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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史之乱是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在该问题的考证上，本篇文章既充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又根据恩格斯、汤因比等历史学家的观点，从偶然性因素（王忠嗣遭贬黜事件）改变唐廷兵制入手，对安史之乱爆发原因重新论证。但并非主张历史演进没有必然性和规律性，而是旨在说明偶然性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历史的演进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安史之乱 王忠嗣 兵制 偶然性
作者简介：王军，西北大学，初级职称，硕士。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5-238-02
安史之乱是唐由盛世转向衰落的转折点，对唐社会发展乃至整个历史演进都有着重要影响。安史之乱爆发原因有诸多方面，如：陈寅恪先生谓：“安史叛乱之关键，实在将领之种族”；傅安华先生的“经济相侵说”；吕思勉先生认为：“玄宗对蕃将的过度信任”；岑仲勉先生说：“由唐廷言之，错在边兵失调，过度信任安禄山而招其野心；由禄山言之，则是为当时中国经济繁荣所诱惑”；浦立本先生认为：“杨国忠与安禄山猜疑不安的气氛一定促使他下决心向朝廷造反”。上述原因，无不在安史叛乱爆发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论者多把叛乱原因归结到唐廷政策之不合理，亦正确，但这只强调了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应当看到，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必然性因素起着根本作用的同时，偶然性因素也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它在辨证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
《新唐书卷五十·志第四十》载：“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而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为兵。”可见，兵制对国家安危存亡之重大关系。然而唐自建国至开元盛世近百年皆未发生大规模叛乱，自睿宗始设节度使为正式官职至玄宗初年亦未发生大规模叛乱，一方面与节度使皆“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的唐廷政策有关，另一方面应与节度使都摄于唐廷合理的兵制有关。然而，维系唐廷百年安稳的兵制是如何被打破的呢？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王忠嗣贬黜乃至冤死对打破唐廷合理的兵制有深刻的影响。
一、王忠嗣生平及贬黜原因考析
王忠嗣，华州郑人，始名训。九岁时，父王海宾战死，玄宗怜其忠，赠左金吾大将军。王忠嗣因之见玄宗，玄宗更赐今名，养于禁中。及长，雄毅寡言，有武略。开元二十八年，以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职位兼代州都督，摄御史大夫，兼充河东节度，又加云麾将军。二十九年，代韦光乘为朔方节度使，仍加权知河东节度事。之后田仁琬充任河东节度使，忠嗣依旧为朔方节度。天宝三年，充任河东节度使。天宝五年，充任河西、陇右节度使，佩四将印，控制万里，统兵合计二十六万七千之多，自唐建国已来，未之有也。王忠嗣不仅智勇兼备而且品质高尚，在唐军中有极高的威望和地位，有“儒将”之称，但也正是因为他的优秀忠诚，与权臣以及晚年的玄宗发生了多方面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这些矛盾都在王忠嗣遭贬黜上集中爆发出来。
首先，与权臣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与宰相李林甫的矛盾。《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载：“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唐廷有边将入相的传统，开元以来，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李适之等皆由边帅入相。而时为封疆大吏的王忠嗣，无论是在个人能力还是功劳、威望上都远胜于宰相李林甫。《新唐书》记：“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钜樜过咎”。李林甫面对这样的威胁，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利，除掉王忠嗣势在必行。
其次，晚年的玄宗好大喜功，喜好逢迎，甚至穷奢极欲。对内急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不断向边防将帅施压，挑起民族战争。作为边防重要的将帅，王忠嗣也迫于玄宗和朝廷的压力或者兵将的要求，发动一些对少数民族的战争，虽百战百胜，但王忠嗣却主张持重安边，不生事，史载：“及居节将，以持重安边为务。尝谓人云‘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这种持重安边的思想和“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的黩武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恰此时，石堡城事件发生，这对矛盾便在“石堡城事件”中激化，终成为王忠嗣罢黜的重要的原因。
