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朱镕基同志在1994年5月29日为《宦乡文集》所写序文《心里的话》中，高度赞扬“宦乡是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杰出的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
宦乡于1909年11月2日生于历史文化名城遵义。他幼年时期到武昌求学，青年时期去上海交重大学读书，后考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深造。回国后，于1938年11月进入第三战区司令部机关报《前线日报》任副社长、总编辑，还担任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国际问题疑问。“皖南事变”后，他受中共地下党的托付，以他特殊的社会关系和合法身份，有效地营救了冯雪峰、王闻识、郭敬唐等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任《文汇报》主笔，旋赴香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与方方、连贯、钱之光等人一道，曾出色地组织并护送了四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安全到达东北解放区。1948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2月，他来到北京后，即全力投入人民政协的筹备和创建工作。建国后他到外交部任司长，1954年出任我国驻英国首任代办，1963年回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于1975年任我国驻欧洲共同体大使，1978年任吐科院副院长，1982年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1989年2月28日在上海病逝。
一
据与宦乡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共事多年的学者丁乃宽在《宦乡——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一文中写道：“1949年早春，他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担任政协副秘书长。大会设有《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召集人是周恩来，秘书是宦乡和杨刚，在周恩来主持下，由宦乡执笔，起草了《共同纲领》草案。”
这则史料，自然是可信的。对此，笔者愿作一些考证和补充。
经过查阅有关史料，笔者得知：《共同纲领》草案，曾经前后经过三次起草，三次命名，修改的次数那就更多了。
1948年10月27日，根据党中央指示，由李维汉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第一稿。此稿除简序之外，分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外交等10《部分，共46条。这个草稿着重点是在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李维汉说，这个草稿是“勉强凑来”的。因此，虽然草稿比较粗糙，但它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实行的最基本的纲领、政策开始规定了出来，反映了我们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立国思想，因而草案中的不少内容为后来的稿本所采用。
这年11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又形成第二稿，这次草稿的结构不同于第一稿，它分为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第二部分：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第三部分：战时具体的纲领。
与此同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也展开了有关《共同纲领》草稿的讨论。讨论中围绕要不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建国指导原则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多数人赞成新民主主义；也有人主张用革命的三民主义；还有入主张用人民民主主义。显然第一次、第二次起草《共同纲领》草案的工作，当时宦乡不在国内，没有参加起草工作，更谈不上执笔。当时他在香港，确与方方等人一起组织并参与了各民主党派对草案的讨论。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6月底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则进一步阐明并丰富了有关革命和建国的理论，这为《共同纲领》的再起草，提供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此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都一致认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法宝之一，新政协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1949年6月2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筹委会由23个单位参加、134人组成，毛泽东为筹委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下设6个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草案的是第三组(于其内设《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广泛吸收有代表性的人士为委员)，由周恩来任组长，许德珩任副组长，宦乡和杨刚任秘书。周恩来在第三组成立会议上说：“中共起草的第二稿已不适用，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的需要重新起草。”会议一致决定委托中共方面再次草拟初稿。
