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城市“夜经济”的历史基因

　　据预测，中国夜间经济发展规模将在未来三年呈现爆发式增长，2020年，有望突破30万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2018年中国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或许意味着，每三个中国人中，至少会有一个人愿意在夜间出来娱乐和消费。
　　可见似锦繁华的夜，处处有寂寞的信徒。
　　这是诗人对繁华夜的感叹。这种情绪，古人用诗歌表达的话，大约可以是这句：“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夜幕开张，越夜越“野”，场景虽异，但古今一概：不为打发时间，而为安顿灵魂。人口集中、生活相对便利的城市便主动迎合，在严厉的“宵禁”制度下，为这小部分人悄悄打开了一个“夜生活”的口子，一部中国城市夜经济的另类历史便由此渐渐成型。

古诗中的夜生活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酒，是城市夜经济的主角。而人，或许仅仅是一个配角。它和夜生活的关系，超越了一切人际关系。约二三知己，温一壶酒，良夜快谈，这大约是古人风雅生活之一种。何况，还是下雪的夜晚，何况，那红泥小火炉，还散发着暖身暖胃的温度。
　　女子也不会闲着。在自成天地的内闱，夜晚的作业早就安排好了。“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孔雀东南飞》里的焦妻，夜晚织布到何时虽然没有准确的时间考证，但却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动人的汉代女子夜间织布的场景。只是，“夜夜不得息”成了一种抱怨，和“红泥小火炉”的风雅自适，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夜生活情状。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诗人白居易大约和朋友喝完了送行的酒，然后乘着微醺，在江头送客。时令正是秋季，月亮升起来了，冷风吹着枫叶和芦花，正是离人心上秋的“愁别”意绪。不知道这位朋友何以如此急着赶路，夜间送客，又凭添了几分惆怅。
　　“秋風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李白大约也在夜间送别过朋友，但更多的时候，他在饮酒，在相思，或者边饮酒边相思。相思的对象，可能是友人，更多时候是妻子。夜越深，那相思便越浓烈。除了用来饮酒、织布，或许夜晚最适合做的事，就是用来相思了。你要盘点古往今来那些长夜相思的诗句，便会被那个庞大的数据震惊到，似乎一半唐诗和一半宋词，都在夜间相思里完成。难怪，到了宋代，李白的句子就变成了李清照的句子：“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不过，也有另类的汉子，选择在夜间打猎，不知道是锻炼自己的眼力，还是锻炼自己的脚力。“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将军李广成了古代另类夜生活的代言人，颇像今天那些夜跑者。只是不明白将军为什么不乘兴夤夜看看弯弓射箭的效果，而要第二天才去“寻”那白羽。

消失的夜娱项目

　　如果说上面的夜生活模式相对个性化或私人化，那么，下面这些夜生活模式，则完全成为了城市夜生活中的公共娱乐项目。
　　中晚唐打开的夜生活口子，到宋代完全解禁。一些为城市夜生活“定制”的娱乐项目也应运而生。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古人的笔记记录，看到这些已经消失的娱乐项目了。
　　在《东京梦华录》里，都城勾栏里有小唱、傀儡、散乐、影戏、叫果子等娱乐项目。有一种类似于今天的魔术的“障眼法”在北宋的夜间街头特别流行，表演者的技法也是相当高超。宋神宗时，一人表演藏舟，数十人抬着，转瞬之间舟就不见，观众莫不惊骇，以为来神仙了。最吸引人的娱乐项目，还是相扑。相扑表演之受欢迎，从《水浒传》的描述就可以看出：燕青和任原在泰山庙会上相扑比赛，台下的观众有“数万香客，两边排得似鱼鳞一般，廊庑屋脊上都坐满了”。
　　由于夜间娱乐项目的增加，便催生了民间俱乐部和社团的诞生和发展。据记载，光是在临安，就有写诗词文赋的、练武术的、相扑摔跤的、演杂剧的、说书的、演皮影的、演木偶戏的等数十种数百家社团。这些社团培育的民间娱乐项目，大大地丰富了两宋时期的夜间生活形态，也从文化技艺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可惜这些社团培育的夜间娱乐项目，除少数延续并发展保留下来以外，大多数都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消失了。如弄虫蚁技艺，艺人敲小铜锣分别呼唤小动物的名字，就能让龟、鳖、鳅鱼等小动物分别依次从大斛水底游到水面，戴上戏具而舞，表演完后又自动沉入水底。

城市新生夜经济

　　去者不可惜，乃因有越来越多的夜生活模式在和时代一起新生。
　　声色耳目之极，随着电的诞生而被城市人开发到了极致。自由经济刺激了越来越多向往夜生活的人。诗不写了，酒不用温了，送客不用到江头了，相思可以打电话发微信了。即便要学李将军射箭，夜间射箭馆也完全可以满足。上海，这个于1843年最早开埠的中国城市，深深懂得夜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好处，于是亦步亦趋地打开十里洋场，“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座不夜城。”如今，夜经济积淀厚重的上海，入夜之后的商业贡献已成整个城市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潜能所在。据上海市商务发展研究中心监测，在为期一个月的2019上海购物节期间，晚上7点以后的夜间营业额同比增幅达22.6%。“夜经济”已成为上海提升城市活力的新引擎。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的全球灯光地图背后折射的城市夜经济版图，颇为耐人寻味。在全球第四个人口密集区，东亚地区主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而中国是其中的主力选手。把这个地图再聚焦一下，中国城市夜景地图里，上海和长三角是其中最亮的部分。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也不容小觑，而西南地区成都最亮，中部地区武汉最亮。
　　夜晚城市灯光的亮度与城市发展程度息息相关，也和城市夜经济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城市掌灯人早已意识到，与其让那些潜在的消费，关在自己的单元门或者住户门内自己消化，不如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让他们为城市发展的下半场贡献活力。“夜经济”的发展，集聚的不仅是与夜晚有关的消费能量，更多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活力。明白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加码发展城市夜经济。成都新近推出的《关于发展全市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升级的实施意见》，仅仅是这一轮“城市夜经济”竞争的开始。 　　一份题为《2019-2022年中国夜间经济产业发展趋势与消费行为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个天量的数据：据预测，中国夜间经济发展规模将在未来三年呈现爆发式增长，2020年，有望突破30万亿元。
　　这个数字，相当于2018年中国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或许意味着，每三个中国人中，至少会有一个人愿意在夜间出来娱乐和消费。
　　在此回望，我们不难找到中国城市夜经济发展的历史基因，并从那些只在文字和图像记录里保存下来的古代城市夜生活场景里，找寻到了一些熟悉的记忆，仿佛历史并不久远，那些挑担“勾栏”的娱乐项目，就发生在昨夜。
　　为此，我们特地选择了成都、广州、杭州、西安、扬州、开封六座城市，穿越回它们在唐朝、宋朝，或者明清时的六个具有代表性的夜晚，去看一看古人们的夜生活图景，为我们今天安顿越来越高级的精神世界和无限延长可控生活长度的“野心”找到历史的理由。

成都人的夜市情结

　　成都人自古以来的生活习性里，具有一种“夜市情结”。摩肩接踵的散步逛街，也成为本地人喜欢的、一种激发愉悦心情的生活方式。
　　与王建并世齐名的诗人张籍《送南客》诗云：“夜市连铜柱，巢居属象州。”这大概是汉语“夜市”一词在唐朝出现最早的例证之一，这说明在唐朝时期的通衢大邑已经出现了夜市。而从唐至宋，彼时的成都，夜经济也已经非常发达了。

大慈寺的夜读

　　夜市的发展使那时一度盛行的禁夜制度受到了冲击，对封闭式市场模式开始有了一些开掘，但其规模和程度还不足以破除坊市的封闭格局。到了北宋，坊市分区的封闭格局被人们的欲望彻底冲破，民居与商业区融合为一体。这是市场制度和市场形式的一次大变革，使得成都等城市景观较之前更为花样繁盛与世俗化，城市的文化基础因为夜市而扩大。
　　宋代成都夜市有稽可考的明确记载，来自元朝华阳人费著撰写的《岁华纪丽谱》，这源于“十二月市”在成都的落地生根，由官办肇始，逐步成为民间的狂欢。成都人自古以来的生活习性里，具有一种“夜市情结”。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夜市商家卖的价格相对商铺里面要便宜很多，吸引顾客也是理所当然。摩肩接踵的散步逛街，也成为本地人喜欢的、一种激发愉悦心情的生活方式。
　　在成都的历史上，大慈寺一带历来是游览名胜与佛教圣地。根据文献记载，大慈寺在唐宋极盛时，占了成都东城之小半面积，每逢庙会更加热闹。大慈寺附近商业繁荣，寺前形成季节性市场，如灯市、花市、蚕市、药市、麻市、七宝市等。同时，解玉溪两岸还形成夜市，一直沿袭到近现代。《方舆胜览》卷五十一引《成都志》记：“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说明夜市的游乐生活在成都已是深入人心。
　　那时候大慈寺为了方便香客晚些时候购买香烛等佛事用品，便默许了寺庙门前售卖的摊贩，一来二去寺庙门前便形成了“庙市合一”的场景。寺庙后面的锦江水运码头也为这个集市带来了人气，于是“蜀中首街”的繁华景象就出现了。发展到后来，大慈寺门前的夜市并不是单纯售卖东西，甚至还有夜读、诗会等文化交流。
　　在宋代祝穆的《方兴胜览》中曾提到了“登大慈寺前云锦楼观锦江夜市”，宋代诗人田况的《登大慈寺阁观夜市》也描述了这一时期大慈寺附近夜市的盛况。
　　从典籍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那时候官方非但没有实行宵禁，还经常性举办夜市活动。庶民与士大夫同游，太守与百姓同乐。
　　正月元日晚上，众官员登安福寺塔看夜景，然后在安福寺设宴。二日晚上在大慈寺开宴，高朋满座。三月三晚上在北门外的万岁池宴饮，然后划船游玩，每逢蚕市、药市等月市，成都太守也开门出行，前呼后拥，晚上饮宴高歌，俨然一派歌舞升平的喧嚣夜市图。
　　到了清末，听评书、看川剧、逛夜市已经是平民最主要的夜生活内容。在商业街和春熙路尚未开辟之前，东大街夜市一到开市就几乎吸引了全成都的人。
　　民国时代即有的东大街夜市、城隍庙夜市则是成都夜市文化的代表。每到傍晚，卖炒菜的，卖烧腊的，卖汤圆醪糟蛋的，买担担面的，卖凉粉的，卖豆花的，卖油茶的，卖藕粉的，卖麻糖的，卖炒货的，各种小吃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拉黄包车的车夫，做杂工的汉子，商店的店员，作坊的工友，他们也可以在这里不分彼此、不分阶级地过一次夜生活。
　　但值得注意的是，夜市上，衣帽鞋袜、古董玩器、文房四宝、腌卤烧腊固然一应俱全，如本土文史学者张绍诚先生指出的那样，“可惜在蜡烛、亮油壶子和微弱的电灯光下，常常买到伪劣产品，甚至有拿吃去皮肉、只留骨架再糊以泥巴涂色冒充的腌鸭子”。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为缓解就业压力，春熙路再现繁荣，与紧邻的青年路一起，迅速成为中外闻名的“西南第一街”。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应该说源自宋代以降的夜市。

