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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江是孤独的，他的作品常常遭遇消费时代的误读；许江也是幸运的，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拥有主流话语权的艺术家。因为孤独，他时常保持着对社会变迁、时代精神的敏锐思考：因为幸运，他在多重身份的护航下执着探索着中国艺术的未来之路。很少有与他同时代出生的人，在今天依旧保有如此鲜活的激情和如此亢奋的力量。他承袭“五·四”的衣钵，勇敢承担起公众知识分子的责任，肩挑大义、引吭高歌。
许江说，他的十八岁没有初恋，没有浪漫，却充满了美好的绿色，在插队岁月里看到青山绿水的四季变化，让他豁然开朗。他戏称自己经历过两次插队，一次土插队，一次洋插队。土插队让他看到了家园的贫困，洋插队却让他对未来备感迷茫。几经跌宕，他决定重新启程，完成一次关乎人生与理想的回归之途……
苦难是种美好的颜色
《热道》：之前我看了一些媒体报道，有的媒体用了“忧伤”一词来形容这次展览上的葵花，但是，它可能是比忧伤更加深邃沉重，也许说“悲怆”是更确切的。您怎么看您的葵?
许江：我的葵既不忧伤，也不纯粹是悲怆。比如一进门(上海美术馆《被拯救的葵园》展厅大门)，就是一座葵塔，它就是非常向上的。植物变成了一座塔，本身就是想揭示它身上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向上的力量。葵互相扶持，像一道铜墙铁壁，它完全不是悲伤。所有人都把葵想象成艳丽的、向阳的东西。其实葵真正让我们感动的是，葵，它扎根大地，但是面朝太阳。所有的植物都有趋光性，只有葵把这种趋光性变成了自己的形象，变成自己的品格，变成自己的命运。这是一种精神的苦恋。这种精神苦恋在它艳丽辉煌的时候往往被掩藏，只有到了深秋，或者夜晚黄昏，夕阳西下，它苦苦寻觅光亮，这时候的葵，才表现出了内在的精神苦恋。它快要走完自己生命的路途，但是依然高高昂着头颅，这才是让我们感动的力量。所以，“忧伤”显然是对我的葵的误读，我的葵里有悲怆、有命运、有苦难。
即便是困难，也不是所有都是苦难。你看葵花都是将果实示于我们的，果实就代表超越苦难的结果。我觉得大家没有认真看我的画，大家都是这样的心理，期待着看被阳光照耀的艳丽的葵花。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油画的误解。大家认为油画就应该画得很真很实，但是中国的绘画，比如我们熟悉的梅兰竹菊，从来都是用墨色画的，但中国人从来不会觉得那是简单的忧伤的。中国人画梅兰竹菊，事实上是在画人，画人的气质、人的情怀、人的气息、人的品格。我们中国人画油画、我画葵，实际上是想画出我们这代人的气息。
《热道》：也就是说，您的个人命运和您笔下的葵花是互为镜像的。那么我想了解，您曾经和同时代人一道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这样的大悲剧，有没有特别值得说的从苦难命运超拔出来的经历?
许江：这样的经历很多。前几天有人采访我，他在做一个课题，叫“十八岁”。他问了我的十八岁，也问了现在很多人的十八岁。采访我时他问，许老师，你的十八岁有没有经历初恋。我一听，就笑了。初恋在我们那时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我的十八岁是在1973年，那年我高中毕业，刚毕业时在我的中学代课，而后就上山下乡，去当了个小学民办教师。我为三个学校教外语。一般是星期一到星期三，在一所有5个人(老师)的小学，教英语、美术、体育和唱歌。星期三的下午开始登山，二十多里的一条山路，两个多小时，渺无人烟。山顶上有一座只有两个老师的学校。星期四下到半山腰，那里有所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在那里我给他们教英语。所以今天讲到普及教育我就深有感触，因为我到过最偏僻的农村当老师。现在这两个村庄都已经没有了，已经并到山下的那个村庄去了。
《热道》：蕊在想起那段经历，如果要用一种色彩来形容，会是种什么样的色彩呢?
