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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六十年的风雨历程，一个新的时代拔然而起。历史在被改变的同时也正在被创造着。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在各自的发展中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和功绩。音乐作为其中一分子，其发展必然与时代、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因此在共和国发展的历程中，音乐也呈现出与以往众多时代相比具有更为鲜明的特点。与一切有着历史责任感的史学家一样，音乐史学界对于音乐历史的记录与梳理同样颇为关注。事实上，学界对于中国音乐史，特别是中国当代音乐史的关注一直以来就甚为密切。姑且不说专题研究论文，仅就著作来看，十多年来就有多本问世，有影响的如汪毓和著《中国现代音乐史纲》（北京华文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梁茂春著《中国当代音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后又在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修订版）；以及由居其宏撰写的《２０世纪中国音乐》（青岛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和《新中国音乐史》（湖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等。这些著作都以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点撰写当代音乐发展历程，而截止时间则各有不同，《中国当代音乐》以１９８９年为止；《中国现代音乐史纲》和《新中国音乐史》则以２０００年为止。
与以上著作不同，居其宏著《共和国音乐史》?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雪一书虽同样起始于１９４９年，却断代止于２００８年。成为目前为止时间跨度最长、时间节点距当下最近的一本中国当代音乐史学著作。总体上，《共和国音乐史》共分六个历史阶段，每阶段以数章组成，贯之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史学观念，以时间为导线，围绕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思想等方面，对建国六十年来的音乐文化现象加以描述、音乐思想进行剖析、音乐作品加以分析，并逻辑严密地叙述了处于一定社会、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中国音乐形成的原因、发展的脉络和产生的影响。其特点表现在：
一、宏观着眼，微观着手
从整体上看，本书在内容写作及叙述方式上有着十分明确的方向，即教科书形式。正如书中前言所说“本书是为高等音乐艺术院校、艺术学院及高等师范院校中的音乐院系、艺术职业学院中的音乐专业本科、专科学生编写的当代音乐史教科书，亦可作为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方向硕士生、博士生的专业教材或参考教材之用。”①于是，内容中多了些音乐史实的梳理和介绍，少了些学者深钻细研的分析。而且，基于本书的性质所致，《共和国音乐史》一书基本上遵循着“历史教科书所承载的是学界已有共识的知识性成果，因此并不主张史学家将过分个人化的结论写进历史教材”②，而将作者本人的观念做了隐身。要知道，居其宏在中国音乐学术界是一个极具勇气的学者。
在明确的写作方向引导之下，作者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并以相当的篇幅对近六十年发展中音乐的起伏进行梳理。从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热情高涨的音乐氛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音乐发展“真空期”及其所独有的音乐现象，再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在社会大发展的背景下音乐的多元化丰富发展。起起伏伏的音乐发展历程在作者数十万字里行间辉煌演绎。
音乐的发展历来离不开上层建筑的支持，即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对音乐的影响。因此本书无论是历史分期还是写作方式都与社会背景紧密联系。本书以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依据，进行时间的划分。这也可看出，本书的写作是以中国六十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为立足点而进行。作者认为“其实在共和国６０年的音乐史上，惟有１９７８年的改革开放才直接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观念与风格之大变革，而推动这种变局出现的核心因素，恰恰在音乐之外，恰恰得力于政治社会因素的推动。正是基于这一基本事实，本书依然沿袭底本中以音乐艺术宏观语境的阶段性为其原则与结构原则（即所谓‘政治分期法’）”③。除此之外，从每一编的开端也不难看出，作者将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介绍置于最前端，以便使读者能够更好地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中解读音乐发展之原因和历程。