夜市就像洪水开闸

　　时间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初，春熙路历史上的夜市首次开张。那时，春熙路平时的游人并不多，但一到傍晚，夜市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往里钻。那几年，一个夜市摊位转手就可以卖四五万元。王府井百货出现的超过1万人次的高峰客流恰恰是在夜市，而春熙路步行街商家全天的营业额中，有一半以上是夜晚贡献的。
　　在一篇题为《四川成都夜市抢摊目击记》里，我们得以看到成都夜市的诸多细节：
　　“执勤人员一挥手，拉摊架的扛货的便争先恐后一路小跑去抢占位置，手忙脚乱地搭架挂货，其中肩扛钢制货架的还有纤纤女子。老百姓要下海挣几个钱，确实不容易。转眼之间，在不到500米长的地段，平地涌出460多个货摊，服装、鞋帽、工艺品、玩具等应有尽有，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录音机播放的音乐声、一个卖衣服拖鞋的摊位前，记者问摊主生意如何，这位姓尹的大姐摇着手里的两张5元钞票说：‘做得走啥子？大半晚上才卖这10元钱，连摊位费税费都交不够。’也有生意好的。在几个卖新颖的动物造型保暖拖鞋和保健枕腰的摊位前，挤满了顾客，摊贩手里握著收进的大把钞票，乐呵呵的。一位卖保暖鞋的大姐自报家门，她姓郑，是妇联的干部，她说：‘我还在上班，下午早点溜出来忙这头下海。三个月，收入早超过了我一年的工资。’” 　　“在夜市摆摊的，有机关干部、工人、教师、体育教练和待业人员，他们大多本钱小，挣点小钱。一位姓于的摊主对记者说：‘我是研究所的，那點工资不够吃穿，想做生意又租不起铺面。现在成都的好的铺面卖价抬到了上万元一平方米，比深圳还贵，租金一平方米一月就要上千元。现在东西又不好卖，做买卖的人又多，购买力就那么大，能赚点钱没准连房租税费都不够，只好小打小闹，挣几个钱添点家什。虽是苦点，但我们还是想做下去往后钱越来越不好挣，现在练练摊也可以增强适应能力。’”
　　“9点过，夜市摊位陆续撤离，生意好的高高兴兴，没赚到钱的悻悻而归，有的人夜市收场后又到街头路灯下摆起麻辣烫、削菠萝之类的饮食摊，在寒风中熬守到凌晨三四点钟。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为了赚钱。”
　　我曾经数十次穿行在春熙路夜市的摊点中。商家播放的震耳欲聋的通俗歌曲，此时也不觉得刺耳，反而觉得它烘托了夜市的气氛。记得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说过，“喧嚣有一个好处，淹没了词语。音乐是对句子的否定，是一种反词语！”在夜市的语境中，人们只有满心欢喜地接受，高高兴兴地付钱，回家之后，才如梦方醒。

夜市与龙池书肆

　　春熙路上的龙池书肆，据说地名“闻名于唐代”。我倒是觉得它的兴起，与“文革”时期在孙中山广场上群众自发形成的以书易书、以各种“计划票证”换书等交易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这里的自发交易，应该算是1949年后成都最早的旧书买卖。1976年后，一大批文艺书刊陆续出版，群众开始在此由交换到交易，内容也扩大到科技、政治书籍及美术作品、挂历等，逐渐形成了享誉省内外的书刊市场。可见生意总是相信“地利”的，而孙中山广场南侧一带，总是沾有文气。
　　首先说一说，为何叫“龙池”。前蜀时，王建在现在成都展览馆的地方修建自己的皇宫。唐人卢求《成都记》记载：“隋蜀王秀取土筑广此城，因为池。有胡僧见之曰：‘摩河宫毗罗’，盖摩诃为大官，毗罗为龙，谓此池广大有龙，因名摩诃池。”王衍时，著名的摩诃池改名为龙跃池，也叫龙池。加上周围的建筑群落和皇宫面积，总共有1000多亩，并正式命名为宣华苑。当时宣华苑的范围南起红照壁，北到后子门，东到东华门，西到人民公园。花蕊夫人当时写过《宫词百首》，描写宣华苑内的风景和生活：“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来往碧波中。”龙池书肆附近，为龙池至城东汇入油子河（府河）的水道。另外，龙池一词，也蕴含“发达”“吉祥”之义。
　　龙池书肆1983年10月由管理部门重建，原名为“春熙书市”，成为了春熙夜市里的文化长廊。最繁华时，春熙路短短百米的街上就云集了40多家书店，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书肆全长50余米，有统一书亭48个，供书刊经营者租赁使用。由此成为成都读书人最爱光顾的地方。时任成都市市长的刁金祥为龙池书肆题名，著名历史学者谭继和撰文记述龙池书肆的掌故，刊刻于书肆南北大理石碑上。
　　1987年，锦江区文化局进行整顿管理，登记业主、统一制置书亭，将自发的书刊市场纳入正规管理。到1990年龙池书肆有集体、个体书刊经营者48户。之后，因为春熙路改造，书店陆续关门搬离。“龙池书肆”的消失，让当时的成都爱书族产生了集体性失落。一些读书人建议保留书肆，因为它完全可以与正在建的露天水吧以及周围的“休闲娱乐文化区”相得益彰，共同体现春熙路的文化品位。
　　在我的印象中，龙池书肆依然是没有搬迁时的样子，一长片较为简陋的书店，分布在孙中山塑像周围。傍晚来临，贩卖盗版CD的小摊贩纷纷出现在龙池书肆的周围，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摇滚的，抒情的，流行的，经典的，新潮的，时尚的，分不清到底是什么了。小贩们热情地招呼着买主，拼命做成每一单生意。当时的CD片并不贵，不足10元一张，相对于音像书店而言，实在是价廉。虽然国家一再强调和保护知识产权，可是对于囊中羞涩的小市民来说，音像书店高价待沽的版本还是一种奢侈品。
　　1998年2月，根据市政建设的需要，此地的龙池书肆被撤销。春熙路整修以后，龙池书肆搬迁到了相距数百米远的新闻电影院对面的新营业场内，那是一个小巷子，生意顿时一落千丈，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剩下的只有曾经辉煌的回忆。

难以复制的辉煌

　　春熙夜市的辉煌延续到了2001年。2001年4月24日，建市近10年、闻名川内外的春熙路开始进入史无前例的改造。事前管理部门统一安排，当晚10时30分夜市准时停电歇业。随着春熙路682户夜市经营户的撤离和孙中山铜像前花木店的拆除，春熙路改造工程正式开始，许多夜市摊主与夜市洒泪作别。
　　当晚春熙路口挂出“别了，夜市”的巨大横幅。大约晚上7点，春熙路东西南北四段已被迅速涌来的人流填满，据粗略估计，此时的春熙路上已聚集了至少10万人！
　　我站在春熙路与青年路交汇处，卖“旧货”的年轻人没完没了地来兜售衣服，弄得我很心烦。当时我想，春熙路如同上海的南京路，停开夜市也许有一定道理。但10万市民来参与“为了告别的聚会”，可见夜市在平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强大的凝聚力。这难道不是“夜市情结”的表露么？ 　　当夜之后，盛极一时的春熙路夜市在这个城市里彻底地消失了。用主流媒体的话来说，春熙路是清爽了，不知道为何，我却有一种失落感。很久以后，我再到春熙路上散步，依然能看到街邊卖小吃的，能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但再也没有撩动一个人灵魂的夜市氛围了。
　　在阔别成都市民8年之后，春熙路夜市在2009年重新开张，一直持续到2月9日元宵节。只是新的春熙路夜市位于红星路广场，仍属于传统的春熙路商业圈，与当年的春熙路夜市“主战场”中山广场相距不过200米。
　　人们能否从日光灯的冷光中来续接昔日的辉煌？只能说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这就像1970年代的坝坝电影，牵肠挂肚的，是一代人的特殊历史。
　　2001年拆除春熙路夜市后，1990年诞生的经华南路夜市成为了锦江区内唯一的夜市。2003年7月28日晚10时30分，成都市经华南路占道夜市熄灭了最后一盏灯光，宣告拆除完毕。在当月的最后3天里，菊乐路夜市、建设路夜市、石人小区夜市、紫荆市场夜市、外化成夜市和青羊北路6大夜市，一起与成都作别。
　　然而，更多的夜市又伴随着居民区的发展而形成。如成都太古里、兰桂坊等街区。从唐宋时期开始，夜市的热潮在成都似乎就没有降下来过。新一轮的夜市由此席卷而来，遍地开花，让我们相信，只要人们一如既往地热爱生活，夜市灯如昼的场景，在这座城市里就会一直存在。

