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伊朗中部沙漠绿洲卡尚的第一天，正是穆斯林的主麻日，这一天，伊斯兰教国家的大部分铺子都是关门的，人们会提前买好日用品，然后去清真寺做礼拜听阿訇讲经。我们从旅馆出来在街上瞎转，无意间走到一条小街，看见路口标牌上写着“Manouchehri House”。这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古宅旅馆，我们好奇地顺着路标走，经过一口地下古井、一座上了年头的坟墓，才发现了隐藏在小巷深处的它。卡尚是丝路重镇，腰缠万贯的波斯商人在此修建了豪宅，宅子的外表都貌不惊人，一色沙黄土墙，顺着狭小的门廊往里走，却发现院内别有洞天，鲜花怒放，流水淙淙，一派天堂景象。Manouchehri House的门廊处堵满了人，大家挤做一堆，好像在看什么热闹，但都静静的不说话。
　　“可以进去吗？”我们轻轻地问。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告诉我们，这里正在拍电影。见我们露出失望神色，他忙去询问摄制组，告诉我们可以参观，但不要发出声音。在旅行途中近距离接触电影拍摄现场，对我来说还是头一次，我们屏息静气地向里打探：古宅露台上放置了几盏摄像灯，十来个男子在灯下或站或坐聊天，工作人员四处忙碌着，有两个年轻男女静静站在露台下，男子剃光头戴着黑框眼镜，打扮时髦，女子虽严严实实地包着头巾，一张脸却装扮得精致娇美，右手熟练地夹着香烟。很快我们三个外国人引起了大伙儿的注意，一位眉眼浓黑的黑衣女孩上前招呼，她是摄制组的工作人员阿迪拉，因为电影里需要几个外国人，希望我们能参加演出。“演员，就像Jacky Chen（成龙）一样。”她解释道。不等我们应答，阿迪拉又果断中带有几分强硬地说：“明天七点半去旅馆接你们，9点到12点拍摄。你们就穿身上的衣服，也不用说什么台词，很简单的。就这么定了。”这位女电影人办事可真是雷厉风行。
　　伊朗电影的导演制片人虽多为男性，但也不乏大放异彩的女性。比如，曾获得两次戛纳电影节（2000年和2003年）“评审团大奖”的伊朗导演就是一位年轻女性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在她初次出席戛纳电影节时，不过十七芳龄，首次获奖时年仅二十岁。还有更令人称道的——伊朗最年轻的电影制作人竟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这个叫罗米娜·莫哈切克的女孩八岁时就自编自导了处女作，一部表现德黑兰流浪儿童生活的纪录片《漫长的道路》。伊朗的女电影人就像面纱之后的花朵，给观众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影像风格，也许若干年后，我能从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上看到这位阿迪拉呢。
　　离开古宅前，我们迎面遇上了一位老先生，他头戴苏格兰呢鸭舌帽，身着黑夹克，叼着一根大烟斗，浑身上下散发着文艺范儿。“这是导演。”阿迪拉介绍。我见导演气度不凡，便问了一句，“他看起来非常有范儿啊，叫什么名字呢？”阿迪拉一扬浓眉，骄傲道：“他叫大流士·法罕，是伊朗的电影之王。”
　　第二天的早饭，我们是和摄制组一起在Manouchehri House吃的，因为来了少见的亚洲面孔，好多人都跑过来打招呼，笑眯眯地把我们左瞅右看。我将大饼蘸在胡萝卜酱里，心里直嘀咕，一没有人解说电影情节，二没有人提点注意事项，就连昨晚的阿迪拉也不见踪影，等会儿正式拍摄时，岂不是稀里糊涂？正在着急之际，一个长发年轻人走了过来，他和大流士导演一样，戴着顶苏格兰呢鸭舌帽。
