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据莫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在央视的热播引起一时的轰动。剧中数位寡妇的不同命运也让人深思：在贞节观达到最鼎盛的明清时期，为何仍有寡妇再嫁？本文试图浅析中国历史上妇女观的形成、发展，并探究寡妇再嫁动因。
　　关键词：《红高粱》 贞节观 寡妇再嫁
　　一、《红高粱》中寡妇的不同命运
　　电视剧中的女主人公戴九莲（九儿）被嗜烟好赌、贪财如命的父亲许给了麻风病的酒坊主儿子单扁郎。九儿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女性，虽不想答应这门亲事，且彼时机缘巧合地认了县长为干亲，但性格明媚泼野的她仍旧没能拒绝这门婚姻，因为权力足以为她撑腰的县长在一纸婚贴面前竟然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从古上就传下来的规矩，不能不守。”于是九儿被迫嫁给了整日卧病在床、不能自理的单扁郎。性格刚烈又聪明灵巧的她没有对父亲屈服，却被身为知识分子的干爹县长说服：“当初你那淑红姐姐（县长亲闺女）也一样，指腹为婚，可是对方生下来是个哑巴，就这样你干爹都非要认了这门亲啊”，九儿眼界有限，并不能梳理清楚个中关系，但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却让她不敢在嫁娶这样的大事面前自己做主。彼时的女性在婚姻面前只能悲观认命。
　　剧中还出现了两个年老的寡妇：余占鳌母亲、四奎母亲。两位老母守寡多年，吞糠咽菜独自把儿子拉扯大。四奎母亲因为身体还健朗，日子过得比较平和。余占鳌的母亲因为身体不好常年需要医治而结识了郎中。寡妇的日子是艰辛的，每次余母借病让郎中到家里来的时候，总少不了邻居异样的眼光和不怀好意的窃窃私语，村头巷尾的孩童笑闹着称呼余占鳌为“小郎中”。终于余占鳌受不住这份耻辱的时候出手教训了郎中，未曾想失手误杀了他，余母平静地替余占鳌顶了罪，一来为儿子，二来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期盼，哪怕这期盼来得并不光明坦荡。笔者认为，如果彼时社会舆论对寡妇再嫁更宽容一点，那么郎中不会死于非命，余母或许能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清末民初，女性的贞节观念强烈，“好女不侍二夫”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
　　九儿嫁入单家的第三天便失去了丈夫，为了占得单家求以生存的资本，她在名义上仍旧是单家的媳妇，实际上已改嫁了余占鳌，并且生育了一儿一女。电视剧的上半部分中，九儿的“失节”和嫂子的“守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九儿的嫂子“淑贤”是抱着牌匾嫁入单家的，老实本分守寡十年，寂寞难耐的夜里只能靠吸大烟、数豆子来打发时间。虽然锦衣玉食，但是精神上的空虚却不是物质可以弥补的。单家曾想把她当亲闺女然后招婿上门，目不识丁的她却拒绝了：“我已经守节十年了，难道要我破了这个节吗？”她与相识相知多年的罗汉一直恪守本分，在罗汉不得已辞去单家的工作流落街头的时候，淑贤再也没忍住帮了罗汉一把，俩人最后意识到真爱不易，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葬送给封建礼教和贞节牌坊实在不值。于是淑贤烧掉了县长颁发的“妇女楷模”牌匾，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和单家的酿酒师傅终成眷属。九儿为何在出嫁之时涌起反抗的念头？淑贤为何在守节十年之后随九儿一同变节？是彼时的封建礼教放松了对妇女的捆绑吗？
　　二、历史上女性的贞节观是如何变化的？
　　在汉族社会，由于“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夫尊妻卑”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寡妇再嫁是不易的，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也是理学贞节观的基本。哪怕是到了近现代的农村，一个男子若娶寡妇，还会被人低看一等，认为是没有能力、条件不好的表现。在明清二代，因朝廷和官府不遗余力的教化、官神士大夫的宣传鼓吹、社会舆论的影响压力，宗族和礼法规范的约束限制，贞节观在明清二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那么，为何守寡一辈子的余母和四奎母亲未曾想过改嫁，而寡妇九儿和淑贤却可以改嫁？
　　首先来看看历史上的寡妇再嫁是什么情况。东汉时期，寡妇再嫁并不是难事，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百姓。 西汉文帝之女馆陶公主先嫁堂邑侯陈午，寡居之后与董堰虽因身份地位悬殊不能有正式的婚姻，但是俩人死后却合葬在一起，故名义上公主已经“改嫁”董堰了。{1}平民百姓寡妇中再嫁情况：临邛富人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寡居后再嫁司马相如{2}，而民间百姓依旧赞美卓文君的爱情，并没有因为她“不守节”而对之嗤之以鼻。西汉时期，中郎将苏武在汉武帝时奉命出使匈奴，被扣匈奴达十九年之久，生死未卜，其妻更嫁，说明在两汉时期，寡妇再嫁并不是羞耻的事情。究其原因，是因为两汉时期封建礼教的禁锢尚不严格，道德规范的约束力还不强，人们对女子改嫁的行为并没有过激的反应。至西汉，由于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提出“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更是在《春秋繁路》中强调“夫为妻纲”是上天意志的反应。之后，刘向编纂《烈女传》，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节妇形象，提出“妇女一醮不改，夫死不嫁”等主张，深刻强化了妇女的贞节观。