在大的宏观背景映衬之下，作者对音乐历史的叙述和梳理则显得更为细致和殷实。书中有重点、层次分明地对这些年来产生的音乐现象作以梳理。以“音乐创作”、“音乐思潮”为两大主要脉络，同时对音乐表演、音乐教育等多种音乐现象发展线索进行综合分析。
纵观全书可得出深刻的体会，即书中每一编的每一章节，皆基于“音乐创作”来铺陈。无论时间怎样流淌，时代如何变迁，音乐的历史总是和音乐创作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音乐创作的变化可以反映音乐历史的发展进程，而音乐历史的影响也可以使音乐创作发生巨大变革。在《共和国音乐史》一书中，７４条谱例置于文中，同时辅之以作品分析、介绍。如书中第二编“＇大跃进＇中的音乐创作与音乐生活”一节中，对广为流传的经典曲目《梁祝》一曲的叙述④。在篇幅不多的几段文字介绍中，包含了这一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专业背景，乐曲本身所体现的内容、形式以及结构分析，并附以谱例加以说明。诸如此类近百首音乐作品的创作历程与介绍，构成了此书一大亮点。这样深入浅出的写作方式，妥帖地反映了“教科书”应有的要求。
除去音乐创作的绍介，本书致力于音乐批评和思潮的叙述，尤其是对“音乐思潮”变革的叙述和分析特别细致入微，显示了作者的所长。在六十年的发展与变迁中，音乐的进步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不同时期产生的思潮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当时的音乐现象，同时更加深刻地体现出了历史背景下音乐发展过程中萌生的思想内涵和它对当下及后世产生的外延意义。从“乐坛思想的第一次大碰撞”到“拔白旗运动”，从“‘文革’奇特的音乐发展”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音乐思潮的发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音乐历史的轨迹。音乐学者同样在音乐史发展中创造并记录着历史。在《共和国音乐史》一书中，近三百个文献征引，及四十余部文献的参考，将史实尽可能严谨客观地记录下来。正如作者所说“为恪守音乐史教科书性质所决定的公正客观原则，本书对底本中若干个人观点和评价文字做了或删去、或修改、或淡化的处理。”⑤音乐思潮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而起伏的同时，以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脉络演绎着当下音乐的风起云落。
综上，对于六十年来的“音乐创作”与“音乐思潮”梳理与叙述，本书做到了尊重艺术自身的规律，从音乐本体出发，来展示它自建国以来的历史轨迹，其内容丰富，层次分明，十分便于学习和阅读。
二、尊重历史，史料详实
对于历史的记述，始终离不开史料的支撑与史学家对史料的分析与研究，从而达到“以史为鉴”及知识传承的目的。音乐亦是如此，“音乐史学的任务是通过对人类音乐文化历史发展动因和结果的系统科学阐释，达到音乐文化积累和传播的目的，是人们在不断完善和健全对音乐艺术发展途径的自我认识中，增强后人创造新的音乐文化的能力，这也是音乐史学的价值所在。”⑥因此，对于历史的描述和记载则需要具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忠于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以及秉笔直书的写作立场，在史学者的研究过程中则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对象在时间与空间都与当下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本书在“史料”占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此相关的史料大都保存完好，获取方式较之古代史及近代史史料更为便捷和完整。但“身在庐山中”的困惑却很难避免，因此史料的鉴别是本书写作过程的难点。一直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中国当代音乐史的研究总是在不断推新及论证的过程中发展着。
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本书的写作出版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坚持，以冷峻的理性目光审视处于时代发展层面上所出现的音乐文化形象的各种状态。这一点早在其数年前出版的《新中国音乐史》一书中就有所呈现，虽然作者自谦本书是以《新中国音乐史》为底本进行删减和整合而来⑦，实际上仍不乏其新意。在《新中国音乐史》中，作者就以大量图片及参考文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二年之间音乐领域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其内容详实程度在中国当代音乐史学著作中就与众不一般。基于这样一本庞大的理论著作，《共和国音乐史》有所简化，但对史料的认真态度并没有减弱。其参考文献几乎涉及到所有与中国当代音乐史有关的书籍、期刊及文集、报纸等资料。在对其甄别的过程中，作者有着严格的采纳标准“凡属学界已有共识的结论，则如实采纳之；凡学界对同一对象存有不同看法者，则采取诸说并存的方式处理；当学界对某个对象迄无一说时，则尽可能提供作者的一得之见，以备学界同行及各高校师生参酌。”⑧
