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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中有诸多关于僧人形象的记载，涉及到僧人的容貌举止、言谈德行、生活琐事等。其名僧如支道林、竺法深、佛图澄、慧远等，他们身上彰显出的精神文化，在当时都深为晋朝名士推许，影响极大。
关键词：《世说新语》；支道林；僧侣文化
支遁，号道林，是晋朝名僧，俗姓关，陈留人，亦说河东林虑人。约晋愍帝建兴二年，他出生在一个佛教徒的家庭里。幼年时期即流寓江南。在京城建康时，他同一些名士如王濛、殷融等均有来往，并备受赏识。在余杭山隐居时，他潜心研究了《道行般若》等佛学经典。支遁在二十五岁时出家，其后他回到吴地建立了支山寺。后来他去剡地（今浙江嵊县）经会稽郡时，与王羲之晤面，王羲之请他住在灵嘉寺。之后又移到石城山，创立栖光寺。晋哀帝即位以后，曾屡次派人征请，于是又到建康，住在东安寺。在晋京停留将近三年，上书请求回山，哀帝应允并给了他很优厚的馈赠和照顾。太和元年去世。
在《世说新语》所记载的诸多僧人中，支遁是最为著名的一位，关于他的记载，足有四十九条之多。《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他非常喜欢养马养鹤。支遁养马，却并不是喜欢它的形体，而是欣赏其矫健俊朗的神气，所以当人们对“和尚养马”提出世俗的质疑时，支遁只是一句“重其神骏”，便将其精神上不同于世俗的高远潇洒之态明白地展现出来，此一则亦可见其深得老庄及玄学之精髓，俨然有清白之姿。宋代刘辰翁读此则，评曰：“高视世外。”支遁喜欢鹤，也同样是喜欢它的“凌霄之姿”，而不愿看着它“为人作耳目近玩”，所以他宁愿将鹤放飞青云之上，也不愿看它铩羽落魄，这也正是他自己处世态度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养马还是养鹤，支遁实际上正是取其神而遗其形，这正是对魏晋名士试图超越肉体生存的羁绊而追求精神超脱的生动描绘。就如同王羲之好鹅，阮籍好酒，魏晋名士们往往试图在那样一个黑暗压抑的年代里从一些生活细节上消解自己内心的块垒。这些不同于常人的独特喜好正是他们试图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一种无奈的手段，却往往为后世所津津乐道。因为酒，我们记住阮籍；因为鹅，我们记住王羲之；因为马和鹤，我们记住支道林。
《世说新语》作者往往擅于通过记载人物的某件小事、甚至只是某一句话，来透视出整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继而通过众多人物的所言所行，透视出整个魏晋时代的众生相，展现出在那个压抑而又放荡，沉痛而又潇洒的时代里的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如写支遁，寥寥数语，就将他遗世独立、清俊超迈的气度赫然描绘出来。除了支道林，《世说新语》中还有很多关于僧人形象的条目，所载名僧如竺法深、支道林、佛图澄、慧远、竺法汰、于法开等，在当时都深为晋朝名士推许，影响极大。如：
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世说新语·德行30》）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或云下令。（《世说新语·言语48》）
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世说新语·言语76》）
王长史尝病，亲疏不通。林公来，守门人遽启之：“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启。”王笑曰：“此必林公。”（《世说新语·容止31》）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世说新语·容止37》）
《世说新语》中关于支遁及其他名僧的记载，还有很多。由此可见，不少东晋名僧传经讲道，为士人所重视和倾倒。支遁在白马寺释《庄子·逍遥》篇，已杂入佛理，并因此声名大震。后又在王濛家以奇丽言辞释《渔父》。其时，名僧与名士的交往，大多从谈论玄理开始，继而及于佛理，这也正是弘扬佛理的一种手段。而支遁为当时名士所重视，在于他对庄学的阐述可以自标新意，并有玄学清谈的机辩和美丽的词藻。又如《世说新语·言语》记载：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或云下令。