再次石堡城事件。《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三》载：玄宗方事石堡城，诏问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玄宗因不快。六载，董延光献策请下石堡城，诏忠嗣分兵应接之。忠嗣僶俯而从，延光不悦……及延光过期不克，诉忠嗣缓师，故师出无功”。从材料中可以看出，王忠嗣所作所为与“有吞四夷之志”的玄宗做法是格格不能相入的，矛盾激化是必然的。恰此时出现攻取石堡城失利，董延光上告王忠嗣之罪过，李林甫、安禄山之辈排除异己，阴人告之，曰：“早与忠王同养宫中，我欲尊奉太子。”玄宗怒，交三司会审，几陷极刑，后为哥舒翰以官爵赎罪，玄宗怒稍解，随贬为汉阳太守。天宝七年，暴病而死，终年四十五岁。
王忠嗣因“青蝇之点，几危其身”。忠嗣与权臣及帝王的一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偶然性的石堡城事件中得以激化，最终导致了这位“御寇之功，存乎方策”的边塞重将遭贬黜。
二、王忠嗣罢黜前的唐廷兵制配置及其分析
天宝初年，唐当时边疆设有节度使和经略使，兵制配置如下：
安西节度使，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统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
北庭节度使，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统兵二万人，马五千匹。
河西节度使，统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统兵七万三千人，马一万九千四百匹。
朔方节度使，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东西受降城，安北，不单于二都护府，统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一万四千三百匹。
河东节度使，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云中守捉，统兵五万五千人，马一万四千匹。
陇右节度使，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武，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统兵七万五千人，马一万六百匹。
范阳节度使，统经略，武威，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统兵九万一千人，马六千五百匹。
平卢节度使，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统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
剑南节度使，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统兵三万九百人，马二千匹。
岭南五府经略，统经略，清海二军，统兵一万五千四百人。
长乐经略，福州领之，统兵一千五百人。
从上述唐廷的兵制配置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天宝初年唐廷兵力以北方为重，而北方又可以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左：安西、北庭两镇，总计兵四万四千人，马七千七百匹；中：河西、朔方、河东、陇右四镇，总计兵二十六万七千人，马五万八千三百匹；右：范阳、平卢两镇，总计兵一十二万八千五百人，马一万二千匹。三部力量对比可看出，唐廷兵制为中间大，两边小，中间的河西、朔方、河东、陇右四镇乃为唐廷兵制之心腹，都城长安之屏障。若左、右发生变故，强大而稳定的心腹区亦可从容应对。而四镇节度使皆为王忠嗣，后王忠嗣虽坚辞河东、朔方节度使，但王忠嗣的个人威望犹存，从遭贬黜后哥舒翰以官爵担保为之求情可见。
三、王忠嗣贬黜后兵制力量变化及对安史之乱的影响
纵观王忠嗣军事生涯，其持重安边的军事思想和儒将的行事风范，在保持边疆安定和军队战斗力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如《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载：“安禄山潜蓄异志，托以御寇，筑雄武城，大贮兵器，请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见禄山而还”，这就是一起典型的既防范了安禄山谋反，又能维系了军队战斗力的例子，同时亦说明了，王忠嗣存在对安禄山起兵谋反的震慑作用。而其继任者却迎合玄宗黩武做法，造成了大批军士的阵亡，军队战斗力的削弱。
王忠嗣贬黜后，河西、陇右节度使由安思顺和哥舒翰分别充任。哥舒翰虽在攻取吐蕃战功累累，但在个人威望和军事指挥才能上皆无法与王忠嗣相比。这一点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得到印证。且作为都城安危屏障之将领安思顺与哥舒翰不和，史载：“初，思顺与翰分控河、陇，情甚不睦，及翰守潼关，主天下兵权，遂肆其志以报怨，诬思顺与禄山谮通，伪令人遗书于关门，擒之以献。思顺与弟太仆卿元真并伏诛，天下冤之。”安史叛军顷刻间攻入长安，从反面充分说明了王忠嗣的价值。唐廷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在兵力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却与叛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拉锯战，更进一步体现了王忠嗣的价值。
