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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很乱，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她的脸上扬起笑意，打开了办公室那扇厚重的木门。一摞摞书刊和文件堆满了书桌、茶几、沙发并散落于地上。寒暄过后，她便开始滔滔不绝，谈论起对财经大势的独到理解。
实际上，担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之前，左小蕾在国外已经待了18年，先后留学法国、美国，又在美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知名大学执教。类似的履历和身份，在国内往往被称为“海归派”，也往往容易被认为“不谙国情”。
然而，在这个以缜密逻辑思维见长的领域，左小蕾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谈笑间，占据了市场判断分析的足够高度，其观点不断产生各种涟漪，甚至引起震动。
左小蕾和丈夫汤敏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经济学伉俪，且热心于教育和公益事业。他俩曾在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时上书中央，提议大学扩招，改变了一代青年人的命运。巧合的是，我们春节前拜访过温文尔雅的汤先生（见本刊2010年第2期），恰又于行将年末之际，见到了爽朗率真的左女士，可以说是珠联璧合、首尾呼应。
通胀因素之一：流动性泛滥
如果流动性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2011年可能更糟糕，因为有两到三年的滞后期，今年只是经济刚刚稳定的时候，不把通胀因素遏制住，将来它一定会推波助澜。我们叫做“盛宴之前撤酒杯”
朱敏：物价上涨正在成为当前众所关注的热点。自2010年年中以来，CPI持续走高，10月CPI远超出警戒线。人们预期CPI未来仍将上行，通胀预期的加剧往往具有很强烈的传导性，而政府出于各种考虑也会高度重视对通胀的调控，乃至直接干预物价，后果严重时恐怕会造成政策误判从而紧缩过度，2008年就是如此。您对此又是怎么看的？
左小蕾：这里应该有个误区，好像CPI一涨就是通货膨胀，其实不见得。关于通胀原因，有很多复杂的因素。2010年通胀率平均大概在3%到4%，是在预期范围内可控的，在目前经济增长下是可承受的，并不能说明CPI一涨就是通货膨胀。每个经济体都有可承受的通胀水平，而且你要考虑到收入增长的因素，2009年农村收入增长了8.5%，城市增长了9.5%。当然，对于退休、低保人员应该给予政府财政补贴。所以，通胀并不可怕，我最担心是它会不会恶化，或者说通胀水平越来越接近乃至超过居民的收入增长水平。
按理说，2010年四季度经济已经企稳，因为翘尾因素没有了，粮食蔬菜价格应该能够平缓下来；再说又有粮食秋季丰收的因素。但是适得其反，通胀反而上行，这就说明其他因素在作怪。
朱敏：那么，您认为在人们感受最为直接的物价上涨现象之外，追本溯源，影响当前通货膨胀最主要的因素会是什么？
左小蕾：首先，“通货膨胀”，顾名思义，最主要的因素还是钱太多了，造成资金推动，就是投机性地炒作价格。2009年，央行大量发行货币，货币供应量达到33%，所以当时在CPI负增长的情况下，大家都已经担心通货膨胀预期了。通货膨胀就是一个货币现象，通货是流通中的货品，流通中的货币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这是最简单的解释。
今年开始，已经发出去的货币就开始捣乱，流通到一些人手里，特别是通过房地产套利了许多现钱，流动性是非常严重的。一般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大概有2到3年的滞后性。因为，大量发行货币一般是在经济危机时实施，但是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再多的货币也没用，随着经济的慢慢复苏，货币效应才会显现。
朱敏：而且从全球来看，美联储如今如此拼命地发行货币，看来只会推高资产价格，而对产业经济的复苏而言实难奏效。这会不会导致经济产生“从一个泡沫到另一个泡沫”的恶性循环？
左小蕾：对啊！我怀疑，伯南克此举是为了补上美国2万亿美元的坏账，在注资金融机构解决问题，而不是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做事。他的解释是，卖10年国债，利率低就可以下来，但是本来就已经零利率了，怎么可能再下？不可能下到负利率的；再者，他说可以帮助企业融资，最重要的是帮助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如此低的利率下面能够融资吗？没有人去买你的，最后是高盛、微软融资，高盛对于实体经济一点作用没有，微软不缺资本和人才，实际就是来捣乱的。所以，中国政府一定要看清楚，在美国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它还会有第二轮、第三轮，经济没有促起来，就怕没完没了。
在经济增长低迷的时候，发再多货币也没用，就像中国2009年一样，货币超发得再多也不会通货膨胀，但是央行不能发太多，不然以后会出问题。2009年1月，我就表示中国经济要V型反转、美国会U型、欧洲会W型，所以中国一定不能超发过多的货币，当经济真正走出危机，马上积聚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变成一些人的灰色收入，接下来想挣更多的钱，于是抱怨没有东西投资，开始炒作，成为经济运行中的风险，莫名其妙地把粮食食品价格推上去，通胀膨胀开始显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朱敏：为了因应国内外金融环境的变化，中国人民银行于10月20日上调存贷款利率25个基点，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货币政策走向稳健。在这种思路的应对之下，通胀问题还会不会恶化或失控？
左小蕾：如果流动性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2011年可能更糟糕，因为有两到三年的滞后期。今年只是经济刚刚稳定的时候，如果不把通胀的因素遏制住，将来它一定会推波助澜。我们叫做：“盛宴”之前撤酒杯！
朱敏：最让民众侧目的，是菜市场里食品价格成倍地涨。中国现在的问题，到底是结构性的通胀，还是全面性的通胀？
左小蕾：当然，要同时看到，国内还有非食品价格的因素，工资上涨、电价上涨，要素价格面临着机制的改革，这是必须要做的，以前非食品价格都很低，所以肯定要涨一点，配合食品价格肯定会推波助澜。
而且，流动性和食品价格、非食品价格一定是有关系的，包括之前一直说结构性通胀——通胀分为需求推动型、成本拉动型、结构性通胀等——是不是结构性通胀要看流动性，如果流动性是正常的，猪肉食品价格上涨可以说是结构性的，可以选择结构性的办法梳理，控制价格即可；如果有非常大的流动价格存在，就不是结构性的问题，进而演变成全面的通货膨胀。
流动性过剩就像是石油，流得到处都是，所谓的食品价格、非食品价格因素，就是在布满干柴烈火和石油遍地的地方点了一把火，燎原之势可以演变成熊熊烈火。2008年，大家很清楚猪肉上涨是结构性通胀，如果没有2005年大规模的结汇造成的流入，怎么会涨到8%？所以，不要强调什么结构性，如果流动性很严重，政府就要狠狠地管理，不然结构性通胀就要变成全面通胀。