　　“穆罕默德，助理摄像师。”他晃了晃手里的小摄影机，“导演叫我陪你们，我能说英语。”穆罕默德将我们领进一间铺有地毯的休息室，五六个演员正手拿台词稿在对台词，他招呼我们在房间的一角坐下，讲解起电影内容来。
　　这部电影名叫《The whole of my family》（我的整个家族），是长达15部的现代家族情仇片，今天拍摄的是第一部，上映时间要到伊朗的春节了。在伊朗，电影题材要经过政府的重重审查，导演们为了让剧本顺利过审，多以纯洁的儿童故事为题材，所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伊朗影片盛产儿童片，如中国观众熟悉的《小靴子》、《白气球》等。如今的伊朗影坛日益开放，反映爱情、女性命运和家族恩怨等题材的影片也陆续被搬上银幕，只不过在电视电影里，我们看不到男女亲昵的镜头，就连一般的拥抱牵手也很罕见。
　　“穆罕默德，知道这部电影吗？”我给他看iPad里《我在伊朗长大》的电影海报。它改编自伊朗女插画家玛嘉·莎塔琵的同名漫画，是一部自传性作品，作者玛嘉成长于动荡不安的伊斯兰教革命时期，因与革命后的社会格格不入而前往奥地利读书，又因异乡人的身份不被西方社会认可，带着迷茫和伤痛回到了父母身边。但伊朗愈来愈保守的宗教气氛让她难以适从，事业毫无进展，婚姻也遭受失败，最终她选择了再次离开故土。
　　“哦，我不喜欢这电影，很多伊朗人也不喜欢。”穆罕默德皱起眉头，“玛嘉在国外，她不能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伊朗。”在法国客居多年的玛嘉并非想对祖国做出批判，甚至再三声明《我在伊朗长大》并非政治电影，但因为它涉及伊斯兰教革命，难免被贴上鲜明的政治标签，未上映前就引来伊朗国内不满。在2008年的曼谷国际电影节上，本作为开幕片的《我在伊朗长大》，因为伊朗政府的强烈抗议，临时被撤，至今在伊朗也被视为禁片中的禁片。而我们聊到《一次别离》时，穆罕默德则眉飞色舞：“伟大的电影，真实的伊朗。”这部制作成本仅有30万美金的电影，却收获了19项国际大奖，并在世界各地再次掀起伊朗电影热。可谁能想到，《一次别离》曾因题材特殊招来伊朗政府的禁令，在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致歉后，影片的拍摄才最终得以解禁。
　　休息室里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孩八九岁，男孩六七岁，都是漂亮乖巧的模样。他们是今天参加拍摄的小演员。伊朗小童星是电影里最闪耀的角色，马吉德导演的影片《小鞋子》中，为给妹妹赢来球鞋而参加跑步比赛的贫家男孩阿里，以自然纯粹的演技，给无数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穆罕默德招呼他们过来，孩子们见到外国人，略略有些不好意思，但没过多久就大方起来，用所会不多的几句英语和我们聊天，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叫卡蕾玛媞，男孩子也叫穆罕默德，“他可是伊朗很红的小明星，拍过不少MTV。”摄像师穆罕默德介绍。我的同伴是绘本作者，她拿出纸笔给孩子们画起像来，笔袋造型是宫崎骏动画中的金鱼公主。“Miyazaki Hayao。”小穆罕默德指着笔袋，竟一字不差拼出了宫崎骏的名字。这位动画大师的影响力真不愧是世界级的。见小穆罕默德知道宫崎骏，同伴又画了一幅画送给他，是宫崎骏笔下的龙猫（Totoro）。 　　“Totoro！Totoro！”小穆罕默德高兴得举起画，给休息室里的大人看，好像获得了一件无价之宝。来伊朗前，我也和大部分人一样，认为伊朗闭关锁国，拒绝外来文化。却没想到，伊朗的音像店里外来电影比比皆是，情感片，动作片，伦理片，五花八门，动画片尤其多。他们的孩子，也是看好莱坞动画长大的。
