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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贫富差距也逐渐扩大，成为社会热点话题。贫富差距过大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增加，矛盾加剧，导致社会不稳定。本文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贫富差距与社会稳定问题，分析贫富差距的现状、成因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关键词： 贫富差距；社会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指导下，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贫富分化呈扩大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贫富差距问题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复杂而深刻的影响，重视和妥善处理贫富差距问题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
贫富差距是一个热门而古老的话题。客观地说，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贫富差距就一直客观存在，而且一定的合理的贫富差距对于社会的运行有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一般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以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除很少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问题外，只有当贫富差距过大时，贫富差距才会成为社会问题摆在人们面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贫富差距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给经济发展注入了空前的活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总财富在大量增加，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呈扩大的态势。
那么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问题到底有何影响？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缓解，值得我们共同探讨。
二、贫富差距的现状及其成因
（一） 贫富差距的现状
国际上通用的一种贫富差距的测量方法是基尼系数法。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
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基尼系数，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低于0.2，收入绝对平均；0.2-0.3收入比较平均；0.3-0.4，收入相对合理；0.4-0.5，收入差距较大；超过0.5，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
在改革开放之前，世界银行有个考察团到中国来，他们测量当时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6，这个数值在当时全世界几乎是最低。中国农村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22。如果将城市与农村合在一起计算，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则更要高一些，是0.31的水平。80年代以后，中国贫富差距的指标就开始迅速上升了。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调研证明，中国城乡全体居民基尼系数到了0.382的水平。1995年，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分析证明，当时中国城乡居民合计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389的水平，2000年超过0.4，2010年超过0.5，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财富分配非常不均。
（二） 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
目前贫富差距的形成，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
1、从合理因素来看。第一，贫富差距是改革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改革后这种平均主义的格局被打破，分配体制加速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第二，贫富差距是二元经济社会格局作用的必然结果。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一阶段贫富差距都迅速扩大。由于缺乏技能的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有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有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法定节假日，工作环境和条件恶劣，不仅工资特别低而且基本得不到保证，导致农民的收入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与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2、从贫富差距的不合理因素来说，主要是指不合理和不合法收入。第一，合法但不合理收入即垄断收入，主要是少数垄断性行业，依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和不平等竞争环境而获得高额垄断收入。第二，不合法收入。主要是一些企业和个人，利用政策的不完善，法律的不健全，市场的不规范，流通秩序的混乱，钻政策和体制的空子，有的甚至直接从事违法活动，非法经营，大发横财。
三、如何看待贫富差距问题
作者较认同李强教授的观点，既然任何社会都做不到财富的绝对平均分配，那么，我们就应该寻求一种合理的差距。什么是合理的差距呢？这涉及到财富分配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收入差距太小，每个人获得同样的份额，干多干少一个样，社会就缺乏动力。
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拉大的时候，往往也是经济增长较快的时候，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的贫富差距比西欧、北欧大，但是它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比欧洲快，其原理在于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在一下两种策略中作出选择。一种策略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就要做一些刺激生产的改革，采取裁员、拉开差距，利用奖励、高收入等刺激劳动积极性。而另一种策略是关注社会公平，认为社会上不应该有太多弱势群体，应让多数人都拥有工作岗位，降低失业率，鼓励企业为弱势群体作贡献，即使失业了也应该有基本保障。因此要大力发展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福利保障多了，如果不劳动也能有收入，劳动积极性会下降，经济动力以及社会动力就会减弱。总之，任何国家都要把刺激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保障公平的福利机制调节好，否则，要么出现经济动力不足的问题，要么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
四、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曾说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方面。”王绍光、胡鞍钢教授也认为，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基尼系数快速增长等因素已经使中国再次进入不稳定时期。
(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可能导致贫富阶层之间的冲突
在当下的中国，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平等正发展为一种两极化的社会结构。在结构的上端，是拥有大量财富和资源的强势群体(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另一端则是利益相对受损、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绝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失业下岗人员)。在这两极之间只有一个比例非常小的中间阶层。这使得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布呈现出最不利于稳定的“哑铃”形。近年来，处于社会两极的社会群体的安全感都很差。后者的不安全感来自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最基本的生存威胁；前者的则来自权力认同危机和急速膨胀的财产。不安全感容易产生攻击性，而攻击对象多来自与自己相对的阶层。