参考史料中，有作者亲身经历的事件。如第三编“‘文革’中的音乐现实”开篇语中对‘文革’初期音乐家生活窘境之描述⑨，及第三编第二章中对于“样板戏”之记叙等一手资料⑩。也有作者本人被学界广泛认可的研究成果，如第四编第一章三节中关于８０年代音乐观念更新热潮的争论之叙述，其中便引用有作者本人在《音乐研究》、《人民音乐》等学术期刊中所发表文章数篇{11}。另外大量学者文章、著作及报纸期刊的引用和甄别支撑着《共和国音乐史》的整个写作过程。由此可见，作者在史料收集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史料的甄别和界定，尤其是对新中国音乐史上重要的人物、作品、事件和思想文本进行的历史评价依据和尺度掌握上，作者充分廓清其与历次政治运动、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相连，使自己的分析与评价蕴涵着一种冷峻的理性。这也正是当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难点及可贵之处。恰巧印证了中国史学家郑樑生的话“史料的利用是考证工作的前提，如能善于运用史料，可说考证工作已做了一半……我们要利用那些史料时，必须采取实事求是和一丝不苟的态度。”{12}
三、深入浅出，实用性强
了解历史，熟悉历史，以史为鉴。在音乐领域中，同样如此。音乐学习者对于音乐史的学习尤为重要，在建立正确的艺术感知力、提高综合艺术修养及培养音乐观等方面有着格外重要的地位。在当今的音乐教育体系中，西方音乐的氛围较之中国音乐更为浓厚。西式的音乐教育体系、西方音乐训练方式及西方音乐理论的学习使得音乐学习者与中国音乐史的距离渐行渐远。因此，“中国音乐史”的学习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近年来，“中国音乐史”在各大音乐学院和普通高等学校音乐系中的地位逐渐被重视，成为音乐学习者在校的必修课程。随着这一课程的确立，相关教材的使用和编撰也被提上案头。
与已形成规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相比，中国当代音乐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如何让这样一门年轻学科有专用教材和课件为音乐学习者及爱好者普及音乐知识了解当代音乐历史，《共和国音乐史》便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撰写而成。书中内容涉及范围十分丰富，从时间上来看，包括了建国以来六十年音乐的发展历程；从内容上来看，涵盖了音乐创作、音乐思潮、音乐教育、音乐表演等多方面的音乐内容。每一编中内容具有足够的广度而并无深钻细研。如作者所说“本书任务是记叙１９４９年共和国成立至２００８年我国音乐艺术各领域的发展历史……通过一定时段的教学，让学生对共和国６０年的历史上我国专业音乐艺术所走过的光辉而曲折的历程及其来龙去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熟悉其中有较高成就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人物、事件和文献……”{13}
书中没有出现就某一问题深刻钻研而力求得出独到结论的现象，而大都以客观的角度在对史料收集甄别的基础上，对当代出现的音乐现象进行梳理和记述，以大量的史料做依据，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进行表达，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同时，书中所撰写的时代与当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大量新鲜史料的充斥下，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大幅缩小使其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受众面。
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写作切入点到“尊重历史，史料翔实”的研究特点；加之“深入浅出，实用性强”的现实意义，本书的出版无疑对于众多音乐学习者及音乐爱好者学习和了解中国当代音乐史有着鲜明的指导意义。尽管书中部分结论仍存在“身在此山中”的朦胧和争论阶段，有待进一步通过实践和时间而论证。然而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本书写作出版的过程不仅仅是对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史实的记载，更是在当下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对音乐发展的诠释。其历史性不仅限于记载本身，更重要的是代表着一个时代记述历史、表达历史以及对待历史的态度的表现。因此，无论此书以何种方式、何种立场记述建国以来的音乐发展史，可以肯定的是其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也创造着一种新的历史。
不过，瑕不掩瑜，本书存在的问题亦见鲜明。譬如本书的历史阶段划分上，尚有需要斟酌之处，如把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作为一个阶段的必要性（即第四编第六章），短暂的几年时间其实落实到音乐创作上的成就抑或音乐文化现象其实较为单一。再如，无论在目录页上还是在文中，论述第二编时，时间断代在１９５７—１９６３年，其后紧接的第三编则是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这两个历史阶段间的三年时间没了，不知是作者笔误还是有意忘却这三年，反正我们看到的内容与分期对不上，内心因此存留疑惑，需要作者在再版时斟酌。