　　在休息室等到了九点多，终于有人叫我们去片场了。路上，一名年轻的女化妆师走过来，在我身上放好录音用的领夹麦，又问我有没有带帽子。她指指我露出的额发，摇摇头。在室内露着马尾辫的小女孩卡蕾玛媞，也将脖子上的丝巾取下，很自然地系在头上，她的额发已被宽发箍遮得一根不剩。我一下明白了，原来需要遮住头发，但还是不太明白，伊朗法律虽规定无论国内外女人，外出必须戴头巾，但没有遮住头发的硬性规定，很多女人都是将头巾松松垮垮盖在头上，露出染烫过的刘海。
　　“因为审查。”摄影师穆罕默德对我们解释，“电影要给审查部门看。”看来，伊朗电影无论宗教审查还是政治的审查都比我国严格得多，即便对外国群众演员也毫不含糊。和莱昂纳多出演《谎言之躯》的伊朗女演员格什菲·法拉哈尼，因在电影拍摄时未全程戴头巾，而受到大肆抨击，甚至被禁止出国。

　　在如此严苛的审查制度下，为什么伊朗还能拍出那么好的电影？这是很多人的疑问，也许我们都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拍电影时，并不用非得与社会、政治针锋相对，它只需讲好一个最普通却饱含深意的故事便足矣。就如《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所说：“我们和中国导演面临一样的难题，我们也在寻找新的拍摄方法，不会跟审查制度作对，在它监控下，寻找另一种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次别离》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把所有问题都考虑过了。”
　　于是我乖乖套上了运动帽，在上面裹了一层头巾，又因为阳光刺目，不得不戴上遮住半个脸的太阳镜，这下子可是包得严严实实，也算为艺术献身了。即便这样，女化妆师还是在休息时间替我整理了好几次头巾，就连几丝无意间滑落的碎发，也被她细心塞进了帽子。
　　虽然穆罕默德没告诉我们具体剧情，但拍了一会儿，也猜到了几分。这是一个类似《大宅门》的家族剧，祖父白手起家，拥有了这座古宅，到了孙子一代，两兄弟产生分歧。哥哥认为古宅应该免费开放，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弟弟则利欲熏心，不光要向游客收费，还找来中介想拍卖古宅。至于我们这些老外，饰演的就是来参观的游客，导演也算就地取材。剧情设计是我们刚走到古宅中央的水池旁，两兄弟便分别从两扇门里跑出来，一脸正气的大哥笑容可掬地对我们打招呼，用波斯语介绍古宅历史，再用英语补充道：“No ticket。No money。（不要票。不要钱。）”矮胖的弟弟则将哥哥往身后一拉，笑嘻嘻地用手指做了个点钱的手势，再招手叫来一名手下带游客继续参观，留下大哥气得干瞪眼。我们只需要在观赏古宅时做出惊叹状，在面对两兄弟争执时露出不解状即可。
　　谁料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场戏，我们却拍了整整一个上午。不是演员站位问题，就是表情不到位，或者是导演临时修改剧情。太阳越升越高，日晒强烈，工作人员忙着往地面洒水以改变光线。听着导演不断喊“action”、“cut”，演员也烦，一名演员和导演争执起来，可脾气发过，还得继续演。中途休息20分钟，又吃了一次点心，我们接着拍。
