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一位德国归来的媒体人与我们谈及一个现象,中国相当多的知名媒体老总都是30岁左右的年龄,这在德国是不可思议的,特别是在传媒这样一个需要资历与人脉的领域。他说,相比国内,国外的传媒其实要论资排辈得多。
　　我提醒他注意这些媒体都是市场化的媒体,在这个前提下,中国传媒界的“小鬼挑大梁”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发韧不过是10年左右的事情,面对这一“新生事物”,老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往往难以胜任,一批有着创新精神的年轻人自然被推向了前台,他们本身多是这些媒体的创办人。
　　新世纪,新经济,新人。传媒领域不过是近些年来青年担纲大任的一个缩影,其他领域,年轻人的表现照样令人刮目相看,在代际竞争中显示出咄咄逼人的势头。且不说IT 领域基本由年轻人掌控,学界如“70后”刘瑜,在负笈海外钻研学术的同时,以专栏为利器向国内民众传播现代政治与民主常识,影响巨大;再如“80后”韩寒,这位“中国最畅销的作家之一”近年来仗义执言,心系民生,批判社会的不公不义,在80后作家中独树一帜……
　　这正是令人欣喜之处,这一些年轻人,在拥有大众标准的成功后,更表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频频就公共议题,特别是政府缺失、社会弊端出击,让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代不如一代”的悲观论不攻自破。
　　考诸中国近代史,每逢起承轉合、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时代”,必是社会洋溢着青春气息之时,必是青年大有作为、青年领袖辈出之际。
　　清末,维新思潮兴起,年轻人大规模地登上政治舞台。康梁是这次运动的主角。康有为1858年出生,1898年戊戌变法时正好是40岁。梁启超更年轻,1873年出生,才20出头已经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风云人物。当时他写下一首词:“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热血洋溢,现在读来仍令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梁启超是他那一代启蒙知识分子中年轻有为的典型。从1912年到1927年,也就是从新文化运动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段时期,有一大群年轻人推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变革,大师级人物辈出,宛若星河灿烂。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26岁时赋诗言志:“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几年后,豪言壮语成为现实。
　　科学精神的宣扬和科学事业的开创,更是年轻人的功劳。任鸿隽主持的《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起了很大作用。丁文江留学英国7年,在他的经营下,不但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杰出的地质学者,而且很快使中国的地质调查成果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例子不胜枚举。
　　在大时代里,青年造时势,时势亦造青年。青年的创新、奋进与激情,无疑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但若无社会大环境的激赏与鼓励,难免会青春虚掷,才华东流。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权,起用了很多年轻人,有些政府部门——如外交部、教育部几乎一半人是年轻的“海归”。顾维钧(后来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外交总长、国务总理)20多岁就成了袁世凯处理外交事务的重要助手。这些人在很年轻时就崭露头角,有的一直活跃到四五十年代。
　　此中尤值一提的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尽管政治并不清明,但没有出现大批留学生滞留海外的情况。原因非常简单,他们在百废待举的祖国,比较容易找到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尊重知识阶层,更不用说留洋归来的知识精英了。
　　正如历史学家袁伟时先生所说,他们的物质待遇固然高,身上更没有“原罪”烙印,不会受到千奇百怪的折磨。从客观环境分析,辛亥革命后社会风气比较自由,虽然也有过杀害不听话的知识分子的可耻记录,如著名记者邵飘萍,但是总的来说,在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前,是20世纪言论自由的年代。
　　在任何时代,“精英”、“领袖”都是少数,但是作为一种青年的普遍精神面相,是进取还是颓唐,是风发还是苦闷,不同的时代,却大有差别。这种差别,无疑与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
　　我们的社会有着少数的青年领袖和精英,但数量更庞大的,却是“房奴”、“蚁族”,还有在血汗工厂谋生、自杀频频的来自农村的青年,还有更为普遍的寻找出路精神苦闷的年轻人。
　　韩寒最近的博客《青春》对此写道:“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得都更惨,有混得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得好的女同学,那是嫁得好……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青年,这个最有活力的人群的价值观堪忧。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这其中固然有个人的“理性”选择,但却与民企创业艰难、国企和利益集团垄断最好的市场、与民争利有莫大关系。知名政论家周瑞金就此说道,“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
　　“精英”与“领袖”固然在任何社会都是少数,但在一个民主与公平的社会,会产生更多成功的、幸福的青年。在我们评选青年领袖的同时,我们关注更广泛的青年处境,以及他们所处的体制背景,而所谓的青年领袖们,也绕不开他们所生活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