①②③⑤⑦⑧{13}居其宏《共和国音乐史》，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
④同①，第55页。
⑥戴嘉枋《从音乐史学的对象、性质谈其存在价值》，《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2期。
⑨同①，第110页脚注。
{10}同①，第121页脚注。
{11}同①，第155页脚注
{12}郑樑生《史学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张鸣 西安音乐学院讲师
湜湜 西安音乐学院图书馆教师
（责任编辑 张萌）
与以上著作不同，居其宏著《共和国音乐史》?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雪一书虽同样起始于１９４９年，却断代止于２００８年。成为目前为止时间跨度最长、时间节点距当下最近的一本中国当代音乐史学著作。总体上，《共和国音乐史》共分六个历史阶段，每阶段以数章组成，贯之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史学观念，以时间为导线，围绕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思想等方面，对建国六十年来的音乐文化现象加以描述、音乐思想进行剖析、音乐作品加以分析，并逻辑严密地叙述了处于一定社会、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中国音乐形成的原因、发展的脉络和产生的影响。其特点表现在：
一、宏观着眼，微观着手
从整体上看，本书在内容写作及叙述方式上有着十分明确的方向，即教科书形式。正如书中前言所说“本书是为高等音乐艺术院校、艺术学院及高等师范院校中的音乐院系、艺术职业学院中的音乐专业本科、专科学生编写的当代音乐史教科书，亦可作为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方向硕士生、博士生的专业教材或参考教材之用。”①于是，内容中多了些音乐史实的梳理和介绍，少了些学者深钻细研的分析。而且，基于本书的性质所致，《共和国音乐史》一书基本上遵循着“历史教科书所承载的是学界已有共识的知识性成果，因此并不主张史学家将过分个人化的结论写进历史教材”②，而将作者本人的观念做了隐身。要知道，居其宏在中国音乐学术界是一个极具勇气的学者。
在明确的写作方向引导之下，作者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并以相当的篇幅对近六十年发展中音乐的起伏进行梳理。从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热情高涨的音乐氛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音乐发展“真空期”及其所独有的音乐现象，再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在社会大发展的背景下音乐的多元化丰富发展。起起伏伏的音乐发展历程在作者数十万字里行间辉煌演绎。
音乐的发展历来离不开上层建筑的支持，即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对音乐的影响。因此本书无论是历史分期还是写作方式都与社会背景紧密联系。本书以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依据，进行时间的划分。这也可看出，本书的写作是以中国六十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为立足点而进行。作者认为“其实在共和国６０年的音乐史上，惟有１９７８年的改革开放才直接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观念与风格之大变革，而推动这种变局出现的核心因素，恰恰在音乐之外，恰恰得力于政治社会因素的推动。正是基于这一基本事实，本书依然沿袭底本中以音乐艺术宏观语境的阶段性为其原则与结构原则（即所谓‘政治分期法’）”③。除此之外，从每一编的开端也不难看出，作者将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介绍置于最前端，以便使读者能够更好地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中解读音乐发展之原因和历程。
在大的宏观背景映衬之下，作者对音乐历史的叙述和梳理则显得更为细致和殷实。书中有重点、层次分明地对这些年来产生的音乐现象作以梳理。以“音乐创作”、“音乐思潮”为两大主要脉络，同时对音乐表演、音乐教育等多种音乐现象发展线索进行综合分析。
纵观全书可得出深刻的体会，即书中每一编的每一章节，皆基于“音乐创作”来铺陈。无论时间怎样流淌，时代如何变迁，音乐的历史总是和音乐创作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音乐创作的变化可以反映音乐历史的发展进程，而音乐历史的影响也可以使音乐创作发生巨大变革。在《共和国音乐史》一书中，７４条谱例置于文中，同时辅之以作品分析、介绍。如书中第二编“＇大跃进＇中的音乐创作与音乐生活”一节中，对广为流传的经典曲目《梁祝》一曲的叙述④。在篇幅不多的几段文字介绍中，包含了这一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专业背景，乐曲本身所体现的内容、形式以及结构分析，并附以谱例加以说明。诸如此类近百首音乐作品的创作历程与介绍，构成了此书一大亮点。这样深入浅出的写作方式，妥帖地反映了“教科书”应有的要求。
