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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1/2-0082-02
目前，欧美国家经济萎缩、市场动荡，我国经济虽然也受到一定冲击，但中国制造的格局没有改变。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递减，派生出来的问题也在困绕着国内企业发展。针对我国出现的人力资源问题，相关部门正在通过调控引导企业转型，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方式进行缓解。那么，我国为什么会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就发生人力资源市场从相对过剩到紧缺的大逆转呢？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渊源
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打开了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作为人口大国，廉价、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劳动力是我国当时取之不竭的最具竞争力的资源，加上国家对特区经济的特惠政策，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一下子就成了世界资本争夺的高地，短时间内吸引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知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入驻建厂。这些工厂的共同特点：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工艺简单，像服装、鞋帽、纺织、电子、玩具等企业，这时引发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口自觉流动，全国各地的人潮涌向东南沿海城市寻找工作，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改变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的生活方式，成为三资、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的员工，就是当时的打工仔。受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影响，当时外资企业对年龄提出严格限制，大部分企业要求员工年龄在17—30岁之间，正是一个人富有创造和幻想的年龄。在中国廉价劳动力支撑和出口商品物美价廉影响，中国制造迅速占领了国际中低端产品市场，并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在中国廉价出口商品的冲击下，许多国外同类企业纷纷停产或转型，这更刺激了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当年许多外贸企业在生产规模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而海外订单仍像雪片一样飞来时，他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延长工人工作时间解决，当时合资企业工人比较普遍的加班时间是每天1—3小时，有的甚至有6—8小时。再后来，演变为企业通过加班完成生产任务、增加利润，工人靠加班增加收入的相互默契依存方式。由于当时国内劳动力相对过剩，打工者除了较低工资报酬外，没有所谓的“四金三险”，还要面临被老板解雇的威胁，许多打工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只能选择忍耐，毕竟有当时许多人在工厂外徘徊着渴求工作，谁能争得一份工作，能挣得钱补贴家用已经很幸运了。这时，打工仔对工作的渴求程度远远大于对岗位选择倾向，打工仔的个人择业意愿和梦想基本上被抹杀在朦胧的心中，在他们身上更多表露出的是承受和担当，这也为许多外出务工人员挣到些钱后就不愿意再外出务工烙下心理阴影。
二、市场影响
1.务工者队伍变化
西部大开发使西部成为充满诱惑的地方，许多资本本着廉价的原生态资源投向西部，打工者从单向的选择东南沿海城市，到向西部和中东部转移。这个时期，受体制影响，许多国有企业破产下马，出现了下岗职工，大部分下岗职工、部分国企退休职工加入了务工行列。但这时只要适龄劳动力愿意基本上都可以实现就业，农民工已不是单纯的年轻人，而是中青相结合，年轻人多是制造业、服务业，中年人多从事矿山开采、建筑等，各自从事相应的职业。
2.务工者身份的分化
一部分务工者转移到西部后，靠在沿海工作积累的经验、财富和自己吃苦耐劳，利用西部较为原始的资源优势，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另一部分人打工挣到钱后，受传统习惯，以及随着自己年龄、父母年龄、子女年龄增长等原因，以及随当地经济发展，回家乡创业。他们利用自己在东南沿海积累的技术、人脉关系，把劳动密集型企业，鞋厂、电子厂、玩具厂等引入内地建分厂或其他形式建厂，实现在家创业，或借助当地资源优势招商引资开矿建厂，吸引当地劳动力就业。
3.就业方式的变化
