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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艺术发展至今,取材于小说或对小说进行改编,是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之一。文章以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电影文本为研究对象,比较原著小说《天鹅绒》,探讨姜文在电影中的改编策略。
关键词:人化视角;颠覆;重建
电影艺术发展至今,取材于小说或对小说进行改编,是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之一。张艺谋甚至曾宣称:“我们谈到‘第五代’电影的取材和走向,实际上应是文学作品给了我们第一步。我们可以就着文学的母体看他们的走向、他们的发展、他们将来的变化。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 姜文,无疑是一个钟爱文学作品改编的导演,他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和《让子弹飞》四部作品,清一色皆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而成。《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动物凶猛》;《鬼子来了》改编自尤凤伟的《生存》;《太阳照常升起》改编自叶弥的《天鹅绒》;《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的《盗官记》。虽然是取材于文学作品,但是姜文的电影却与原著小说有很大的差异。帕克曾经说过,“一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决不是原始材料的一种机械复制,而是从一套表现世界的成规转化和变换成另一套” 。就在转化和变换的过程中,姜文在电影中融入了大量的个体情感和个人记忆。
影片《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文革题材的作品,改编自叶弥的小说《天鹅绒》。在原著小说中,叶弥花了很多笔墨讲述李杨氏和儿子李东方的故事,原著小说讲到李杨氏很穷自尊心却很强,儿子李东方可以不上学但是母亲不能不拥有一双袜子,于是母亲用儿子的学费买了袜子和猪肉,但是当最后猪肉莫名其妙弄丢后母亲便走向了疯狂。疯狂仍是可以想象的,但多年以后在偶尔的清醒的片刻,李杨氏梳洗打扮整洁,跳河自杀——她不允许自己有昏溃和丧失自尊的生活。李东方与唐雨林的妻子姚妹妹发生了关系,最终唐雨林和李东方不再较真天鹅绒,都坦然地走向自己的目标:前者终于朝后者开了枪,而后者终于在微笑和满足中死去。这故事中的每个人在走向自己的目标或渴望时都带有了一些“孤注一掷”的味道。这“孤注一掷”里面其实就包含了一种与人隔绝的孤独意味,永远无法与周边的人达成共识,永远处在一种独自漂荡的形单影只的状态中。
如果说《天鹅绒》主要表现的是人们的渴望随孤独而崩溃的主题,而改编后的《太阳照常升起》则是对原著小说《天鹅绒》的完全颠覆。《太阳照常升起》由四个看起来毫无逻辑却又丝丝入扣的小故事——“疯”、“恋”、“枪”、“梦”组成。这四个拼贴而成的故事,如果按照传统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种线性叙述结构,或者仅仅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组织的话,应该是按照“梦”、“恋”、“疯”、“枪”这样的顺序来叙事。姜文显然不想遵循这种常规的叙事结构,也没有寻求整个社会历史的规律性和一致性,而是将历史时间(“1976年秋”、“1976年夏”、“1976年秋”、“1958年冬”)碎化。整个影片就是在这样一种“疯癫”中演绎,仿佛一切都好像是在梦境中才会出现,在这里,那些连续的、线性的历史在轰然倒塌,历史没有既定的发展目标,它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系列逻辑上不相关的片段组成,相较于原著小说《天鹅绒》,姜文只是借鉴了小说的叙事结构和部分故事内容,《太阳照成升起》的叙事重心不再是历史场景的客观再现,不再是历史时间的顺序前进或后退,也不再是向着历史目标的连续发展,而是转向对历史的自我情感肆意释放。这种倾泻而出的自我情感来势汹汹、杂乱无章,没有既定的主题和中心,任由人们去想象和解读。所以人们对影片主题的理解就会因人而异了。《太阳照常升起》是一个涉及身体欲望、成长的故事,又是一个涉及两代人关系的故事,也可以是一个关于爱情的历史寓言。非情节的叙事、开放式的结局让人们很难理解姜文真正想表达的主题。姜文只能微笑着狡猾地借助影片中的疯妈之口告诉观众:“只能说你没懂,不能说你没看见。”
导演李安说,电影有几个要素,思想,感情,运气,技术,最后是个性。而姜文的电影全是个性,在通过一场场个人化色彩浓重的梦境式表演后,姜文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似乎是他亲眼所见过的已经消逝的世界。作为讲故事的人,具备充分历史人文情怀的姜文无疑是坦荡而真诚的。在文学作品的基础上,他拒绝历史的既定概论,以极具个性化的梦幻般、斑驳陆离的影像修辞,弱化历史背景,填充他个人的情感和想象,为观众提供的除了令人目不转睛的华丽视听盛宴外,更多的是他个人对于世界、对于中国、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这些千奇百怪的人的感受。
参考文献:
[1]尔葳.张艺谋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0
