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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提升疫情风险评估为“大流行”，全球拉响最高级别警报。在中国抗击疫情的同时，一些西方媒体借机颠倒是非，攻击中国政治体制，大搞污名化报道。我国主流对外传播媒体积极应对国际负面舆情，公开透明地发布疫情信息，有力驳斥了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一、西方媒体的傲慢与偏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部分西方媒体借机散布反华情绪，相关报道带有明显的歧视和敌意。
1. 刻板成见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部分西方媒体对华“倾向性”报道老调重弹。3月8日，《纽约时报》在其官方推特上先后发布两条推文。第一条抨击中国封城和隔离措施“极大损害了民众生活和个人自由”。20分钟后，该报报道意大利封锁米兰和威尼斯等北部城市，赞扬此举“冒着牺牲本国经济的风险阻止疫情在欧洲暴发”。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严重违背了媒体的基本职业操守，甚至连外国网民都难以接受，评论区揶揄嘲讽之声不绝于耳。这些标签化、脸谱化的报道方式与其一贯标榜的客观、公正、平衡等原则背道而驰，凸显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
《华尔街日报》2月4日发表评论文章，唱衰中国经济前景，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在华人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虽然欧美文化中，“病夫”一词是英语惯用法，也经常用来形容经济上和政治上出现问题的国家，没有特别的感情色彩，但是作者和該报编辑显然不了解这一词汇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含义、国人心中的伤疤和痛苦，以及给中国民族自尊心带来的伤害。西方媒体标榜的“言论自由”俨然成为丑化中国和种族歧视的遮羞布。
2. 西方优越感
疫情暴发以来，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报道屡次登上西方媒体，刺激并助长了反华情绪。某些西方节目主持人公然嘲讽海外华人，给华人社群造成了很深的伤害。2月7日，荷兰音乐电台“Radio10”播放的侮辱歧视性歌曲在网上流传，视频中主持人莱克斯·赫休斯（Lex Gaarthuis）随着音乐手舞足蹈，歌词将华人和冠状病毒联系起来，警告听众远离中餐，引起众多海外华人的愤怒。主持人在大量抗议后出面道歉，并下架相关视频片段。疫情扩散至欧美国家后，针对华人和亚洲人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开始抬头，甚至发生多起针对亚洲人的暴力行为，暴露出西方种族主义分子自我标榜文明但骨子里却十分虚伪傲慢、自私狭隘，惯常站在道德制高点，对其他国家和民众指手画脚。
二、我国主流对外传播媒体的舆情应对
我国主流对外传播媒体自疫情暴发以来，积极发声，向国际社会及时发布疫情防控信息，驳斥西方媒体歪曲报道，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有效维护了中国国家形象。
1. 第一时间发布信息
世卫组织2005年发布的疫情暴发阶段的传播指南中提出了五条和公众沟通的指导原则，包括建立信任、尽早发布、保证透明、了解公众和周密计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的首要任务是第一时间把真实准确的信息传递出去，满足受众知情权。
当今世界，传染性疾病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快速地在全球蔓延，热点频出，变化极快，关乎全球民众的生命和健康。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科研人员迅速甄别病原体，主动分享病毒基因序列，研发诊断试剂盒，并经我国对外传播机构第一时间对外公布，得到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海内外多方机构广泛好评。多家对外传播媒体全程参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疾控中心、湖北和武汉等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委新闻发布会，对外同步发布数据，更新中国抗击疫情的进展，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扭转了疫情初期的国际负面舆论。
2. 发挥全媒体传播优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日益融合互通，全媒体时代已经到来。我国近年来不断加大新兴媒体投入，积极运用5G、大数据、移动新终端等技术，适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试图构建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新型国际传播体系，创造“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此次疫情防控对外报道中，新华社和外文局等机构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积极打造融合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直播等多媒体手段的立体化抗疫图景，压缩海外负面炒作空间，拓展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的海外能见度。
新华社9个外文语种频道推出大型融媒体专题《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累计播发多媒体稿件4000余条。精心打造“加油！中国”系列图解，放大国际政要、医学界挺华声音，被海外媒体广泛转引。截至2月11日，外文局所属媒体共发布14个语种共8863篇对外疫情报道，阅读量达6.2亿人次。中国网品牌栏目《中国3分钟》推出特别节目《共克时艰 中国打响疫情阻击战》，向国际受众介绍中国疫情防控的决心和挑战，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后，累计阅读量超千万人次，播放量逾百万次，充分发挥了短视频小体量、快传播、强感染的优势。
