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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故事中塑造主要人物的手法，抓住人物特征和人物本性两个概念进行分析。通过具体的作品案例，阐述何谓人物特征，人物本性与人物特征的区别以及如何揭示人物的深层性格，再从人物表面和内心的关系提出人物外在特征与内在本性形成对比的反衬手法，并以诸多优秀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为佐证阐明该手法乃塑造积极有力的主人公之重要原则。
关键词：晚清；小说杂志；新新小说；中外小说林
晚期小说杂志继《新小说》和《绣像小说》之后，还有一些小说杂志，主办者同样受梁启超以小说改良群治、开启民智思想的影响，但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反对改良派主张的君主立宪，而是鼓吹排满革命，他们主持的刊物也具有鲜明的激进风格与革命倾向。这种杂志以上海的《新新小说》和香港的《中外小说林》为代表。
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新新小说》创刊于上海。主编陈景韩曾在《时报》发表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一文，提出小说应当能够纠正社会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使人们认识到症结所在，文中说：
我闻小说之所以有益于社会者，为其能损、益社会之过、不及，而剂之于平也。欲损、益其过、不及，当先知其过、不及。故提倡小说者之体察社会，体察社会人情之过、不及而已。知其过，而后能损；知其不及，而后能益。
陈景韩从他所处的时代情形考虑，提出几点应当急以补救的地方：一是缺乏科学知识；二是国家思想薄弱，目光短浅，不顾大局；三是性情粗忽，心思简单，难以成事；四是无复仇之风；五是无尚侠之风。这些民性痼疾是陈景韩有感于当时中国“每遇外事而无一不败”的现实所作的深刻反省，他认为小说若求有益于社会，则当从这些方面去思考。此思想在陈景韩主编小说杂志时得到明显体现，《新新小说》有一特色，即“以十二期为一主义”，杂志实际总共出了十期，主要围绕“侠客主义”这一主题，该主题指向国民缺乏“尚侠之风”的弊端。杂志发起人侠民（龚子英）在‘《新新小说》叙例”中也表示了类似的办刊思想，其中有云：
本报纯用小说家言，演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意在浸润兼及，以一变旧社会腐败堕落之风俗习惯。
本报或著或编，文笔务求疏畅，结构务求新奇，于悲快淋漓之中，描摹尽致，俾阅者可歌可泣，有心身易地之观。
《新新小说》刊登的小说作品，题材围绕编者提倡的“侠客主义”，读后让人产生一种“悲快淋漓”之感。如反映日俄战争的《中国兴亡梦》，作者借此宣泄家国及种族兴亡的感慨，其中大刀王五率领侠勇军与俄军奋战一节，写得尤为侠气感人。《菲猎滨外史》称赞菲律宾人“弹丸黑子，志不稍屈，力竭势穷，愿举全岛为焦土，遂使‘菲猎滨’三字之价值，辉耀于全世界，固一时之雄杰哉”，相比之下，“吾东方病夫，任人宰割，犹复谓他人父，忝颜事仇者，固未可同日语也”。联系当时岌岌可危的社会现实，作者之意，是想用菲律宾人民反抗异族政府压迫与外敌侵略的精神来激励自己的同胞，认为国民如果没有这种强毅的民族魂魄，那就真有亡国的危险。《新新小说》中还有的作品针对民众的冷漠、残忍、麻木不仁等劣根性给予批评。如冷血（陈景韩）翻译的《食人会》写“我”所搭乘的火车中途被大雪围困七天，乘客饥冷难耐，于是成立委员会，由会长主持抽签选取被众人食用的旅客，如此进行，最终三十s.X中只有两人得以生还。译者把议会看作食人宴，批解日：“我译此篇，我知食人之事，虽不多见，然世界物竞，无一非食。