《旧唐书·列传第五十四》载：“及安禄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芝丧败，召翰入，拜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以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苏法鼎、管崇嗣及蕃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等为裨将，河陇、朔方兵及蕃兵与高仙芝旧卒共二十万，拒贼于潼关。”不久，哥舒翰与杨国忠交恶，杨国忠派心腹杜乾运将将一万人，屯于灞上，牵制哥舒翰。后：“翰虑为所图，乃上表请乾运兵隶于潼关，遂召乾运赴潼关计事，因斩之。自是，翰心不自安。又素有风疾，至是颇甚，军中之务，不复躬亲，委政于行军司马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断，教令不一，颇无部伍。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长不叶，人无斗志。”从材料中可看出，哥舒翰虽为身为元帅，其统兵和军事指挥才能与王忠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相差甚巨，导致主将争长，政令无所统一的局面出现。后哥舒翰指挥的灵宝战役中，轻敌冒进，二十万军队，仅剩十之一二，潼关失守，致使唐军在数量上的优势顿失。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载（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庚寅，命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将步骑二十万讨庆绪；又命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二节度使将所部兵助之。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从材料中可看出，后期唐军队中无主帅，平叛后果可想而知。诚如岑仲勉论道：“不置元帅，以现必败之征，又复使昧于军旅，无功绩之阉人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牵卒之，更非败不可。”唐廷在军力占尽尽优势的情况下，却军中不置元帅，閹人观军容，主将争长，致使平叛中一再措施良机，一再溃败，持续八年之久，祸国不浅；若忠嗣犹在，历史进程的结果会是另一番情景，忠嗣能够充分保持唐军的稳定性和战斗力，那么安史之乱发生是就失去了可能性，即使叛乱发生也犹如飞蛾扑火，成为瞬间的闹剧。
四、结语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写道：“根据历史上诸文明命运的证据，我们必须与之战斗的女神，不是携带着致命武器的‘凶猛的必然性’，而是‘或然性’”。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我们不可否认有其自身规律和必然性，但是绝不能因此否定历史进程中的偶然因素。这些偶然因素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局势下，会起转折性或决定性的作用，只是这些偶然因素在历史演进的必然性的光芒下有些黯然失色。
诚然，历史是不可能被假设的，有其演进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忽略偶然性在历史演进中的价值和作用，往往这些偶然性在历史演进的必然性中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关键词安史之乱 王忠嗣 兵制 偶然性
作者简介：王军，西北大学，初级职称，硕士。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5-238-02
安史之乱是唐由盛世转向衰落的转折点，对唐社会发展乃至整个历史演进都有着重要影响。安史之乱爆发原因有诸多方面，如：陈寅恪先生谓：“安史叛乱之关键，实在将领之种族”；傅安华先生的“经济相侵说”；吕思勉先生认为：“玄宗对蕃将的过度信任”；岑仲勉先生说：“由唐廷言之，错在边兵失调，过度信任安禄山而招其野心；由禄山言之，则是为当时中国经济繁荣所诱惑”；浦立本先生认为：“杨国忠与安禄山猜疑不安的气氛一定促使他下决心向朝廷造反”。上述原因，无不在安史叛乱爆发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论者多把叛乱原因归结到唐廷政策之不合理，亦正确，但这只强调了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应当看到，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必然性因素起着根本作用的同时，偶然性因素也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它在辨证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
《新唐书卷五十·志第四十》载：“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而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为兵。”可见，兵制对国家安危存亡之重大关系。然而唐自建国至开元盛世近百年皆未发生大规模叛乱，自睿宗始设节度使为正式官职至玄宗初年亦未发生大规模叛乱，一方面与节度使皆“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的唐廷政策有关，另一方面应与节度使都摄于唐廷合理的兵制有关。然而，维系唐廷百年安稳的兵制是如何被打破的呢？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王忠嗣贬黜乃至冤死对打破唐廷合理的兵制有深刻的影响。
一、王忠嗣生平及贬黜原因考析