通胀因素之二：
输入性资本压力
首尔会议达成一个国际共识：国际货币体系要改革。大家集体干预货币体系，实际上就在影响国际政治，如果美国不赶紧改变，这些国家将会竞争性贬值
朱敏：11月3日，美联储宣布将在2011年第二季度前进一步购买6000亿美元的较长期国债。受美国实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国外资本流入国内加速，现在中国确实面临着输入型通胀的新增压力。而您表示汇改若能形成有效的货币汇率体制，使人民币汇率有升有降，根据自己的经济特点自己主宰汇率，那么海外热钱就会无利可图。对此可否阐述一下您的理由？
左小蕾：关于输入性的因素，今年第三季度的时候，我们已经关注到“输入性”已经变成主导因素之一，因为翘尾因素第四季度已经趋零，新型因素变成主导因素。
输入性通胀两个方面，直接的资本输入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其实都和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系。
第一，直接的资本输入，说明超发货币肯定是注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作为投资窗口无孔不入，由于在欧美经济不景气，加之金融的监管度开始严格，它们就开始把风险交易转移到亚洲，新型市场国家。就是让资本自由流动，推开你的门，然后进入你的市场，向新兴市场国家施压，推行自由化贸易。
第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就是所谓成本的输入性因素。近期，国际大宗商品涨得很厉害，也是美元贬值的因素，再者，大量的投机资本进入大宗商品市场，石油、有色金属、农产品，都推高到2008年的水平，带来了我们原材料价格的上升。据统计显示今年8、9、10月份都在大幅地增长，PPI工业资料价格上涨，这就是一个传导，进而传导到下游，即消费类产品上。
所以，流动性和输入性两个因素都和美元的贬值有关系，也就是美元不断地贬值，通胀就会不断地上升，所以四季度我们都调高了通胀预期水平。因为滞后因素，2011年的一季度、二季度都要特别地小心，我希望治理通胀的时机还来得及。还是那句话：“盛宴”之前撤酒杯！
朱敏：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所谓“货币战争”，对此态势您如何看待？尤其是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如何面对美元泛滥带来的压力？
左小蕾：央视最近拍了一部纪录片《华尔街》。我认为，对华尔街的发展模式应该重新思考和定义。华尔街引领金融世界近百年，但是这一场近乎摧毁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使华尔街可能不得不彻底地进行自我否定。对于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华尔街首先可能要被改变的是近年来它没有真正创造价值，“赚钱第一，虚假繁荣”是其背后的价值观。
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次贷危机的发生显示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是引发人的非理性行为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华尔街爆炸式的膨胀，大力推行和实践“空中楼阁”理论，为了赚更多的钱不惜无限制地放大风险，包装风险；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爆炸式地推动全球金融自由化，特别是向新兴市场国家强制性地金融输入，把本应该是理性的投资人，变成非理性的、没有独立判断的、疯狂追求高风险的从众的“羊群”，造成全球投资者严重的损失，伤害全世界，包括美国，也包括华尔街自己。
金融行业将来的发展，应该建立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但不伤害别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基础之上。这应该是全球金融新格局新秩序最重要的基础理念。
金融行业原来是一个中介行业，现在华尔街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立产业，自我膨胀。膨胀的方式就是不断地生产金融产品、扩大金融资产、放大衍生产品的交易，而且自我膨胀是没有发展上限的。这种发展模式不是进步，还是适可而止。
朱敏：关键是，某些评论认为，这个名为华尔街的利益群体，几乎已经“绑架”了全球。金融创新的泛滥，成了全球经济的一剂毒药。就在这种情势之下，新兴市场国家没有什么办法？
左小蕾：我个人觉得，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反思是特不彻底的！其实华尔街是在最重要的错误前面缝缝补补。
第一，发展模式是不是应该自我膨胀？虚拟经济到底创造什么社会财富？就是“虚拟”所有的东西。有些经济学和金融学根本性的理论是需要重新思考的。第二，金融资本能不能够自由流动，应不应自由流动？它的流进流出是否对大家都有好处？直接投资资本的自由流动，是能带来流进国、流出国的双赢的效果，但是金融资本没有，比如说投资股票，那些交易员好处早就得了，等到价格推到破灭时，损失完全由另外一方来承担，没有多赢的情况。实践中，南美危机、亚洲危机，都是在资本流进的时候造成资产泡沫，一流出的时候就是经济危机，所以这次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不约而同地集体干预汇率。
按照现有这种游戏规则，新兴市场国家将永无宁日，按照现行设计的国际金融体系，会被美国制造一出一出的危机。所以，金融资本就是不应该自由流动，这是应该推翻的地方。
我们要推动市场化的发展，问题是怎么市场化？我们和美国不同，美国当年发展市场化是畅通无阻的制度，没有任何国际障碍，但是现在已经被美国设计了太多的游戏规则，让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服从这些规则，本身就不公平！
朱敏：这就好比，“大树底下不长草”，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往往在既定规则下过于被动。但就目前而言，这些规则似乎还不是我们眼下就能改变的啊。
左小蕾：办法是有的，但是要慢慢推进和改变。现在不是有个集团平台也就是G20会议吗？虽然不能解决太多问题，但至少可以提出诉求和抗议。比如，这一次韩国首尔G20会议，大家都对美国的货币现行政策很不满意。因为它储备货币，实际上它现在是一个“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本来是一个全世界的准中央银行，但是它制定政策完全不顾及他人，只顾自己。
如此的游戏规则本来就有巨大的不合理性，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规则，回归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推动世界货币体系发生变化，需要国际政治对话和谈判。这次韩国会议，19个国家都在反对美元汇率，最后《首尔宣言》要求储备国货币保持稳定的汇率水平。也不能说它没用，目标实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国际合作和推进。