许江：那还是很美好的颜色……是绿色。尽管爬山很辛苦，但是在大山中，你看到山林的变化，云彩的变化，内心还是豁然开朗。
群体的文化启蒙
《热道》：那时候有没有想过未来?
许江：比较少想。估计想起来是会很痛苦的。那时候没有未来。那时候虽说是响应国家号召，其实是没有选择，你必须去!这就是生活的出路，你只有走这条路，才有活路。1975年我就回到了福州，那时候规定每个家庭可以有一个孩子回城，我和哥哥都在农村，所以我可以回去。我哥哥一直呆到1980年才回城。我回城之后就参加招工，后来去骨胶厂工作。那里被称为第二火葬场。
《热道》：您在做工以外还会画画吗?
许江：那当然画画了。我之所以能够从那个年代走过来，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民间群体，绘画把这个群体拧结起来。通过这个群体我们寻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并且形成理想。我很感激当时福建那批给予我们启蒙、进行文化传播的老师，他们把来自民间的对于艺术的敬意传递给我们。所以从一开始，我们走的路，以及心灵的向往都比较正。那些老师陆陆续续都已经去世了，每次写文章缅怀他们，我内心都满怀敬意。那时候我们民间绘画的群体有四十多人，后来有三十多人都考上了大学。现在中国美术学院，我的副院长，我的教导主任，全是这个群体出来的。所以不论任何年代，文化都是集聚人心、保留火种的一种方式。
《热道》：那当时你们有接触到西方的艺术信息吗?
许江：很少，非常少。我记得当时有个刊物大概叫《国际文艺动态》，薄薄的一小本，每次在最后几页会登出苏联的翻译小说，我记得当时有个小说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分两期刊出，我们全体几十个人围着看一本，而且双月刊，上一半看完要等两个月才能看到下一半。大家等得焦急，看得热泪盈眶，特别感动。那时候没有营养，所以人们特别珍惜。跟这个时代恰恰相反，这个时代信息太多了，人们无从选择，对文化失去了敬畏感。那时候有个老师有俄罗斯的《薪火》杂志，一叠，我们就天天到那里看《薪火》杂志。看里头那些绘画，我们觉得像神仙一样。启蒙就是在这种秘密阅读状态下完成的。我记得在这种秘密阅读中，我读到了后来成为我的老师的那些大家们的作品，整个状态只能用心怀敬畏来形容。
后来文革结束我们有机会考大学，报名浙美，但是大多人都怀疑，我们能考上吗?结果第一年结束，有两个人考上了，第二年大家信心大增，努力准备，许多人考上了。第一次来到这西湖边的时候，大家内心真是充满了憧憬和敬意，视野内都是青山，我就想起当年我做民办教师时爬过的所有青山，都是为我有朝一日来到西湖旁边遭遇这里的群山打下的伏笔。
葵：生灭交叠的写照
《热道》：您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德国，第一次很直观的接触到西方的艺术时是什么感觉?
许江：去年是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也是我们成长的30年。这30年既是我们的新生。也是学校的新生。进学校以后，我们是和学校一道、和共和国一道经历了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年代。一年打开一个禁区：人体绘画韵禁区、正常教学的禁区、艺术多元表现的禁区、西方当代艺术的禁区、西方图书的禁区……当时我们学校是用买汽车的钱买了一批西方艺术书籍，我们看到整个被震惊了。这样一步步打开， 一步步接近西方，同时我们总是在思考，我们的文化怎么办?
那时候实际上我们还是在苦练基本功，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想到西方的师傅们面前耍一耍大刀。哪里知道西方已经不玩这个了。绘画已经没有出路了。因为强大的技术文化在此时显示了它的力量。另外当代的哲学思想、当代的哲学追问、人的存在的追问也对艺术表现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装置、VIDEO、电子媒体艺术开始受到重视。相反有些教授认为中国就应该保存中国的东西。他们用东方的想象来看待东方，以为东方还是原来的样子，以为东方的传统艺术还依然完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学得很痛苦。我的洋插队很痛苦，甚至超过了土插队。土插队让我看到了家园的贫困。洋插队却让我感到迷茫。所以我89年回国就开始搞观念艺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新世纪，我都是一个回归之途。
《热道》：那时候您选择做观念艺术，是茌接触了西方的技术革命后觉得这是最先进的艺术型态，还是觉得用架下的方式更能表达自己的意图呢?