食人名誉，食人财产，食人事业，食人心思才力者，无时蔑有。”陈景韩自著自评的《路毙》写一老人病倒在路边，过往行人熟视无睹，一少年不顾老人的肮脏把他救活，著者评日：“我见路毙数矣，我未见少年”。兰言译述的《旅顺落难记》描述甲午战争日军屠城的惨酷，读之令人发指。篇首有一段批评文字，论者指出这样重大的事件竟然没有一个中国人记下来，而是出自一个英国水手，中国民众对国事的漠不关心，让他感到既惭且瞑。末了他写道：“呜呼，旅顺往矣，被难之人往矣。而继及之旅顺无穷，未来之大难曷极！我等将何以为落难时之预备，将何以免于旅顺之覆辙，我愿商诸读《旅顺落难记》者。”这种忧心国难而又无力改变国势的心理，以及由此产生对未来不安的预感，不由让人觉得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国人之可悲与无奈，也愈发可见编者所以要提振侠风的良苦用心。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新新小说》所反映的主题，与陈景韩提出的中国国民存在“国家思想薄弱”、“无复仇之风”、“无尚侠之风”这些弊病，正可谓对症下药。因此说，《新新小说》的办刊理念和陈景韩藉小说“损、益社会之过、不及”的思想主张有着内在的联系。
比较《新小说》和《新新小说》两个杂志的宗旨，会发现两者存在鲜明对比。作为维新派，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提倡“无血革命”；而陈景韩主编的《新新小说》倡导的是一种革命精神，有时还需要采取暴力手段。《新新小说》宣扬“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其内核则是革命与反帝思想。因此，主编陈景韩以“新新不已”为追求目标，他要编出比《新小说》更“新”的《新新小说》。他既赞同小说应当在改良社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又不苟同于梁启超的政治改良主张。该刊发起人龚子英也和他具有相同的政治立场，龚子英曾经与旅居上海的赵风昌、沈恩孚、雷奋、史良材、贾季英等人秘密筹商革命，并在《时报》馆楼上结社，每晚叙谈。陈景韩则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加入了同盟会。由于两人的革命倾向，反映在杂志创编上，《新新小说》几乎每部作品都出现一个侠人义士，如《中国兴亡梦》中潜身东北组织侠勇军抗击日俄侵略者的大刀王五，《刀余生传二》中专门刺杀贪官污吏的神秘刺客，《菲猎滨外史》中反抗西班牙侵略的菲律宾中学教员勃列佛，《虚无党奇话》中采取暗殺手段的俄国虚无党员……小说中提倡的侠客、刺客精神及对革命党的歌颂显然与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大相径庭。
《中外小说林》的前身是《粤东小说林》，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创刊于广州，翌年五月迁至香港出版，改名为《中外小说林》；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由香港公理堂接办，刊名前加“绘图”二字，加绘图画于篇首，增插时谐漫画及名人胜迹等。该刊前后编务均由黄伯耀、黄世仲兄弟俩主持，历时三年，期数至少有37期。黄氏昆仲均是同盟会会员，近代著名报人，革命派小说家。他们办小说杂志有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摇旗呐喊的意味，在题为《（（中外）小说林）之趣旨》的发刊词中，编者指出小说是“唤醒国魂，开通民智”的有力工具，他们办小说杂志旨在“以觉迷自任，谐论讽时”，作“文明之先导”，虽未明确提出民主革命的政治立场，但从文字中已可感知编者想藉小说表达对现实的批判和构建理想社会的愿望。