[2][英]克莱·帕克.《英国小说和电影》序言.转陈犀禾.电影改编理论问题[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158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
关键词:人化视角;颠覆;重建
电影艺术发展至今,取材于小说或对小说进行改编,是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之一。张艺谋甚至曾宣称:“我们谈到‘第五代’电影的取材和走向,实际上应是文学作品给了我们第一步。我们可以就着文学的母体看他们的走向、他们的发展、他们将来的变化。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 姜文,无疑是一个钟爱文学作品改编的导演,他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和《让子弹飞》四部作品,清一色皆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而成。《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动物凶猛》;《鬼子来了》改编自尤凤伟的《生存》;《太阳照常升起》改编自叶弥的《天鹅绒》;《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的《盗官记》。虽然是取材于文学作品,但是姜文的电影却与原著小说有很大的差异。帕克曾经说过,“一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决不是原始材料的一种机械复制,而是从一套表现世界的成规转化和变换成另一套” 。就在转化和变换的过程中,姜文在电影中融入了大量的个体情感和个人记忆。
影片《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文革题材的作品,改编自叶弥的小说《天鹅绒》。在原著小说中,叶弥花了很多笔墨讲述李杨氏和儿子李东方的故事,原著小说讲到李杨氏很穷自尊心却很强,儿子李东方可以不上学但是母亲不能不拥有一双袜子,于是母亲用儿子的学费买了袜子和猪肉,但是当最后猪肉莫名其妙弄丢后母亲便走向了疯狂。疯狂仍是可以想象的,但多年以后在偶尔的清醒的片刻,李杨氏梳洗打扮整洁,跳河自杀——她不允许自己有昏溃和丧失自尊的生活。李东方与唐雨林的妻子姚妹妹发生了关系,最终唐雨林和李东方不再较真天鹅绒,都坦然地走向自己的目标:前者终于朝后者开了枪,而后者终于在微笑和满足中死去。这故事中的每个人在走向自己的目标或渴望时都带有了一些“孤注一掷”的味道。这“孤注一掷”里面其实就包含了一种与人隔绝的孤独意味,永远无法与周边的人达成共识,永远处在一种独自漂荡的形单影只的状态中。
如果说《天鹅绒》主要表现的是人们的渴望随孤独而崩溃的主题,而改编后的《太阳照常升起》则是对原著小说《天鹅绒》的完全颠覆。《太阳照常升起》由四个看起来毫无逻辑却又丝丝入扣的小故事——“疯”、“恋”、“枪”、“梦”组成。这四个拼贴而成的故事,如果按照传统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种线性叙述结构,或者仅仅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组织的话,应该是按照“梦”、“恋”、“疯”、“枪”这样的顺序来叙事。姜文显然不想遵循这种常规的叙事结构,也没有寻求整个社会历史的规律性和一致性,而是将历史时间(“1976年秋”、“1976年夏”、“1976年秋”、“1958年冬”)碎化。整个影片就是在这样一种“疯癫”中演绎,仿佛一切都好像是在梦境中才会出现,在这里,那些连续的、线性的历史在轰然倒塌,历史没有既定的发展目标,它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系列逻辑上不相关的片段组成,相较于原著小说《天鹅绒》,姜文只是借鉴了小说的叙事结构和部分故事内容,《太阳照成升起》的叙事重心不再是历史场景的客观再现,不再是历史时间的顺序前进或后退,也不再是向着历史目标的连续发展,而是转向对历史的自我情感肆意释放。这种倾泻而出的自我情感来势汹汹、杂乱无章,没有既定的主题和中心,任由人们去想象和解读。所以人们对影片主题的理解就会因人而异了。《太阳照常升起》是一个涉及身体欲望、成长的故事,又是一个涉及两代人关系的故事,也可以是一个关于爱情的历史寓言。非情节的叙事、开放式的结局让人们很难理解姜文真正想表达的主题。姜文只能微笑着狡猾地借助影片中的疯妈之口告诉观众:“只能说你没懂,不能说你没看见。”
导演李安说,电影有几个要素,思想,感情,运气,技术,最后是个性。而姜文的电影全是个性,在通过一场场个人化色彩浓重的梦境式表演后,姜文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似乎是他亲眼所见过的已经消逝的世界。作为讲故事的人,具备充分历史人文情怀的姜文无疑是坦荡而真诚的。在文学作品的基础上,他拒绝历史的既定概论,以极具个性化的梦幻般、斑驳陆离的影像修辞,弱化历史背景,填充他个人的情感和想象,为观众提供的除了令人目不转睛的华丽视听盛宴外,更多的是他个人对于世界、对于中国、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这些千奇百怪的人的感受。
参考文献:
[1]尔葳.张艺谋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0
[2][英]克莱·帕克.《英国小说和电影》序言.转陈犀禾.电影改编理论问题[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158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