随着改革的深入，各地纷纷建厂建矿，这些厂矿吸引力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原来靠海建的厂子，为了环节劳动力不足的压力，纷纷向内陆城市或城镇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河南、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江西等地转移或建厂，这种方式符合中国人“远走不如近求”传统，就近上班的人员收入虽比外出少一些，但开支却远小于外出务工，因此大部分人更愿意在家附近工作：农忙是农，农闲是工，既能照管家，赡养老人，抚养孩子，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另外，原来外出务工人员都有在外资或合资厂工作的经历，吃过知识欠缺的亏，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深信知识能够改变人生，培养孩子也是他们不愿意外出走远的原因之一，于是，许多人宁愿少挣些钱，自己吃些苦，也要尽力给孩子创造一个相对好点的学习环境，以便日后孩子学业有成或掌握一技之长，能够出人头地。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就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这时已经不是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治安等社会问题，农村的合作互助生产模式发展也不平衡，大部分家庭缺乏劳动力抢收抢种，许多外出务工人员农忙时还得雇人或自己请假千里迢迢往家里赶。等等这些原因造成大批农民工回家后情愿滞留在农村。
4.新生代务工者的观念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代农民工经长期的重体力劳动锻炼，和物资匮乏生活磨砺，许多人只要能吃饱饭，就满身铆着劲，苦脏累险的活，能挣钱就干，清洁、建筑、装卸、搬运、开山、挖煤等所有涉及传统的、低级的、简单体力劳动，他们对工作的要求是能胜任岗位，能挣钱，不讲附加条件，任劳任怨，他们外出务工的目的也很纯粹：改善比较贫困生活面貌，盖房、娶妻、生子……，有着劳累我一个，幸福一家人的献身精神。新一代农民工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基于生存需求外出务工，他们在父辈的宠爱中成长，且相当一部分是独生子女，缺少父辈们物资匮乏时代炼狱般的生活环境洗礼，成长环境相对较好，受到一定的教育，把外出务工作为改变生活方式或进程的途径，不愿意像父辈一样过“候鸟”一样的生活，加上现代信息和交通的便利快速，他们对工作生活有自己的认知和向往，渴望得到社会认可，他们需要落地生根，融入城市群体，过上与城市人一样的生活，享受改革成果和社会进步，拥有城市人一样的工资待遇、福利。这也正好迎合了他们父辈的心态：儿子比老子强。于是，多种因素催生了新一代务工者：相对比较清高，不愿意从事简单、繁重、机械的劳动，劳动得到认可，享有政治待遇，但由于资历浅、受专业培训少、经验不足，收入与期望存在差距，当最后的努力与他们的理想相差太大时，他们甚至会靠父辈们的财力、智力进行自我创业，但更多的人在历经挫折、不断碰壁后，依然要加入务工队伍，成为打工者，在工作中慢慢锤炼。
5.人口影响
近三十年我国少出生4亿人，在缓解我国资源压力的同时，对我国劳动力可持续发展也有一定影响。另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也有影响。
三、应对方式
1.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建立人力资源的有序流动机制
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上应该从国家层面建立帮助和指导就业，以及完善的培训机制，通过严格的就业前培训和就业辅导，使每一位就业者、特别是初次就业者对自己即将进入的行业或具体的单位有一定的了解，缩短用人单位与务工者的磨合时间，降低双方的磨合成本。
2.建立国家人力资源库，形成人力资源网络化管理
利用3—5年时间，逐步形成一套涵盖我国各个区域、各个专业的人员信息储备、就业意向、技能培训、就业指导，以及各区域用工信息的网络，各地区也应该建立相应的人力资源库，让用人单位和各类人员通过在网络化信息平台进行沟通，达成初步意向，从而避免务工人员寻找工作时的盲目性，减少结构性成本。
3.加大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力度，促进务工人员融入当地生活
当前，影响务工人员融入务工地生活的主要原因有：户籍，子女上学。尽管国家出台了不少鼓励农民工子女就近上学的措施，但由于城市教育资源有限，教育歧视现象不能从根源解决。另外，户籍问题，虽然部分城市已经开始松动，但附加了许多条件，这些都不利于有落地生根意愿的务工人员踏实工作，作为“流动人口”，他们不同于移民，来自到一个地方工作生活多年，却无法扎下根，而是像候鸟一样，每年从家乡来到城市，而且每次回乡，不知道下次飞往哪里，因为无根，所以“流动”，这也是形成中国春运的原因之一。因此，鼓励务工人员有条件或愿意在城市的人口到务工地落户，是解决务工人员后顾之忧的一种途径。农民可以以农村责任田或宅基地为置换条件，优先购置城市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其他类型人员可以通过与原居住地置换的方式进行。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最终目的是促进务工人员融入当地生活，享受改革开放成果，减少用工压力，保持社会繁荣，促进社会整体进步。