黄氏所办三种“小说林”的格局皆是一分为三：前面约30页是一篇“外书”，即阐释小说理论的专文，以及黄世仲的两部长篇连载小说《黄粱梦》与《宦海潮》；第二部分是约30页的翻译小说；最后是约20页的广东方言通俗文学作品，如粤讴、班本、木鱼、南音、龙舟歌、谐文等，在内容上有的批判嫖妓歪风或反映烟毒之害等社会问题，有的闲谈男女爱情等风俗民情，地方色彩浓厚。 “外书”是该刊的显著特色之一，是几乎每期不缺的小说理论文章，主要由由黄氏昆仲轮流撰写。此前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等虽间或也刊登一两篇小说论文，但主要还是刊小说作品，相比之下，《中外小说林》更注重小说理论。其论文大致分四类：一类是论述小说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的，如《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更为普及》、《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小说发达足以增长人群学问之进步》、《小说与风俗之关系》、《学堂宜推广以小说为教（科）书》、《普及乡间教化宜倡办演讲小说会》等；第二类是关于小说鉴赏方面的，如《小说之支配于世界上纯以情理之真趣为观感》、《淫词惑世与艳情感人之界线》、《论小说文字何为佳品何为劣品的比较》等；第三类是某一特定门类或题材的小说的特殊功能，如《历史小说<东周列国演义>与时局进化之关系》、《探險小说最足为中国现象社会增进勇敢之慧力》等；第四类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的评价，如《文言小说<金瓶梅>于人情上之观感》、《著<水浒传>之施耐庵与施耐庵之著<水浒传>》、《<水浒传>于转移社会之能力及施耐庵对于社会之关系》等。尤其对《水浒传》及其著者施耐庵，黄世仲极为钦佩，评价施为“大豪杰大英雄”、能启发人们对“民权民主之政体”的向往，提倡人各有“自主之权”、“自立之用心”，“水浒者小说中空前之最上乘也”。如此赞美《水浒传》，乃因黄世仲认为革命就需要梁山精神，所以他甚至说：“吾知中国自今而往，不可一日无‘水浒’矣。”
黄氏昆仲主张新小说改良应视读者接受能力顺势进行，对于“小说界革命”以来主题先行的改革方式表示不满，认为它们“骤演唱以科学之精深，与法理之妙微，观者听者，尚如盲人夜里观花耳，无当也”，提出应允许“初级之改良”或“第一级改良”的过渡形式出现。虽远离“小说界革命”的大本营上海，穗、港小说家对新小说的创作实践还是进行了积极反思，根据“半开化之时代国民之心思眼力”调整理论主张和创作方向，认为“义侠小说与艳情小说具灌输社会感情之速力”，提倡刊载义侠小说和艳情小说，“义侠小说也，艳情小说也，均于楮墨间喻写其忠爱之悃忱者也，而亦即与人类普通社会性情之相近者也。夫天下惟相近者，乃能相入”。同时，对这两类题材又赋予新的时代主题和革命内容，“比年以来，风气蓬勃，轻掷头颅以博国事者，指不胜屈。即所谓下流社会者，亦群焉知人间有羞耻事。以是为义侠小说输贯之力，盖无多让焉”；“艳情小说云者，非徒美人香草，柔肝断肠，导国民于脂粉世界中，作冥思寤想之讨生活已也。……苟如其情以善用之，虽家国之大，民族之繁，无不可以情通达者，即无不可以情结合者。以今日小说界上大放光明，多有借男女之浓情，曲喻英雄之怀抱者”。三种“小说林”总共刊登艳情小说6种：《南北夫人传奇》、《难中缘》、《好姻缘》、《双美缘》、《美人局》、《情天石》；义侠小说2种：《恩仇报》、《侠女奇勇》；另外还有艳情义侠冒险小说《匣里霜》、豪侠小说《黄善人太岁》。义侠小说和艳情小说在小说杂志初兴时期少有登载，但越往后直至民初的小说杂志中又大肆风行。这两类小说的复兴，体现了小说创作由晚清的严肃主题向民初的娱乐性主题过渡。