许江：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你学绘画学不到好东西。我也在研究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经历过文革后，已经被当作“封资修”给扔掉了。到了西方，我们倒开始有机会好好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德国是全世界汉学研究最好的国家。它的图书馆汉学方面的藏书来自中国大陆的是少数，大部分来自于港澳台。我是在那里才开始真正接触中国。当一个文化成为他方的时候才慢慢嚼出味道来。另一方面用中国式的观念来做当代艺术，这在西方成为了一种策略。现在还有不少艺术家都在走这条道路，但是对我来说，这只是拣了个便宜。但当你回国以后，这个策略就不起作用了。所以我开始想怎么办，这才开始了我的漫漫回归之途。
从观念慢慢回到架上，从综合材料回到绘画本身，从历史题材的、从天上向下的俯瞰回到大地上的葵园。所以我在2006年的展览《远望》实际上是三种回归的一种总结。那个时候画葵园还是远望的，这一次画葵园我就感觉我进入到葵园里去了。当我进入以后，就发现所有的葵树在我边上，像一堵墙，像一道道生命，和我对话。所以我画葵就是在画我自己，在画我这代人，葵的甘苫就是我自己的甘苦。我们这代人已经不年轻，有点像秋后的葵，我们曾经荒芜过，但是我们仍然自信担负着传承的重任。在我们身上很多东西逝去了，但仍然有很多东西重生。葵是我们生灭交叠的写照。
文化不能被消费
《热道》：当您的葵树被树立在繁华都市的街区中，接受公众审视时，是否也体会到了公众对您作品的误读?
许江：那个雨夜，人们把我的两棵大葵树竖在南京路的路口，我的内心是很感动的。其实我们不能确知，这个地方在跑马总会之前，在它的殖民记忆之前，是否种过葵，但这个地方的确保存着太多上海这座大城的记忆。它曾经是跑马总会所在地，曾经是西方殖民的地方，曾经是“华人与狗不能人内”的地方，后来中西势力又在这里较量。再后来上海解放，第一堆庆祝的篝火在这里燃起。接下来长达半世纪时间，几乎所有的大游行都在这里举行。
在这里，我竖起两棵葵，有一种自然本性的、大地内在的向阳的东西、精神苦恋的东西也被竖立在那里。它代表着这座城市过去与今生纠葛的精神苦恋。很多人看到它，都简单说它忧伤是不对的，是误读。误读的根源在于这个时代大家读东西都已经太粗糙了，大家希望迅速地看到一些东西然后加以评判，大家希望简单的进行文化交流。我们现在活在消费社会当中，消费的一大特点就是在你需要之前那些东西已经定制在那里了。这个技术时代有种巨大的力量就是把所有东西变成预制的东西。这些预制的东西规定了你所有的生活。
《热道》：表面上是你在撇选择，进入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选择权在你自己，但事实上在你选择之前你的生活已经被这些商品规定。许江：对，这就是消费时代的特点。所以文化不能被消费，文化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判断和警觉。这个展监的被误读，也许说明它本身就形成了对社会的批判，这种批判导致了必然的误读。今天阅读已经变成了检索。但阅读不是检索，阅读就是你把文本摆在面前，你跟随着文字重来一遍。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所有生活经历作为一个基础对这个文本来一次编辑、演练。
建构中国的主体精神
《热道》：以生活经历和智慧作为基础，看同一个东西，就是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许江：对，看图也是这样，你看一张图，其实它是与你曾经看过的若干张图画叠影在一起。如果曾经的若干图景很生动，那么你的这一次看图就会变得厚重生动。这个时代，因为技术过于强大，制造了许多奇观，反而使得内心单薄浅薄。这时候我们呼唤阅读，回到那种凝视、静思的阅读。我想这就是绘画在今天担负的一种责任。
《热道》：说到责任一词，在您的身上总是看到“责任”不断闪现，您的身上有=重性，一重当然是艺术家的身份，第二重呢则是思考者。但在我看来，这两重身份是有矛盾的，艺术家需要本能，直觉，而思考者则需要有一套严密的逻辑，您怎么处理这二重身份呢。
许江：所以很多学者都说我是分裂的。一方面我会很直白的揭示这个世界的很多问题，另一方面我又想建构一种秩序。我在把握着一个中国比较大的美术学院的方向，在一些方面给予有益的指导，另外我的绘画里包含有批判性。我的这种分裂，事实上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痛苦，也是葵的痛苦。太阳在西沉，它也在老去，但它必须昂起它的果盘。
《热道》：这么多年了一方面是您在寻觅个人的艺术语言，另一方面，在使命感驱动下您还在为寻找东方艺术在当下世界艺术中的位置做着努力，您觉得真的寻找到了东方艺术的位置了吗?