王忠嗣，华州郑人，始名训。九岁时，父王海宾战死，玄宗怜其忠，赠左金吾大将军。王忠嗣因之见玄宗，玄宗更赐今名，养于禁中。及长，雄毅寡言，有武略。开元二十八年，以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职位兼代州都督，摄御史大夫，兼充河东节度，又加云麾将军。二十九年，代韦光乘为朔方节度使，仍加权知河东节度事。之后田仁琬充任河东节度使，忠嗣依旧为朔方节度。天宝三年，充任河东节度使。天宝五年，充任河西、陇右节度使，佩四将印，控制万里，统兵合计二十六万七千之多，自唐建国已来，未之有也。王忠嗣不仅智勇兼备而且品质高尚，在唐军中有极高的威望和地位，有“儒将”之称，但也正是因为他的优秀忠诚，与权臣以及晚年的玄宗发生了多方面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这些矛盾都在王忠嗣遭贬黜上集中爆发出来。
首先，与权臣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与宰相李林甫的矛盾。《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载：“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唐廷有边将入相的传统，开元以来，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李适之等皆由边帅入相。而时为封疆大吏的王忠嗣，无论是在个人能力还是功劳、威望上都远胜于宰相李林甫。《新唐书》记：“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钜樜过咎”。李林甫面对这样的威胁，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利，除掉王忠嗣势在必行。
其次，晚年的玄宗好大喜功，喜好逢迎，甚至穷奢极欲。对内急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不断向边防将帅施压，挑起民族战争。作为边防重要的将帅，王忠嗣也迫于玄宗和朝廷的压力或者兵将的要求，发动一些对少数民族的战争，虽百战百胜，但王忠嗣却主张持重安边，不生事，史载：“及居节将，以持重安边为务。尝谓人云‘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这种持重安边的思想和“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的黩武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恰此时，石堡城事件发生，这对矛盾便在“石堡城事件”中激化，终成为王忠嗣罢黜的重要的原因。
再次石堡城事件。《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三》载：玄宗方事石堡城，诏问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玄宗因不快。六载，董延光献策请下石堡城，诏忠嗣分兵应接之。忠嗣僶俯而从，延光不悦……及延光过期不克，诉忠嗣缓师，故师出无功”。从材料中可以看出，王忠嗣所作所为与“有吞四夷之志”的玄宗做法是格格不能相入的，矛盾激化是必然的。恰此时出现攻取石堡城失利，董延光上告王忠嗣之罪过，李林甫、安禄山之辈排除异己，阴人告之，曰：“早与忠王同养宫中，我欲尊奉太子。”玄宗怒，交三司会审，几陷极刑，后为哥舒翰以官爵赎罪，玄宗怒稍解，随贬为汉阳太守。天宝七年，暴病而死，终年四十五岁。
王忠嗣因“青蝇之点，几危其身”。忠嗣与权臣及帝王的一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偶然性的石堡城事件中得以激化，最终导致了这位“御寇之功，存乎方策”的边塞重将遭贬黜。
二、王忠嗣罢黜前的唐廷兵制配置及其分析
天宝初年，唐当时边疆设有节度使和经略使，兵制配置如下：
安西节度使，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统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
北庭节度使，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统兵二万人，马五千匹。
河西节度使，统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统兵七万三千人，马一万九千四百匹。
朔方节度使，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东西受降城，安北，不单于二都护府，统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一万四千三百匹。
河东节度使，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云中守捉，统兵五万五千人，马一万四千匹。
陇右节度使，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武，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统兵七万五千人，马一万六百匹。
范阳节度使，统经略，武威，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统兵九万一千人，马六千五百匹。
平卢节度使，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统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
剑南节度使，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统兵三万九百人，马二千匹。
岭南五府经略，统经略，清海二军，统兵一万五千四百人。
长乐经略，福州领之，统兵一千五百人。
