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已进入有限权威时代。在有限权威时代，政府及其决策者正式的权力并不一定减少，决断力和执行力却明显受限。在有限权威时代，学者自己的权威也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凝聚社会的共识，如何推进有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呢？这些问题已转换为如何识别社会上多数人的偏好，也就是说，如何识别推进社会改革的约束条件。据此，我们讨论改革必须从社会的基本偏好入手，不妨称其为中国改革的社会禀赋。这种禀赋概括地说包括三大变量。
　　第一大变量是民众对市场经济的理性度，也就是民众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以及在市场经济中活动的能力。举例来说，民众在一个波动的资本市场中的运作能力在不同地区是完全不同的：中国香港民众明显比内地民众更理性，他们更懂得如何应对波动的股票以及房地产市场。
　　第二大变量是民众在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取舍的偏好。关于这一点，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施莱弗在他的著名文章《新比较经济学》中特别强调，不同的社会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度上的选择是不同的。
　　人们一般认为，美国社会更强调个人自由，而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也许更加强调社会秩序。中国社会是怎样的呢？我们有理由相信，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的民众更加注重秩序。当然，对社会秩序的理解应该是广义的，它不仅包括较低的犯罪率，也包括收入差距和福利水平的差距。
　　第三大变量是政府的能力，是指政府能否有效地执行一套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有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能力极强。新加坡政府能够做到低腐败，比较高效地贯彻执行一套经济体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现腐败和能力低下、执行力不强等情形。对于当今中国而言，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随着政府对民众负责任程度的提高，这一变量会相应改变。
　　那么，中国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要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先厘清中国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在面对市场经济的理性度方面，中国的社会禀赋仍然处于演进过程中。普遍说来，中国民众不如有长期市场经济经验的发达国家的民众理性度高。
　　在对秩序以及个人自由的偏好上，中国民众几千年来受封建传统以及儒家文化的熏陶，应该说比美国等国家的民众更加偏向于社会秩序。同时，中国政府的执行能力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也是参差不齐的，比如在高考方面执行力度比较强，腐败比较少，但在其他方面则远非如此。
　　给定了这些社会禀赋，再来看中国需要何种经济体制改革。首先，需要開阔视野，把目光从美国式现代市场制度扩大到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荷兰）及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各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在一些重点领域，包括大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安排、住房、商业银行、基本福利制度、教育培训等方面需要比较系统地分析研究和借鉴。与美国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禀赋在不少方面都和中国更接近，要仔细研究。
　　其次，一个应该没有太大争议的结论是，中国的改革首先应当大幅度放权，应该由各个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行改革。由于不同地区的社会禀赋差距很大，不同地区的政府应当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改革方向。比如，江浙一带的农村居民的市场理性度比中西部高，土地所有权问题的相关改革不妨先行一步。有一个简单的推论是，依赖立法搞改革不一定是最符合实际的。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各地的社会经济禀赋差距巨大，全国一刀切地立法搞改革，即便所立之法可以执行，其效果也不一定好。
　　最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应该有足够的应变能力。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中国民众的社会禀赋不断演进，市场理性程度不断提高，对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的偏好不断改变，政府的执行力也不断改变——改革本身事实上就是在不断推动政府执行力的提升，因此，中国在改革中需要更加强调制度的灵活性，而非僵化性。
　　一个基本的结论是，今天的改革需要开阔思路，下放权力，由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探索自己的改革方向，从而以分权的、不断演进的改革方式取代自上而下一刀切的改革方式。这样也有利于企业在不同的地方之间有可选择的余地，而企业的选择有助于地方提升改革的积极性与效率。
　　《舌战中国：21世纪属于中国吗？》，（美）亨利·基辛格等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10月。本文选自该书序言，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