广州：郎世宁画中的广州夜市

　　广州在汉代就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到了唐代，广州已经成为全国量大的对外贸易港口，而夜经济在唐朝中后期宵禁渐渐解除便产生，夜市的灯火燃亮了每个夜晚。
　　广州早在汉代就已经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汉书》称：“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到了唐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唐朝时来广州的外国船舶，最盛时每年达四千余艘，韩愈《南海广利王庙碑》中描述广州当年的繁盛景况：“盖海旗幢出，连天观阁开”“货通狮子国，乐奏越王台。”而夜经济在唐朝中后期宵禁渐渐解除便已产生，夜市突破了当时的各种制约，天光消失后灯火燃亮了夜晚，贸易和娱乐消费持续进行，人们在夜里继续着购物、美食和娱乐活动。
　　到了宋朝，辽夏阻断了“丝绸之路”，广州又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世界著名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南宋时期，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少逢战乱，百姓安居乐业，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市民经济的繁荣，同时由于自宋朝以来，宵禁相对唐朝更为松动，加之商业经济的繁荣推动，人们的夜生活较之唐代更为丰富多彩。
　　那时的夜市有艺术品交易市场，红颜仕女、文人雅客皆能寻到自己的一方天地。处处皆是夜宵美食，人们夜出品尝着风味不同的八方美食，也可斗茶、填词作画，观看艺人表演杂戏、幻术。
　　明嘉靖至清乾隆年间，广州成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的口岸，商业的繁荣使得广州工农业大大发展。清末，随着国门打开，外国资本的输入和洋务运动的产生，促进了广州近代工商业的兴起，由于港口贸易兴旺，许多从事港口贸易的人们在夜间也需要工作，从而带动了相应的夜间产业的兴起，广州的名小吃“艇仔粥”便是如此产生的。市民也习惯了在夜晚进行越来越多的娱乐活动，看戏听曲、吃夜茶等夜经济愈发兴旺。

郎世宁画中的明清夜市众生

　　唐代诗人张籍送友人郑尚书出任南海时，便遥望过岭南的夜色：“远镇承新命，王程不假催。班行争路送，恩赐并时来。牙旆从城展，兵符到府开。蛮声喧夜市，海色浸潮台。画角天边月，寒关岭上梅。共知公望重，多是隔年回。”
　　千年后，一位画师从遥远的欧洲来到中国，经澳门、广州北上京师。行走万里，神秘的东方在真正意义上为他敞开大门，展现中华大地繁荣而活力的经济文化的城市，便是广州。
　　百舸千帆喧嚣在夜晚的广州港口，岸边的船上，有四人围坐一起，应是出海之人夜归正在舟上“打边炉”，炉火上煮着可口的食物。身旁的船只静静休息，有老者在幼童的搀扶下正缓缓上岸。港口旁边就是市镇，岸边有人嬉戏打闹，亦有人或推车或挑担，仍继续着营生的活动。再远一点，是广州的夜市，夜宵摊上，人们天南海北地闲聊着。一盏接一盏的夜灯点亮了夜里的空气，暖色的光活泼欢乐地一颤一颤，与人们的喧嚣声交织在了一起。离城不远的江面上还飘着一艘孤零零的扁舟，而远处是愈发远离喧闹红尘的山林草木。
　　这似乎全然不同的两个画面，却完美地组成了这最真实鲜活的世界：近处是喧嚣红尘，喜怒人间，远处是寂静山河，肃然天地。一盏夜灯，一炉红火，便能腾起这一丝人间烟火。
　　这一幅东方景象，深深震撼了这位远道而来的画家，他将之画作了一幅《羊城夜市图》。这位画师，就是郎世宁。
　　烟火人间三千年，这座城市的人们用尽所有热情去生活，而这人间烟火气，因为羊城夜市，变得鼎沸而生动。

食在广州，食在广州夜

　　夜宵于广州人来说，格外重要。在尚无空调、风扇的年代里，人们在岭南闷热的夜晚无法入睡，在凉爽的夜风里，他们找到了此时最合宜的活动：吃夜宵。
　　艇仔粥、肠粉、云吞面、老火靓汤，各双皮奶、姜撞奶、砵仔糕，烧腊、牛杂、蛇羹、鸡煲，在夜市宵夜中，面食、肉食与甜点可变换千百种方法碰撞味蕾。
　　广州人犹嗜饮茶，两人见面，打招呼都道：“饮咗茶未？”（喝了茶没有？）广州人饮茶，是去茶楼，不仅喝早茶，亦喝夜茶。一盅两件，沸茶、食茶点，聊天，天南海北国事家事，家常情谊、生意往来，尽在这一壶茶、几盅点心里。夜晚的活力，跳跃在茶楼鼎沸的人声间。
　　而广州的茶楼史，要从清光绪年间说起。在咸丰、同治年间，甚至到光绪初年，茶楼在广州并未形成规模，只有简陋的“二厘馆”。所谓二厘馆，是以平房作为店面，以简单的小木桌木凳为店内陈设，茶价二厘（每角钱等于七十二厘），并供应小糕点，招牌都是某某“茶话”。二厘店多为肩挑负贩者光顾，供他们歇脚，也有街坊邻里前去喝茶聊天，是基层群众赖以休闲交流的场所。到光绪中期，茶居开始出现，茶居虽然楼层不高，但比之前的“二厘馆”更加高档舒适，并以“居”为名，意谓可媲美隐者之居，故开始有读书人等有闲阶层开始光顾。如“五柳居”则取材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永安居”则寓意永远安居乐业。如今知名的茶楼陶陶居乃创始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原址是广州老城清风桥，即今天中山五路广大路右侧，民国后迁至现在第十甫的地方，并由谭杰南、陈伯绮等重新招股组合，经过装修改造，加楼叠阁，开始形成规模。至今，陶陶居仍盛久不衰，声名远播。 　　广州茶点形式多样。如虾饺，是用新鲜虾、猪肉和竹笋作为馅料，用粘米粉包裹，外皮半透明状，黏柔而有韧劲，内馅鲜甜脆爽，汤汁流入口中带来极大满足。肠粉则是西关传统点心，米浆制成外皮，可包裹牛肉、猪肉、虾仁等，蘸以酱汁调料，而好的酱料则是点睛之笔。艇仔粥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关荔枝湾河面，白粥底部佐以切薄鱼片、海蜇、叉烧等，上面铺以虾子、薄脆、炸花生、姜葱香菜等，艇仔粥承载着广州草根阶层夜晚热气腾腾的温暖美味，夕阳西下，一入夜便有摇晃灯火的小艇停泊靠岸，食客在码头点一碗艇仔粥，月光融融，江风轻拂，灯影浆声里，处处是人间烟火。
　　广州夏天漫长，昼长夜短，上百年的时光，广州人的夜生活都与夜宵相伴。我曾与广州本地友人去芳村吃鸡煲，夜晚有江风吹来，热腾腾的鸡煲鲜甜爽口，吃完鸡再下一份面条，个中美味让人难以忘怀。食罢往江畔走去，珠江上夜轮往来，五光十色的灯光缠着夜风，闪烁出羊城的繁华与活力，而这其中的人间烟火气，已飘了千载。

杭州：只道是寻常阑珊

　　南宋后期的临安城，经济和技术高度发展，已经成为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马可·波罗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那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世界大都会，更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盛世。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案·元夕》）
　　浩瀚夜空烟火璀璨，好像千树繁花被春风吹散，如星如雨。华贵的车马驶过，满路芳香，悠扬的鼓乐声响，四处回荡。在灯火月影交相辉映下，人们通宵达旦醉生梦死……虽然此时的南宋已是偏安一隅，但这夜市繁华足以令人沉醉。这夜市几乎就是整个临安城、整个南宋王朝的缩影。只是这看似寻常可得的繁华夜市，其实在此前的隋唐和此后的元代，都并不那么容易见到。

趣味“扑卖”

　　今天的杭州市中山中路一带，古时也是商业中心。按当时的地名来说，从朝天门到官巷口的御街中段，是临安最热闹的市区。沿途耸立着十四五座大酒楼。楼前彩棚高耸，称为欢门。门两旁放着红绿相间的木杈子，相同色调的帘幕垂挂在门窗上。楼厅分为十几座“小餐厅”，称为“厅院”和“隐便阁儿”。阁中，夏有降温冰盆，冬有生火暖箱，所有餐具一色银制。酒楼自备乐队，终日笙歌悠扬。
　　杭城大街上，买卖昼夜不绝。每当夜幕降临，临安城便腾起比白天更加喧嚣的声浪。从清河坊到众安桥大街以及两侧坊巷，所有商店都再次活跃起来，十里长街，灯烛辉煌，人流如潮，摩肩接踵。
　　夜市中最诱人的是各具特色的玩物商品，除了普通的商品买卖，南宋的临安商贩们还喜欢用娱乐性更强的“扑卖”来招揽生意。“扑卖”又称“关扑”，类似于今天的博彩抽奖。想象一下，假如你正在临安逛夜市，看中了一只价格为五十文钱的绣花小包。你可以按标价买下来，也可以和店家商量“关扑”：只花一文钱就能参与摇奖。赢了的话，绣花小包归你，如果输了，钱自然是归店家。
　　“关扑”的商品一应俱全，有吃的，如糕点水果、瓜子花生、鱼羊猪肉;有手工艺品，如绢扇、纸扇、花扇、纸画;有衣物，如销金裙帽、绸缎背心、装饰头巾等。“关扑”方式五花八门，有掷铜钱、摇签和轉盘扔飞镖等。扔飞镖最好玩，跟我们今天仍能见到的转盘摇吹糖人差不多：一张三尺见方的圆盘，上画六十四卦，每一卦上画一只小动物或一件小器物，只有黄豆粒那么大。人们只要掏一文钱，便可获得往圆盘射一箭的机会。射箭时，商贩会将圆盘转动起来，以增加射中的难度。如果顾客能够射中圆盘上画着的图案，便可以得到奖品;如果没有射中但还想玩，需要再掏一文钱，才可以重新旋盘射箭。
　　随着时令季节的变化，扑卖的商贩们还会变换出各式各样时兴产品：春冬之际，就扑卖小球灯、屏风、走马灯、元子槌拍、金橘数珠、糖水、鱼龙船儿、梭球、香鼓儿;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则扑卖青纱、黄草帐子、挑金纱、异巧香袋儿、木犀香数珠、梧桐数珠、藏香、细扇;到了花儿盛开的时节，扑卖的商品逐渐变成茉莉盛盆儿、带朵茉莉花朵、挑纱荷花;等到秋风渐起，商贩们便开始扑卖金桃、陈公梨、炒栗子、诸般果子等。
　　此外，还有走街串巷的流动小贩，或称行贩。“行贩”即行商，是相对坐商而言的，大多从作坊购进加工好的货物再出卖。由于这样的历史原因，杭州话中至今仍把个人经商叫做行贩。这些行贩，有的推着小车，有的挑着担子，有的顶着盘子，多以叫卖小吃为主，其中也杂有卖剪纸花样、互色花线、木梳、头油的小贩们各自施展本领，大声吆喝，招揽顾客。