许江：找到没找到不是我们自己能评判，得交由时间。但应该说，我们这代人经过上世纪70、80年代的迷惘，90年代的回归，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我前些时候看五四时的资料，看那一代青年和导师们，如果他最后有所作为，那么他最后一定是走了一条中庸的道路。他一方面把西方的东西带进来，一方面意识到不能把中国的东西推翻。我们这代人就比五四那代人看得清楚得多。现在我们就意识到，必须建构一种中国自己的主体精神，这种主体精神不是简单的中国传统的东西，也包括我们吸纳过的西方的东西，以及我们每天都在生生不息呈现出来的文化现实和社会现实。但它根本上是中国人在创造新生事物的过程中的一种根源性的东西。这种根源性的东西，或者我们把它叫做中国文化的发展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把它活化，活在这个社会现实当中。有了这种活化，不论你是做传统的中国画，还是源自西方的油画、版画、雕塑、新媒体艺术，我们都能够有一种中国自己的东西。
年轻一代缺乏纯粹的激情
《热道》：你们这代艺术家是怀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但下一代艺术家在一出道时就已经面临着一个全面市场化的格局，他们整体被卷入到消费当中，您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希望还是什么呢?
许江：我觉得下一代艺术家比我们幸运得多，他们比我们看到更多东西，基础也比我们扎实，但是文化不仅仅是这些技术性的东西，它是
许江说，他的十八岁没有初恋，没有浪漫，却充满了美好的绿色，在插队岁月里看到青山绿水的四季变化，让他豁然开朗。他戏称自己经历过两次插队，一次土插队，一次洋插队。土插队让他看到了家园的贫困，洋插队却让他对未来备感迷茫。几经跌宕，他决定重新启程，完成一次关乎人生与理想的回归之途……
苦难是种美好的颜色
《热道》：之前我看了一些媒体报道，有的媒体用了“忧伤”一词来形容这次展览上的葵花，但是，它可能是比忧伤更加深邃沉重，也许说“悲怆”是更确切的。您怎么看您的葵?
许江：我的葵既不忧伤，也不纯粹是悲怆。比如一进门(上海美术馆《被拯救的葵园》展厅大门)，就是一座葵塔，它就是非常向上的。植物变成了一座塔，本身就是想揭示它身上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向上的力量。葵互相扶持，像一道铜墙铁壁，它完全不是悲伤。所有人都把葵想象成艳丽的、向阳的东西。其实葵真正让我们感动的是，葵，它扎根大地，但是面朝太阳。所有的植物都有趋光性，只有葵把这种趋光性变成了自己的形象，变成自己的品格，变成自己的命运。这是一种精神的苦恋。这种精神苦恋在它艳丽辉煌的时候往往被掩藏，只有到了深秋，或者夜晚黄昏，夕阳西下，它苦苦寻觅光亮，这时候的葵，才表现出了内在的精神苦恋。它快要走完自己生命的路途，但是依然高高昂着头颅，这才是让我们感动的力量。所以，“忧伤”显然是对我的葵的误读，我的葵里有悲怆、有命运、有苦难。
即便是困难，也不是所有都是苦难。你看葵花都是将果实示于我们的，果实就代表超越苦难的结果。我觉得大家没有认真看我的画，大家都是这样的心理，期待着看被阳光照耀的艳丽的葵花。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油画的误解。大家认为油画就应该画得很真很实，但是中国的绘画，比如我们熟悉的梅兰竹菊，从来都是用墨色画的，但中国人从来不会觉得那是简单的忧伤的。中国人画梅兰竹菊，事实上是在画人，画人的气质、人的情怀、人的气息、人的品格。我们中国人画油画、我画葵，实际上是想画出我们这代人的气息。
《热道》：也就是说，您的个人命运和您笔下的葵花是互为镜像的。那么我想了解，您曾经和同时代人一道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这样的大悲剧，有没有特别值得说的从苦难命运超拔出来的经历?
