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和2002年，是陈忠实生命中具有单列意味的两年。
　　春节刚过，陈忠实绕过沟口那座塌檐倾壁残颓不堪的关帝庙，已经离他白鹿原下的祖居小屋很近了。他带回来的随身行李中，有一袋妻子专门为他准备的手擀面和半成品菜肉，均已切好拌好，下锅即熟，好像行军打仗的粮草。陈忠实在吃上是个有点挑剔的人，至今只吃妻子亲手擀的面条和家蒸的馒头，理由是“买来的没有粮食的香味”。是否糟糠之妻正是凭了这馒头面条的手艺通过男人的胃掌握了男人的心？陈忠实响亮的回答是：男人若是变了心，皮绳都拴不住，何况面条！
　　陈忠实从前院穿过前屋过堂走过小院，这个空寂了10年的老屋里的基本陈设没有大的改变，那把当年坐在上面完成了《白鹿原》初稿的小竹椅子还在，只是竹条有些变灰。他自嘲自己人瘦，屁股上的肉少，坐高凳子坐得既不习惯又痛苦，只好请出这小椅子来，在膝盖上架一个16开大的日记本，就那么哗哗哗地写下去。他有些可惜那张随手扔掉了的、不知已传了多少代的大方书桌，尽管它歪了一条腿，非得拿麻绳一圈一圈捆结实了，桌面才能放平，可他却舍不得它。
　　两年。一个人。把最钟爱的孙子丢给老伴，就在这祖居的小院，陈忠实收获了《白鹿原》之后最多的文字。散文、随笔、文论、短篇小说，但迟迟不见类似《白鹿原》的长篇甚至是姊妹篇问世，对此，他只一句“没有新的、大的写作计划”就轻轻宕开，只关心他的面条和雪茄。要么，站在屋里的灶台边下面条，要么，站在屋外的院中央抽雪茄，寒风凛冽的乡村没有城市的霓虹废气，只有邻家墙头弥漫过来的柴烟，听到冬天里似曾相识的斑鸠叫声唤醒童年记忆，60岁的男人竟然泪眼模糊起来。
　　这是他自认为创作气场最佳、寂寞但快乐的两年，尽管他于2005的春节又回到了喧嚣的西安城，回到了建国路作协院内没有女厕所的小灰楼，无可奈何地接受这城市车水马龙在窗外热闹，片刻不停的手机轰鸣在耳边炸响，各种各样的会议此起彼伏，前来拜访的人如走马灯般穿梭……这种突然亢奋的节奏令他疲惫，只有最钟爱的“巴山雪茄”还保持着原有的节奏，在夸张的大玻璃烟缸里不急不徐地冒出袅袅蓝烟。
　　
　　巴山雪茄和城固特曲
　　
　　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陈忠实的办公室里有两只一模一样的玻璃大烟缸，一只盛着五湖四海来客的各种牌子的香烟蒂，一只则清一色全是“巴山雪茄”蒂，当然都是他一个人抽的。“古巴雪茄的劲太大，吸两口就噎住了；还是这个柔和，精细。”他得意地扬了扬手中的半截雪茄，深蓝色毛衣的袖肘部位露出一个小小的破洞。“早都停产了，原来卖2块5一盒，我存了两箱，嘿嘿。”他说雪茄是他进城以后养成的习惯，之前都是和农民一样抽旱烟锅子，不是为了个性，而是基层干部买不起纸烟。旱烟锅子一会儿就得“崩崩崩”地磕烟灰，而城里人家的烟灰缸多比较脆弱，情势迫使他改抽当时2毛9的工字牌香烟，没多久就彻底而固执地改成“巴山雪茄”了。
　　
　　除了烟瘾，陈忠实还有不小的酒瘾，据说一般的白酒来个三二两那才刚刚开始。这个习惯也是《白鹿原》留给他的。写《白鹿原》的时候，陈忠实奉行早茶晚酒的饮料政策，白天要调动情绪起来一大杯热茶进入状态，晚上为休息好须得迫使一个个盘旋萦绕了一整天的人物淡出脑海，非二两酒不可得。起初这酒是配合着下棋、河边乱走一同生效的，浅尝辄止，有一口没一口的，后来就发展到三两块一斤的散装白酒很快被喝完，品牌也基本固定为2块5一瓶的城固特曲，每晚二两，喝到兴起的时候，陈忠实还能来上一小段铿锵的秦腔，再骑上一部浑身吱扭扭除了铃铛哪里都响的破单车，从七弯八拐的山路上兴高采烈地回来，熟悉他的人都会奔走相告：那肯定是陈忠实！而且刚看了一场好球回来！
　　
　　超级球迷骑着单车找信号
　　
　　对了，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足球迷，尽管中国足球带给他“痛苦绝对比快乐多得多”，但其痴迷程度绝不逊于任何一个脸上画着国旗的年轻FANS，只是这张62岁的脸上，在画国旗之前，早先画满了生活的犁耙丘壑。自从中国足球参与大循环之后，只要有足球比赛，陈忠实就绝对捧场，那时候还是和文化馆的几个同好朋友一起围着看。1982年乡下电视信号微弱，很多时候电视机有声音没图像只能当广播使；阻碍再强一点就连声音也收不着，后来总算通过某驻地空军大学转播的信号勉强可以看，陈忠实想这下可痛快了，谁知刚买电视一个月之后大学又不转播了。他心里这个急啊，骑着单车周村溜，哪里有信号哪里呆着，半夜两点多一个人骑上七八里山路找信号是常有的事：碰到输了就唉声叹气，侥幸赢了就手舞足蹈，就算在路上碰到个土坷垃翻了大跟头心里也乐得很，还嘿嘿地笑出声来。