本来，这次峰会美国是想抨击人民币汇率，但是没想到全线的倒戈和溃败，因为它已经引起众怒。首先是德国抨击美元政策，美元贬值德国首当其冲是损失最大的国家，因为美国出口增加不是针对新型市场国家，能够影响的只有日本和德国。德国反对美国不是在替天行道，而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最重要的是，首尔会议达成一个国际共识：国际货币体系要改革。至少提出了大家的一致诉求，如果不改革，我们将永无宁日，至少在短期内对美国有点约束。大家集体干预货币体系，实际上就在影响国际政治，如果美国不赶紧改变，这些国家将会竞争性贬值。所以，美元要稳定，不然大家都浮动，实际上就是在改变汇率。如果伯克南一意孤行，大家就要脱离美国锚了，美国就不能利用美元升值和贬值达到目的。
对冲热钱，解析“池子论”
最主要的是把热钱关在外边，进来了我们就全额对冲，能不进来就阻止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标，不让热钱影响实体经济。即使出去也是在控制范围之内，就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朱敏：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在财新峰会上表示，将通过总量调控对冲热钱，把短期投机性资金放进一个“池子”，等撤退时将其从“池”里放出，从而避免冲击实体经济。“池子论”引发了市场的种种猜测，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左小蕾：思路的描述是对的，但是“池子”不是大家认为的某个东西，其实最主要是把热钱关在外边，进来了我们就全额对冲，能不进来就阻止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标，不让热钱影响实体经济。
朱敏：所谓“进来引发通胀，出去引发危机”。
左小蕾：即使出去，也是在控制范围之内，这样就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朱敏：问题是中国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能够有效堵住热钱吗？从现实的情景来看，真正管住热钱是非常困难的。
左小蕾：我觉得，中国政府想管是管得住的，关键是各个部门达成一致，包括国企和跨国公司。直接进来不可能，因为我们有资本管制，间接进来有很多渠道，有很多办法将资本向下变成贸易向下，我们的监管就要识别出来。包括直接投资都有问题，房地产的投资就是直接进来的；还有贸易公司，打进资本金做什么都没人追踪。
但是，只要中国政府下决心就一定能管住，中国有什么事情做不成？2005年到2008年，我们认为政府没有管理好热钱，当时我们是算过的，每个月都有几千亿外汇结汇的账款没有全额对冲，当时也有经济学家误导高层决策，认为对冲成本太大，因为央行发票据是要付利息的。其实，中央银行是政策制定机构，而不是一个商业机构，首先应该是以国家的宏观金融安全为主，不应该考虑自己赚钱。
中央银行现在至少有很大的进步，周小川的讲话很明白，第一想来就堵在外面；第二进来就对冲，不计成本。
当然，这个时间点的把握特别不容易。我觉得10月份央行提利率，是尝试把握时点，因为20日统计局就公布第三季度9.6%的增长，说明中国的均衡增长率已达四个季度之久。按照经济学的理论，说明已经走出危机，经济开始稳定发展，接下来经济就开始上行发展，通货膨胀的因素开始显现。而且之前9月份，外汇结汇冲到了今年的最高水平，首次数据显示，资本流入加速，综合上述因素，19日央行宣布加息，恰恰属于“盛宴”之前。
能不能控制住，还存在着许多变数，但至少时间把握得很好。接下来，我认为还有继续加息机会，因为只有累积效应才会产生作用。
1992年8月获美国伊里诺依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计量学博士。现任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方向为产品开发和资本市场发展。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统计系讲师、亚洲管理学院副教授、美国伊里诺斯大学经济系计量经济学顾问。在经济发展、宏观经济趋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汇率和利率机制的改革等方面都做过深度研究，对资本市场发展重大问题的探讨也有较高深度。
【十二五专论】
“共享性”经济重在制度变革
朱敏：您曾表示，GDP增长并不能取代经济发展和社会整体发展，应发展“共享性”经济，以创业带动就业。在“十二五”规划热议之际，能否阐述一下，“共享性”经济的理念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左小蕾：胡锦涛总书记在讨论“十二五”规划草案的中央全会召开之前提出“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是“共享性”。我认为，“十二五”规划经济发展的共享性成为最清晰的发展目标。仅仅侧重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预期和期望逐渐增加国民收入来改善弱势人群生活水平是远远不充分的。GDP的增长并不能取代经济的发展，更不能取代社会整体的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转变，真正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的利益和好处，要全面惠及整个社会和各层次的人群。
GDP一直是衡量“发展”的经济指标。长期以来，“只有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才能解决”的理论占主导地位，解决贫困、失业、收入分配差异，如何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的问题与“经济增长”本身相比退居第二位。
理论上来说，经济的增长可以产生“波及效应”来解决弱势群体和贫困问题。但大量的实践证明，“发展”的辐射效应并不是“自动”完成的。GDP增长和人均GDP增长并不意味着分配会随着总量的提升和人均水平的改变而“平均”提升，并不必然带来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达到了联合国所规定的发展目标，但是这些国家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改变。经济学家们发现，过去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通常是以牺牲农业和农业发展为代价来强调迅速地工业化。由此带来的高收入阶层产生在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数在农村。工业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落后农村的波及效应不明显。
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发展”的定义。“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应该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把对削减普遍的绝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以及降低失业率考虑进去。
