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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里，每天都上演着生离死别，我常看见人们因为自己的至亲挚友遭逢病痛而潸然泪下。有时，我不禁反问自己，若这种不幸发生在自己身上，有谁会为我流泪？而我，又会为谁流泪？
某夜，急诊室接到一位从养老院转来的、相当虚弱的老太太。据养老院的看护人员说，她已经好几天吃不下东西了。眼见老太太的进食状况越来越差，才赶紧将她送到医院就诊。本以为只是单纯因长期卧床而造成的肠道蠕动功能不佳，但CT扫描的结果却显示，病人腹内有数不清的肿瘤，正是这些肿瘤造成了肠梗阻。
看来病人需要接受手术治疗，但是养老院的人员对病情不了解，也不敢对接下来的处置做决定，医院只得联系病人的子女。不同于一般人获悉自己父母生病时的激动反应，老太太的子女仅淡淡地在电话中表示：“今天已经很晚了，有什么事明早再说……”挂电话前又补了一句，“原则上我们不打算做太积极的治疗，也放弃所有的急救……”
这让身为当晚值班医生的我相当不满，我对护士说：“再打一次电话，请他们现在就到医院来了解病情！连病情都还没弄清楚就说要放弃，天底下哪有这样不负责任的子女？要不要治疗或是要不要急救，不是电话里头说说就算的！”护士经过再次联系，他们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答应来，但仍拖了好几个小时才慢条斯理地来到医院。
为了让家属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再加上对他们的第一印象不佳，所以我在解释病情时说话相当直接：“你们母亲腹内有很多肿瘤，虽然目前原发位置不明，但以这样的影像来判断，极有可能是恶性肿瘤，而且应该到了晚期，你们母亲剩下的时间可能不会太多了。”末了，我又追问了一句，“你们知道她有肿瘤的病史吗？”
站在我面前的是病人的女儿和女婿，他俩互望一眼后并没有给我答案。病人的女儿只是耸耸肩表示：“过去几年她都住在养老院里，我们每年去看她的时候都好好的，或许养老院的看护人员比我们更清楚她的身体状况。”她的话透露出她对自己母亲的关心仅止于一年一次的探视。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与一问三不知的反应，令医护人员既生气又无奈。
我严肃地说明病人需要手术的事实。或许扩散的肿瘤无法根治，但眼前更紧迫的问题是肿瘤增生造成的肠梗阻。手术的目的并非將肿瘤完全切除，而是治疗肠梗阻。或许病人可以因此而改善营养状况，以接受后续针对肿瘤的化疗。否则，还没等肿瘤夺去病人的生命，她就会死于肠梗阻造成的脱水与营养不良。
病人的女婿表示自己只是外人，没有意见可以发表。而病人的女儿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说要手术，那就做吧！”看她签署“手术同意书”的利落动作，很难想象眼前要接受手术的是她的母亲。我不确定此刻她对母亲是关心还是担心。
手术结果如我们所料，肿瘤的切片证实肿瘤的确是恶性的。在对肠子进行绕道重建之后，病人可以再度进食。我原想，对于肿瘤，我们或许无能为力，但外科医生能做的就是把她的肠子“接通”，至少能让病人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的生活质量好一点。
可惜这一切都只是治标不治本。尽管手术算是成功，随后我们也帮病人进行了化疗，但成效并不理想，恶性肿瘤仍然一点一点侵蚀着老太太的生命。
在治疗过程中，病人的家属很少出现，即使来探病，也是如候鸟般闪电来去。自从在急诊室见过一面之后，我便没有机会再针对病人的病情进行说明并与家属展开讨论。
这段时间，唯一陪伴在老太太身边的是一名外乡看护，她是我每天查房时，除了病人本人之外唯一会面对的人。在我建议病人应该多下床活动后，当天早上我就看见她奋力将老太太抱上轮椅，推着她到处活动，好几次，我在医院大厅看见这位外乡看护勤快地推着病人散步。在我告诉病人要多吃点东西，才会有体力继续接受治疗后，她会一口一口努力地喂老太太进食，甚至当病人偶尔心情不好而食欲不佳时，也是她好说歹说、半哄半骗地安抚老太太。
可惜，肿瘤扩散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医疗效果。随着病情的逐渐恶化，原本计划进行的化疗也不得不中止。在病情出现重大变化的时刻，我必须请家属到医院来了解状况，为老太太的后续治疗计划做个决定。