3. 重视海外权威信源
美国耶鲁学派的实证研究表明，传播来源的知名度与传播来源的可信度一样，都同传播效果成正比：即传播来源的知名度越高，能取得的传播效果就越好。对外传播媒体在报道方式上要尽可能保证信源的权威性和专业性，避免出现所有信息都源于政府和官员这种“一边倒”的情况，积极引用海外信源，增强报道的接纳程度，为多元意见的表达提供平台。
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中国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绝大多数省市立即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有效缓解了疫情的大范围暴发。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认为中国的做法“设立了应对疫情的新标杆”。2月24日，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称：“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的贡献，世界欠你们一句感谢。”这些国际组织权威人士的表态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有效争取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英文版在疫情系列封面报道采访对象中，细分了三个专业领域：世界顶级流行病学家、临床医生和病毒学家，使报道在公共卫生领域具有深度的话题设置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向国际社会澄清事实、解疑释惑，详细阐释病毒来源、传播机理、防控要点及疫苗研发等海内外受众关注热点。主流对外传播媒体采用客观中立的海外信源，不但提升了对外新闻报道的可信度和接受度，也增强了报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4. 加强国际合作传播
2009年中央提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以来，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不断加大走出去力度，借船出海、借筒传声，探索与各国媒体国际合作传播模式。合作传播有利于突破文化壁垒、打通交流瓶颈，是新时代中国媒体扩大话语权、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效果的重要举措。
对外传播媒体充分利用本土新闻资源优势，深入武汉等疫情防控一线，采写多篇客观公正、有血有肉的新闻报道。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利用视频资源优势，与多国主流媒体展开合作。截至2月28日，CGTN全媒体平台共发布疫情报道19423条，全球阅读量15.4亿人次，视频观看量4.85亿人次，超过2200家境外主流媒体转发疫情防控报道，数量和范围均创总台国际合作传播新纪录。中新社俄罗斯分社社长参与录制中新社和俄罗斯第8频道共同推出的抗击新冠病毒特别访谈，并受邀参加俄罗斯远东地区FM102.7 Lemma广播电台直播节目，播出后反响热烈，取得了预期效果，扩大了中新社的海外传播力。借助海外成熟的媒体平台加强国际合作传播，拓宽合作渠道，能够有效抵御域外杂音，形成复调传播的多元格局，实现“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外报道的启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成因复杂、传播迅速、危害面广，媒体在对外报道中需要遵循传播规律，体现专业精神，彰显报道温度，不断创新报道方式和方法。
1. 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中国对外报道长期以正面宣传为主，加之“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思维，影响了海外受众对我国媒体的接受程度。每当负面新闻发生时，外宣机构倾向于大事化小甚至避而不谈的处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自身公信力。近年来，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已经做出一些必要的观念改变，淡化宣传色彩，注重平衡报道，提升了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对外报道要遵循基本的新闻传播规律，不粉饰太平，不刻意煽情，一切以事实为准绳。
《中国新闻周刊》英文版除了做好官方权威信息发布，还深入武汉疫情中心，全方位、多角度做了多篇深度调查报道。2020年第4期新冠肺炎疫情的封面文章《武汉之憾：黄金防控期是如何错过的？》，直指病毒为何扩散的核心问题，以时间为坐标详细梳理了事件的重要节点，包括武汉封城前信息公开滞后、各级卫健委的责任、脆弱的公共衛生防御体系，以及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等问题。在肯定各级政府抗疫成果的同时，不回避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尽量向海外受众提供中国疫情全景式报道，提升了媒体专业性和海外公信力。
2. 做有人情味的报道
人类的基本情感是相通的，中国对外传播媒体在疫情报道中把目光对准普通个体鲜活的事例，尤其是医护人员不惧危险，逆流而上，涌现了很多有温度的故事。有些地方官员一改传统印象中不苟言笑、满口官话套话的态度，含泪送别医护人员奔赴疫情重灾区，为他们加油打气，祝愿平安归来。这种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令人动容，海外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使西方受众感同身受，加强了深受疫情之苦的中国普通民众与海外受众的情感联系。
中新社视频新闻部《微视界》栏目2月11日做了一期《武汉志工》的报道，讲述了在顺丰公司工作的武汉志愿者汪勇从大年三十开始，瞒着家人出来做志工，响应医护人员求助，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接送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上下班，为他们筹集餐食以及拖鞋、羽绒服、秋裤、指甲钳等生活用品。他也曾打过退堂鼓，但是被医护人员忘我的工作所感动。该视频被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外媒采用，这些平凡人物的不平凡事迹，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展现了中国人团结一心共同抗疫的责任感、守望相助的善良与凝聚力，引起了海外受众情感上的共鸣。