《中外小说林》的拳头力作是黄世仲创作的“广东近事小说”《宦海潮》G该书叙广东南海县张任磐一生的仕途遭际，实际影射晚清外交官张荫桓的生平。作者“于描写人情世故之外，隐寓国势盛衰之感情”，通过一个广东显宦的生平折射晚清社会变局和仕途艰难。作为一个革命派小说家，黄世仲并不掩饰他对于这位满清官员在外交方面的卓识和才干的赞许，以及对于主人公被顽固腐败的满清特权集团所屈杀的惋惜和愤懑，但这一切归根到底只是为了证明国事之不可为，唯有排满革命，才是真正的出路。从这里也体现出黄世仲以小说创作的实践服务于革命的政治路线。
《中外小说林》还有一大特色即用广东方言来宣传反满革命思想，将斗争的锋芒直指满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例如《粤东小说林》第三期“白话”栏有一篇文章《演时务》云：
古来的俊杰傺枉死的，俾个皇帝欺骗，死得咐冤枉；今时的俊杰就晤同咯，有的为着保护同胞，共大逆无道的皇帝开战，因而丧命的；有的为着驱除虐政，共保护虐主的大臣对敌，因而被杀的；有用一枝妙笔专写暴君污吏的丑态，因而被陷的；有用把利嘴挑战权臣贵胄的机关，因而受害的；有的为着同胞衣食计，远寻殖民地，因而葬身鱼腹的；有的为着同胞知识计，万里求实验，因则陨命于冰雪的。以上所数种种色色的俊杰，都傺近今文明各国的人。这俊杰多傺造出惊天动地的事，有益于全国同胞的，兼且有益于全地球人类的。譬如法国的卢梭，发明天赋人权的道理，制造出法国大革命，后来法国人民永远免除暴君污吏的虐待，人人得享自由的幸福
作者以浅显易懂的地方白话，呼吁人们切勿效法古代豪杰的愚忠，也就抨击了当时康有为等保皇党的谬说，立场坚定地支持了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主张。1908年，为纪念明朝灭亡二百六十五周年，《绘图中外小说林》第二年第八期刊载杂文《祭大明崇祯帝殉国文》和《哭崇祯帝文》，公然高呼：“腥擅异族，谁扫妖胡？”无异喊出了“驱逐鞑虏”的口号。推翻满清后又如何呢？小说《宦海潮》后半部写主人公张任磐出使外国，用西方国家的开明政体与满清的专制统治作对比，寄望于中国建立如同美国那样的民主政权，实质上是宣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
关键词：晚清；小说杂志；新新小说；中外小说林
晚期小说杂志继《新小说》和《绣像小说》之后，还有一些小说杂志，主办者同样受梁启超以小说改良群治、开启民智思想的影响，但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反对改良派主张的君主立宪，而是鼓吹排满革命，他们主持的刊物也具有鲜明的激进风格与革命倾向。这种杂志以上海的《新新小说》和香港的《中外小说林》为代表。
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新新小说》创刊于上海。主编陈景韩曾在《时报》发表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一文，提出小说应当能够纠正社会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使人们认识到症结所在，文中说：
我闻小说之所以有益于社会者，为其能损、益社会之过、不及，而剂之于平也。欲损、益其过、不及，当先知其过、不及。故提倡小说者之体察社会，体察社会人情之过、不及而已。知其过，而后能损；知其不及，而后能益。
陈景韩从他所处的时代情形考虑，提出几点应当急以补救的地方：一是缺乏科学知识；二是国家思想薄弱，目光短浅，不顾大局；三是性情粗忽，心思简单，难以成事；四是无复仇之风；五是无尚侠之风。这些民性痼疾是陈景韩有感于当时中国“每遇外事而无一不败”的现实所作的深刻反省，他认为小说若求有益于社会，则当从这些方面去思考。此思想在陈景韩主编小说杂志时得到明显体现，《新新小说》有一特色，即“以十二期为一主义”，杂志实际总共出了十期，主要围绕“侠客主义”这一主题，该主题指向国民缺乏“尚侠之风”的弊端。杂志发起人侠民（龚子英）在‘《新新小说》叙例”中也表示了类似的办刊思想，其中有云：