　　“你要表演得更惊讶。”大流士导演过来对我说，他指着古宅，摊开双手，做了个睁圆眼张大嘴的表情，“哇啊！好漂亮的房子！你应该这么说。”我点点头，做了个非常夸张的表情：“这样可以吗？”大流士导演这才满意地走了，还不忘提醒其他群众演员，观赏古宅时一定要真的按相机快门，千万不要假拍。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拍了二十多次，就连地砖的纹路都记清了，终于听导演喊了一声“OK”，我顿时有如释重负之感。
　　可拍摄还未结束，大流士导演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过来问我们：“中文的‘你好’、‘欢迎’、‘谢谢’怎么说？”我们告诉他后，他嘴里一遍遍念着“你好”、“欢迎”、“谢谢”，若有所思地走了，不一会儿便要穆罕默德转告我们，再加一场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戏——对着男主人公的八哥说中文。一个简单的镜头，导演反反复复地拍摄五六遍，连鸟儿都似乎被奇离古怪的中文吓蔫过去。当导演喊出最后一声“OK”时，已快中午2点，一共20分钟不到的两场戏，拍了近5个小时。临别之际，大流士导演用刚学会不久的中文对我们说，谢谢，谢谢中国。
　　设拉子是一座来了就会爱上的城市，气候温暖湿润，波斯诗人哈菲兹长眠于此。设拉子天空碧蓝如海，阳光灿烂似金，正如诗人笔下描述春日的抒情诗：温煦柔和的东方携来馥郁芳香，老态龙钟的世界再次变得年轻力壮。这里原本就是人文荟萃之地，许多诗人、画家和作家都在此成名，哈菲兹便为最重要的一位。哈菲兹是伊朗人的精神所在，他的作品在伊朗的重要性仅次于《古兰经》。
　　在哈菲兹墓园内，随处可见手捧诗集、沉浸在诗歌中的人们，在大理石棺前膜拜。哈曼德就是其中一位，一个四十出头的发福男子，穿着质地很好的毛呢格子西服，相貌温雅和气，他静静坐在哈菲兹石棺的边沿，右手平放在棺面，保持这个姿势已经有一刻钟。交谈中得知这位设拉子人是飘洋过海的油轮船长，这几天正好是他的假期。我告诉他哈菲兹在中国很有名，他一脸惊喜，主动提出陪我逛墓园，还邀请我去他家中做客。
　　“富人住城郊，穷人住市区”这条城市经济学的规律在伊朗也同样行之有效，哈曼德的公寓位于城北的高档小区，四周绿树成荫，数十栋电梯高楼像白桦树般竖立于地平面，不远处是绵延不断的扎格罗斯山脉。哈曼德的家清洁雅致，天花板上挂着烛台式吊灯，浅黄色的墙漆与木地板相得映彰，玄关和客厅里挂着古典风格的油画，一套欧式木沙发是新买的，连包在外面的塑料套都没拆去。地板上铺了一块大大的白底蓝花地毯，这是伊朗家庭必不可少的物品。一位中等身材的女子笑盈盈地迎上来，她戴着亮闪闪的金耳环和金项链，首饰式样都是拜火教的鸟身祭司图，古朴典雅。这是哈曼德的太太，若雅。伊朗社会虽规定女人上街必须戴头巾，不可穿短袖短裙，但在家里，女人们可以随意着装，若雅那染成棕褐色的卷发就随意披在肩头，穿着露出手肘的中袖上衣。这家人虽然做派西化，但吃饭时还是保持着古老的波斯习俗——席地而坐。若雅从厨房拿出一张塑料布铺在地毯上，再放上碗碟刀叉，菜是芹菜炖牛肉和蔬菜沙拉，主食是米饭。 　　原以为伊朗男人不下厨房，没想到哈曼德对自制美食情有独钟。只见他从阳台上拿来一个大可乐瓶，里面装满乳白色的液体。“这是我自己做的。”他骄傲地拧开了瓶盖，兹兹的气体外泄声传了出来。“你看，牛奶加水放在瓶子里，搁在阳台上两三天就好了。”说到自己的独创饮料，哈曼德眉飞色舞。他给我们每人倒上一杯，又用手指搓碎一种香料叶子撒在杯面，“尝尝，很好喝，饭后一杯，对消化很好。”刺鼻的酸味扑面而来，我摸了摸自己的胃，暗暗打了个哆嗦，抿了一小口，又酸又呛的味道弥漫口腔。可能是看到我们面露难色，哈曼德又端上一份浸泡在牛奶里的无花果干。无花果是伊朗特产，充足的日照让它甜似蜂蜜，伊朗人将无花果做成果脯，或者用糖渍好当饭后甜点吃。