　　
　　后来他成大腕了，有人请他坐飞机去抚顺看球，他乐滋滋的，站在一辆面包车边等人，以为自己能像个普通球迷一样平静地进场。没想到被认出来了，汹涌的球迷大军突然掉头转变为汹涌的文学FANS大军，把他死死顶在面包车身上要签名。大热的天，群情激动挥汗成雨，人浪和热浪撩得他气都上不来，还是朋友排除万难把他从人群深处扒了出来，再一把塞上车子开走。虎口脱险之后，他再也没有如此“招摇”地看过一场足球，尽管他无比怀念北方城市那晒得人皮焦肉暴的大夏天、与几个朋友一边淌汗一边看球的狂躁与惬意，从此曾经梦萦魂牵的绿茵场，被限定为电视机里的有限天地。
　　
　　有人坐在穿风透雨的房子里也能写
　　
　　陈忠实是作家群中少见的对于改编作品态度豁达的人，西影改编《白鹿原》，他收了15万的版权费就撒手不管了，跟金庸“原著就像自己儿子”的观点很不一样。“剧本没有看。呃，人家也没让看。我信任编剧，只要他们肯体现原著精神就行了。再说，我也不懂影视，那是另一种艺术形式。他们把我的作品搞成连环画、秦腔、话剧、泥塑，我都没有管。我有自知之明。或者说我有意见也于事无补。反正我不希望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尽管众所周知电影《白鹿原》的拍摄几经周折，直到2005年春节期间拍摄准许证才拿下来，还面临着一大堆场地、演员、组建之类的杂事，可说百废待兴，但陈忠实的语气之淡，仿佛在谈论完全与己无关的事情，看来做他的编剧还真是件舒服的事。
　　面对《白鹿原》之后的江郎才尽说，陈忠实依旧一副不关痛痒的态度：“这话不好说了，因为我没有写出东西来。我也没什么大计划，纯粹随感而写：有感动就写一篇，有理解就写一篇，有感悟也写一篇，自己还算满意愉快吧。为什么不写《白鹿原》续集？我已经写完了，无话可续，这一点毫不含糊。要写……那你来写，嘿嘿。再说，谁跟谁也不能比：比长吧，《麦田里的守望者》才十几万字；比时间吧，有半年就写出世界名著的，也有10年才写出《红楼梦》的；比状态吧，有的人一部比一部好，也有的人处女作就达到巅峰；还有就是每部名著都有每部的水平，无法放在一起类比……作家有话要说，跟作家的创作环境和物质条件关系也不大，有人能在火车上写，也有人在会议的间隙里写，有人坐在穿风透雨的房子里也能写，只要有话说，写作就是世界上最令人愉悦和有幸福感的事情！就像肚子里有蛋的母鸡，你就算把它放到草窠里它也能下蛋；当然，如果这母鸡肚子里根本就没蛋，你把它放在皇帝的牙床上也没有用。”
　　他本人就是坐在穿风透雨的房子里完成《白鹿原》的。1988年陈忠实用积攒的五六千元翻盖了白鹿原上的祖屋，从此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随即就着手写作迄今自己都无法超越的《白鹿原》。那之前，他每月挣六七十块钱，上赡养老人，下抚育3个读书的孩子，只要家里尚有白米白面，心中就很满足，纵然是一家人仍不得不暂时栖息在穿风透雨的房子里，那渴望提笔一抒胸臆的心情，依然充满着欢喜。《白鹿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作了6年。而6年里，删除一些诸如开会、整顿、教育的时间，实际用于创作的整段时间只有3年。3年中，他自己和自己对话，自己和“白鹿原上”所有的男男女女对话，坐在那只令他舒适的小竹椅子上、用大日记本和膝盖记录与他们的对话。创作顺利的时候，幸福感无以言说，他好似一个造物主，如下一盘棋般推动着众多的角色合理、润滑、层递地前进；遭遇瓶颈的时候，小說结构两次出现几乎迈不过去的坎，他只能幽闭枯索，孤独和无助无人能够理会；到小说结尾，他更像一个心慈手软的刽子手，面对人物的一个个非正常死亡：饿死、活埋、自杀，他处死他们如同戕害自己，难受得不能自已，巨大的感伤和压抑心情任喝再多的烈酒都无法平复。
　　
　　荒凉只是你们文人的感觉
　　