朱敏：如果说，创业带动就业的思想“创造”了“共享性”发展的新模式，那么创建“共享性”的社会，又究竟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
左小蕾：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段时间内，收入分配差异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期望的“共享”效果，居民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迹象。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及其社会效果的增长模式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
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历证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的关系，不同的增长的方式有不同的相关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1996年版）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一些不可取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仅使富裕人群受惠、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经济增长；缺少民众认同的不稳定的经济增长；过度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的经济增长。这些“不可取”的增长方式隐含着这样一个看法: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为了避免不利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就变得非常重要。
创业带动就业是达到经济增长的“共享性”发展的最佳方式。就业吸纳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其他劳动人口，就业创造收入，收入就是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就业带来第一层次的收入分配形式，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其他经济机会形式把经济增长的好处“逐渐扩散”给广大人民。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也为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进行更广泛的第二次分配提供必要的条件。
就业通过第一次分配直接增加个人收入，通过为第二次分配创造条件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会极大地推动投资、外需增长模式向消费的增长模式转移得以实现，对改善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系列不平衡，包括过度投资、贸易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等矛盾，都可能带来积极的效果。对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应该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式。创业带来就业的增长方式应该是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实现“共享性”新的发展目标的最佳选择。
朱敏：“共享性”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的现实意义是什么？这一理念本身，能给制度变革带来怎样的契机和思路？
左小蕾：“共享性”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要求经济的增长是稳定长期的。“共享性”的发展是观念上的革命性的转变，要求制度性的变革，进一步释放生产力，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一方面，首先，持续的“共享性”要求针对导致过度投资的资源配置非市场化的制度性原因进行改革。政府职能的转移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重要体制因素。因为政府职能和财政预算体制的问题，地方政府利用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大化资源的收益，扭曲了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公平的招商引资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政府职能的转移应大大促进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的完善，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实现“降低投入保持增长”的制度性贡献。
其次，对导致高贸易顺差的国内高“储蓄－投资”差异内部失衡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一般来说，在“储蓄－投资”的差异和贸易顺差降低的同时，消费会相应增长，促进更多依靠内需而不是外需推动经济增长，推动投资增长和依赖外需增长的模式向消费增长模式的转移。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国内外经济失衡带来的国际国内的矛盾，在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过程中会得到部分缓解，经济会更稳定发展。
第三，“共享性”要求对收入分配的方式和社会保障体制做相应的完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消费增长是与收入增长密切相关的。收入分配有三个层次。第一次收入分配是工资;第二次收入分配是转移支付。根据边际收入倾向理论，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改善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减少支出也是增加收入，所以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应该对促进消费增长有非常实质性的作用。
第二方面，“共享性”发展要求保护环境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
第三方面，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提升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共享性”发展带来的制度性改革，一定能够像改革初期那样靠制度进步的“红利”，实现新的层次上的“低投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增长。