3. 利用洋网红开展国际传播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到中国旅游、学习、就业和定居，有些人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摇身一变成为颇受欢迎的网红。洋网红架起了中外沟通的桥梁，扮演着跨文化传播和中国国家形象建构者的角色。此次疫情中，一些洋网红在海内外社交媒体平台主动发声，真实再现中国百姓和在华外国人的生活状况，向国际社会呈现很多抗击疫情可歌可泣的故事。凭借与生俱来的文化亲和性，洋网红以他者视角有力回击了一些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传播效果。
德国网红“阿福Thomas”疫情期间在上海制作多期视频节目，包括连线采访从德国到武汉病毒所支援的吕贝克大学教授罗尔夫·希根费德（Rolf Hilgenfeld），帮助网友了解疫情防控知识、国际科研合作以及疫苗研发进展。利用超市选购食材的机会，他和夫人身临其境实时记录菜价，向海外受众呈现最真实的中国现状，回击中国基本生活物资短缺的谣言。在得知一些海外华人遭受种族歧视，被排斥羞辱甚至攻击后，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仗义执言，用英语呼吁停止暴力，远离偏见。很多海外受众积极回应，声援中国的抗疫斗争。
4. 针对不同受众实施精准传播
由于政治制度、地理环境、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千差万别，中国国际传播机构要充分了解受众偏好和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报道，实现对外传播的有效供给。精准传播需要知己知彼、“一国一策”，精心设置议题，把握对华立场，寻找传播主客体间的最大公约数。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以来，各国受其影响程度迥然不同，各有所需，对外传播应针对不同国家实际情况开展传播活动，推广中国抗击疫情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智慧，强化中国诊疗方案的利他性。
国际突发传染性疾病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与各国民众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中国已经走出至暗时刻，全球多国却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态势。面对多国紧急求援，中国已经派出数支医疗专家组奔赴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和意大利等疫情严重国家，协助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物资。对外报道需要针对不同国家，及时调整报道内容和方式，加大疫情监测和信息共享，因时而变，顺势而为，凝聚全球防控合力。总之，疫情对外报道要有清晰的传播战略规划，科学的受众定位，把我们想讲的和外国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改变针对性不强的传播方式。
一、西方媒体的傲慢与偏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部分西方媒体借机散布反华情绪，相关报道带有明显的歧视和敌意。
1. 刻板成见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部分西方媒体对华“倾向性”报道老调重弹。3月8日，《纽约时报》在其官方推特上先后发布两条推文。第一条抨击中国封城和隔离措施“极大损害了民众生活和个人自由”。20分钟后，该报报道意大利封锁米兰和威尼斯等北部城市，赞扬此举“冒着牺牲本国经济的风险阻止疫情在欧洲暴发”。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严重违背了媒体的基本职业操守，甚至连外国网民都难以接受，评论区揶揄嘲讽之声不绝于耳。这些标签化、脸谱化的报道方式与其一贯标榜的客观、公正、平衡等原则背道而驰，凸显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
《华尔街日报》2月4日发表评论文章，唱衰中国经济前景，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在华人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虽然欧美文化中，“病夫”一词是英语惯用法，也经常用来形容经济上和政治上出现问题的国家，没有特别的感情色彩，但是作者和該报编辑显然不了解这一词汇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含义、国人心中的伤疤和痛苦，以及给中国民族自尊心带来的伤害。西方媒体标榜的“言论自由”俨然成为丑化中国和种族歧视的遮羞布。
2. 西方优越感
疫情暴发以来，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报道屡次登上西方媒体，刺激并助长了反华情绪。某些西方节目主持人公然嘲讽海外华人，给华人社群造成了很深的伤害。2月7日，荷兰音乐电台“Radio10”播放的侮辱歧视性歌曲在网上流传，视频中主持人莱克斯·赫休斯（Lex Gaarthuis）随着音乐手舞足蹈，歌词将华人和冠状病毒联系起来，警告听众远离中餐，引起众多海外华人的愤怒。主持人在大量抗议后出面道歉，并下架相关视频片段。疫情扩散至欧美国家后，针对华人和亚洲人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开始抬头，甚至发生多起针对亚洲人的暴力行为，暴露出西方种族主义分子自我标榜文明但骨子里却十分虚伪傲慢、自私狭隘，惯常站在道德制高点，对其他国家和民众指手画脚。
二、我国主流对外传播媒体的舆情应对
我国主流对外传播媒体自疫情暴发以来，积极发声，向国际社会及时发布疫情防控信息，驳斥西方媒体歪曲报道，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有效维护了中国国家形象。
1. 第一时间发布信息
世卫组织2005年发布的疫情暴发阶段的传播指南中提出了五条和公众沟通的指导原则，包括建立信任、尽早发布、保证透明、了解公众和周密计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的首要任务是第一时间把真实准确的信息传递出去，满足受众知情权。