许江：这样的经历很多。前几天有人采访我，他在做一个课题，叫“十八岁”。他问了我的十八岁，也问了现在很多人的十八岁。采访我时他问，许老师，你的十八岁有没有经历初恋。我一听，就笑了。初恋在我们那时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我的十八岁是在1973年，那年我高中毕业，刚毕业时在我的中学代课，而后就上山下乡，去当了个小学民办教师。我为三个学校教外语。一般是星期一到星期三，在一所有5个人(老师)的小学，教英语、美术、体育和唱歌。星期三的下午开始登山，二十多里的一条山路，两个多小时，渺无人烟。山顶上有一座只有两个老师的学校。星期四下到半山腰，那里有所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在那里我给他们教英语。所以今天讲到普及教育我就深有感触，因为我到过最偏僻的农村当老师。现在这两个村庄都已经没有了，已经并到山下的那个村庄去了。
《热道》：蕊在想起那段经历，如果要用一种色彩来形容，会是种什么样的色彩呢?
许江：那还是很美好的颜色……是绿色。尽管爬山很辛苦，但是在大山中，你看到山林的变化，云彩的变化，内心还是豁然开朗。
群体的文化启蒙
《热道》：那时候有没有想过未来?
许江：比较少想。估计想起来是会很痛苦的。那时候没有未来。那时候虽说是响应国家号召，其实是没有选择，你必须去!这就是生活的出路，你只有走这条路，才有活路。1975年我就回到了福州，那时候规定每个家庭可以有一个孩子回城，我和哥哥都在农村，所以我可以回去。我哥哥一直呆到1980年才回城。我回城之后就参加招工，后来去骨胶厂工作。那里被称为第二火葬场。
《热道》：您在做工以外还会画画吗?
许江：那当然画画了。我之所以能够从那个年代走过来，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民间群体，绘画把这个群体拧结起来。通过这个群体我们寻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并且形成理想。我很感激当时福建那批给予我们启蒙、进行文化传播的老师，他们把来自民间的对于艺术的敬意传递给我们。所以从一开始，我们走的路，以及心灵的向往都比较正。那些老师陆陆续续都已经去世了，每次写文章缅怀他们，我内心都满怀敬意。那时候我们民间绘画的群体有四十多人，后来有三十多人都考上了大学。现在中国美术学院，我的副院长，我的教导主任，全是这个群体出来的。所以不论任何年代，文化都是集聚人心、保留火种的一种方式。
《热道》：那当时你们有接触到西方的艺术信息吗?
许江：很少，非常少。我记得当时有个刊物大概叫《国际文艺动态》，薄薄的一小本，每次在最后几页会登出苏联的翻译小说，我记得当时有个小说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分两期刊出，我们全体几十个人围着看一本，而且双月刊，上一半看完要等两个月才能看到下一半。大家等得焦急，看得热泪盈眶，特别感动。那时候没有营养，所以人们特别珍惜。跟这个时代恰恰相反，这个时代信息太多了，人们无从选择，对文化失去了敬畏感。那时候有个老师有俄罗斯的《薪火》杂志，一叠，我们就天天到那里看《薪火》杂志。看里头那些绘画，我们觉得像神仙一样。启蒙就是在这种秘密阅读状态下完成的。我记得在这种秘密阅读中，我读到了后来成为我的老师的那些大家们的作品，整个状态只能用心怀敬畏来形容。
后来文革结束我们有机会考大学，报名浙美，但是大多人都怀疑，我们能考上吗?结果第一年结束，有两个人考上了，第二年大家信心大增，努力准备，许多人考上了。第一次来到这西湖边的时候，大家内心真是充满了憧憬和敬意，视野内都是青山，我就想起当年我做民办教师时爬过的所有青山，都是为我有朝一日来到西湖旁边遭遇这里的群山打下的伏笔。
葵：生灭交叠的写照
《热道》：您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德国，第一次很直观的接触到西方的艺术时是什么感觉?