从上述唐廷的兵制配置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天宝初年唐廷兵力以北方为重，而北方又可以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左：安西、北庭两镇，总计兵四万四千人，马七千七百匹；中：河西、朔方、河东、陇右四镇，总计兵二十六万七千人，马五万八千三百匹；右：范阳、平卢两镇，总计兵一十二万八千五百人，马一万二千匹。三部力量对比可看出，唐廷兵制为中间大，两边小，中间的河西、朔方、河东、陇右四镇乃为唐廷兵制之心腹，都城长安之屏障。若左、右发生变故，强大而稳定的心腹区亦可从容应对。而四镇节度使皆为王忠嗣，后王忠嗣虽坚辞河东、朔方节度使，但王忠嗣的个人威望犹存，从遭贬黜后哥舒翰以官爵担保为之求情可见。
三、王忠嗣贬黜后兵制力量变化及对安史之乱的影响
纵观王忠嗣军事生涯，其持重安边的军事思想和儒将的行事风范，在保持边疆安定和军队战斗力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如《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载：“安禄山潜蓄异志，托以御寇，筑雄武城，大贮兵器，请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见禄山而还”，这就是一起典型的既防范了安禄山谋反，又能维系了军队战斗力的例子，同时亦说明了，王忠嗣存在对安禄山起兵谋反的震慑作用。而其继任者却迎合玄宗黩武做法，造成了大批军士的阵亡，军队战斗力的削弱。
王忠嗣贬黜后，河西、陇右节度使由安思顺和哥舒翰分别充任。哥舒翰虽在攻取吐蕃战功累累，但在个人威望和军事指挥才能上皆无法与王忠嗣相比。这一点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得到印证。且作为都城安危屏障之将领安思顺与哥舒翰不和，史载：“初，思顺与翰分控河、陇，情甚不睦，及翰守潼关，主天下兵权，遂肆其志以报怨，诬思顺与禄山谮通，伪令人遗书于关门，擒之以献。思顺与弟太仆卿元真并伏诛，天下冤之。”安史叛军顷刻间攻入长安，从反面充分说明了王忠嗣的价值。唐廷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在兵力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却与叛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拉锯战，更进一步体现了王忠嗣的价值。
《旧唐书·列传第五十四》载：“及安禄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芝丧败，召翰入，拜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以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苏法鼎、管崇嗣及蕃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等为裨将，河陇、朔方兵及蕃兵与高仙芝旧卒共二十万，拒贼于潼关。”不久，哥舒翰与杨国忠交恶，杨国忠派心腹杜乾运将将一万人，屯于灞上，牵制哥舒翰。后：“翰虑为所图，乃上表请乾运兵隶于潼关，遂召乾运赴潼关计事，因斩之。自是，翰心不自安。又素有风疾，至是颇甚，军中之务，不复躬亲，委政于行军司马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断，教令不一，颇无部伍。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长不叶，人无斗志。”从材料中可看出，哥舒翰虽为身为元帅，其统兵和军事指挥才能与王忠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相差甚巨，导致主将争长，政令无所统一的局面出现。后哥舒翰指挥的灵宝战役中，轻敌冒进，二十万军队，仅剩十之一二，潼关失守，致使唐军在数量上的优势顿失。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载（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庚寅，命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将步骑二十万讨庆绪；又命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二节度使将所部兵助之。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从材料中可看出，后期唐军队中无主帅，平叛后果可想而知。诚如岑仲勉论道：“不置元帅，以现必败之征，又复使昧于军旅，无功绩之阉人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牵卒之，更非败不可。”唐廷在军力占尽尽优势的情况下，却军中不置元帅，閹人观军容，主将争长，致使平叛中一再措施良机，一再溃败，持续八年之久，祸国不浅；若忠嗣犹在，历史进程的结果会是另一番情景，忠嗣能够充分保持唐军的稳定性和战斗力，那么安史之乱发生是就失去了可能性，即使叛乱发生也犹如飞蛾扑火，成为瞬间的闹剧。
四、结语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写道：“根据历史上诸文明命运的证据，我们必须与之战斗的女神，不是携带着致命武器的‘凶猛的必然性’，而是‘或然性’”。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我们不可否认有其自身规律和必然性，但是绝不能因此否定历史进程中的偶然因素。这些偶然因素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局势下，会起转折性或决定性的作用，只是这些偶然因素在历史演进的必然性的光芒下有些黯然失色。
诚然，历史是不可能被假设的，有其演进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忽略偶然性在历史演进中的价值和作用，往往这些偶然性在历史演进的必然性中改变了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