当今世界，传染性疾病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快速地在全球蔓延，热点频出，变化极快，关乎全球民众的生命和健康。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科研人员迅速甄别病原体，主动分享病毒基因序列，研发诊断试剂盒，并经我国对外传播机构第一时间对外公布，得到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海内外多方机构广泛好评。多家对外传播媒体全程参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疾控中心、湖北和武汉等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委新闻发布会，对外同步发布数据，更新中国抗击疫情的进展，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扭转了疫情初期的国际负面舆论。
2. 发挥全媒体传播优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日益融合互通，全媒体时代已经到来。我国近年来不断加大新兴媒体投入，积极运用5G、大数据、移动新终端等技术，适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试图构建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新型国际传播体系，创造“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此次疫情防控对外报道中，新华社和外文局等机构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积极打造融合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直播等多媒体手段的立体化抗疫图景，压缩海外负面炒作空间，拓展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的海外能见度。
新华社9个外文语种频道推出大型融媒体专题《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累计播发多媒体稿件4000余条。精心打造“加油！中国”系列图解，放大国际政要、医学界挺华声音，被海外媒体广泛转引。截至2月11日，外文局所属媒体共发布14个语种共8863篇对外疫情报道，阅读量达6.2亿人次。中国网品牌栏目《中国3分钟》推出特别节目《共克时艰 中国打响疫情阻击战》，向国际受众介绍中国疫情防控的决心和挑战，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后，累计阅读量超千万人次，播放量逾百万次，充分发挥了短视频小体量、快传播、强感染的优势。
3. 重视海外权威信源
美国耶鲁学派的实证研究表明，传播来源的知名度与传播来源的可信度一样，都同传播效果成正比：即传播来源的知名度越高，能取得的传播效果就越好。对外传播媒体在报道方式上要尽可能保证信源的权威性和专业性，避免出现所有信息都源于政府和官员这种“一边倒”的情况，积极引用海外信源，增强报道的接纳程度，为多元意见的表达提供平台。
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中国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绝大多数省市立即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有效缓解了疫情的大范围暴发。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认为中国的做法“设立了应对疫情的新标杆”。2月24日，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称：“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的贡献，世界欠你们一句感谢。”这些国际组织权威人士的表态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有效争取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英文版在疫情系列封面报道采访对象中，细分了三个专业领域：世界顶级流行病学家、临床医生和病毒学家，使报道在公共卫生领域具有深度的话题设置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向国际社会澄清事实、解疑释惑，详细阐释病毒来源、传播机理、防控要点及疫苗研发等海内外受众关注热点。主流对外传播媒体采用客观中立的海外信源，不但提升了对外新闻报道的可信度和接受度，也增强了报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4. 加强国际合作传播
2009年中央提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以来，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不断加大走出去力度，借船出海、借筒传声，探索与各国媒体国际合作传播模式。合作传播有利于突破文化壁垒、打通交流瓶颈，是新时代中国媒体扩大话语权、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效果的重要举措。
对外传播媒体充分利用本土新闻资源优势，深入武汉等疫情防控一线，采写多篇客观公正、有血有肉的新闻报道。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利用视频资源优势，与多国主流媒体展开合作。截至2月28日，CGTN全媒体平台共发布疫情报道19423条，全球阅读量15.4亿人次，视频观看量4.85亿人次，超过2200家境外主流媒体转发疫情防控报道，数量和范围均创总台国际合作传播新纪录。中新社俄罗斯分社社长参与录制中新社和俄罗斯第8频道共同推出的抗击新冠病毒特别访谈，并受邀参加俄罗斯远东地区FM102.7 Lemma广播电台直播节目，播出后反响热烈，取得了预期效果，扩大了中新社的海外传播力。借助海外成熟的媒体平台加强国际合作传播，拓宽合作渠道，能够有效抵御域外杂音，形成复调传播的多元格局，实现“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外报道的启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成因复杂、传播迅速、危害面广，媒体在对外报道中需要遵循传播规律，体现专业精神，彰显报道温度，不断创新报道方式和方法。