文化夜市

　　夜市上不仅有吃喝，还有艺术文化。文化夜市赋予宋代城市市场以新的内容，同时也满足了南宋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
　　有一些穷秀才、相面人来摆设摊位，看相占卦售卖字画，例如在临安五间楼前坐铺的李济，就是卖“酸文”的。所谓“酸文”，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依靠聪明才智针砭时弊，制造笑料，以文字的式样出售来换取钱财。二是可以引申为一种以滑稽、讽刺取悦于人的伎艺样式。例如宋杂剧绢画《眼药酸》，两个穿戏服的演员，一人用手指着有眼，示意有眼病，另一人则背着布袋，袋上挂着许多眼球，手拿一瓶眼药酸，请有眼病的人使用。它讽刺的是卖假货的商人。 　　酸文的买卖，反映出宋代夜市上已有这样的供求双方，一方是有知识的人，根据市民口味，编写文章出售;另一方是具有一定文化欣赏水平的需求者，喜欢听或看酸文这样的作品来娱情。除了作为讽刺小品的酸文，还有秀才用于谋生的诗歌买卖。作者要完全根据买诗者的要求来写诗，现写现卖。仇万顷就曾这样立牌卖过诗，每首诗标价30文，停笔磨墨罚钱15文。
　　例如，有一位妇人以“白扇”为题，要求他写一首诗，刚要提笔，妇人又要求以“红”字为韵，仇不假思索便写出了：“常在佳人掌握中，静待明月动时风。有时半掩佯羞面，微露胭脂一点红。”当下获得满堂彩。还有一刺绣妇人，要求以“针”为题，以“羹”字为韵，来向仇买诗。仇提笔书写道：“一寸钢针铁制成，绮罗丛里度平生。若教稚子敲成钓，钓得鲜鱼便作羹。”人人都拍手称妙。
　　在临安中瓦前，有一位“老来俏”的婆婆，头上戴着三朵花，逛夜市的市民看到这扮相都会被她逗乐。不过，这位婆婆可不是一般的小商贩，她用专业的吟唱叫卖香茶异汤，敲响盏，掇头儿拍板，有板有眼，错落有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伎艺表演。这边厢卖茶汤的婆婆唱歌招顾客，那边厢算卦的先生也放开了嗓子吸引人们的注意：“时运来时，买庄田，娶老婆！”
　　为临安城夜景添色的，还有那成串的红纱灯笼，这是酒楼的标志，吸引着各色人等进进出出，笙歌丝竹响彻夜空。从吴山俯瞰全城，但见一条涌动的灯河烛流，浮着沸沸声浪，横亘天底好一个壮观的夜市！陆游有诗描述说：“随计当时入帝城，笙歌灯火夜连明。”夜市时间很长，往往要到三四更天，游人顾客才逐渐稀少，而此时“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晨起开张”，临安城又要喧闹起来。然而，离“王师北定中原”的梦想，似乎又遥远了一些。

破坊市，除宵禁

　　尽管在唐代已经有“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的夜市写照，但这只是对于少数商业繁盛区而言，且仅限于达官贵人。南宋夜市全民狂欢的盛况，在前朝是闻所未闻的。这受益于坊市制度、宵禁制度的废弛。
　　坊市制是中国古代城区规划和市场管理的制度。“坊”，指的是里巷、街巷，是人们居住的地方，“市”，指的是进行商品贸易的场所。在坊市制度下，市民的住宅区和交易区严格分开，对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严加控制。这项制度是在唐朝政府强有力的统治下进行的。唐代中后期政府统治力下降，另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多，坊市制越来越难以维持，坊区逐渐出现了很多店铺。坊区设店大大便利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所以坊中有店的现象越来越多，唐代中后期坊市制逐渐打破，“坊”“市”不再分开。
　　到了宋朝，坊市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店铺广泛开设，商品交易量迅速增加，形成了商铺和百姓居住地交错的局面，成为以后我国城市的基本格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严格的宵禁制度，普通老百姓在晚上是不能出门的。早在周朝就设立专职专门负责夜禁事宜，《周礼》中记载：“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直至中唐时期，依然严格遵循夜禁，有士兵喝醉了夜里出门，被处以极刑：“杖杀之”。晚唐以后，坊市制打破的同时，宵禁制度逐渐显现出松弛的迹象。到了五代时期，宵禁制度再无恢复。
　　北宋时期，经过改建的汴京打破了传统的坊市布局，允许市民在沿街开店设铺;推倒坊墙与市墙，实现坊市合一。由于临街摆摊，坊中开铺，易于打破交易时间，由此形成夜市。就这样，中国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没有了里坊的限制，市场发展在空间上就不受限制;取消了宵禁制度，商业、娱乐活动有了充裕的时间。这不仅刺激了消费品市场的繁荣，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同时也标志着市民阶层的娱乐愿望受到重视，丰富了平民百姓的生活。
　　宋廷南遷后，持续了北宋宵禁松弛的现象。临安夜市繁华，“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不仅如此，南宋时期在节日的“放夜”期间设置了很多服务措施，节日夜间，城中有专门的舞队，官方予以奖励，鼓励他们表演，便利百姓游赏。

夜与光

　　宵禁松弛后，夜间治安管理的难度增加了。对于临安的夜间管理，宋政府在汴京基础上设置了治安管理机构和夜间安全防御措施，积极维护临安夜间的社会稳定。这些措施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夜市繁荣保驾护航，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临安城郭广阔，人口众多。居民住宅林立，接栋连檐，几乎没有空隙。巷陌壅塞，街道陕小，容易引发火灾。为此，宋政府设立军巡铺，负责夜间防火和防盗;在一些重要地方，如官衙、名门望族的府邸等派遣士兵夜间潜伏暗道，防止盗贼对其盗窃，造成重大损失;设置嘹望楼，夜间发生火灾时，瞭望楼以灯为信号，指示火灾发生方向，派官员率领几队士兵合力灭火。
　　在临安北面靠水的地方，富商和官宦之家建造了很多间房屋，称为“塌房”，是专门租给店铺和客商储存货物用的。为了保证这些房舍的安全，政府特别派遣人员夜间巡查警戒，不至发生失误。宋政府对城门、城墙、街巷道路安全方面的防御，较好地保证了都城的门户安全和百姓夜间出行的安全。在处理日常夜间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宋政府制定了很多专门制度，对夜间犯罪人员进行惩罚，维护都城夜间秩序的稳定。
　　到了南宋后期的临安城，经济和技术高度发展，已经成为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马可·波罗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那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世界大都会，更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盛世。道路与街区不再封闭，夜晚的街灯亮如白昼。实际上，正是在南宋，能源应用技术进步，照明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宋人已经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易燃的植物、动植物油以及石油等能源来作为照明的燃料，还综合使用钻木取火、阳燧、灰烬取火、击石取火、发烛取火等多种取火方法。出现了各式各样蕴含着科技因素和人文理念的灯具。市民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在夜市上散步、玩闹、打情骂俏——也正是由于这些条件的俱备，才使夜市得以成为寻常百姓俯仰可拾的便利与繁华。 　　只是可惜，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当蒙元铁蹄踏入临安，一切终于归尘归土。唯有今日杭城运河西湖，还记得那片灯火那片花海。

西安：由束缚走向解放

　　晚唐时期长安夜市里的众生，从盛唐的束缚与陈规中挣脱出来，走出一条解放思想、共创商业繁荣之路，个中景致，也成为了今天夜间经济的某些映照。

宵禁，从令行禁止到形同虚设

　　“宵禁”出现的时代非常早，《周礼》中就有“司寤氏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的记载。从周初到清末大约三千年间，绝大多数朝代都对城市尤其是首都施行了宵禁。
　　贞观年间，唐太宗命设街鼓，以掌控长安官员及百姓的作息。要求城门坊门启闭有时，夜间禁止出入，且明令京城：“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唐人韦述的《西都杂记》中记载：“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长安中鬼的“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李贺的“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描绘的就是宵禁下的长安街市。
　　然而，看似严苛的宵禁制度在人治而非法制的唐代，逐渐显露出很多立法层面的缺陷与执行层面的不公。比如元稹诗中所言“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皇帝特敕街市玩乐、燃烛、狎妓等夜间活动，再晚都不在宵禁之列。比如张籍诗中所言“千官尽醉犹教坐，百戏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行由”，朝廷重臣的夜间娱乐，再出格都不在宵禁之列。比如罗邺诗中所言“金鞍玉勒照花明，过后春风特地生。半醉五侯门里出，月高犹在禁街行”，达官显贵、侯爷公子的夜间行游，也不在宵禁之列。以此推断，宵禁所禁不了的特权阶层、特殊情况等，仍有很多。
　　至唐中后期，社会承平，消费旺盛，加之首都夜间生活的各类元素逐步形成，宵禁制度得以宽松，小规模夜间经营行为的零星出现，也一步步填补着城市经济在夜间的长期缺位。
　　至晚唐，一方面朝廷在风雨飘摇中实在无暇细管，另一方面普罗大众的长安城里“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已蔚然成风，因此，宵禁制度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了。