她的脸上扬起笑意，打开了办公室那扇厚重的木门。一摞摞书刊和文件堆满了书桌、茶几、沙发并散落于地上。寒暄过后，她便开始滔滔不绝，谈论起对财经大势的独到理解。
实际上，担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之前，左小蕾在国外已经待了18年，先后留学法国、美国，又在美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知名大学执教。类似的履历和身份，在国内往往被称为“海归派”，也往往容易被认为“不谙国情”。
然而，在这个以缜密逻辑思维见长的领域，左小蕾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谈笑间，占据了市场判断分析的足够高度，其观点不断产生各种涟漪，甚至引起震动。
左小蕾和丈夫汤敏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经济学伉俪，且热心于教育和公益事业。他俩曾在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时上书中央，提议大学扩招，改变了一代青年人的命运。巧合的是，我们春节前拜访过温文尔雅的汤先生（见本刊2010年第2期），恰又于行将年末之际，见到了爽朗率真的左女士，可以说是珠联璧合、首尾呼应。
通胀因素之一：流动性泛滥
如果流动性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2011年可能更糟糕，因为有两到三年的滞后期，今年只是经济刚刚稳定的时候，不把通胀因素遏制住，将来它一定会推波助澜。我们叫做“盛宴之前撤酒杯”
朱敏：物价上涨正在成为当前众所关注的热点。自2010年年中以来，CPI持续走高，10月CPI远超出警戒线。人们预期CPI未来仍将上行，通胀预期的加剧往往具有很强烈的传导性，而政府出于各种考虑也会高度重视对通胀的调控，乃至直接干预物价，后果严重时恐怕会造成政策误判从而紧缩过度，2008年就是如此。您对此又是怎么看的？
左小蕾：这里应该有个误区，好像CPI一涨就是通货膨胀，其实不见得。关于通胀原因，有很多复杂的因素。2010年通胀率平均大概在3%到4%，是在预期范围内可控的，在目前经济增长下是可承受的，并不能说明CPI一涨就是通货膨胀。每个经济体都有可承受的通胀水平，而且你要考虑到收入增长的因素，2009年农村收入增长了8.5%，城市增长了9.5%。当然，对于退休、低保人员应该给予政府财政补贴。所以，通胀并不可怕，我最担心是它会不会恶化，或者说通胀水平越来越接近乃至超过居民的收入增长水平。
按理说，2010年四季度经济已经企稳，因为翘尾因素没有了，粮食蔬菜价格应该能够平缓下来；再说又有粮食秋季丰收的因素。但是适得其反，通胀反而上行，这就说明其他因素在作怪。
朱敏：那么，您认为在人们感受最为直接的物价上涨现象之外，追本溯源，影响当前通货膨胀最主要的因素会是什么？
左小蕾：首先，“通货膨胀”，顾名思义，最主要的因素还是钱太多了，造成资金推动，就是投机性地炒作价格。2009年，央行大量发行货币，货币供应量达到33%，所以当时在CPI负增长的情况下，大家都已经担心通货膨胀预期了。通货膨胀就是一个货币现象，通货是流通中的货品，流通中的货币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这是最简单的解释。
今年开始，已经发出去的货币就开始捣乱，流通到一些人手里，特别是通过房地产套利了许多现钱，流动性是非常严重的。一般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大概有2到3年的滞后性。因为，大量发行货币一般是在经济危机时实施，但是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再多的货币也没用，随着经济的慢慢复苏，货币效应才会显现。
朱敏：而且从全球来看，美联储如今如此拼命地发行货币，看来只会推高资产价格，而对产业经济的复苏而言实难奏效。这会不会导致经济产生“从一个泡沫到另一个泡沫”的恶性循环？
左小蕾：对啊！我怀疑，伯南克此举是为了补上美国2万亿美元的坏账，在注资金融机构解决问题，而不是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做事。他的解释是，卖10年国债，利率低就可以下来，但是本来就已经零利率了，怎么可能再下？不可能下到负利率的；再者，他说可以帮助企业融资，最重要的是帮助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如此低的利率下面能够融资吗？没有人去买你的，最后是高盛、微软融资，高盛对于实体经济一点作用没有，微软不缺资本和人才，实际就是来捣乱的。所以，中国政府一定要看清楚，在美国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它还会有第二轮、第三轮，经济没有促起来，就怕没完没了。
在经济增长低迷的时候，发再多货币也没用，就像中国2009年一样，货币超发得再多也不会通货膨胀，但是央行不能发太多，不然以后会出问题。2009年1月，我就表示中国经济要V型反转、美国会U型、欧洲会W型，所以中国一定不能超发过多的货币，当经济真正走出危机，马上积聚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变成一些人的灰色收入，接下来想挣更多的钱，于是抱怨没有东西投资，开始炒作，成为经济运行中的风险，莫名其妙地把粮食食品价格推上去，通胀膨胀开始显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朱敏：为了因应国内外金融环境的变化，中国人民银行于10月20日上调存贷款利率25个基点，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货币政策走向稳健。在这种思路的应对之下，通胀问题还会不会恶化或失控？
左小蕾：如果流动性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2011年可能更糟糕，因为有两到三年的滞后期。今年只是经济刚刚稳定的时候，如果不把通胀的因素遏制住，将来它一定会推波助澜。我们叫做：“盛宴”之前撤酒杯！
朱敏：最让民众侧目的，是菜市场里食品价格成倍地涨。中国现在的问题，到底是结构性的通胀，还是全面性的通胀？
左小蕾：当然，要同时看到，国内还有非食品价格的因素，工资上涨、电价上涨，要素价格面临着机制的改革，这是必须要做的，以前非食品价格都很低，所以肯定要涨一点，配合食品价格肯定会推波助澜。
而且，流动性和食品价格、非食品价格一定是有关系的，包括之前一直说结构性通胀——通胀分为需求推动型、成本拉动型、结构性通胀等——是不是结构性通胀要看流动性，如果流动性是正常的，猪肉食品价格上涨可以说是结构性的，可以选择结构性的办法梳理，控制价格即可；如果有非常大的流动价格存在，就不是结构性的问题，进而演变成全面的通货膨胀。
流动性过剩就像是石油，流得到处都是，所谓的食品价格、非食品价格因素，就是在布满干柴烈火和石油遍地的地方点了一把火，燎原之势可以演变成熊熊烈火。2008年，大家很清楚猪肉上涨是结构性通胀，如果没有2005年大规模的结汇造成的流入，怎么会涨到8%？所以，不要强调什么结构性，如果流动性很严重，政府就要狠狠地管理，不然结构性通胀就要变成全面通胀。
通胀因素之二：
输入性资本压力
首尔会议达成一个国际共识：国际货币体系要改革。大家集体干预货币体系，实际上就在影响国际政治，如果美国不赶紧改变，这些国家将会竞争性贬值