(二)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明显化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不稳定乃至社会动乱并不一定是受全体社会成员的心理影响。在通常情况下，只要一个社会阶层乃至一个社会群体对社会现实不满，就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改革不仅是一个提高效率、增加产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利益重新调整分配的过程。这种调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几乎所有人都能获益，即“帕累托变革”；另一種是改革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而且其他人的利益增进是建立在这部分人利益受损的基础上的，即“非帕累托变革”。中国在1993年之前的改革基本是“帕累托变革”，几乎所有的群体都从改革中获益。1993年以来，社会则进入“非帕累托变革”阶段，社会贫富差距随之迅速扩大，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其中对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的就是“相对剥夺感”日益凸显。“相对剥夺感”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后由墨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加以系统阐释，并发展为一种关于参考群体的行为理论。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与经济收入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程度基本呈正相关关系。生活境遇尤其是经济水平较差的群体，相对剥夺感较强，并且贫富差距越大，这些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愈强。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既有分配制度改革、资源拥有、市场机遇、个人素质和社会贡献不同等正常合理的原因，也有一些是通过掠夺性、腐败性、欺诈性、垄断性等不合理甚至非法收入形成的因素，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
(三)贫富差距扩大和相对剥夺感的显化容易导致犯罪率的上升
贫富不均将导致犯罪的产生。1892年，恩格斯就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那个巨大的贫穷的渊薮”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为贫困、失业所折磨的这些昔日农民大都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和希望，处于一方面是贫困与饥饿，另一方面是酗酒、卖淫与犯罪的恶性刺激和循环中。”而相对剥夺比绝对剥夺更易于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1978年至1994年中国社会基尼系数变化与罪案趋势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尽管我国经济1978年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犯罪率却不断上升，而相对的收入指标如基尼系数则与罪案率互相对应。
参考文献:
［1］武少俊:《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剖析》，《金融研究》2002年第6期。
［2］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李强:《社会学研究与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载《河北学刊》2003年第3期。
［4］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5］李宝怀、李萍:《如何看待现阶段的贫富差距》，载《延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6］高和荣:《社会学视野下的贫富差距及其社会控制》，载《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7］张静:《论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原因及解决途径》，载《泰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关键词： 贫富差距；社会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指导下，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贫富分化呈扩大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贫富差距问题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复杂而深刻的影响，重视和妥善处理贫富差距问题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
贫富差距是一个热门而古老的话题。客观地说，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贫富差距就一直客观存在，而且一定的合理的贫富差距对于社会的运行有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一般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以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除很少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问题外，只有当贫富差距过大时，贫富差距才会成为社会问题摆在人们面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贫富差距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给经济发展注入了空前的活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总财富在大量增加，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呈扩大的态势。
那么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问题到底有何影响？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缓解，值得我们共同探讨。
二、贫富差距的现状及其成因
（一） 贫富差距的现状
国际上通用的一种贫富差距的测量方法是基尼系数法。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
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基尼系数，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低于0.2，收入绝对平均；0.2-0.3收入比较平均；0.3-0.4，收入相对合理；0.4-0.5，收入差距较大；超过0.5，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
在改革开放之前，世界银行有个考察团到中国来，他们测量当时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6，这个数值在当时全世界几乎是最低。中国农村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22。如果将城市与农村合在一起计算，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则更要高一些，是0.31的水平。80年代以后，中国贫富差距的指标就开始迅速上升了。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调研证明，中国城乡全体居民基尼系数到了0.382的水平。1995年，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分析证明，当时中国城乡居民合计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389的水平，2000年超过0.4，2010年超过0.5，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财富分配非常不均。
（二） 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
目前贫富差距的形成，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