夜市，市民消费生活的自然延伸

　　开元年间，国家空前富强。“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邑”是“城市”的意思。杜甫在《忆昔》中回望盛唐：一座小城就有万户人口，无论是公家还是私人，仓库里都堆满了上好粮食。万人小城尚能如此富庶，百余万人的帝都长安就更不用说了。
　　富庶的城市，离不开繁华的市集。唐中期及之前，长安的商业活动聚集于两个固定的市集：西市与东市。在两市里，又分门别类出各种各样的专业市场：如李白诗句“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中专门售卖金银珠宝的金市，如皇甫冉诗句“贫居依柳市，闲步在莲宫”中专门卖藤条编织物的柳市，如沈彬诗句“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问布衣”中专门卖酒的酒市，如方干诗句“沙边贾客喧鱼市，岛上潜夫醉笋庄”中的鱼市，如崔日知诗句“雾披槐市蔼，水静璧池圆”中专门售卖书籍的槐市，如卢眉娘“蚕市初开处处春，九衢明艳起香尘”中的蚕市，除此之外，还有草市、花市、果市、菱市等。仅从唐人对长安市场的描述，我们足以窥见当时白天商业繁荣之景。
　　直到中晚唐时期，鬼市的出现才从真正意义上开端了长安的夜市。作为民间自由贸易的一个重要平台，鬼市所售卖的货物也基本上都是一些常见且必备的生活用品。据《辇下风时记》记载：“长安务本坊西市是鬼市，或风雨曛晦，皆闻其喧聚之声。秋冬夜多闻卖干柴，云是枯柴精也。”鬼市通常是在子时开始，天亮结束，正如史料所记载的：“半夜而合，鸡鸣而散。”鬼市，无论从时间的延伸，还是空间的延伸，已然具备夜市的主要功能。

商贾，农商并举下的夜市众生相

　　重农轻商的思想起于春秋，北魏时期达到巅峰。至唐中叶，太宗、玄宗、宪宗等皆大力发展农业，关心农产，白居易诗《牡丹芳》里有“元和天子忧农桑，恤下动天天降祥。去岁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无人至。今年瑞麦分两歧，君心独喜无人知”，平实描述了天子的重农思想。周昙诗《三代门后稷》里有“人惟邦本本由农，旷古谁高后稷功。百谷且繁三曜在，牲牢郊祀信无穷”，更是将农业提到国家祭祀、社会信仰的高度。此长彼消，农业受到巨大重视，商业的发展肯定会受到制约，作为商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夜市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制约，而作为夜市的主人——商贾，也同样会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风险。
　　商，即行商，流动经营的商人;贾，即坐贾，居所经营的商人。“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王建的这首《羽林行》里，长安城里的不良少年是出了名的，他们刚在楼下抢劫了商人的财物，马上又跑进酒楼喝得烂醉，直至天明……商贾所面临的风险与困境，可见一斑。
　　“莫作商人去，牺惶君未谙。雪霜行塞北，风水宿江南。藏镪百千万，沉舟十二三。不如来饮酒，仰面醉酣酣。”白居易的这首《不如來饮酒》，更是淋漓尽致地道出了商贾的血泪艰辛。
　　宪宗之后的敬宗、宣宗诸帝，逐渐提倡农商并举。经商获得国家的支持与鼓励，商贾地位较之前也有明显提高，百姓经商之风盛行开来。“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姚合的诗句记录了这种转变。
　　进而，在夜市里经营着旅馆、酒肆、手艺、珍玩的商贾们，让长安城灯火辉煌;在夜市里消费者美酒、佳肴、轻歌、漫舞的市民们，让长安城丰腴多姿。晚唐时期长安夜市里的众生，从盛唐的束缚与陈规中挣脱出来，走出一条解放思想、共创商业繁荣之路，个中景致，也成为了今天夜间经济的某些映照。“红粉当垆弱柳垂，金花腊酒解酴醵。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杀长安轻薄儿。”贾至笔下长安夜市里的女掌柜，放到现在就是“网红”。“日沉月上且斗鸡，醉来莫问天高低。伯阳道德何涕唾，仲尼礼乐徒卑栖。”齐己笔下的纨绔子弟，放在当下应该算得上半个“夜场达人”。“日晚宿留城，人家半掩门。群鸦栖老树，一犬吠荒村。争买鱼添价，新篘酒带浑。船头对新月，谁与共清论？”唐彦谦笔下的夜市鱼买卖，好像穿越到今天某个夜场拍卖“价高者得”的场景里了。

扬州：运河滋养下的夜生活

　　运河滋养了扬州，更滋养了扬帅I夜市。由汉唐至明清，扬州夜市的兴盛全赖于运河所带给的交通便利、经贸频繁、人口流动与文化融合。

　　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86），吴王夫差大败越国，俘越王勾践。强大的吴军乘胜挥师渡江，吞并了江北的邗国。之后，夫差的目光投向北方，想与强大的齐国争夺霸权。为了吴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舟师水军能顺利北上，夫差决定在江淮之间开挖人工运河。
　　《左传》里对此有极为简略的记载：“吴城邗，沟通江淮。”然而这简单的7个字，却记录了足以影响中国2500年的两件大事：吴国在邗国城邑的基础上建造新都邑;开凿江淮的人工运河——邗沟。邗沟就像2500年前埋下的一颗种子，在漫长岁月中，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那就是横亘于泱泱华夏的南北运河及其如网水系。
　　东汉时期，政府对邗沟进行整治，使其成为从洛阳而来的大运河的重要一环。由当时全国最大的漕粮中心洛阳入汴渠，至徐州入泗水，由泗水入淮水，再转经邗沟可直达江南。
　　西汉初年，刘邦的侄子刘濞被封为吴王，都于扬州，遂“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并开凿大运河重要支流运盐河，将盐场所产食盐运至扬州，再通过大运河与长江分运全国。运盐河的开挖，为后来扬州成为千年盐运中心与东南第一都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大业初，为了加强首都洛阳与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隋炀帝先后下令疏浚邗沟，开凿江南运河及永济渠。炀帝也曾三次顺河巡游，南下扬州，奢华浩荡，盛势空前。至唐中叶，“舟樯栉比，车毂鳞集，东南数百万艘漕船，浮江而上，此为槛吭”的扬州终成“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彼时全国最富裕的城市中，扬州第一，成都第二，有“扬一益二”之说。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对于隋运河的功过是非，唐人皮日休的诗，堪称公允：若无炀帝为己享乐而搞“水殿龙舟”游乐之事，开运河之举完全可以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他不仅批评了将隋亡归罪于运河开凿的看法，而且充分肯定了运河成为南北交通动脉造福万民的功绩。
　　而唐人歌颂运河枢纽扬州繁华的诗篇，更是枚不胜举。“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此句，当属千古绝唱。“尊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珠帘十里卷香风。花开又花谢，离恨几千重。”谁在怀念李白？谁在想和他煮酒论诗呢？是杜甫，在成都的草堂遥指繁华富丽的扬州，纵生惆怅。“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张若虚“孤篇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里，诗人凝望扬州南郭的月下江景，思考着天地宇宙下的苍茫人生。“金鹅山中客，来到扬州市。买药床头一破颜，撇然便有上天意。”卢仝笔下的“市”就是市场，金鹅山人要去逛的便是药市。逛药市的还有皎然：“摇荡春风乱帆影，片云无数是扬州。扬州喧喧卖药市，浮俗无由识仙子。”“当年人未识兵戈，处处青楼夜夜歌。花发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风多。”韦庄的扬州曾是夜夜笙歌的处处青楼：“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杜牧对月夜下的扬州更是情有独衷，爱得深沉。
　　唐代扬州的夜晚，不仅有明月，还有市集。王建游览扬州夜市，颇受震撼，挥毫写下《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扬州城里夜市繁华，千灯万火映照碧云，寻欢作乐的游客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夜色带春烟，灯花拂更然。残妆添石黛，艳舞落金钿。掩笑频欹扇，迎歌乍动弦。不知巫峡雨，何事海西边”，艳丽的舞蹈与悦耳的弦歌，是刘长卿的扬州夜色。“一年江海恣狂游，夜宿倡家晓上楼。嗜酒几曾群众小，为文多是讽诸侯。逢人说剑三攘臂，对镜吟诗一掉头。今日更来憔悴意，不堪风月满扬州”，扬州的美酒佳人与热衷夜场的张祜不谋而合。“江横渡阔烟波晓，潮过金陵落叶秋。嘹唳塞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李绅的《宿扬州》里，更是夜夜笙歌，处处迷楼。“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尖易觉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在《忆扬州》里，以萧娘、桃叶代指佳人，感慨扬州的歌楼酒肆里竟然囊括了天下三分之二的美女。《唐阙史》里还有这样的记载：“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
　　涓涓运河，流过富饶的两宋：“万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风酒并垆”，司马光看到的是一幅日落时分夜市开场的扬州城。元世祖忽必烈又将其扩凿成为京杭大运河，马可·波罗在他的《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羅行纪》）中如此描写扬州：“城甚广大，所属二十七城，皆良城也。”至明清两代，“夜珠照彻路西东，桦烛纱笼火色红”，扬州再次迎来汉唐之后的又一次鼎盛年华。盐运和漕运的强强合作，是一加一远大于二的扬州经济。同样，运河福泽下繁荣的盐运和漕运也主导了明清时期的扬州夜市。
　　“凡替商家经手者，俱集于此，但不能立谈耳。另有一种人，租几间屋子，名曰‘公店’，任买卖人往来交易。日间尚觉冷清，夜分较盛”，夜市上的交易，盐商并不直接参与，而是委托第三方（中介）代办，足见当时的商业逻辑与市场规范是建立在可贵的信托责任之上的，正所谓“门非暴卤煎沙地，货有丙丁甲乙纲。交易无私夤夜盛，不管己事为人忙”。城中各处的名园与酒楼，成为夜市买卖人的好去处：“夕阳晚红，烟出景暮，遂饮阁中。酒三巡，或拇战，或独酌，或歌，或饭，听客之所为”，而“凡有沽者斤数，掌柜唱之，把持应之，遥遥赠答，自成作家，殆非局外人所能猝”，正所谓“量酒唱筹通夜市，采莲打桨破朝烟”，从华灯初上到曙色欲明…… 　　“记得归舟舟泊晚，一处红灯认扬州。”运河之滨的夜市，哪能不开在江上？夜市里的船宴，便是明清扬州城流动的“深夜食堂”。《扬州画舫录》里有：“扬州画舫，始于鼓棚。鼓棚本泰州驳盐船，至朽腐不能装载，辄牵入内河，架以枋楣椽柱。大者可置三席，谓之大三张，小者谓之小三张。”每到傍晚时分，许多饭店里的伙计或拎着各种食盒送至各艘预定用餐的船上，或者驾船将游湖的客人接到自家酒店用餐，前者像极了今天的外卖送餐小哥，后者像极了今天一些酒楼的VIP用餐接送服务。宴饮之余，夜间的文化娱乐也一个也不能少，吟诗、作画、看戏、听曲、下棋、玩牌，魔术、杂耍等，应有尽有。
　　运河滋养了扬州，更滋养了扬州夜市。由汉唐至明清，扬州夜市的兴盛全赖于运河所带给的交通便利、经贸频繁、人口流动与文化融合。反过来，扬州夜市也有力促进了各个时期扬州经济的发展，丰富了扬州本地人与海内外商贾、“扬漂”及游客的生活内容，提高了扬州在世界上城市大家庭里的美誉度。