地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已是共产党员的宦乡，担当起执笔起草《共同纲领》初稿的重任。这正如朱镕基说：“宦乡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由他执笔起草，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比较恰当和理想的。他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根据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论述，吸收了前两次草案中的正确部分；同时广泛征询了众多的党内外专家、学者和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后，由他进行综合概括，最后执笔起草。前后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终于写成了《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草案》的初稿，由周恩来和许德珩审阅后，全由周恩来亲自将初稿呈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即作了部分删改，并改写了几段文字。
这年9月，《共同纲领》草案初稿进入最后的修改阶段，纲领名称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毛泽东又直接参加了最后阶段的修改工作，他至少4次对这个草案进行了细心修改，前后改动之处近200处。
筹委会所有代表也都参加了《共同纲领》草案最后阶段的修改工作，代表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思考，真正做到了广纳群言，集思广益。如有的代表认为应在纲领中写上将来的目标；有的代表则认为为时尚早；有的代表认为《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本身就预示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认为以不写为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支持了最后一种意见。
有的人认为序言中“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此句中的“爱国民主分子”应删去，理由是这里讲的是阶级，爱国民主分子也属于四个阶级之内，没有必要单独提出来。刘少奇对此特别作了解释，他说例如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就不属于四个阶级。把这些人单独提出来列为“爱国民主分子”，是给这些人开门，让他们进来，有利于壮大统一战线。
经过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代表充分讨论，反复修改，由宦乡执笔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于1949年9月17日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接受、通过。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民主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共66从。全体会议在29日，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这个纲领包括序言、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7章 60条。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民族人民共同制定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统一行动的准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产生前，它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
宦乡为开展党的统一战线，为人民政协的筹备和创建，特别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勇挑重担，执笔起草了《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宵旰辛劳，贡献卓著，他的这一历史功绩，不应被遗忘。
二
关于宦乡营救冯雪峰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宦乡从英国归来后，先到海关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毅然放弃了海关优厚的工作待遇，投身于全民抗战的洪流。正如朱镕基的序文所写：“1938年，他年仅29岁就出任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线日报》总编辑，投身抗战宣传，发表了具有鲜明战斗性的文章。在此期间，他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宦乡利用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和合法身份，曾营救了一批“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这里，笔者着重考证他营救冯雪峰的史实。
1941年1月6日，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同年2月26日，曾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在浙江义乌神坛村的老家被捕。当时他老家邻村的一位名叫朱侃的青年给他写信，信中提及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事。此信在邮局被国民党宪兵检查到了，就按图索骥逮捕了他。他回老家后用的是原来的名字冯福春，朱侃在信上写的也是这一名字。在审查中，他既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否认与新四军有任何联系。他说：“我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是研究历史的，因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才回家养病的。”特务们最后的结论是：“即使不是共产党员，也是共产党那边的人!”把他转押于专门囚禁政治犯的上饶茅家岭禁闭所。
这年8月12日，毛泽东接见了刚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肖军及夫人王德芬、艾青及夫人韦莺等一批文艺界人土，交谈快结束时，肖军突向毛泽东报告：“主席，请营救冯雪峰!”毛泽东听后立即对在座的陈云(中央组织部长)和凯丰(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说：“一定要尽快营救冯雪峰!”凯丰当即拟了一个致南方局的电报，经毛泽东、陈云审阅后发出(见秋石：《毛泽东指示营救冯雪峰》等文)。