1. 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中国对外报道长期以正面宣传为主，加之“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思维，影响了海外受众对我国媒体的接受程度。每当负面新闻发生时，外宣机构倾向于大事化小甚至避而不谈的处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自身公信力。近年来，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已经做出一些必要的观念改变，淡化宣传色彩，注重平衡报道，提升了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对外报道要遵循基本的新闻传播规律，不粉饰太平，不刻意煽情，一切以事实为准绳。
《中国新闻周刊》英文版除了做好官方权威信息发布，还深入武汉疫情中心，全方位、多角度做了多篇深度调查报道。2020年第4期新冠肺炎疫情的封面文章《武汉之憾：黄金防控期是如何错过的？》，直指病毒为何扩散的核心问题，以时间为坐标详细梳理了事件的重要节点，包括武汉封城前信息公开滞后、各级卫健委的责任、脆弱的公共衛生防御体系，以及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等问题。在肯定各级政府抗疫成果的同时，不回避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尽量向海外受众提供中国疫情全景式报道，提升了媒体专业性和海外公信力。
2. 做有人情味的报道
人类的基本情感是相通的，中国对外传播媒体在疫情报道中把目光对准普通个体鲜活的事例，尤其是医护人员不惧危险，逆流而上，涌现了很多有温度的故事。有些地方官员一改传统印象中不苟言笑、满口官话套话的态度，含泪送别医护人员奔赴疫情重灾区，为他们加油打气，祝愿平安归来。这种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令人动容，海外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使西方受众感同身受，加强了深受疫情之苦的中国普通民众与海外受众的情感联系。
中新社视频新闻部《微视界》栏目2月11日做了一期《武汉志工》的报道，讲述了在顺丰公司工作的武汉志愿者汪勇从大年三十开始，瞒着家人出来做志工，响应医护人员求助，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接送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上下班，为他们筹集餐食以及拖鞋、羽绒服、秋裤、指甲钳等生活用品。他也曾打过退堂鼓，但是被医护人员忘我的工作所感动。该视频被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外媒采用，这些平凡人物的不平凡事迹，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展现了中国人团结一心共同抗疫的责任感、守望相助的善良与凝聚力，引起了海外受众情感上的共鸣。
3. 利用洋网红开展国际传播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到中国旅游、学习、就业和定居，有些人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摇身一变成为颇受欢迎的网红。洋网红架起了中外沟通的桥梁，扮演着跨文化传播和中国国家形象建构者的角色。此次疫情中，一些洋网红在海内外社交媒体平台主动发声，真实再现中国百姓和在华外国人的生活状况，向国际社会呈现很多抗击疫情可歌可泣的故事。凭借与生俱来的文化亲和性，洋网红以他者视角有力回击了一些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传播效果。
德国网红“阿福Thomas”疫情期间在上海制作多期视频节目，包括连线采访从德国到武汉病毒所支援的吕贝克大学教授罗尔夫·希根费德（Rolf Hilgenfeld），帮助网友了解疫情防控知识、国际科研合作以及疫苗研发进展。利用超市选购食材的机会，他和夫人身临其境实时记录菜价，向海外受众呈现最真实的中国现状，回击中国基本生活物资短缺的谣言。在得知一些海外华人遭受种族歧视，被排斥羞辱甚至攻击后，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仗义执言，用英语呼吁停止暴力，远离偏见。很多海外受众积极回应，声援中国的抗疫斗争。
4. 针对不同受众实施精准传播
由于政治制度、地理环境、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千差万别，中国国际传播机构要充分了解受众偏好和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报道，实现对外传播的有效供给。精准传播需要知己知彼、“一国一策”，精心设置议题，把握对华立场，寻找传播主客体间的最大公约数。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以来，各国受其影响程度迥然不同，各有所需，对外传播应针对不同国家实际情况开展传播活动，推广中国抗击疫情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智慧，强化中国诊疗方案的利他性。
国际突发传染性疾病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与各国民众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中国已经走出至暗时刻，全球多国却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态势。面对多国紧急求援，中国已经派出数支医疗专家组奔赴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和意大利等疫情严重国家，协助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物资。对外报道需要针对不同国家，及时调整报道内容和方式，加大疫情监测和信息共享，因时而变，顺势而为，凝聚全球防控合力。总之，疫情对外报道要有清晰的传播战略规划，科学的受众定位，把我们想讲的和外国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改变针对性不强的传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