开封：繁华夜市背后的密码

　　事实上，一千年前的汴京，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经济繁荣程度，都能在当时的世界大城市中排进前三。其夜市之繁华，即使与今天的诸多城市夜市相比，也毫不逊色。

　　大宋元丰六年（1083年）的一个冬日，48岁的苏轼在贬谪地湖北黄州，突然怀念起首都汴京的繁华夜市，挥笔写下了“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的诗句。其中的“马行”，是当时汴京城最为繁华的大街之一。
　　汴京，又名东京，今日河南开封，北宋的都城。能让见多识广的苏大文豪心心念念，当年的汴京城夜市魅力自是非同凡响。事实上，一千年前的汴京，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经济繁荣程度，都能在当时的世界大城市中排进前三。其夜市之繁华，即使与今天的诸多城市夜市相比，也毫不逊色。
　　那么，汴京的夜市，到底有多繁华？可以这么说，如果有人穿越到北宋时的汴京，一定会被当时的热闹景象所震惊，进而像刘后主那样乐不思蜀。

繁华的夜市

　　说到汴京的繁华，需要先看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节出城上坟祭祖，是北宋的风俗，也是群众性郊游的好日子。这一天，“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北宋画家张择端在清明节外出游玩，感慨于此，就用画笔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该图主要描绘的是汴京城沿汴河到东水门的街市和虹桥的桥市景象。上海世博会期间，此畫是中国馆的镇馆之物，运用现代电子和光学技术，让画中各色人等动了起来，北宋汴京城的繁华气息扑面而来。
　　不过，《清明上河图》所描述的，还只是当时市郊的景象。市中心的繁华，比图中景象更甚。北宋时的汴京城，以皇宫为中心，主要有八条大街，即南面御街、东面御街、西面御街、北面御街、宫城宣德门前大街、宫城东华门前大街、景灵宫东门大街和相国寺东门大街。其中，以北面御街，即潘楼街、马行街和新封丘门大街最为繁华。当时的人们，喜欢在夜间于酒楼、茶坊约会亲友，或举行宴会，夜游吃茶，常常寻欢作乐到深夜。许多大酒楼和茶坊几乎都是通宵营业，夜市由此兴起。
　　最为著名的，当属相国寺附近的州桥和马行街两处。
　　州桥和马行的夜市，之所以出名，首先在于商业规模大。从州桥往南到朱雀门，一直到龙津桥，夜市有数里地之长。州桥夜市美味飘香，各种食物令人驻足，各种煎炒、蒸煮、凉拌、炖熬的食物香气扑鼻，吸引众多食客前来品尝。沿街两边出售有水饭、肉干、獾肉、野狐肉、风干鸡、鸡肾碎等，朱雀门则主要卖现做的羊白肠、加工过的腌鱼、姜豉等。夏天此处售卖麻腐、鸡皮麻饮、沙糖冰雪冷丸子、药木瓜等，全部用梅红色盒子盛装。冬天卖的有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夹子猪脏之类，统称杂嚼。
　　朱雀门到龙津桥，已经离宫城较远，处于市郊了，所以州桥夜市的特点是大规模的酒楼较少，沿街特色小吃店、流动餐饮摊贩（类似我们今天的大排档）比较多，比如当时城中著名的曹婆婆肉饼、薛家羊饭、郑家油饼以及张家油饼、王家乳酪等，都在州桥以南到龙津桥这条线上。
　　马行的街市比州桥更长，从马行街向北，往外城新封丘门方向，绵延十多里，两边坊巷院落，纵横万数，处处拥门，布满了各色茶坊、酒店、勾肆饮食等店面。这等规模的商业大街，即使放到今天的大都市，也毫不逊色。此处离皇城较近，紧挨着离宫城最近、最为繁华的潘楼街，所以大规模的酒楼较多，当时著名的庄楼、杨楼以及小货行时楼都在这条街上，故而其夜市比州桥更盛百倍，车马充塞拥挤，几乎无法立足。据说，汴京四条御街中，夏天时只有马行街上没有蚊子，因为这里的夜市酒楼太多，油烛烟焰冲天，连蚊子都无法停留。
　　即使在更为偏远僻静的地方，马行街的夜市一样红火，提供的食物种类有烧烤的蔬菜包子、夹脊猪肉烧饼、胡饼、和菜饼、獾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甚至寒冬腊月的风雪阴雨天气，夜市也不曾关闭，主要卖些红绿冰晶脍、煎肝脏、蛤蜊、螃蟹、胡桃、泽州饧、奇豆、鹅梨、糍糕、团子、盐豉汤之类冷饮热食。可以看出，支撑起汴京繁华夜市的，主要是餐饮业，这也是当时汴京最为发达的行业。各色酒店遍布汴京的大街小巷，大型酒店有72家，叫做正店。小酒店难以计数，称作脚店。由于饭店众多，当时很多市民往往并不自己买菜做饭，到饭店来解决一日三餐。
　　汴京夜市的另一个特点是营业时间长。绝大部分酒楼、排挡都营业到三更天才歇息。即使到了三更，街上还有提着瓶子叫卖茶水的，为夜归的人们提供一杯热茶。更不可思议的是，不到五更天，路边就又有人摆出早点摊，早起的吃货们可以享受到灌肺、炒肺以及稀饭点心。所以只要你需要，在汴京24小时内都能吃到冷热熟食。 　　第三个特点是种类多、范围广。汴京城饮食花色品种很多，按食品特点可分北食店、南食店、川饭店，按食品种类又有从食店、羹店、瓠羹店、馄饨店、饼店以及菜面、卖随饭的店。汴京城人孟元老在其所著《东京梦华录》卷2的“饮食果子”篇里，仅就“茶饭”一项就列出了百味羹、三脆羹、沙鱼两熟、羊头签、荔枝腰子等近50种，且随点随做，不会有食材缺乏。
　　不过，光有吃吃喝喝，似乎还不足以撑起繁华二字。汴京城晚间的娱乐活动也不少。酒足饭饱后，有人相约去勾栏听戏。勾栏是一种类似于今天大剧院的场所。以勾栏为中心构成的集市，叫做瓦子。汴京最大的瓦子叫桑家瓦子，在潘楼街附近，内有大小勾栏50余座，能同时容纳千余人。瓦子里除了唱戏听戏的，也有不少趁机做小买卖的，如卖药、占卦、叫卖旧衣、买卖饮食、剪纸花等等。人在里面消费，根本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一些茶坊，则在夜间变身赌场，比较出名的是位于潘楼街以东十字大街上的“从行里角茶坊”，一般都是从五更赌到天明，美其名日“博易买卖”，又称“鬼市子”。这种赌博以铜钱为赌具，按钱上的字幕定输赢，为官方所禁止。北宋只在元旦、冬至和寒食三节，各开禁三天。所以，天明散去，也是为了给官府面子，免得公开犯禁，大家都不好过。

　　从一般经济学观点来看，任何市场的繁荣，离不开人和物这两大支撑。从这一点来看，汴京夜市繁华的背后，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府的支持;二是便利的地理;三是庞大的人口。