在周恩来、董必武和南方局的精心组织下，地下党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对冯雪峰的营救工作。首先地下党为冯雪峰在狱中巧妙地找到了“保护伞”。这就是“皖南事变”前两年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上海各界人民赴新四军慰问团团长吴大琨，和早于冯雪峰三个月入狱的冯在1922年在杭州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学郭敬唐。郭曾是浙江省参议员，又是宦乡的好友，他们相互联系、同心协力，对冯雪峰进行有效掩护和营救。
吴大琨曾与一个名叫王寿山的职业特务同囚于茅家岭，王是黄埔四期生，因触犯特务纪律而被押。吴知道王是一个老资格的人，深感日后必有利用价值。在闲谈中就把自己与上海杜月笙的种种关系向王吹嘘了一番，王就相信吴的经历不凡，并确信吴不是共产党方面的人。王被重新启用担任了特别训练班的大队长后，王就把业已解除管制的吴提任为其辖下的第一分队长。王还要吴给他推荐一位大队司书，吴就把行将被宦乡保释的郭敬唐推荐给王。此后吴、郭两人就经常与蛰伏在《前线日报》的地下党联系，找到宦乡，请宦乡通过特殊途径营救冯雪峰。
同时，由吴大琨向王寿山疏通关系，把冯雪峰安排在吴任分队长的班里，以便给予有效的照顾和掩护。
冯雪峰在禁闭所，不幸被传染上严重的回归热病，非常危险，不止一次地在死亡线上徘徊。郭敬唐因与宦乡交谊甚笃，就向宦乡求助，请宦乡出面筹款并购得当时很难买到的“六O六”特效针药10多盒，这就救活了包括冯雪峰在内的几位在狱中患此重病的革命志士。
冯雪峰病情稍有好转之后，曾由吴大琨、郛敬唐等人将他“押解”到上饶城“看病”，藉以前往《前线日报》，拜会宦乡。宦乡过去曾阅读过冯雪峰的一些文章，但两人从未晤面，此时一见如故，彼此引为知己。此后，宦乡多方找人疏通，为冯雪峰创设出狱条件。1942f~6月上旬，日军进攻上饶，集中营开始向福建转移，此时宦乡特意给集中营主任张超写信，请其批准冯雪峰保外就医。
1942年11月底，郭敬唐手持张超手书的放人路条，连同宦乡和他签名盖章的保结：“三个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问。”找到集中营代教务主任唐教官，唐即令狱吏开门，冯雪峰终于保外就医了。
冯雪峰出狱后，先在宦乡家里住了两个星期，待身体健康有所恢复后，旋去浙闽交界的一个偏僻山村继续养病半年。1943年6月初，他经桂林抵达战时陪都重庆。当他走进曾家岩50号时，周恩来极其高兴地张开双臂热烈拥抱了他，邓颖超亲下厨房为他备办可口菜肴，庆贺他回到战斗的队伍中(见罗时平：《抗战时期的宦乡》等文)。
全国解放后，冯雪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文联副主席。其后调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他不但亲自抓鲁迅编辑室的业务，还要过问古典部、现代部，及外文部的工作，备极辛劳，成果突出。1954年，刚直不阿的他，却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和“胡风事件”受到了严厉批判，其后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一再挨整。1957年后，一项“右派”大帽竟然强压到这位出身农民家庭，于1927年入党，1935年参加长征，卓有贡献的老同志头上。在不间断的残酷打击、迫害下，他不幸又患上了肺癌，于1976年1月31日含冤辞世。当时“四人帮”及其爪牙们，对他的丧事下了种种禁令，但是胡愈之、叶圣陶、宦乡等人，仍不顾一切，毅然前往吊唁。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冯雪峰的沉冤，终获平反洗雪。
宦乡于1909年11月2日生于历史文化名城遵义。他幼年时期到武昌求学，青年时期去上海交重大学读书，后考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深造。回国后，于1938年11月进入第三战区司令部机关报《前线日报》任副社长、总编辑，还担任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国际问题疑问。“皖南事变”后，他受中共地下党的托付，以他特殊的社会关系和合法身份，有效地营救了冯雪峰、王闻识、郭敬唐等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任《文汇报》主笔，旋赴香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与方方、连贯、钱之光等人一道，曾出色地组织并护送了四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安全到达东北解放区。1948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2月，他来到北京后，即全力投入人民政协的筹备和创建工作。建国后他到外交部任司长，1954年出任我国驻英国首任代办，1963年回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于1975年任我国驻欧洲共同体大使，1978年任吐科院副院长，1982年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1989年2月28日在上海病逝。
一
据与宦乡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共事多年的学者丁乃宽在《宦乡——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一文中写道：“1949年早春，他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担任政协副秘书长。大会设有《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召集人是周恩来，秘书是宦乡和杨刚，在周恩来主持下，由宦乡执笔，起草了《共同纲领》草案。”
这则史料，自然是可信的。对此，笔者愿作一些考证和补充。
经过查阅有关史料，笔者得知：《共同纲领》草案，曾经前后经过三次起草，三次命名，修改的次数那就更多了。
1948年10月27日，根据党中央指示，由李维汉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第一稿。此稿除简序之外，分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外交等10《部分，共46条。这个草稿着重点是在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李维汉说，这个草稿是“勉强凑来”的。因此，虽然草稿比较粗糙，但它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实行的最基本的纲领、政策开始规定了出来，反映了我们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立国思想，因而草案中的不少内容为后来的稿本所采用。