朱敏：11月3日，美联储宣布将在2011年第二季度前进一步购买6000亿美元的较长期国债。受美国实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国外资本流入国内加速，现在中国确实面临着输入型通胀的新增压力。而您表示汇改若能形成有效的货币汇率体制，使人民币汇率有升有降，根据自己的经济特点自己主宰汇率，那么海外热钱就会无利可图。对此可否阐述一下您的理由？
左小蕾：关于输入性的因素，今年第三季度的时候，我们已经关注到“输入性”已经变成主导因素之一，因为翘尾因素第四季度已经趋零，新型因素变成主导因素。
输入性通胀两个方面，直接的资本输入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其实都和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系。
第一，直接的资本输入，说明超发货币肯定是注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作为投资窗口无孔不入，由于在欧美经济不景气，加之金融的监管度开始严格，它们就开始把风险交易转移到亚洲，新型市场国家。就是让资本自由流动，推开你的门，然后进入你的市场，向新兴市场国家施压，推行自由化贸易。
第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就是所谓成本的输入性因素。近期，国际大宗商品涨得很厉害，也是美元贬值的因素，再者，大量的投机资本进入大宗商品市场，石油、有色金属、农产品，都推高到2008年的水平，带来了我们原材料价格的上升。据统计显示今年8、9、10月份都在大幅地增长，PPI工业资料价格上涨，这就是一个传导，进而传导到下游，即消费类产品上。
所以，流动性和输入性两个因素都和美元的贬值有关系，也就是美元不断地贬值，通胀就会不断地上升，所以四季度我们都调高了通胀预期水平。因为滞后因素，2011年的一季度、二季度都要特别地小心，我希望治理通胀的时机还来得及。还是那句话：“盛宴”之前撤酒杯！
朱敏：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所谓“货币战争”，对此态势您如何看待？尤其是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如何面对美元泛滥带来的压力？
左小蕾：央视最近拍了一部纪录片《华尔街》。我认为，对华尔街的发展模式应该重新思考和定义。华尔街引领金融世界近百年，但是这一场近乎摧毁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使华尔街可能不得不彻底地进行自我否定。对于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华尔街首先可能要被改变的是近年来它没有真正创造价值，“赚钱第一，虚假繁荣”是其背后的价值观。
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次贷危机的发生显示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是引发人的非理性行为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华尔街爆炸式的膨胀，大力推行和实践“空中楼阁”理论，为了赚更多的钱不惜无限制地放大风险，包装风险；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爆炸式地推动全球金融自由化，特别是向新兴市场国家强制性地金融输入，把本应该是理性的投资人，变成非理性的、没有独立判断的、疯狂追求高风险的从众的“羊群”，造成全球投资者严重的损失，伤害全世界，包括美国，也包括华尔街自己。
金融行业将来的发展，应该建立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但不伤害别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基础之上。这应该是全球金融新格局新秩序最重要的基础理念。
金融行业原来是一个中介行业，现在华尔街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立产业，自我膨胀。膨胀的方式就是不断地生产金融产品、扩大金融资产、放大衍生产品的交易，而且自我膨胀是没有发展上限的。这种发展模式不是进步，还是适可而止。
朱敏：关键是，某些评论认为，这个名为华尔街的利益群体，几乎已经“绑架”了全球。金融创新的泛滥，成了全球经济的一剂毒药。就在这种情势之下，新兴市场国家没有什么办法？
左小蕾：我个人觉得，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反思是特不彻底的！其实华尔街是在最重要的错误前面缝缝补补。
第一，发展模式是不是应该自我膨胀？虚拟经济到底创造什么社会财富？就是“虚拟”所有的东西。有些经济学和金融学根本性的理论是需要重新思考的。第二，金融资本能不能够自由流动，应不应自由流动？它的流进流出是否对大家都有好处？直接投资资本的自由流动，是能带来流进国、流出国的双赢的效果，但是金融资本没有，比如说投资股票，那些交易员好处早就得了，等到价格推到破灭时，损失完全由另外一方来承担，没有多赢的情况。实践中，南美危机、亚洲危机，都是在资本流进的时候造成资产泡沫，一流出的时候就是经济危机，所以这次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不约而同地集体干预汇率。
按照现有这种游戏规则，新兴市场国家将永无宁日，按照现行设计的国际金融体系，会被美国制造一出一出的危机。所以，金融资本就是不应该自由流动，这是应该推翻的地方。
我们要推动市场化的发展，问题是怎么市场化？我们和美国不同，美国当年发展市场化是畅通无阻的制度，没有任何国际障碍，但是现在已经被美国设计了太多的游戏规则，让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服从这些规则，本身就不公平！
朱敏：这就好比，“大树底下不长草”，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往往在既定规则下过于被动。但就目前而言，这些规则似乎还不是我们眼下就能改变的啊。
左小蕾：办法是有的，但是要慢慢推进和改变。现在不是有个集团平台也就是G20会议吗？虽然不能解决太多问题，但至少可以提出诉求和抗议。比如，这一次韩国首尔G20会议，大家都对美国的货币现行政策很不满意。因为它储备货币，实际上它现在是一个“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本来是一个全世界的准中央银行，但是它制定政策完全不顾及他人，只顾自己。
如此的游戏规则本来就有巨大的不合理性，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规则，回归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推动世界货币体系发生变化，需要国际政治对话和谈判。这次韩国会议，19个国家都在反对美元汇率，最后《首尔宣言》要求储备国货币保持稳定的汇率水平。也不能说它没用，目标实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国际合作和推进。