政府的支持

　　在宋朝之前，中国商人虽然口袋有钱，但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一直不高。历朝历代基本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即便是在盛唐时期，商人也只能在指定场所进行交易，而且还限定时间。比如唐代的东都洛阳，全城的交易市场被局限在六百步的小范围内，不得有丝毫扩展。这种情况在宋代得到彻底改观。公元965年，宋太祖赵匡胤下旨，令京城夜市自三鼓已来，不得禁止。延续了上千年的宵禁制度自此被废止。同时，政府取消不再限定商品交易市场，也不再干预和管制商人的正当经营活动，商人不仅可以自有选择营业地点，还可以日日夜夜进行交易活动。基本上，宋代将之前所有在商业经营上的人为设置的障碍全部废除，工商业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这才让夜市的繁华成为可能。过去朝代里只在重大节日里才出现的繁荣夜市，在宋代成为日常。不仅如此，政府还从税收上对商人予以优惠。1085年，殿中侍御史黄洚，见到官府对沿汴河设立的面行、菜行、果子行、牛马行、纸行等新兴行市抽税过重，就向上奏皇帝，请求罷免。
　　政府不光鼓励大家做生意，还自己经营一些商业机构，与商人争利。这类商业机构分两类，一类如盐、铁以及香药、犀牙等不允许私人贩运的货物，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除了自行发卖，也批发给行铺的商人，属垄断性行业;另一类则经营普通货物，可在民间自有买卖。政府经营的目的是通过大宗购进，防止市场的随时波动和物价的暴涨暴跌。除此之外，官方还经营一些日用消费品，比如，在一些繁华地段设置官营的果子行、面行、肉行等，同时，还办了官营的猪羊圈和牛圈。不过，就活力和经营手段而言，政府在这些小商品经营方面还是比不过民营，所以到了北宋末年，此类官营行市基本就不复存在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政府在商业经营上还是比较公平的，没有依仗行政权力对商业经营进行干预，刻意保护官营商业的发展。
　　政府对于商业的另一贡献在于废除自西周以来盛行的里坊制。在里坊制下，居住与买卖交易的地方分开，市场只能开在政府指定区域，听鼓声方可开市，黄昏时关闭。宋代时，这种界限被打破，代之以由街巷联系宅院的开放式居住区。各行各业的工商业都可根据自己的营业需要，选择能发展自己业务的地点，于是大小商店、铺席、货摊、饭馆、酒店、茶肆以及各种小手工业的作坊散布全城，形成了许多繁华热闹的商业大街。马行与州桥，不过是以夜市出名而已。因为好多街市紧靠宫城，皇宫内的宫女们经常外出来买日用品或买点零食打牙祭。仁宗年间某个夜晚，欢乐的市声传入深宫，被仁宗听到，他问宫人这是何处作乐？宫人告诉他说这是宫外酒楼作乐，仁宗不禁感慨本人在宫中的冷清，艳羡起高墙外面的夜市生活。
　　正是在政府重商政策的影响下，整个帝国的商业得到高度发展。汴京城不过是个代表。口袋里有钱的宋朝皇帝，才能在武力不敌外族时，大多时候选择用钱来解决问题。他们的思路，大概也是花钱买太平吧。

便利的地理

　　汴京的商业繁华，一个重要特征是货物丰富且充足。如此多的商品，指望汴京自己生产显然不可能，大多数都是通过水陆两地从外地运入。

　　汴京，地处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四条河流交汇处。其中，蔡河在城南，东北为五丈河，西北有金水河，汴河则由东向西横穿城中。四条河是汴京日用物资来源的生命线。北宋当时选择在此建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中了这里的漕运。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一带的物资可以很方便地运抵京城，从而使汴京处于“天下之枢”“万国咸通”的有利地位。有人估算，当时北宋用来漕运的船只约有6000艘。汴京作为全国漕运的集中地点，不仅全国商货运汇集于此，供应市民所需，而且还是个中转码头，全国商货由此再转贩全国各地，所以汴京全城内外大街小巷，无不店铺林立，商货充盈，日日夜夜在进行着商业活动。所以，汴京的商业是哪里有需要，商业活动就开展到哪里。比如，因为大量客商从汴河进入京城，汴河沿岸建起大量旅店、货栈，其他空地上就相应兴起了许多餐饮及日用必需品的市场。 　　全国商贾汇集汴京，既带来了丰富的商品，这些人在京城逗留，免不了迎来送往，因此，也带动了潜在的消费。这类消费，又进一步刺激了汴京商业的繁荣。所以汴京城的茶坊酒肆内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按管调弦，杯觥交错，一片歌舞升平。其菜肴可谓是“八方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为了招揽客人，不少酒楼内部装饰雍容华贵，有的甚至像园林庭院，使人一迈进酒楼就恍如到了私家园林，这是宋代城市发展的另一特征。就连位居高位的达官贵人和皇亲国戚也喜欢到市井中的酒楼饮酒。宋真宗时，太子太傅鲁宗道就经常穿着便装，不带侍从，偷偷到南仁和酒楼饮酒。皇帝获悉此事，责问他：“为什么要私自入酒楼？”他却振振有词说：“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宋真宗认为他很实在，于是也不怪罪于他。

庞大的人口

　　宋朝成立之初，宋太祖就曾经估计过，汴京城内有军队数十万，居民超百万。整个北宋朝167年时间里，除了边境騷扰外，国家相对升平，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也未出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所以人口一直处于稳定上升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汴京城的人口自然只多不少。如此庞大的人口，一方面，需要消耗大量诸如粮食、燃料等物资;另一方面，其自身也在生产制造消费品，由此造就了汴京的繁华。
　　百万居民中，除了原住民，还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中，有的是经由官方招聘而来，比如当时汴京最大的官营丝织作坊绫锦院，600多名工匠，多为四川人。有的是从全国各地来汴京旅游的。还有的则是不愿种地，到汴京来寻求发展机遇的农民。此类人员大多缺乏技能，故只能从事简单的服务业。服务业其实也是繁荣夜市的一部分。
　　汴京的服务业，分工很细，比如有专门给人家打水的，还有打首饰、刷漆、修鞋、洗衣服、刷腰带、修补帽子等，还有到大户人家做小时工的。宋哲宗时的宰相苏颂家里，曾雇过一个婢女。有一次苏颂向她打听家里情况。这个婢女就说，她们一家10口，都是做这种打零工的状态，并无正规职业。
　　在宋代，城市的发展繁荣，不断吸引着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的涌入。尽管到了城市，所从事的往往都是低端工作，但比起种地负担的徭役，还是城市的吸引力要大一点。正因为此，宋仁宗时，朝廷发布诏令，要求各地除了极为贫困的人家外，禁止举家迁往京城。

城市的管理

　　汴京城并不大，新城旧城加在一起不过50多平方公里。单就人口密度而言，每平方公里超过2万人，超过今天的东京京都1.3万人和纽约、伦敦、巴黎的8000多人，也超过了北京和广州，与上海相近。以单层或双层木结构建筑为主的汴京城，人口密度超过以多层钢筋水泥建筑为主的现代都市，拥挤程度可以想象。有人描述城内房屋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
　　人口多、住房密集，固然是繁华的特征，但这也带来两个突出问题。第一个是消防问题。古代尚未出现电灯，夜间照明基本全靠油灯和蜡烛，汴京城拥挤的建筑更是加剧了消防难度。一旦发生火灾，造成损失不可想象。北宋一处官府办公地发生大火，造成损失是“焚屋千八十楹，案牍等殆尽”。为此，朝廷专门设立望火楼以及每坊巷三百步设军巡铺屋一所的制度。每铺兵5人，夜间巡警。望火楼上有人值班，下面屯兵百余人，配有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等装备，遇有火情，即前往扑灭。此外，京城内驻有大量军队，如遇大火，军官可以迅速调集人力来扑火。
　　另一个问题是治安问题。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既为城市发展作出了贡献，也导致恶性案件频频发生。汴京城内就经常发生夜里抢剥人的衣服、劫掠财物而致死的案件。为此，官府设立了两条线来管理，一是开封府，属行政系统，类似今天的公安局;另外在军事系统也设立了一支专门队伍，加强日常巡视，类似于今天的武警。
　　汴京的繁华，放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背景来看，固然有经济发展的原因，更主要还是得益于政治效应，由于其都城地位的政治中心集聚效应，这才带来经济的繁华，一旦这种政治地位消失，这些城市便很快衰败。北宋灭亡之后，汴京的繁华随之萧条;南宋灭亡后，首都临安也辉煌不在，都是这个道理。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国古代一直没有发展出如西方那样成熟的城市的原因所在。

诗人的夜生活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除了睡觉，古人都用什么来消遣漫漫长夜呢？是风雅的赏月、读书，还是近俗的夜市、青楼？是忙着织布、捣衣，还是闲着烹茶、煮酒？是喜出望外的相会，还是舟车飘摇的送别？

赏月色

　　赏月，始于魏晋，盛于唐宋。
　　“玉匣卷悬衣，针楼开夜扉。妲娥随月落，织女逐星移。离前忿促夜，别后对空机。倩语雕陵鹊，填河未可飞。”夜空里的星月，被庾肩吾细细观察，三垣四象二十八宿，是诗人们的天上人间。
　　与庾肩吾同时代的何逊，在《送韦司马别》这首诗的第四段，写到月夜送别友人后独自归家时的情景：“暖暖入塘港，蓬门已掩扉。帘中看月影，竹里见萤飞。”其中“暖暖”，是月色的绰约，更是友情的绵密。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望月思乡，月光如清霜般朦胧、孤寂。“艳舞全知巧，娇歌半欲羞。更怜花月夜，宫女笑藏钩。”李白游乐宫中，沉浸于花香月明之夜。
　　欧阳詹在《玩月》诗序中有：“月之为玩，冬则繁霜太寒，夏则蒸云太热，云蔽月，霜侵人，蔽与侵俱害玩。秋之于时，后夏先冬，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之天道，则寒暑均;取之月数，则蟾魄圆。”简单来说，要想赏月，春夏秋冬皆可，只是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而中秋时节，气候爽朗，是为最佳。
　　“前月月明夜，美人同远光。清尘一以间，今夕坐相忘。风落芙蓉露，凝馀绣服香。”鲍溶便是在某个中秋之夜，与美人一起赏月，直至翌日清晨。
　　赏月之时，最好有琴声相伴。如白居易《对琴待月》里“共琴老为伴，与月有秋期”，卢纶《陪中书李杼舍人夜泛东池》里“看月复听琴，移舟出树阴”，这是需要相当高超的心境与技巧的。
　　月色下，王建在《夜看美人宫棋》：“宫棋布局不依经，黑白分明子数停。巡拾玉沙天汉晓，犹残织女两三星。”以天象喻棋，既写棋子所余无多，暗示棋局将止，又写通宵达旦，天色将明，足见美人兴致之高。赏月观棋，颇有意趣。
　　李邴的《念奴娇·咏月》里写：“素光练静，映秋山、隐隐修眉横绿。鹊楼高天似水，碧瓦寒生银粟。万丈斜晖，奔云涌雾，飞过卢仝屋。更无尘气，满庭风碎梧竹。谁念鹤发仙翁，当年曾共赏，紫岩飞瀑。对影三人聊痛饮，一洗离愁千斛。斗转参横，翩然归去，万里骑黄鹄。满天霜晓，叫云吹断横玉。”月色有如丝绢悬空，光影晶莹明净，月下世间似无尘气，意境清旷高远。举杯邀月，对影三人，飘然欲仙，直至天明。
　　在何梦桂的《山房约会於黄滩别后寄似》里，除了赏月，还有在月下美好的约会：“玉堂佳人佩琼英，月下乍见心眼明。贞心野雪压不死，幽韵天风吹逾清。”