　　“我的假期不固定，随出海的时间而定，出海两周会休两周，出海一个月会休一个月。放假的时候我就待在家里，陪太太孩子。”哈曼德说到家人，脸上溢满浓浓爱意。21年前，他和同在德国留学的若雅相识相恋，婚后生下一子一女。17岁的儿子阿里是个体育爱好者，正在健身俱乐部练拳击，19岁的女儿妮露珐在房中午睡，两个孩子都在读书。正聊着，哈曼德的女儿妮露珐从房间走了出来，她扎着高高的马尾辫，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脸颊丰满，穿着郁金香黄的七分袖紧身T恤，下面是黑色的九分裤。妮露珐学的是绘画，她从房间拿来一幅幅画作给我们看，有日韩的卡通画、钢笔素描、水彩风景，笔法虽有些稚嫩，画中却洋溢着难以掩饰的热情。这个女孩子在今年9月就要去德国读书，她说到美好的未来，不由笑靥如花。
　　哈曼德一家信仰伊斯兰教，男女主人出生于1979年革命前，青年时期又在国外渡过，加上哈曼德的职业使他见多识广，这些经历决定了他们能以开明公正的态度看待社会，教育子女，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从午饭后聊到天黑，茶也喝了一轮又一轮，配茶的茴香味小饼干也全消灭了。这时，门铃响起，是哈曼德船长的姐姐阿拉塔法，一家人听说来了中国客人，赶忙来凑个热闹。见她们一进屋便扯下头巾，我问道：“你们喜欢头巾吗？”女孩子们皱起眉头，连连摇头：“不喜欢！讨厌！”虽然伊朗社会规定女性不能露出脸孔和手以外的皮肤，但是她们有独特的方法展现美丽：那就是将所有能露出的地方都浓墨重彩，指甲油、口红、睫毛膏、眼线、眼影齐上阵，耳环、项链、手镯挂得满当当；头巾得戴，但露刘海没人管，吹拉染烫都来上一通，有的女人将一大绺染得通红的发丝垂在头巾外，有的将秀发烫得蓬松后扎在头顶，头巾被拱成了一座小山。
　　妮露珐一边拉着蓓哈娜兹在衣柜里选衣服，一边跟我聊天。她的梳妆台上摆了数十样化妆品，一面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耳环，另一面墙贴着她参加各种宴会的照片，伊朗女性外出时衣着保守，但在私人宴会上，女人们不论年龄身材，都穿着露肩晚礼服。“要出去吗？”我问。芭哈尔神秘一笑：“她有个约会，下个礼拜。”我心领神会地笑了：“见男朋友吧？”她们笑做一团点点头，原来下周是妮露珐男友法波德的生日，不过她们也示意我不要告诉家人。原来在伊朗，绝大部分父母只接受家庭认可的交往对象，年轻人自由恋爱只能偷偷摸摸。不少情侣在交往几年涉及谈婚论嫁时，才将对方以普通朋友的身份介绍给父母，父母觉得此人可靠的话，会允许两人继续“培养友谊”。等到时机成熟后，年轻人才会向父母摊牌，由男方上门提亲，这种做法真是小心翼翼。
　　“那将来怎么办？”我问。“这真是个大问题。”妮露珐面带沮丧，继而又露出一丝喜色，“到了德国，我可以和法波德结婚！”随即她又轻轻叹了口气：“我喜欢我的家人，可我不想回伊朗。伊朗很美丽，老百姓也是好人，但是社会有些压抑……”
　　类似的话我们不是第一次从伊朗人口中听见。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不满和对生活的热爱并不冲突，反而在这种相对压抑的环境下，他们迸发出对自然、家庭、和平的更多追求。在设拉子，我们除了各种名胜，哈曼德船长家的亲友也见了大半，他们真诚、热情，时刻保留对生活的美好憧憬，或许正是这源于内心深处对生活的热爱，才让他们愿意将目光更多地放在生活的细微之处，而伊朗电影所体现出的对人性的关怀恐怕也来自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