本报纯用小说家言，演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意在浸润兼及，以一变旧社会腐败堕落之风俗习惯。
本报或著或编，文笔务求疏畅，结构务求新奇，于悲快淋漓之中，描摹尽致，俾阅者可歌可泣，有心身易地之观。
《新新小说》刊登的小说作品，题材围绕编者提倡的“侠客主义”，读后让人产生一种“悲快淋漓”之感。如反映日俄战争的《中国兴亡梦》，作者借此宣泄家国及种族兴亡的感慨，其中大刀王五率领侠勇军与俄军奋战一节，写得尤为侠气感人。《菲猎滨外史》称赞菲律宾人“弹丸黑子，志不稍屈，力竭势穷，愿举全岛为焦土，遂使‘菲猎滨’三字之价值，辉耀于全世界，固一时之雄杰哉”，相比之下，“吾东方病夫，任人宰割，犹复谓他人父，忝颜事仇者，固未可同日语也”。联系当时岌岌可危的社会现实，作者之意，是想用菲律宾人民反抗异族政府压迫与外敌侵略的精神来激励自己的同胞，认为国民如果没有这种强毅的民族魂魄，那就真有亡国的危险。《新新小说》中还有的作品针对民众的冷漠、残忍、麻木不仁等劣根性给予批评。如冷血（陈景韩）翻译的《食人会》写“我”所搭乘的火车中途被大雪围困七天，乘客饥冷难耐，于是成立委员会，由会长主持抽签选取被众人食用的旅客，如此进行，最终三十s.X中只有两人得以生还。译者把议会看作食人宴，批解日：“我译此篇，我知食人之事，虽不多见，然世界物竞，无一非食。食人名誉，食人财产，食人事业，食人心思才力者，无时蔑有。”陈景韩自著自评的《路毙》写一老人病倒在路边，过往行人熟视无睹，一少年不顾老人的肮脏把他救活，著者评日：“我见路毙数矣，我未见少年”。兰言译述的《旅顺落难记》描述甲午战争日军屠城的惨酷，读之令人发指。篇首有一段批评文字，论者指出这样重大的事件竟然没有一个中国人记下来，而是出自一个英国水手，中国民众对国事的漠不关心，让他感到既惭且瞑。末了他写道：“呜呼，旅顺往矣，被难之人往矣。而继及之旅顺无穷，未来之大难曷极！我等将何以为落难时之预备，将何以免于旅顺之覆辙，我愿商诸读《旅顺落难记》者。”这种忧心国难而又无力改变国势的心理，以及由此产生对未来不安的预感，不由让人觉得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国人之可悲与无奈，也愈发可见编者所以要提振侠风的良苦用心。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新新小说》所反映的主题，与陈景韩提出的中国国民存在“国家思想薄弱”、“无复仇之风”、“无尚侠之风”这些弊病，正可谓对症下药。因此说，《新新小说》的办刊理念和陈景韩藉小说“损、益社会之过、不及”的思想主张有着内在的联系。
比较《新小说》和《新新小说》两个杂志的宗旨，会发现两者存在鲜明对比。作为维新派，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提倡“无血革命”；而陈景韩主编的《新新小说》倡导的是一种革命精神，有时还需要采取暴力手段。《新新小说》宣扬“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其内核则是革命与反帝思想。因此，主编陈景韩以“新新不已”为追求目标，他要编出比《新小说》更“新”的《新新小说》。他既赞同小说应当在改良社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又不苟同于梁启超的政治改良主张。该刊发起人龚子英也和他具有相同的政治立场，龚子英曾经与旅居上海的赵风昌、沈恩孚、雷奋、史良材、贾季英等人秘密筹商革命，并在《时报》馆楼上结社，每晚叙谈。