　　随着男权社会的强化和儒家礼教思想的深入，唐宋时期的封建礼教思想逐渐稳固。此时，封建社会舆论对寡妇再嫁有着更严格的要求。至北宋，由于程朱理学的发展，二程甚至对接纳的男子提出批评：“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3}，此时理学的基本贞节观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北宋的程朱理学尚处于发展阶段，又由于活字印刷术还未普及到下层社会，所以北宋时期妇女的生存环境相对于南宋要松融得多。到了南宋，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展，众多的理学教育读本得到广泛传播，加之政府的推广和人们的爱国心理使得理学统治了女子教育。于是“好马不配双鞍，烈女不嫁二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从一而终、女子必须顺从男子、夫家的民众心态形成。寡妇再嫁成为社会道德领域不能容忍的污点。明清时期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对女性贞节有了更强的要求，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4}一代盛于一代，清朝时期，由于统治者不遗余力的教化、官神士大夫极力的宣传鼓吹、社会舆论的不断加压，宗族和礼法规范的强化约束限制，以贞节观念为主轴的妇道成为汉族社会一般妇女的行为准则，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三、《红高粱》中寡妇再嫁动因 　　民国时，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制”，但是并没有完全落实。“新旧并存，中西共用”是这一时期婚姻习俗演变的主要特点。{5}剧中的高密是个偏远之地，新的婚姻习俗还未能推及。旧式的婚姻仍然占大多数，新式婚姻在当时看来还是新鲜事，占的比率自然不多。剧中的余母和四奎母亲虽未受过教育，但是清末的社会风气已经深入她们的骨髓，改嫁于她们而言是比饿死更耻辱的事情。新式婚姻对于这一代妇女而言还是遥不可及的解放。
　　九儿和淑贤同样是少受教育之人，她们与父辈一样认为守节是遵守妇道的首要准则。相比之下，张俊杰是个受到教育较多的青年，他眼看不可能正式与九儿结婚的时候提议私奔，并告诉九儿“这已经是民国了，可以自由恋爱了”。剧中也可以看出，九儿因为受到张俊杰的影响，思想是比较开明的，如开始的时候她想过要反对父亲之命不嫁单家，在亲眼看见奄奄一息生活无望的丈夫之后，她大胆地跟随了余占鳌。跟守节十年的淑贤相比，九儿的奔放与之形成强烈的反差。处于动荡时期的底层青年受到的禁锢较浅，加之底层百姓因为缺少教育，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也相对较少，妇女改嫁的几率也就更大。
　　淑贤是目不识丁的妇女，抱着牌匾嫁入单家的时候，形单影只的她图的是财力雄厚的单家大院。一个无家可归、身无长物的女子想要用十指度日是何等艰辛。于是淑贤守寡的心在公公死去之后便开始动摇，因为单家已经没有男子存在，这家产怕是要分给两位叔叔的。恰好九儿在这个时候嫁入了单家，于是剧中有大量的寡妇争夺财产的细节描写。正是在九儿把握了单家大院的主动权的时候，淑贤改嫁了。九儿在打理好单家的生意之时也多次想要跟余占鳌断绝关系。由此可见，经济状况是身处底层的寡妇再嫁的最主要原因。
　　人们对历史上的寡妇再嫁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封建礼教尚未形成时，人们无暇顾及果脯以外的礼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儒学的兴起，以贞节观念为主轴的妇道成为汉族社会一般妇女的常识。经由程朱理学的加深巩固，加之两宋印刷术的发展快速传播，寡妇再嫁成为社会道德领域不能容忍的污点。随着统治者不遗余力的教化、官神士大夫极力的宣传鼓吹、社会舆论的不断加压，宗族和礼法规范的强化约束限制，贞节观一代盛于一代，终成一种社会风气。但是无论在哪个朝代，无论政府和舆论如何压迫，下层民众中仍然存在寡妇再嫁的现象。从地域上看，内地偏远城市的寡妇再嫁现象要多于繁华发达的都市。从经济条件上看，贫穷艰辛的底层劳动妇女再嫁现象要多于达官贵族。从受教育程度上看，受教育少、受封建礼教禁锢较少的妇女再嫁现象要多于受教育多的妇女。
　　{1}{2}{3}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53-2857页，第2530-2531页，第2464页。
　　{4} （北宋）程颐、程颢：《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83页。
　　⑤ 裴庚辛、郭旭红：《民国时期的婚嫁习俗与婚姻法》，《兰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