目前，欧美国家经济萎缩、市场动荡，我国经济虽然也受到一定冲击，但中国制造的格局没有改变。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递减，派生出来的问题也在困绕着国内企业发展。针对我国出现的人力资源问题，相关部门正在通过调控引导企业转型，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方式进行缓解。那么，我国为什么会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就发生人力资源市场从相对过剩到紧缺的大逆转呢？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渊源
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打开了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作为人口大国，廉价、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劳动力是我国当时取之不竭的最具竞争力的资源，加上国家对特区经济的特惠政策，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一下子就成了世界资本争夺的高地，短时间内吸引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知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入驻建厂。这些工厂的共同特点：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工艺简单，像服装、鞋帽、纺织、电子、玩具等企业，这时引发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口自觉流动，全国各地的人潮涌向东南沿海城市寻找工作，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改变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的生活方式，成为三资、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的员工，就是当时的打工仔。受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影响，当时外资企业对年龄提出严格限制，大部分企业要求员工年龄在17—30岁之间，正是一个人富有创造和幻想的年龄。在中国廉价劳动力支撑和出口商品物美价廉影响，中国制造迅速占领了国际中低端产品市场，并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在中国廉价出口商品的冲击下，许多国外同类企业纷纷停产或转型，这更刺激了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当年许多外贸企业在生产规模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而海外订单仍像雪片一样飞来时，他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延长工人工作时间解决，当时合资企业工人比较普遍的加班时间是每天1—3小时，有的甚至有6—8小时。再后来，演变为企业通过加班完成生产任务、增加利润，工人靠加班增加收入的相互默契依存方式。由于当时国内劳动力相对过剩，打工者除了较低工资报酬外，没有所谓的“四金三险”，还要面临被老板解雇的威胁，许多打工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只能选择忍耐，毕竟有当时许多人在工厂外徘徊着渴求工作，谁能争得一份工作，能挣得钱补贴家用已经很幸运了。这时，打工仔对工作的渴求程度远远大于对岗位选择倾向，打工仔的个人择业意愿和梦想基本上被抹杀在朦胧的心中，在他们身上更多表露出的是承受和担当，这也为许多外出务工人员挣到些钱后就不愿意再外出务工烙下心理阴影。
二、市场影响
1.务工者队伍变化
西部大开发使西部成为充满诱惑的地方，许多资本本着廉价的原生态资源投向西部，打工者从单向的选择东南沿海城市，到向西部和中东部转移。这个时期，受体制影响，许多国有企业破产下马，出现了下岗职工，大部分下岗职工、部分国企退休职工加入了务工行列。但这时只要适龄劳动力愿意基本上都可以实现就业，农民工已不是单纯的年轻人，而是中青相结合，年轻人多是制造业、服务业，中年人多从事矿山开采、建筑等，各自从事相应的职业。
2.务工者身份的分化
一部分务工者转移到西部后，靠在沿海工作积累的经验、财富和自己吃苦耐劳，利用西部较为原始的资源优势，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另一部分人打工挣到钱后，受传统习惯，以及随着自己年龄、父母年龄、子女年龄增长等原因，以及随当地经济发展，回家乡创业。他们利用自己在东南沿海积累的技术、人脉关系，把劳动密集型企业，鞋厂、电子厂、玩具厂等引入内地建分厂或其他形式建厂，实现在家创业，或借助当地资源优势招商引资开矿建厂，吸引当地劳动力就业。
3.就业方式的变化