陈景韩则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加入了同盟会。由于两人的革命倾向，反映在杂志创编上，《新新小说》几乎每部作品都出现一个侠人义士，如《中国兴亡梦》中潜身东北组织侠勇军抗击日俄侵略者的大刀王五，《刀余生传二》中专门刺杀贪官污吏的神秘刺客，《菲猎滨外史》中反抗西班牙侵略的菲律宾中学教员勃列佛，《虚无党奇话》中采取暗殺手段的俄国虚无党员……小说中提倡的侠客、刺客精神及对革命党的歌颂显然与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大相径庭。
《中外小说林》的前身是《粤东小说林》，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创刊于广州，翌年五月迁至香港出版，改名为《中外小说林》；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由香港公理堂接办，刊名前加“绘图”二字，加绘图画于篇首，增插时谐漫画及名人胜迹等。该刊前后编务均由黄伯耀、黄世仲兄弟俩主持，历时三年，期数至少有37期。黄氏昆仲均是同盟会会员，近代著名报人，革命派小说家。他们办小说杂志有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摇旗呐喊的意味，在题为《（（中外）小说林）之趣旨》的发刊词中，编者指出小说是“唤醒国魂，开通民智”的有力工具，他们办小说杂志旨在“以觉迷自任，谐论讽时”，作“文明之先导”，虽未明确提出民主革命的政治立场，但从文字中已可感知编者想藉小说表达对现实的批判和构建理想社会的愿望。黄氏所办三种“小说林”的格局皆是一分为三：前面约30页是一篇“外书”，即阐释小说理论的专文，以及黄世仲的两部长篇连载小说《黄粱梦》与《宦海潮》；第二部分是约30页的翻译小说；最后是约20页的广东方言通俗文学作品，如粤讴、班本、木鱼、南音、龙舟歌、谐文等，在内容上有的批判嫖妓歪风或反映烟毒之害等社会问题，有的闲谈男女爱情等风俗民情，地方色彩浓厚。 “外书”是该刊的显著特色之一，是几乎每期不缺的小说理论文章，主要由由黄氏昆仲轮流撰写。此前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等虽间或也刊登一两篇小说论文，但主要还是刊小说作品，相比之下，《中外小说林》更注重小说理论。其论文大致分四类：一类是论述小说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的，如《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更为普及》、《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小说发达足以增长人群学问之进步》、《小说与风俗之关系》、《学堂宜推广以小说为教（科）书》、《普及乡间教化宜倡办演讲小说会》等；第二类是关于小说鉴赏方面的，如《小说之支配于世界上纯以情理之真趣为观感》、《淫词惑世与艳情感人之界线》、《论小说文字何为佳品何为劣品的比较》等；第三类是某一特定门类或题材的小说的特殊功能，如《历史小说<东周列国演义>与时局进化之关系》、《探險小说最足为中国现象社会增进勇敢之慧力》等；第四类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的评价，如《文言小说<金瓶梅>于人情上之观感》、《著<水浒传>之施耐庵与施耐庵之著<水浒传>》、《<水浒传>于转移社会之能力及施耐庵对于社会之关系》等。尤其对《水浒传》及其著者施耐庵，黄世仲极为钦佩，评价施为“大豪杰大英雄”、能启发人们对“民权民主之政体”的向往，提倡人各有“自主之权”、“自立之用心”，“水浒者小说中空前之最上乘也”。如此赞美《水浒传》，乃因黄世仲认为革命就需要梁山精神，所以他甚至说：“吾知中国自今而往，不可一日无‘水浒’矣。”
