的完整性。
意译和删节、增评和按语加注评等非正法翻译策略都属于归化的范畴，这些方法使严复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条件下更有效地译介外国学术名著为救国富国服务。也正是因为这些策略的使用，他的古雅译文才更容易被目的语读者——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所接受，较好地实现了思想启蒙的目的。
（三）林纾的译作与翻译策略
林纾是近代翻译史上翻译量最大的翻译家。他翻译欧洲各国作品，其中以英国和法国的小说为最多。在几十年的翻译生涯中，他译介的欧美各国小说、诗或戏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特别是改变了小说原本在中国文学中二三流的地位，进一步推动了梁启超所倡导的清末“小说界革命”。他几乎为每一部译作都撰写序跋，从他的序跋里，我们可以看到林纾忧国忧民、提倡向西方先进思想学习的翻译动机。1899年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他翻译事业的起点，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鼓舞了他把翻译活动作为其中年以后生涯的主要事业。
林纾与严复都是福建人，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都在寻找祖国的生存发展出路, 但两人身上也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如严复留过洋，受过西洋文化的熏陶，英文功底深厚；而林纾从未走出国门，不懂外语，靠口译者的口述来帮助他完成翻译，因此在选择翻译文本时，林纾通常没有主动权，只能依赖口译者的选择。后世称他与口译者合译的小说为“林译小说”。这些都是造成他与严复翻译书目不同的根本原因。严复翻译的是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重点是学术翻译；而林纾主要翻译外国小说，重点是文学翻译。
归化意译也是林纾采用的基本翻译策略。为了更好地表达作品思想和考虑到当时读者的接受水平，林纾的译作里经常出现任意删减或增补原文的意译方法。如塞万提斯的长篇巨著《堂吉诃德》第一部、林译本《魔侠传》则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九三年》，林纾译为《双雄义死录》，篇幅亦减少很多。［7］林纾更关注故事情节的发展，原文一些冗长的景色和心理描写都被删去。他借助传统的文言小说、札记以及当时流行的报刊文体，大大增加了“林译小说”的可读性。
林纾除了翻译小说，还创作小说。他的创作热情同时也体现在他的翻译作品里。在狄更斯和欧文的译本里，我们会看到他对原文增补和润饰的地方。林纾的这些“有意识不忠实”原作的做法也有着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当时老百姓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清政府几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他们充耳不闻天下事，所以他们对异质文化的接受能力普遍较低。作为中国近代的翻译先驱，林纾大胆地“拿来”外国作品，对其进行“改造”，以适应当时中国读者的阅读需要。
不过，在他的译作里也出现了一些误译。一些人名的误译或意思的误译，与林纾合作者的口译有关，也与林纾的疏忽有关。“林译小说”在清末的需求量很大，由于时间的仓促，林纾未来得及对译稿进行仔细研读，所以也造成了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误译。
林纾译书所用的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方面，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大。如在他的译文里有白话口语：“小宝贝”、“爸爸”等；还有流行的外来语新词：“普通”、“程度”、“幸福”等。译文里有相当独特的“欧化”成分。［2］95此外，还有大量音译的外来词：“布丁”、“咖啡”、“安琪儿”等。林纾在翻译一些外国的货币和度量衡单位时，则采取音译加解释的方法。如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他把“franc”（法郎）音译成“佛朗”，并加注“（每佛朗，约合华银二钱八分，余仿此）”。
三、结束语
我们可以用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三条原则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严复和林纾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那就是：翻译目的决定可读性，可读性优于忠实性。译者从源语提供的信息中选取一定内容，加工成目标语信息提供给读者，目标语文化读者又从中选择对自己有意义的部分。如果译文符合接受者的环境，译文就应该被接受。［8］
无论是严复的“严译译著”，还是林纾的“林译小说”，都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为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输入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新的学术观念以及西方的风土人情、文学体裁和新颖的表现手法，都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很多现当代著名作家早年都曾阅读他们的译作，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像鲁迅、钱钟书、郭沫若等。作家蒋锡金曾说：19世纪末，有两部译书惊醒了当时的知识界，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一部是1898年正式出版的福建闽侯人严复（又陵，几道，1853-1921）译述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它以进化论思想启发了人们要变法图强，从而人们又觉悟了图强必须反帝；另一部是1899年开始刊布的福建福州人林纾（琴南，畏庐，1852-1924）译述的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它以发展真性情的思想启发了人们想到婚姻自由，从而人们又觉悟到必须在更广的法范围内反封建。从当时这两部译书的“不胫走万里”、“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的情况看来，有人说清末革命民主主义的兴起，辛亥革命得以胜利，应该归功于《天演论》和《茶花女》，虽然不免有些失之夸大，然而从思想启蒙方面说到二书所起的作用，那是并不过分的。［9］
回顾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到，翻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和社会变革或思想文化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些代表性的翻译家，基本上都是在明确的翻译动机的指导下进行着翻译活动。正是这些伟大的翻译家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大量译介对社会有用的外国作品，才促使国人的思想解放，客观上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24．
［2］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 王利平．严复翻译策略的目的观论［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6（5）：100-101.
［4］ 韩江洪．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5.
［5］ 赵智霖．林纾简介［EB/OL］.http://www.cnread.net/cnread1/gdwx/l/linshu/
［6］ 韩洪举．论林纾翻译小说的爱国动机［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02(3):11.
［7］ 韩洪举.林译小说研究——兼论林纾自撰小说与传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26-127.
［8］ CHRISTIANE NORD.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 张美芳,王克非，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41.
［9］ 蒋锡金．关于林琴南［J］．江城,1983（6）: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