我准备了许多医疗影像作为病情说明，也请团队中的肿瘤科医生陪同召开病情说明会，甚至还找了几篇医学文献作为治疗计划的依据。但当我们把所有的人员与资料都备齐时，家属却在电话里面表示：“没空来医院。”他们仅有的交代还是那几句话：“放弃所有急救。”“顺其自然，我们不打算做积极治疗。时间到了，你们医院自己做主，让太平间接走就好……”
护士屡次通知，但他们从不出现。不得已，我只好亲自去电，换来的竟是一顿冷嘲热讽：“你怕什么，我又没有质疑你的医疗水平；而且我们也不会赖账，这点你可以放心。不要再打来了！”我当即感到一阵悲哀，替病人感到悲哀，替医疗的尊严感到悲哀，更替家属的言行感到悲哀。在我听来，家属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等人死了再打来……”
接下来的几周，病人陷入了等待，不是等待出院，而是等待死亡……每天的查房时间，走向这位老太太的病床旁是我最痛苦的时刻，因为除了口头的安慰与鼓励，我拿不出一点实质行动来帮助病人。况且老太太已经陷入昏睡状态，一天之中醒着的时间越来越短，就算是醒着，我也不确定她是否明白我在说什么。
反而是那位照顾病人的外乡看护，该做的事情她一样都没有少，喂食、翻身、拍痰、按摩，甚至推着老太太坐轮椅到处散步，并没有因为病人的病情不佳而偷懒。她还用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和老太太说话，也不知老太太是否听得见或听得懂。
老太太临终的那一晚，在睡眠中安详地离开。
我用电话通知家属，话筒那头只有一句简单的回复：“我知道了。”
以过去的接触经验来推测，我相信他们没有流一滴眼泪。
没有眼泪的不只是家属，其他负责协助处理病人遗体的护士与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基于工作的专业性，不能也不应该有眼泪。身为病人的主治医生，我到现场确认了她的死亡。对于无法掌控疾病的进程与医疗技术的局限，我虽然感到很遗憾，但是也同样没有眼泪。
反倒是与老太太非亲非故的外乡看护，看着眼前这位再熟悉不过的陌生人，如今竟成了一具冰冷的遗体，不禁真情流露，号啕大哭，久久不能自已。
转身离开病房时，我的眼眶有些泛红，眼角落下了一滴泪水。
这滴泪，不是为病人流，而是为这位重情重义的外乡看护而流。
（刘 振摘自中信出版社《医生，不医死》一书，杜凤宝图）
某夜，急诊室接到一位从养老院转来的、相当虚弱的老太太。据养老院的看护人员说，她已经好几天吃不下东西了。眼见老太太的进食状况越来越差，才赶紧将她送到医院就诊。本以为只是单纯因长期卧床而造成的肠道蠕动功能不佳，但CT扫描的结果却显示，病人腹内有数不清的肿瘤，正是这些肿瘤造成了肠梗阻。
看来病人需要接受手术治疗，但是养老院的人员对病情不了解，也不敢对接下来的处置做决定，医院只得联系病人的子女。不同于一般人获悉自己父母生病时的激动反应，老太太的子女仅淡淡地在电话中表示：“今天已经很晚了，有什么事明早再说……”挂电话前又补了一句，“原则上我们不打算做太积极的治疗，也放弃所有的急救……”
这让身为当晚值班医生的我相当不满，我对护士说：“再打一次电话，请他们现在就到医院来了解病情！连病情都还没弄清楚就说要放弃，天底下哪有这样不负责任的子女？要不要治疗或是要不要急救，不是电话里头说说就算的！”护士经过再次联系，他们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答应来，但仍拖了好几个小时才慢条斯理地来到医院。
为了让家属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再加上对他们的第一印象不佳，所以我在解释病情时说话相当直接：“你们母亲腹内有很多肿瘤，虽然目前原发位置不明，但以这样的影像来判断，极有可能是恶性肿瘤，而且应该到了晚期，你们母亲剩下的时间可能不会太多了。”末了，我又追问了一句，“你们知道她有肿瘤的病史吗？”
站在我面前的是病人的女儿和女婿，他俩互望一眼后并没有给我答案。病人的女儿只是耸耸肩表示：“过去几年她都住在养老院里，我们每年去看她的时候都好好的，或许养老院的看护人员比我们更清楚她的身体状况。”她的话透露出她对自己母亲的关心仅止于一年一次的探视。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与一问三不知的反应，令医护人员既生气又无奈。