可见，僧人的言谈措辞亦具有较为洒脱超逸的魏晋风度，与当时的名士们志趣相投。随着佛学的深入发展与传播，在当时的社会现实背景下，沉溺于玄学清谈的门阀士族也开始注意研究佛学了。东晋时期，在僧人和士人的交往过程中，名士能谈佛理，名僧能谈玄理，玄、佛两家的思想也在谈论过程中很自然地互相渗透、融合。这就是东晋时期的玄、佛合流现象。宗白华先生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最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汉末的大动乱，使统治了四百多年的汉王朝崩溃了。人们饱尝战乱之苦，骨肉分散，颠沛流离，对儒家王道的信仰动摇了。到了魏晋，统治阶级内部不择手段的争夺，更加深了对儒学的信仰危机。对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感伤的思索和探求，把魏晋思想引向了玄学。玄学由道家的思想发展而来，强烈地追求个体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对儒学的虚伪进行无形的批判。魏晋玄学的产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在其影响下的门阀世族们的生活，极大地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推崇和考究个人的才情、品貌、言谈、气度、识鉴、智慧等。这在《世说新语》中得到了十分生动准确的描绘。然而，汉王朝短暂的统一迅速被瓦解，东晋初期的门阀世族被迫南渡逃亡。这是汉王朝的又一次大动乱。门阀世族所追求的以超脱、“清谈”为特征的“玄远”之说，日益空洞无物，失去了精神上的慰藉力量。另一方面，天下大乱，使得佛教的思想有了传播和扩大的客观条件。因为佛学较之玄学具有更大的精神上的麻醉性，在理论思辩上也更为精密。
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佛教僧侣有的也加入了清谈的行列，从而佛学玄理也成了名士们清谈的内容，支遁正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人物。由于支遁的言谈措辞极具洒脱、超逸的魏晋风度，与当时的名士们志趣相投，很多名士喜欢和他来往，并且非常推崇他。支遁一生交往的名士非常多。通过以上几则可以看出，他对清谈家最为宗奉的典籍《庄子》有独到的见解，对《逍遥游》篇更显“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尤为当时名士王羲之等所欣，这足见支遁在魏晋玄学及佛学上的精深造诣。正是他在学问上的渊博融贯和风度上的洒脱不羁，使他受到众多魏晋名士地深深折服和由衷钦佩。他的品性习好，也带着当时名士所共同具有的风趣。
由此观之，《世说新语》所记载的士庶僧徒一方面是芸芸众生中平凡的一员，另一方面却也往往有着其不同于世的独特一面，正是他们这些不同于俗世的独特精神风貌，闪耀着人性的最后光辉，充分寄予着《世说新语》作者以及芸芸众生的出世理想，千古之下，犹令人感叹，《世说新语》如同一幅淡墨绘成的写意山水画，寥寥数笔，轻轻勾勒，江山万里已赫然展现，其芸芸众生跃然纸上，宛若犹在眼前。
参考文献：
1.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
2.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版
5.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关键词：《世说新语》；支道林；僧侣文化
支遁，号道林，是晋朝名僧，俗姓关，陈留人，亦说河东林虑人。约晋愍帝建兴二年，他出生在一个佛教徒的家庭里。幼年时期即流寓江南。在京城建康时，他同一些名士如王濛、殷融等均有来往，并备受赏识。在余杭山隐居时，他潜心研究了《道行般若》等佛学经典。支遁在二十五岁时出家，其后他回到吴地建立了支山寺。后来他去剡地（今浙江嵊县）经会稽郡时，与王羲之晤面，王羲之请他住在灵嘉寺。之后又移到石城山，创立栖光寺。晋哀帝即位以后，曾屡次派人征请，于是又到建康，住在东安寺。在晋京停留将近三年，上书请求回山，哀帝应允并给了他很优厚的馈赠和照顾。太和元年去世。
在《世说新语》所记载的诸多僧人中，支遁是最为著名的一位，关于他的记载，足有四十九条之多。《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他非常喜欢养马养鹤。支遁养马，却并不是喜欢它的形体，而是欣赏其矫健俊朗的神气，所以当人们对“和尚养马”提出世俗的质疑时，支遁只是一句“重其神骏”，便将其精神上不同于世俗的高远潇洒之态明白地展现出来，此一则亦可见其深得老庄及玄学之精髓，俨然有清白之姿。宋代刘辰翁读此则，评曰：“高视世外。”支遁喜欢鹤，也同样是喜欢它的“凌霄之姿”，而不愿看着它“为人作耳目近玩”，所以他宁愿将鹤放飞青云之上，也不愿看它铩羽落魄，这也正是他自己处世态度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养马还是养鹤，支遁实际上正是取其神而遗其形，这正是对魏晋名士试图超越肉体生存的羁绊而追求精神超脱的生动描绘。就如同王羲之好鹅，阮籍好酒，魏晋名士们往往试图在那样一个黑暗压抑的年代里从一些生活细节上消解自己内心的块垒。这些不同于常人的独特喜好正是他们试图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一种无奈的手段，却往往为后世所津津乐道。因为酒，我们记住阮籍；因为鹅，我们记住王羲之；因为马和鹤，我们记住支道林。
《世说新语》作者往往擅于通过记载人物的某件小事、甚至只是某一句话，来透视出整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继而通过众多人物的所言所行，透视出整个魏晋时代的众生相，展现出在那个压抑而又放荡，沉痛而又潇洒的时代里的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如写支遁，寥寥数语，就将他遗世独立、清俊超迈的气度赫然描绘出来。除了支道林，《世说新语》中还有很多关于僧人形象的条目，所载名僧如竺法深、支道林、佛图澄、慧远、竺法汰、于法开等，在当时都深为晋朝名士推许，影响极大。如：