随着改革的深入，各地纷纷建厂建矿，这些厂矿吸引力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原来靠海建的厂子，为了环节劳动力不足的压力，纷纷向内陆城市或城镇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河南、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江西等地转移或建厂，这种方式符合中国人“远走不如近求”传统，就近上班的人员收入虽比外出少一些，但开支却远小于外出务工，因此大部分人更愿意在家附近工作：农忙是农，农闲是工，既能照管家，赡养老人，抚养孩子，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另外，原来外出务工人员都有在外资或合资厂工作的经历，吃过知识欠缺的亏，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深信知识能够改变人生，培养孩子也是他们不愿意外出走远的原因之一，于是，许多人宁愿少挣些钱，自己吃些苦，也要尽力给孩子创造一个相对好点的学习环境，以便日后孩子学业有成或掌握一技之长，能够出人头地。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就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这时已经不是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治安等社会问题，农村的合作互助生产模式发展也不平衡，大部分家庭缺乏劳动力抢收抢种，许多外出务工人员农忙时还得雇人或自己请假千里迢迢往家里赶。等等这些原因造成大批农民工回家后情愿滞留在农村。
4.新生代务工者的观念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代农民工经长期的重体力劳动锻炼，和物资匮乏生活磨砺，许多人只要能吃饱饭，就满身铆着劲，苦脏累险的活，能挣钱就干，清洁、建筑、装卸、搬运、开山、挖煤等所有涉及传统的、低级的、简单体力劳动，他们对工作的要求是能胜任岗位，能挣钱，不讲附加条件，任劳任怨，他们外出务工的目的也很纯粹：改善比较贫困生活面貌，盖房、娶妻、生子……，有着劳累我一个，幸福一家人的献身精神。新一代农民工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基于生存需求外出务工，他们在父辈的宠爱中成长，且相当一部分是独生子女，缺少父辈们物资匮乏时代炼狱般的生活环境洗礼，成长环境相对较好，受到一定的教育，把外出务工作为改变生活方式或进程的途径，不愿意像父辈一样过“候鸟”一样的生活，加上现代信息和交通的便利快速，他们对工作生活有自己的认知和向往，渴望得到社会认可，他们需要落地生根，融入城市群体，过上与城市人一样的生活，享受改革成果和社会进步，拥有城市人一样的工资待遇、福利。这也正好迎合了他们父辈的心态：儿子比老子强。于是，多种因素催生了新一代务工者：相对比较清高，不愿意从事简单、繁重、机械的劳动，劳动得到认可，享有政治待遇，但由于资历浅、受专业培训少、经验不足，收入与期望存在差距，当最后的努力与他们的理想相差太大时，他们甚至会靠父辈们的财力、智力进行自我创业，但更多的人在历经挫折、不断碰壁后，依然要加入务工队伍，成为打工者，在工作中慢慢锤炼。
5.人口影响
近三十年我国少出生4亿人，在缓解我国资源压力的同时，对我国劳动力可持续发展也有一定影响。另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也有影响。
三、应对方式
1.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建立人力资源的有序流动机制
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上应该从国家层面建立帮助和指导就业，以及完善的培训机制，通过严格的就业前培训和就业辅导，使每一位就业者、特别是初次就业者对自己即将进入的行业或具体的单位有一定的了解，缩短用人单位与务工者的磨合时间，降低双方的磨合成本。
2.建立国家人力资源库，形成人力资源网络化管理
利用3—5年时间，逐步形成一套涵盖我国各个区域、各个专业的人员信息储备、就业意向、技能培训、就业指导，以及各区域用工信息的网络，各地区也应该建立相应的人力资源库，让用人单位和各类人员通过在网络化信息平台进行沟通，达成初步意向，从而避免务工人员寻找工作时的盲目性，减少结构性成本。
3.加大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力度，促进务工人员融入当地生活
当前，影响务工人员融入务工地生活的主要原因有：户籍，子女上学。尽管国家出台了不少鼓励农民工子女就近上学的措施，但由于城市教育资源有限，教育歧视现象不能从根源解决。另外，户籍问题，虽然部分城市已经开始松动，但附加了许多条件，这些都不利于有落地生根意愿的务工人员踏实工作，作为“流动人口”，他们不同于移民，来自到一个地方工作生活多年，却无法扎下根，而是像候鸟一样，每年从家乡来到城市，而且每次回乡，不知道下次飞往哪里，因为无根，所以“流动”，这也是形成中国春运的原因之一。因此，鼓励务工人员有条件或愿意在城市的人口到务工地落户，是解决务工人员后顾之忧的一种途径。农民可以以农村责任田或宅基地为置换条件，优先购置城市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其他类型人员可以通过与原居住地置换的方式进行。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最终目的是促进务工人员融入当地生活，享受改革开放成果，减少用工压力，保持社会繁荣，促进社会整体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