　　2001年，陈忠实再次返回白鹿原，既看到了家家户户新盖的房子，也看到了人烟越来越稀少的农村——他一直反对使用“荒凉”这个词汇来形容现代农村，他坚持、不自觉地、有些顽固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说：那并不是荒凉，只是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所带来的劳动力迁徙，到农忙的时候年轻人还是会回来收麦子的。荒凉只是你们文人的感觉，浪漫不浪漫也是你们文人的感觉，就像桃花源只是士大夫陶渊明对于农村的感觉，那是闲散的文人情怀，而不是饥饿的农民情怀。我告诉你，生长在土地上的农民从来不会觉得荒凉，也不懂享受优游，他们用麻将、扑克和闲话表达着闲适和幸福，只会为生存窘迫、生计焦虑和饥饿煎熬而感到悲伤。
　　他说中国农民的记忆，白鹿原的记忆，实际只是一个关于如何吃饱肚子的记忆。几千年都没有解决掉的问题，由于饥饿、灾荒、腐败的土地制度给农民带来的无法远离遁逃的死亡威胁，是农民起义自古不断的最根本原因。他有些激动地讲述，在担任公社平整土地学大寨总指挥的10个春天里，有一半日子靠救济粮度过春荒……而邓小平的历史功勋，就是一举解决了一直未能解决的吃粮问题，满足了农民最低生存需要，实在功莫大焉。当然，之后吃上了白面的许多中国农民，在遭受一系列经济作物受市场销路影响的失败或者说挫折之后，进城打工是主要并且有效的经济收入来源。所谓进城打工还是不得不从事最肮脏和最低微的工作，农民工们在家乡矗立起来的崭新的小楼，无非来自于搞卫生、收破烂、修大路、推土山和搅水泥，而且很多时候这辛苦钱还迟迟拿不到手上。不过，这已经属于关于农村进步发展的新焦虑，而不再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生计问题了。陈忠实在2005春节政协会上的提案，依旧围绕农民工的公正待遇和农村教育问题展开。白鹿原，在他眼中，当然还是回得去的故乡。
　　2005年的春节非常寒冷。在《白鹿原》里曾有一段关于寒冷的描述：“大雪后接着是持续的冬旱的奇寒，冻死了白鹿原上的柿子树，老树新树几乎无一幸免。更有给皇帝进贡久负盛名的火晶柿子，现在全都在一个冬天里绝杀断种了。”到底这“奇寒”有多冷？陈忠实说，大概也就十几度吧。这文中特指的火晶柿子，乃是陕西特产，尽管时节不对，但在离开西安咸阳机场的时候，依然可见它们被摆放在各种颜色的塑料小篮里，20元一提。味道，固然有冰凉的蜂蜜的香甜，当然还脱不了涩的底色。柿子，饥荒时被当作“命果”，繁华时是气象不凡的“贡果”，在普通农人遭遇灾祸时被与“事”无端牵连——陈忠实童年记忆中的一颗美丽柿树就是因为弟弟妹妹的意外夭亡，而惨遭拦腰砍伐。于是柿树对他，竟成了一个心结。终于在2001年，他再次在自家庭院中成功地栽活了一株柿树，并盼到它红艳艳地挂果，香软软地敬人。“说那些痛苦的事做啥？不说了。人生总有丑恶，也有美，不可或缺。”他随意拿起摆放在茶几上的一把银色大剪刀，低头剪起指甲来。
　　“我和路遥、京夫、贾平凹有着颇为类似的生活际遇和创作经历，我们的记忆大多在农村，对城市不熟悉，有些人进城多年都无法改变他的自卑感，包括贾平凹。我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农民，这与柳青、杜鹏程他们老一辈有着军旅背景的‘陕军’倾向于部队题材非常相似。人总是要表现他熟悉的生活和情感，生活经历往往决定一个作家的创作倾向和情感倾向。像现在这一批的青年‘陕军’多数生活在城市，他们对农村题材再没有很大的影响了。”
　　陈忠实，陕西骊山之南、白鹿原之北、溯灞水而上距王维的辋川50里的农民的儿子，16岁首次在报纸上发表诗歌，23岁发表散文处女作《夜过流沙沟》，37岁因短篇小说《信任》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从此结束了中小学教师和乡村干部的生涯，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專业写作。1992年的《白鹿原》成了他迄今无法超越自我的文学巅峰，也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