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世说新语·德行30》）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或云下令。（《世说新语·言语48》）
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世说新语·言语76》）
王长史尝病，亲疏不通。林公来，守门人遽启之：“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启。”王笑曰：“此必林公。”（《世说新语·容止31》）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世说新语·容止37》）
《世说新语》中关于支遁及其他名僧的记载，还有很多。由此可见，不少东晋名僧传经讲道，为士人所重视和倾倒。支遁在白马寺释《庄子·逍遥》篇，已杂入佛理，并因此声名大震。后又在王濛家以奇丽言辞释《渔父》。其时，名僧与名士的交往，大多从谈论玄理开始，继而及于佛理，这也正是弘扬佛理的一种手段。而支遁为当时名士所重视，在于他对庄学的阐述可以自标新意，并有玄学清谈的机辩和美丽的词藻。又如《世说新语·言语》记载：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或云下令。
可见，僧人的言谈措辞亦具有较为洒脱超逸的魏晋风度，与当时的名士们志趣相投。随着佛学的深入发展与传播，在当时的社会现实背景下，沉溺于玄学清谈的门阀士族也开始注意研究佛学了。东晋时期，在僧人和士人的交往过程中，名士能谈佛理，名僧能谈玄理，玄、佛两家的思想也在谈论过程中很自然地互相渗透、融合。这就是东晋时期的玄、佛合流现象。宗白华先生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最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汉末的大动乱，使统治了四百多年的汉王朝崩溃了。人们饱尝战乱之苦，骨肉分散，颠沛流离，对儒家王道的信仰动摇了。到了魏晋，统治阶级内部不择手段的争夺，更加深了对儒学的信仰危机。对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感伤的思索和探求，把魏晋思想引向了玄学。玄学由道家的思想发展而来，强烈地追求个体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对儒学的虚伪进行无形的批判。魏晋玄学的产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在其影响下的门阀世族们的生活，极大地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推崇和考究个人的才情、品貌、言谈、气度、识鉴、智慧等。这在《世说新语》中得到了十分生动准确的描绘。然而，汉王朝短暂的统一迅速被瓦解，东晋初期的门阀世族被迫南渡逃亡。这是汉王朝的又一次大动乱。门阀世族所追求的以超脱、“清谈”为特征的“玄远”之说，日益空洞无物，失去了精神上的慰藉力量。另一方面，天下大乱，使得佛教的思想有了传播和扩大的客观条件。因为佛学较之玄学具有更大的精神上的麻醉性，在理论思辩上也更为精密。
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佛教僧侣有的也加入了清谈的行列，从而佛学玄理也成了名士们清谈的内容，支遁正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人物。由于支遁的言谈措辞极具洒脱、超逸的魏晋风度，与当时的名士们志趣相投，很多名士喜欢和他来往，并且非常推崇他。支遁一生交往的名士非常多。通过以上几则可以看出，他对清谈家最为宗奉的典籍《庄子》有独到的见解，对《逍遥游》篇更显“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尤为当时名士王羲之等所欣，这足见支遁在魏晋玄学及佛学上的精深造诣。正是他在学问上的渊博融贯和风度上的洒脱不羁，使他受到众多魏晋名士地深深折服和由衷钦佩。他的品性习好，也带着当时名士所共同具有的风趣。
由此观之，《世说新语》所记载的士庶僧徒一方面是芸芸众生中平凡的一员，另一方面却也往往有着其不同于世的独特一面，正是他们这些不同于俗世的独特精神风貌，闪耀着人性的最后光辉，充分寄予着《世说新语》作者以及芸芸众生的出世理想，千古之下，犹令人感叹，《世说新语》如同一幅淡墨绘成的写意山水画，寥寥数笔，轻轻勾勒，江山万里已赫然展现，其芸芸众生跃然纸上，宛若犹在眼前。
参考文献：
1.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
2.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版
5.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