许江：去年是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也是我们成长的30年。这30年既是我们的新生。也是学校的新生。进学校以后，我们是和学校一道、和共和国一道经历了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年代。一年打开一个禁区：人体绘画韵禁区、正常教学的禁区、艺术多元表现的禁区、西方当代艺术的禁区、西方图书的禁区……当时我们学校是用买汽车的钱买了一批西方艺术书籍，我们看到整个被震惊了。这样一步步打开， 一步步接近西方，同时我们总是在思考，我们的文化怎么办?
那时候实际上我们还是在苦练基本功，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想到西方的师傅们面前耍一耍大刀。哪里知道西方已经不玩这个了。绘画已经没有出路了。因为强大的技术文化在此时显示了它的力量。另外当代的哲学思想、当代的哲学追问、人的存在的追问也对艺术表现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装置、VIDEO、电子媒体艺术开始受到重视。相反有些教授认为中国就应该保存中国的东西。他们用东方的想象来看待东方，以为东方还是原来的样子，以为东方的传统艺术还依然完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学得很痛苦。我的洋插队很痛苦，甚至超过了土插队。土插队让我看到了家园的贫困。洋插队却让我感到迷茫。所以我89年回国就开始搞观念艺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新世纪，我都是一个回归之途。
《热道》：那时候您选择做观念艺术，是茌接触了西方的技术革命后觉得这是最先进的艺术型态，还是觉得用架下的方式更能表达自己的意图呢?
许江：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你学绘画学不到好东西。我也在研究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经历过文革后，已经被当作“封资修”给扔掉了。到了西方，我们倒开始有机会好好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德国是全世界汉学研究最好的国家。它的图书馆汉学方面的藏书来自中国大陆的是少数，大部分来自于港澳台。我是在那里才开始真正接触中国。当一个文化成为他方的时候才慢慢嚼出味道来。另一方面用中国式的观念来做当代艺术，这在西方成为了一种策略。现在还有不少艺术家都在走这条道路，但是对我来说，这只是拣了个便宜。但当你回国以后，这个策略就不起作用了。所以我开始想怎么办，这才开始了我的漫漫回归之途。
从观念慢慢回到架上，从综合材料回到绘画本身，从历史题材的、从天上向下的俯瞰回到大地上的葵园。所以我在2006年的展览《远望》实际上是三种回归的一种总结。那个时候画葵园还是远望的，这一次画葵园我就感觉我进入到葵园里去了。当我进入以后，就发现所有的葵树在我边上，像一堵墙，像一道道生命，和我对话。所以我画葵就是在画我自己，在画我这代人，葵的甘苫就是我自己的甘苦。我们这代人已经不年轻，有点像秋后的葵，我们曾经荒芜过，但是我们仍然自信担负着传承的重任。在我们身上很多东西逝去了，但仍然有很多东西重生。葵是我们生灭交叠的写照。
文化不能被消费
《热道》：当您的葵树被树立在繁华都市的街区中，接受公众审视时，是否也体会到了公众对您作品的误读?