除去音乐创作的绍介，本书致力于音乐批评和思潮的叙述，尤其是对“音乐思潮”变革的叙述和分析特别细致入微，显示了作者的所长。在六十年的发展与变迁中，音乐的进步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不同时期产生的思潮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当时的音乐现象，同时更加深刻地体现出了历史背景下音乐发展过程中萌生的思想内涵和它对当下及后世产生的外延意义。从“乐坛思想的第一次大碰撞”到“拔白旗运动”，从“‘文革’奇特的音乐发展”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音乐思潮的发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音乐历史的轨迹。音乐学者同样在音乐史发展中创造并记录着历史。在《共和国音乐史》一书中，近三百个文献征引，及四十余部文献的参考，将史实尽可能严谨客观地记录下来。正如作者所说“为恪守音乐史教科书性质所决定的公正客观原则，本书对底本中若干个人观点和评价文字做了或删去、或修改、或淡化的处理。”⑤音乐思潮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而起伏的同时，以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脉络演绎着当下音乐的风起云落。
综上，对于六十年来的“音乐创作”与“音乐思潮”梳理与叙述，本书做到了尊重艺术自身的规律，从音乐本体出发，来展示它自建国以来的历史轨迹，其内容丰富，层次分明，十分便于学习和阅读。
二、尊重历史，史料详实
对于历史的记述，始终离不开史料的支撑与史学家对史料的分析与研究，从而达到“以史为鉴”及知识传承的目的。音乐亦是如此，“音乐史学的任务是通过对人类音乐文化历史发展动因和结果的系统科学阐释，达到音乐文化积累和传播的目的，是人们在不断完善和健全对音乐艺术发展途径的自我认识中，增强后人创造新的音乐文化的能力，这也是音乐史学的价值所在。”⑥因此，对于历史的描述和记载则需要具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忠于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以及秉笔直书的写作立场，在史学者的研究过程中则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对象在时间与空间都与当下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本书在“史料”占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此相关的史料大都保存完好，获取方式较之古代史及近代史史料更为便捷和完整。但“身在庐山中”的困惑却很难避免，因此史料的鉴别是本书写作过程的难点。一直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中国当代音乐史的研究总是在不断推新及论证的过程中发展着。
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本书的写作出版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坚持，以冷峻的理性目光审视处于时代发展层面上所出现的音乐文化形象的各种状态。这一点早在其数年前出版的《新中国音乐史》一书中就有所呈现，虽然作者自谦本书是以《新中国音乐史》为底本进行删减和整合而来⑦，实际上仍不乏其新意。在《新中国音乐史》中，作者就以大量图片及参考文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二年之间音乐领域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其内容详实程度在中国当代音乐史学著作中就与众不一般。基于这样一本庞大的理论著作，《共和国音乐史》有所简化，但对史料的认真态度并没有减弱。其参考文献几乎涉及到所有与中国当代音乐史有关的书籍、期刊及文集、报纸等资料。在对其甄别的过程中，作者有着严格的采纳标准“凡属学界已有共识的结论，则如实采纳之；凡学界对同一对象存有不同看法者，则采取诸说并存的方式处理；当学界对某个对象迄无一说时，则尽可能提供作者的一得之见，以备学界同行及各高校师生参酌。”⑧
参考史料中，有作者亲身经历的事件。如第三编“‘文革’中的音乐现实”开篇语中对‘文革’初期音乐家生活窘境之描述⑨，及第三编第二章中对于“样板戏”之记叙等一手资料⑩。也有作者本人被学界广泛认可的研究成果，如第四编第一章三节中关于８０年代音乐观念更新热潮的争论之叙述，其中便引用有作者本人在《音乐研究》、《人民音乐》等学术期刊中所发表文章数篇{11}。另外大量学者文章、著作及报纸期刊的引用和甄别支撑着《共和国音乐史》的整个写作过程。由此可见，作者在史料收集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史料的甄别和界定，尤其是对新中国音乐史上重要的人物、作品、事件和思想文本进行的历史评价依据和尺度掌握上，作者充分廓清其与历次政治运动、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相连，使自己的分析与评价蕴涵着一种冷峻的理性。这也正是当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难点及可贵之处。恰巧印证了中国史学家郑樑生的话“史料的利用是考证工作的前提，如能善于运用史料，可说考证工作已做了一半……我们要利用那些史料时，必须采取实事求是和一丝不苟的态度。”{12}