这年11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又形成第二稿，这次草稿的结构不同于第一稿，它分为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第二部分：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第三部分：战时具体的纲领。
与此同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也展开了有关《共同纲领》草稿的讨论。讨论中围绕要不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建国指导原则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多数人赞成新民主主义；也有人主张用革命的三民主义；还有入主张用人民民主主义。显然第一次、第二次起草《共同纲领》草案的工作，当时宦乡不在国内，没有参加起草工作，更谈不上执笔。当时他在香港，确与方方等人一起组织并参与了各民主党派对草案的讨论。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6月底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则进一步阐明并丰富了有关革命和建国的理论，这为《共同纲领》的再起草，提供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此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都一致认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法宝之一，新政协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1949年6月2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筹委会由23个单位参加、134人组成，毛泽东为筹委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下设6个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草案的是第三组(于其内设《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广泛吸收有代表性的人士为委员)，由周恩来任组长，许德珩任副组长，宦乡和杨刚任秘书。周恩来在第三组成立会议上说：“中共起草的第二稿已不适用，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的需要重新起草。”会议一致决定委托中共方面再次草拟初稿。
地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已是共产党员的宦乡，担当起执笔起草《共同纲领》初稿的重任。这正如朱镕基说：“宦乡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由他执笔起草，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比较恰当和理想的。他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根据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论述，吸收了前两次草案中的正确部分；同时广泛征询了众多的党内外专家、学者和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后，由他进行综合概括，最后执笔起草。前后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终于写成了《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草案》的初稿，由周恩来和许德珩审阅后，全由周恩来亲自将初稿呈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即作了部分删改，并改写了几段文字。
这年9月，《共同纲领》草案初稿进入最后的修改阶段，纲领名称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毛泽东又直接参加了最后阶段的修改工作，他至少4次对这个草案进行了细心修改，前后改动之处近200处。
筹委会所有代表也都参加了《共同纲领》草案最后阶段的修改工作，代表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思考，真正做到了广纳群言，集思广益。如有的代表认为应在纲领中写上将来的目标；有的代表则认为为时尚早；有的代表认为《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本身就预示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认为以不写为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支持了最后一种意见。
有的人认为序言中“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此句中的“爱国民主分子”应删去，理由是这里讲的是阶级，爱国民主分子也属于四个阶级之内，没有必要单独提出来。刘少奇对此特别作了解释，他说例如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就不属于四个阶级。把这些人单独提出来列为“爱国民主分子”，是给这些人开门，让他们进来，有利于壮大统一战线。
经过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代表充分讨论，反复修改，由宦乡执笔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于1949年9月17日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接受、通过。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民主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共66从。全体会议在29日，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这个纲领包括序言、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7章 60条。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民族人民共同制定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统一行动的准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产生前，它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