我严肃地说明病人需要手术的事实。或许扩散的肿瘤无法根治，但眼前更紧迫的问题是肿瘤增生造成的肠梗阻。手术的目的并非將肿瘤完全切除，而是治疗肠梗阻。或许病人可以因此而改善营养状况，以接受后续针对肿瘤的化疗。否则，还没等肿瘤夺去病人的生命，她就会死于肠梗阻造成的脱水与营养不良。
病人的女婿表示自己只是外人，没有意见可以发表。而病人的女儿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说要手术，那就做吧！”看她签署“手术同意书”的利落动作，很难想象眼前要接受手术的是她的母亲。我不确定此刻她对母亲是关心还是担心。
手术结果如我们所料，肿瘤的切片证实肿瘤的确是恶性的。在对肠子进行绕道重建之后，病人可以再度进食。我原想，对于肿瘤，我们或许无能为力，但外科医生能做的就是把她的肠子“接通”，至少能让病人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的生活质量好一点。
可惜这一切都只是治标不治本。尽管手术算是成功，随后我们也帮病人进行了化疗，但成效并不理想，恶性肿瘤仍然一点一点侵蚀着老太太的生命。
在治疗过程中，病人的家属很少出现，即使来探病，也是如候鸟般闪电来去。自从在急诊室见过一面之后，我便没有机会再针对病人的病情进行说明并与家属展开讨论。
这段时间，唯一陪伴在老太太身边的是一名外乡看护，她是我每天查房时，除了病人本人之外唯一会面对的人。在我建议病人应该多下床活动后，当天早上我就看见她奋力将老太太抱上轮椅，推着她到处活动，好几次，我在医院大厅看见这位外乡看护勤快地推着病人散步。在我告诉病人要多吃点东西，才会有体力继续接受治疗后，她会一口一口努力地喂老太太进食，甚至当病人偶尔心情不好而食欲不佳时，也是她好说歹说、半哄半骗地安抚老太太。
可惜，肿瘤扩散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医疗效果。随着病情的逐渐恶化，原本计划进行的化疗也不得不中止。在病情出现重大变化的时刻，我必须请家属到医院来了解状况，为老太太的后续治疗计划做个决定。
我准备了许多医疗影像作为病情说明，也请团队中的肿瘤科医生陪同召开病情说明会，甚至还找了几篇医学文献作为治疗计划的依据。但当我们把所有的人员与资料都备齐时，家属却在电话里面表示：“没空来医院。”他们仅有的交代还是那几句话：“放弃所有急救。”“顺其自然，我们不打算做积极治疗。时间到了，你们医院自己做主，让太平间接走就好……”
护士屡次通知，但他们从不出现。不得已，我只好亲自去电，换来的竟是一顿冷嘲热讽：“你怕什么，我又没有质疑你的医疗水平；而且我们也不会赖账，这点你可以放心。不要再打来了！”我当即感到一阵悲哀，替病人感到悲哀，替医疗的尊严感到悲哀，更替家属的言行感到悲哀。在我听来，家属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等人死了再打来……”
接下来的几周，病人陷入了等待，不是等待出院，而是等待死亡……每天的查房时间，走向这位老太太的病床旁是我最痛苦的时刻，因为除了口头的安慰与鼓励，我拿不出一点实质行动来帮助病人。况且老太太已经陷入昏睡状态，一天之中醒着的时间越来越短，就算是醒着，我也不确定她是否明白我在说什么。
反而是那位照顾病人的外乡看护，该做的事情她一样都没有少，喂食、翻身、拍痰、按摩，甚至推着老太太坐轮椅到处散步，并没有因为病人的病情不佳而偷懒。她还用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和老太太说话，也不知老太太是否听得见或听得懂。
老太太临终的那一晚，在睡眠中安详地离开。
我用电话通知家属，话筒那头只有一句简单的回复：“我知道了。”
以过去的接触经验来推测，我相信他们没有流一滴眼泪。
没有眼泪的不只是家属，其他负责协助处理病人遗体的护士与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基于工作的专业性，不能也不应该有眼泪。身为病人的主治医生，我到现场确认了她的死亡。对于无法掌控疾病的进程与医疗技术的局限，我虽然感到很遗憾，但是也同样没有眼泪。
反倒是与老太太非亲非故的外乡看护，看着眼前这位再熟悉不过的陌生人，如今竟成了一具冰冷的遗体，不禁真情流露，号啕大哭，久久不能自已。
转身离开病房时，我的眼眶有些泛红，眼角落下了一滴泪水。
这滴泪，不是为病人流，而是为这位重情重义的外乡看护而流。
（刘 振摘自中信出版社《医生，不医死》一书，杜凤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