许江：那个雨夜，人们把我的两棵大葵树竖在南京路的路口，我的内心是很感动的。其实我们不能确知，这个地方在跑马总会之前，在它的殖民记忆之前，是否种过葵，但这个地方的确保存着太多上海这座大城的记忆。它曾经是跑马总会所在地，曾经是西方殖民的地方，曾经是“华人与狗不能人内”的地方，后来中西势力又在这里较量。再后来上海解放，第一堆庆祝的篝火在这里燃起。接下来长达半世纪时间，几乎所有的大游行都在这里举行。
在这里，我竖起两棵葵，有一种自然本性的、大地内在的向阳的东西、精神苦恋的东西也被竖立在那里。它代表着这座城市过去与今生纠葛的精神苦恋。很多人看到它，都简单说它忧伤是不对的，是误读。误读的根源在于这个时代大家读东西都已经太粗糙了，大家希望迅速地看到一些东西然后加以评判，大家希望简单的进行文化交流。我们现在活在消费社会当中，消费的一大特点就是在你需要之前那些东西已经定制在那里了。这个技术时代有种巨大的力量就是把所有东西变成预制的东西。这些预制的东西规定了你所有的生活。
《热道》：表面上是你在撇选择，进入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选择权在你自己，但事实上在你选择之前你的生活已经被这些商品规定。许江：对，这就是消费时代的特点。所以文化不能被消费，文化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判断和警觉。这个展监的被误读，也许说明它本身就形成了对社会的批判，这种批判导致了必然的误读。今天阅读已经变成了检索。但阅读不是检索，阅读就是你把文本摆在面前，你跟随着文字重来一遍。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所有生活经历作为一个基础对这个文本来一次编辑、演练。
建构中国的主体精神
《热道》：以生活经历和智慧作为基础，看同一个东西，就是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许江：对，看图也是这样，你看一张图，其实它是与你曾经看过的若干张图画叠影在一起。如果曾经的若干图景很生动，那么你的这一次看图就会变得厚重生动。这个时代，因为技术过于强大，制造了许多奇观，反而使得内心单薄浅薄。这时候我们呼唤阅读，回到那种凝视、静思的阅读。我想这就是绘画在今天担负的一种责任。
《热道》：说到责任一词，在您的身上总是看到“责任”不断闪现，您的身上有=重性，一重当然是艺术家的身份，第二重呢则是思考者。但在我看来，这两重身份是有矛盾的，艺术家需要本能，直觉，而思考者则需要有一套严密的逻辑，您怎么处理这二重身份呢。
许江：所以很多学者都说我是分裂的。一方面我会很直白的揭示这个世界的很多问题，另一方面我又想建构一种秩序。我在把握着一个中国比较大的美术学院的方向，在一些方面给予有益的指导，另外我的绘画里包含有批判性。我的这种分裂，事实上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痛苦，也是葵的痛苦。太阳在西沉，它也在老去，但它必须昂起它的果盘。
《热道》：这么多年了一方面是您在寻觅个人的艺术语言，另一方面，在使命感驱动下您还在为寻找东方艺术在当下世界艺术中的位置做着努力，您觉得真的寻找到了东方艺术的位置了吗?
许江：找到没找到不是我们自己能评判，得交由时间。但应该说，我们这代人经过上世纪70、80年代的迷惘，90年代的回归，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我前些时候看五四时的资料，看那一代青年和导师们，如果他最后有所作为，那么他最后一定是走了一条中庸的道路。他一方面把西方的东西带进来，一方面意识到不能把中国的东西推翻。我们这代人就比五四那代人看得清楚得多。现在我们就意识到，必须建构一种中国自己的主体精神，这种主体精神不是简单的中国传统的东西，也包括我们吸纳过的西方的东西，以及我们每天都在生生不息呈现出来的文化现实和社会现实。但它根本上是中国人在创造新生事物的过程中的一种根源性的东西。这种根源性的东西，或者我们把它叫做中国文化的发展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把它活化，活在这个社会现实当中。有了这种活化，不论你是做传统的中国画，还是源自西方的油画、版画、雕塑、新媒体艺术，我们都能够有一种中国自己的东西。
年轻一代缺乏纯粹的激情
《热道》：你们这代艺术家是怀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但下一代艺术家在一出道时就已经面临着一个全面市场化的格局，他们整体被卷入到消费当中，您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希望还是什么呢?
许江：我觉得下一代艺术家比我们幸运得多，他们比我们看到更多东西，基础也比我们扎实，但是文化不仅仅是这些技术性的东西，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