宦乡为开展党的统一战线，为人民政协的筹备和创建，特别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勇挑重担，执笔起草了《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宵旰辛劳，贡献卓著，他的这一历史功绩，不应被遗忘。
二
关于宦乡营救冯雪峰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宦乡从英国归来后，先到海关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毅然放弃了海关优厚的工作待遇，投身于全民抗战的洪流。正如朱镕基的序文所写：“1938年，他年仅29岁就出任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线日报》总编辑，投身抗战宣传，发表了具有鲜明战斗性的文章。在此期间，他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宦乡利用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和合法身份，曾营救了一批“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这里，笔者着重考证他营救冯雪峰的史实。
1941年1月6日，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同年2月26日，曾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在浙江义乌神坛村的老家被捕。当时他老家邻村的一位名叫朱侃的青年给他写信，信中提及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事。此信在邮局被国民党宪兵检查到了，就按图索骥逮捕了他。他回老家后用的是原来的名字冯福春，朱侃在信上写的也是这一名字。在审查中，他既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否认与新四军有任何联系。他说：“我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是研究历史的，因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才回家养病的。”特务们最后的结论是：“即使不是共产党员，也是共产党那边的人!”把他转押于专门囚禁政治犯的上饶茅家岭禁闭所。
这年8月12日，毛泽东接见了刚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肖军及夫人王德芬、艾青及夫人韦莺等一批文艺界人土，交谈快结束时，肖军突向毛泽东报告：“主席，请营救冯雪峰!”毛泽东听后立即对在座的陈云(中央组织部长)和凯丰(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说：“一定要尽快营救冯雪峰!”凯丰当即拟了一个致南方局的电报，经毛泽东、陈云审阅后发出(见秋石：《毛泽东指示营救冯雪峰》等文)。
在周恩来、董必武和南方局的精心组织下，地下党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对冯雪峰的营救工作。首先地下党为冯雪峰在狱中巧妙地找到了“保护伞”。这就是“皖南事变”前两年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上海各界人民赴新四军慰问团团长吴大琨，和早于冯雪峰三个月入狱的冯在1922年在杭州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学郭敬唐。郭曾是浙江省参议员，又是宦乡的好友，他们相互联系、同心协力，对冯雪峰进行有效掩护和营救。
吴大琨曾与一个名叫王寿山的职业特务同囚于茅家岭，王是黄埔四期生，因触犯特务纪律而被押。吴知道王是一个老资格的人，深感日后必有利用价值。在闲谈中就把自己与上海杜月笙的种种关系向王吹嘘了一番，王就相信吴的经历不凡，并确信吴不是共产党方面的人。王被重新启用担任了特别训练班的大队长后，王就把业已解除管制的吴提任为其辖下的第一分队长。王还要吴给他推荐一位大队司书，吴就把行将被宦乡保释的郭敬唐推荐给王。此后吴、郭两人就经常与蛰伏在《前线日报》的地下党联系，找到宦乡，请宦乡通过特殊途径营救冯雪峰。
同时，由吴大琨向王寿山疏通关系，把冯雪峰安排在吴任分队长的班里，以便给予有效的照顾和掩护。
冯雪峰在禁闭所，不幸被传染上严重的回归热病，非常危险，不止一次地在死亡线上徘徊。郭敬唐因与宦乡交谊甚笃，就向宦乡求助，请宦乡出面筹款并购得当时很难买到的“六O六”特效针药10多盒，这就救活了包括冯雪峰在内的几位在狱中患此重病的革命志士。
冯雪峰病情稍有好转之后，曾由吴大琨、郛敬唐等人将他“押解”到上饶城“看病”，藉以前往《前线日报》，拜会宦乡。宦乡过去曾阅读过冯雪峰的一些文章，但两人从未晤面，此时一见如故，彼此引为知己。此后，宦乡多方找人疏通，为冯雪峰创设出狱条件。1942f~6月上旬，日军进攻上饶，集中营开始向福建转移，此时宦乡特意给集中营主任张超写信，请其批准冯雪峰保外就医。
1942年11月底，郭敬唐手持张超手书的放人路条，连同宦乡和他签名盖章的保结：“三个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问。”找到集中营代教务主任唐教官，唐即令狱吏开门，冯雪峰终于保外就医了。
冯雪峰出狱后，先在宦乡家里住了两个星期，待身体健康有所恢复后，旋去浙闽交界的一个偏僻山村继续养病半年。1943年6月初，他经桂林抵达战时陪都重庆。当他走进曾家岩50号时，周恩来极其高兴地张开双臂热烈拥抱了他，邓颖超亲下厨房为他备办可口菜肴，庆贺他回到战斗的队伍中(见罗时平：《抗战时期的宦乡》等文)。
全国解放后，冯雪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文联副主席。其后调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他不但亲自抓鲁迅编辑室的业务，还要过问古典部、现代部，及外文部的工作，备极辛劳，成果突出。1954年，刚直不阿的他，却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和“胡风事件”受到了严厉批判，其后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一再挨整。1957年后，一项“右派”大帽竟然强压到这位出身农民家庭，于1927年入党，1935年参加长征，卓有贡献的老同志头上。在不间断的残酷打击、迫害下，他不幸又患上了肺癌，于1976年1月31日含冤辞世。当时“四人帮”及其爪牙们，对他的丧事下了种种禁令，但是胡愈之、叶圣陶、宦乡等人，仍不顾一切，毅然前往吊唁。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冯雪峰的沉冤，终获平反洗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