本来，这次峰会美国是想抨击人民币汇率，但是没想到全线的倒戈和溃败，因为它已经引起众怒。首先是德国抨击美元政策，美元贬值德国首当其冲是损失最大的国家，因为美国出口增加不是针对新型市场国家，能够影响的只有日本和德国。德国反对美国不是在替天行道，而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最重要的是，首尔会议达成一个国际共识：国际货币体系要改革。至少提出了大家的一致诉求，如果不改革，我们将永无宁日，至少在短期内对美国有点约束。大家集体干预货币体系，实际上就在影响国际政治，如果美国不赶紧改变，这些国家将会竞争性贬值。所以，美元要稳定，不然大家都浮动，实际上就是在改变汇率。如果伯克南一意孤行，大家就要脱离美国锚了，美国就不能利用美元升值和贬值达到目的。
对冲热钱，解析“池子论”
最主要的是把热钱关在外边，进来了我们就全额对冲，能不进来就阻止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标，不让热钱影响实体经济。即使出去也是在控制范围之内，就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朱敏：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在财新峰会上表示，将通过总量调控对冲热钱，把短期投机性资金放进一个“池子”，等撤退时将其从“池”里放出，从而避免冲击实体经济。“池子论”引发了市场的种种猜测，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左小蕾：思路的描述是对的，但是“池子”不是大家认为的某个东西，其实最主要是把热钱关在外边，进来了我们就全额对冲，能不进来就阻止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标，不让热钱影响实体经济。
朱敏：所谓“进来引发通胀，出去引发危机”。
左小蕾：即使出去，也是在控制范围之内，这样就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朱敏：问题是中国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能够有效堵住热钱吗？从现实的情景来看，真正管住热钱是非常困难的。
左小蕾：我觉得，中国政府想管是管得住的，关键是各个部门达成一致，包括国企和跨国公司。直接进来不可能，因为我们有资本管制，间接进来有很多渠道，有很多办法将资本向下变成贸易向下，我们的监管就要识别出来。包括直接投资都有问题，房地产的投资就是直接进来的；还有贸易公司，打进资本金做什么都没人追踪。
但是，只要中国政府下决心就一定能管住，中国有什么事情做不成？2005年到2008年，我们认为政府没有管理好热钱，当时我们是算过的，每个月都有几千亿外汇结汇的账款没有全额对冲，当时也有经济学家误导高层决策，认为对冲成本太大，因为央行发票据是要付利息的。其实，中央银行是政策制定机构，而不是一个商业机构，首先应该是以国家的宏观金融安全为主，不应该考虑自己赚钱。
中央银行现在至少有很大的进步，周小川的讲话很明白，第一想来就堵在外面；第二进来就对冲，不计成本。
当然，这个时间点的把握特别不容易。我觉得10月份央行提利率，是尝试把握时点，因为20日统计局就公布第三季度9.6%的增长，说明中国的均衡增长率已达四个季度之久。按照经济学的理论，说明已经走出危机，经济开始稳定发展，接下来经济就开始上行发展，通货膨胀的因素开始显现。而且之前9月份，外汇结汇冲到了今年的最高水平，首次数据显示，资本流入加速，综合上述因素，19日央行宣布加息，恰恰属于“盛宴”之前。
能不能控制住，还存在着许多变数，但至少时间把握得很好。接下来，我认为还有继续加息机会，因为只有累积效应才会产生作用。
1992年8月获美国伊里诺依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计量学博士。现任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方向为产品开发和资本市场发展。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统计系讲师、亚洲管理学院副教授、美国伊里诺斯大学经济系计量经济学顾问。在经济发展、宏观经济趋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汇率和利率机制的改革等方面都做过深度研究，对资本市场发展重大问题的探讨也有较高深度。
【十二五专论】
“共享性”经济重在制度变革
朱敏：您曾表示，GDP增长并不能取代经济发展和社会整体发展，应发展“共享性”经济，以创业带动就业。在“十二五”规划热议之际，能否阐述一下，“共享性”经济的理念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左小蕾：胡锦涛总书记在讨论“十二五”规划草案的中央全会召开之前提出“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是“共享性”。我认为，“十二五”规划经济发展的共享性成为最清晰的发展目标。仅仅侧重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预期和期望逐渐增加国民收入来改善弱势人群生活水平是远远不充分的。GDP的增长并不能取代经济的发展，更不能取代社会整体的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转变，真正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的利益和好处，要全面惠及整个社会和各层次的人群。
GDP一直是衡量“发展”的经济指标。长期以来，“只有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才能解决”的理论占主导地位，解决贫困、失业、收入分配差异，如何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的问题与“经济增长”本身相比退居第二位。
理论上来说，经济的增长可以产生“波及效应”来解决弱势群体和贫困问题。但大量的实践证明，“发展”的辐射效应并不是“自动”完成的。GDP增长和人均GDP增长并不意味着分配会随着总量的提升和人均水平的改变而“平均”提升，并不必然带来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达到了联合国所规定的发展目标，但是这些国家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改变。经济学家们发现，过去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通常是以牺牲农业和农业发展为代价来强调迅速地工业化。由此带来的高收入阶层产生在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数在农村。工业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落后农村的波及效应不明显。
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发展”的定义。“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应该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把对削减普遍的绝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以及降低失业率考虑进去。
朱敏：如果说，创业带动就业的思想“创造”了“共享性”发展的新模式，那么创建“共享性”的社会，又究竟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