读诗书

　　《魏书》里有：“有人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从学者云：‘苦渴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夜读妙，冬夜读书更妙，在雨雪的冬夜读书实在妙不可言。
　　《晋书》里有：“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荧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及长，风姿美劭，机悟敏速，甚有乡曲之誉。”后又“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尚有录》里有：“孙康，晋京兆人，性敏好学，家贫无油，于冬月映雪读书。”车胤与孙康，一个夏月囊荧，一个冬月映雪，成为后世读书人勤学刻苦的典范。
　　“僻巷邻家少，茅檐喜并居。蒸梨常共灶，浇薤亦同渠。传屐朝寻药，分灯夜读书。虽然在城市，还得似樵渔。”同一个屋檐下的街坊邻居，蒸梨共用一个炉灶，洗菜共用一个水池，连夜晚读书也是共用一盏灯。难怪于鹄感慨：我们虽然住在城市里，却还能过着像樵父和渔夫一样安逸的田园生活。
　　“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此时提携当案前，看书到晓那能眠”，“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即使在漫漫旅途中，韩愈和白居易也放不下夜读的习惯。
　　“忆昨未知道，临川每羡鱼。世途行处见，人事病来疏。微雨秋栽竹，孤灯夜读书。怜君亦同志，晚岁傍山居。”《卜居招书侣》里寒夜伴灯而读的杜牧，向志同道合的知音发出了高山流水的邀请。
　　“野寺石泉秋煮茗，松窗雪屋夜论诗。悬知别后东风近，先寄寒梅第一枝。”松间、雪夜，与挚友烹茶论诗，是王庭硅最为享受的美好时光。
　　“挑灯夜读书，油涸意未已。”陆游冬夜读书，读到灯油燃尽，还余兴未尽，可见诗书有味。“白发萧萧年八十，依然父子短檠灯。”他不仅自己夜读，还与儿子一起夜读，书痴父子，传为佳话。
　　与陆游一样，王思任看到自己的儿子常常刻苦夜读，非常欣慰，于是写下了《听鼎儿读书歌》：“月沉灯渴雁无征，竹窗犹有读书声。鸡未着裈鸟未醒，书声先旭开东井。”
　　“雪夜围炉读禁书，为人生至大幸福。”比1400多年前的董遇更进一步，金圣叹不仅夜读，还要雪夜读禁书才觉得过瘾。
　　“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纪晓岚的草堂夜读，读出了灯火馈赠的脉脉深情。
　　袁枚有《寒夜》一首：“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小娘子坐在床沿，手撩幔帐，想来罗衾不耐五更寒，见丈夫还在读书，便嗔怒相责。诗书越有趣，长夜越有情。

逛夜市

　　《周礼》里有：“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朝市为上午集市，日昃而市为下午集市，夕市为傍晚集市。由夕市始，夜市逐现端倪。
　　汉代夜市稍有形态，却较为冷清。时至中唐，长安、洛阳、金陵、扬州、成都、临安等各大都市的夜市迅速发展起来。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裱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洛阳昼夜无车马，漫挂红纱满树头。见说平时灯影里，玄宗潜伴太真游。”“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洛阳风俗不禁街，骑马夜归香满怀。坐客争吟云碧句，美人醉赠珊瑚钗。”苏味道、元稹、李商隐与薛逢等描绘的是帝都长安、洛阳的元宵夜市，至于“有足不蹑地浮行数十步者”，脚不沾地被人推着走的拥挤程度绝不亚于今天各大城市的跨年夜。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的《泊秦淮》，描绘的则是金陵秦淮河边纸醉金迷的夜生活图景。
　　在杜荀鹤的笔下，“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是苏州与杭州的夜市繁华。
　　“蛮声喧夜市，海色浸潮台。”在张籍的《送郑尚书出镇南海》一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唐时期的广州之夜，南来北往，好不热闹。 　　夜市繁荣达到巅峰的应是宋代。夜生活极度丰富的宋人甚至还给夜市做出了区分，比如在东京开封，“州桥夜市”以美食为主，且在不同的季节供应不同的特色美食，“潘楼东街”则是以娱乐为主，茶坊酒家、歌楼戏台、珍玩犀玉……逛夜市、谈恋爱，成为当时年轻人的喜好，连皇帝宋徽宗也喜欢大晚上去樊楼约会李师师。从北宋的东京夜市到南宋临安的夜市，灯火彻夜，歌舞升平。风雅两宋是普罗大众的两宋，两宋夜市更是普罗大众的夜市。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觥筹交错，唱歌跳舞，是官二代公子哥晏几道的夜晚生活。
　　“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去年时。”科举落第后的柳永，入“秦楼楚馆”，染“竞赌新声”，繁华的夜市，青楼的灯花，多情的歌伎，醇香的美酒，都融进他的词里，融进他自由浪漫而悲情弥漫的血液里。
　　南宋皇城杭州，夜市连着早市，通宵达旦，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夜市之盛，几近疯狂。吴自牧所著《梦粱录》里记载得颇为详细：临安夜市热闹非凡，衣帽扇帐，盆景花卉，猪牛鱼羊，糕点蜜饯，时令瓜果，应有尽有。仅风味小吃来说，就有孝仁坊的团子，秦安坊的汤团，市西坊的螺滴酥，太平坊的糖果等。
　　“碧玉融成万里天，满城罗绮竞春妍。柳梢挂月黄昏后，夜市张灯白昼然。”对于白玉蟾这位道教南宗五祖来说，游玩夜市，与民同乐，或许使他领悟到“吾一身即天地，天地即吾一身，天下之人即吾，吾即天下之人”之真谛呢。
　　“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元。”我们从姜白石的诗里可以看到的是夜市遇雨，可以听到的是汤圆铺子的叫卖声。
　　陆游在《晚过五门》一诗里说到成都夜市：“城东深夜呼酒侍，五门鼓吹灯火闹。”成都，一个让人玩到夜深还不想入睡的城市。
　　明人所写的《西湖游览志余》里，盛赞当时杭州夜市秩序良好：“篝灯交易，识别钱真伪，纤毫莫欺。”
　　至于后来明代金陵城出现了日落开張、不点灯火、暗中交易的“黑市”，扬州城的富贵人家“好昼眠，每自旦寝，至暮拾兴”，以及清代上海吴淞出现了“烟户数千家，其俗以夜中为市”的“鬼市”，皆可认为是唐宋夜市的迭代与创新。

邀宴饮

　　“吴王承国庞，列第禁城东。连夜征词客，当春试舞童。砌分池水岸，窗度竹林风。更等西园月，金尊乐未终。”祖咏应吴王宴请，奢靡自是当然，尽兴歌舞，直至深夜。
　　“凤皇鸣舞乐昌年，蜡炬开花夜管弦。半醉徐击珊瑚树，已闻钟漏晓声传。”阎朝隐所赴的是安乐公主的乔迁喜宴，却在管弦之中，喝得烂醉。
　　“东山夜宴酒成河，银烛荧煌照绮罗。四面雨声笼笑语，满堂香气泛笙歌。泠泠玉漏初三滴，滟滟金觞已半酡。共向柏台窥雅量，澄陂万顷见天和。”与一众高官聚会宴饮的李群玉，酒量应该不错，但容易上脸。
　　“一抛学士笔，三佩使君符。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履舄从相近，讴吟任所须。金衔嘶五马，钿带舞双姝。不得当年有，犹胜到老无。合声歌汉月，齐手拍吴歈。今夜还先醉，应烦红袖扶。”白居易的这次宴饮中，甚至还有主打乐妓作陪的一个专门位置——妓席，末句“今夜还先醉，应烦红袖扶”读来着实香艳。“檐问清风簟，松下明月杯。幽意正如此，况乃故人来。”屋檐间清风徐来，松树下月光映照，铺开竹席，摆酒设宴，与故人对坐松下，举杯而饮，这幽深淡远的宴饮调调，是生活在别处的白居易。
　　宴饮歌舞之余，还有名目繁多的游戏。
　　文字令考的是博学与敏思，相传李白、杜甫、贺知章和王之涣四人曾一起饮酒作乐，联句行令：“一轮圆月照金樽（李贺），金樽斟满月满轮（王之涣）。圆月跌落金樽内（杜甫），手举金樽带月吞（李白）。”四大家之作虽只有四句，但内涵席上之物，文气回环往复，尤其李白结句犹如点睛，堪称杰作。
　　《申屠澄》里还记载了一段因行雅令而生的良缘。秀才申屠澄赴任县尉，风雪阻途，夜投茅屋。好客的主人烫酒备席，围炉飨客。申屠澄举杯引《诗经》句行令：“厌厌夜饮，不醉不归。”不料话音刚落，坐在对面的主人之女也引《诗经》句脱口出令：“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含蓄而巧妙地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意。申屠澄听后，惊叹万分，遂向女子的父母提亲，结成婚姻。
　　藏钩、射覆拼的是机智与运气。将“钩”或藏于手中或匿于手外，握成拳状让人猜度，猜错罚酒。射覆也叫分曹，与藏钩的玩法略有区别。“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从诗意来看，宴饮中的李商隐是个游戏高手。
　　至于后来的猜枚、划拳等，或脱胎于藏钩。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载过一种类于划拳的宴饮游戏——拇战：“拇战辄北，大醉而卧。”
　　有宴饮的相聚，就会有宴饮后的送别。客人天亮动身，饯行送别当在头天夜晚。宴饮之后的主客话别于次晨，客发而主归。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寂寞恨天长，欢娱嫌夜短。白居易的《琵琶行》，是送别友人时生出的愁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元代刘崧的《秋夜送伯衢别》：“山风吹落桂花枝，江上停杯欲别迟。半夜酒醒柔橹发，一篷烟雨过平陂。”送别的宴饮，酒醒已是后半夜了，该轻摇船橹扬帆启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