三、深入浅出，实用性强
了解历史，熟悉历史，以史为鉴。在音乐领域中，同样如此。音乐学习者对于音乐史的学习尤为重要，在建立正确的艺术感知力、提高综合艺术修养及培养音乐观等方面有着格外重要的地位。在当今的音乐教育体系中，西方音乐的氛围较之中国音乐更为浓厚。西式的音乐教育体系、西方音乐训练方式及西方音乐理论的学习使得音乐学习者与中国音乐史的距离渐行渐远。因此，“中国音乐史”的学习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近年来，“中国音乐史”在各大音乐学院和普通高等学校音乐系中的地位逐渐被重视，成为音乐学习者在校的必修课程。随着这一课程的确立，相关教材的使用和编撰也被提上案头。
与已形成规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相比，中国当代音乐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如何让这样一门年轻学科有专用教材和课件为音乐学习者及爱好者普及音乐知识了解当代音乐历史，《共和国音乐史》便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撰写而成。书中内容涉及范围十分丰富，从时间上来看，包括了建国以来六十年音乐的发展历程；从内容上来看，涵盖了音乐创作、音乐思潮、音乐教育、音乐表演等多方面的音乐内容。每一编中内容具有足够的广度而并无深钻细研。如作者所说“本书任务是记叙１９４９年共和国成立至２００８年我国音乐艺术各领域的发展历史……通过一定时段的教学，让学生对共和国６０年的历史上我国专业音乐艺术所走过的光辉而曲折的历程及其来龙去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熟悉其中有较高成就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人物、事件和文献……”{13}
书中没有出现就某一问题深刻钻研而力求得出独到结论的现象，而大都以客观的角度在对史料收集甄别的基础上，对当代出现的音乐现象进行梳理和记述，以大量的史料做依据，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进行表达，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同时，书中所撰写的时代与当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大量新鲜史料的充斥下，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大幅缩小使其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受众面。
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写作切入点到“尊重历史，史料翔实”的研究特点；加之“深入浅出，实用性强”的现实意义，本书的出版无疑对于众多音乐学习者及音乐爱好者学习和了解中国当代音乐史有着鲜明的指导意义。尽管书中部分结论仍存在“身在此山中”的朦胧和争论阶段，有待进一步通过实践和时间而论证。然而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本书写作出版的过程不仅仅是对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史实的记载，更是在当下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对音乐发展的诠释。其历史性不仅限于记载本身，更重要的是代表着一个时代记述历史、表达历史以及对待历史的态度的表现。因此，无论此书以何种方式、何种立场记述建国以来的音乐发展史，可以肯定的是其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也创造着一种新的历史。
不过，瑕不掩瑜，本书存在的问题亦见鲜明。譬如本书的历史阶段划分上，尚有需要斟酌之处，如把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作为一个阶段的必要性（即第四编第六章），短暂的几年时间其实落实到音乐创作上的成就抑或音乐文化现象其实较为单一。再如，无论在目录页上还是在文中，论述第二编时，时间断代在１９５７—１９６３年，其后紧接的第三编则是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这两个历史阶段间的三年时间没了，不知是作者笔误还是有意忘却这三年，反正我们看到的内容与分期对不上，内心因此存留疑惑，需要作者在再版时斟酌。
①②③⑤⑦⑧{13}居其宏《共和国音乐史》，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
④同①，第55页。
⑥戴嘉枋《从音乐史学的对象、性质谈其存在价值》，《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2期。
⑨同①，第110页脚注。
{10}同①，第121页脚注。
{11}同①，第155页脚注
{12}郑樑生《史学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张鸣 西安音乐学院讲师
湜湜 西安音乐学院图书馆教师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