左小蕾：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段时间内，收入分配差异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期望的“共享”效果，居民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迹象。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及其社会效果的增长模式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
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历证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的关系，不同的增长的方式有不同的相关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1996年版）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一些不可取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仅使富裕人群受惠、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经济增长；缺少民众认同的不稳定的经济增长；过度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的经济增长。这些“不可取”的增长方式隐含着这样一个看法: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为了避免不利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就变得非常重要。
创业带动就业是达到经济增长的“共享性”发展的最佳方式。就业吸纳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其他劳动人口，就业创造收入，收入就是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就业带来第一层次的收入分配形式，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其他经济机会形式把经济增长的好处“逐渐扩散”给广大人民。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也为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进行更广泛的第二次分配提供必要的条件。
就业通过第一次分配直接增加个人收入，通过为第二次分配创造条件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会极大地推动投资、外需增长模式向消费的增长模式转移得以实现，对改善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系列不平衡，包括过度投资、贸易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等矛盾，都可能带来积极的效果。对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应该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式。创业带来就业的增长方式应该是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实现“共享性”新的发展目标的最佳选择。
朱敏：“共享性”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的现实意义是什么？这一理念本身，能给制度变革带来怎样的契机和思路？
左小蕾：“共享性”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要求经济的增长是稳定长期的。“共享性”的发展是观念上的革命性的转变，要求制度性的变革，进一步释放生产力，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一方面，首先，持续的“共享性”要求针对导致过度投资的资源配置非市场化的制度性原因进行改革。政府职能的转移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重要体制因素。因为政府职能和财政预算体制的问题，地方政府利用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大化资源的收益，扭曲了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公平的招商引资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政府职能的转移应大大促进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的完善，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实现“降低投入保持增长”的制度性贡献。
其次，对导致高贸易顺差的国内高“储蓄－投资”差异内部失衡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一般来说，在“储蓄－投资”的差异和贸易顺差降低的同时，消费会相应增长，促进更多依靠内需而不是外需推动经济增长，推动投资增长和依赖外需增长的模式向消费增长模式的转移。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国内外经济失衡带来的国际国内的矛盾，在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过程中会得到部分缓解，经济会更稳定发展。
第三，“共享性”要求对收入分配的方式和社会保障体制做相应的完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消费增长是与收入增长密切相关的。收入分配有三个层次。第一次收入分配是工资;第二次收入分配是转移支付。根据边际收入倾向理论，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改善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减少支出也是增加收入，所以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应该对促进消费增长有非常实质性的作用。
第二方面，“共享性”发展要求保护环境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
第三方面，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提升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共享性”发展带来的制度性改革，一定能够像改革初期那样靠制度进步的“红利”，实现新的层次上的“低投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