1、从合理因素来看。第一，贫富差距是改革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改革后这种平均主义的格局被打破，分配体制加速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第二，贫富差距是二元经济社会格局作用的必然结果。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一阶段贫富差距都迅速扩大。由于缺乏技能的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有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有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法定节假日，工作环境和条件恶劣，不仅工资特别低而且基本得不到保证，导致农民的收入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与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2、从贫富差距的不合理因素来说，主要是指不合理和不合法收入。第一，合法但不合理收入即垄断收入，主要是少数垄断性行业，依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和不平等竞争环境而获得高额垄断收入。第二，不合法收入。主要是一些企业和个人，利用政策的不完善，法律的不健全，市场的不规范，流通秩序的混乱，钻政策和体制的空子，有的甚至直接从事违法活动，非法经营，大发横财。
三、如何看待贫富差距问题
作者较认同李强教授的观点，既然任何社会都做不到财富的绝对平均分配，那么，我们就应该寻求一种合理的差距。什么是合理的差距呢？这涉及到财富分配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收入差距太小，每个人获得同样的份额，干多干少一个样，社会就缺乏动力。
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拉大的时候，往往也是经济增长较快的时候，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的贫富差距比西欧、北欧大，但是它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比欧洲快，其原理在于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在一下两种策略中作出选择。一种策略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就要做一些刺激生产的改革，采取裁员、拉开差距，利用奖励、高收入等刺激劳动积极性。而另一种策略是关注社会公平，认为社会上不应该有太多弱势群体，应让多数人都拥有工作岗位，降低失业率，鼓励企业为弱势群体作贡献，即使失业了也应该有基本保障。因此要大力发展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福利保障多了，如果不劳动也能有收入，劳动积极性会下降，经济动力以及社会动力就会减弱。总之，任何国家都要把刺激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保障公平的福利机制调节好，否则，要么出现经济动力不足的问题，要么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
四、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曾说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方面。”王绍光、胡鞍钢教授也认为，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基尼系数快速增长等因素已经使中国再次进入不稳定时期。
(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可能导致贫富阶层之间的冲突
在当下的中国，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平等正发展为一种两极化的社会结构。在结构的上端，是拥有大量财富和资源的强势群体(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另一端则是利益相对受损、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绝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失业下岗人员)。在这两极之间只有一个比例非常小的中间阶层。这使得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布呈现出最不利于稳定的“哑铃”形。近年来，处于社会两极的社会群体的安全感都很差。后者的不安全感来自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最基本的生存威胁；前者的则来自权力认同危机和急速膨胀的财产。不安全感容易产生攻击性，而攻击对象多来自与自己相对的阶层。
(二)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明显化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不稳定乃至社会动乱并不一定是受全体社会成员的心理影响。在通常情况下，只要一个社会阶层乃至一个社会群体对社会现实不满，就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改革不仅是一个提高效率、增加产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利益重新调整分配的过程。这种调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几乎所有人都能获益，即“帕累托变革”；另一種是改革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而且其他人的利益增进是建立在这部分人利益受损的基础上的，即“非帕累托变革”。中国在1993年之前的改革基本是“帕累托变革”，几乎所有的群体都从改革中获益。1993年以来，社会则进入“非帕累托变革”阶段，社会贫富差距随之迅速扩大，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其中对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的就是“相对剥夺感”日益凸显。“相对剥夺感”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后由墨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加以系统阐释，并发展为一种关于参考群体的行为理论。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与经济收入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程度基本呈正相关关系。生活境遇尤其是经济水平较差的群体，相对剥夺感较强，并且贫富差距越大，这些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愈强。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既有分配制度改革、资源拥有、市场机遇、个人素质和社会贡献不同等正常合理的原因，也有一些是通过掠夺性、腐败性、欺诈性、垄断性等不合理甚至非法收入形成的因素，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
(三)贫富差距扩大和相对剥夺感的显化容易导致犯罪率的上升
贫富不均将导致犯罪的产生。1892年，恩格斯就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那个巨大的贫穷的渊薮”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为贫困、失业所折磨的这些昔日农民大都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和希望，处于一方面是贫困与饥饿，另一方面是酗酒、卖淫与犯罪的恶性刺激和循环中。”而相对剥夺比绝对剥夺更易于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1978年至1994年中国社会基尼系数变化与罪案趋势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尽管我国经济1978年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犯罪率却不断上升，而相对的收入指标如基尼系数则与罪案率互相对应。
参考文献:
［1］武少俊:《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剖析》，《金融研究》2002年第6期。
［2］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李强:《社会学研究与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载《河北学刊》2003年第3期。
［4］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5］李宝怀、李萍:《如何看待现阶段的贫富差距》，载《延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6］高和荣:《社会学视野下的贫富差距及其社会控制》，载《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7］张静:《论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原因及解决途径》，载《泰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