黄氏昆仲主张新小说改良应视读者接受能力顺势进行，对于“小说界革命”以来主题先行的改革方式表示不满，认为它们“骤演唱以科学之精深，与法理之妙微，观者听者，尚如盲人夜里观花耳，无当也”，提出应允许“初级之改良”或“第一级改良”的过渡形式出现。虽远离“小说界革命”的大本营上海，穗、港小说家对新小说的创作实践还是进行了积极反思，根据“半开化之时代国民之心思眼力”调整理论主张和创作方向，认为“义侠小说与艳情小说具灌输社会感情之速力”，提倡刊载义侠小说和艳情小说，“义侠小说也，艳情小说也，均于楮墨间喻写其忠爱之悃忱者也，而亦即与人类普通社会性情之相近者也。夫天下惟相近者，乃能相入”。同时，对这两类题材又赋予新的时代主题和革命内容，“比年以来，风气蓬勃，轻掷头颅以博国事者，指不胜屈。即所谓下流社会者，亦群焉知人间有羞耻事。以是为义侠小说输贯之力，盖无多让焉”；“艳情小说云者，非徒美人香草，柔肝断肠，导国民于脂粉世界中，作冥思寤想之讨生活已也。……苟如其情以善用之，虽家国之大，民族之繁，无不可以情通达者，即无不可以情结合者。以今日小说界上大放光明，多有借男女之浓情，曲喻英雄之怀抱者”。三种“小说林”总共刊登艳情小说6种：《南北夫人传奇》、《难中缘》、《好姻缘》、《双美缘》、《美人局》、《情天石》；义侠小说2种：《恩仇报》、《侠女奇勇》；另外还有艳情义侠冒险小说《匣里霜》、豪侠小说《黄善人太岁》。义侠小说和艳情小说在小说杂志初兴时期少有登载，但越往后直至民初的小说杂志中又大肆风行。这两类小说的复兴，体现了小说创作由晚清的严肃主题向民初的娱乐性主题过渡。
《中外小说林》的拳头力作是黄世仲创作的“广东近事小说”《宦海潮》G该书叙广东南海县张任磐一生的仕途遭际，实际影射晚清外交官张荫桓的生平。作者“于描写人情世故之外，隐寓国势盛衰之感情”，通过一个广东显宦的生平折射晚清社会变局和仕途艰难。作为一个革命派小说家，黄世仲并不掩饰他对于这位满清官员在外交方面的卓识和才干的赞许，以及对于主人公被顽固腐败的满清特权集团所屈杀的惋惜和愤懑，但这一切归根到底只是为了证明国事之不可为，唯有排满革命，才是真正的出路。从这里也体现出黄世仲以小说创作的实践服务于革命的政治路线。
《中外小说林》还有一大特色即用广东方言来宣传反满革命思想，将斗争的锋芒直指满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例如《粤东小说林》第三期“白话”栏有一篇文章《演时务》云：
古来的俊杰傺枉死的，俾个皇帝欺骗，死得咐冤枉；今时的俊杰就晤同咯，有的为着保护同胞，共大逆无道的皇帝开战，因而丧命的；有的为着驱除虐政，共保护虐主的大臣对敌，因而被杀的；有用一枝妙笔专写暴君污吏的丑态，因而被陷的；有用把利嘴挑战权臣贵胄的机关，因而受害的；有的为着同胞衣食计，远寻殖民地，因而葬身鱼腹的；有的为着同胞知识计，万里求实验，因则陨命于冰雪的。以上所数种种色色的俊杰，都傺近今文明各国的人。这俊杰多傺造出惊天动地的事，有益于全国同胞的，兼且有益于全地球人类的。譬如法国的卢梭，发明天赋人权的道理，制造出法国大革命，后来法国人民永远免除暴君污吏的虐待，人人得享自由的幸福
作者以浅显易懂的地方白话，呼吁人们切勿效法古代豪杰的愚忠，也就抨击了当时康有为等保皇党的谬说，立场坚定地支持了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主张。1908年，为纪念明朝灭亡二百六十五周年，《绘图中外小说林》第二年第八期刊载杂文《祭大明崇祯帝殉国文》和《哭崇祯帝文》，公然高呼：“腥擅异族，谁扫妖胡？”无异喊出了“驱逐鞑虏”的口号。推翻满清后又如何呢？小说《宦海潮》后半部写主人公张任磐出使外国，用西方国家的开明政体与满清的专制统治作对比，寄望于中国建立如同美国那样的民主政权，实质上是宣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