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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之水来自天，南涝北旱不计年。自然法则难以违。人类智慧可胜天。雄鹰尚且能降水，西水东调靠人贤。老鲧守拙专事堵，小禹疏导传万年。
拜访原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老将军，缘于“大西线调水”的争论，是本世纪初的事。在王老那间简陋得和将军身份不相称的会客厅里，我们畅谈了3个小时，是年王定烈将军高寿86岁。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保持着军人的体态。讲到关键处，老将军总要拿出一摞摞的资料给我看；谈到动情时，经常站起来借助手势打动听者的心灵。这次拜访，让我对中国将军的理想和信念，忠诚和坦诚，刚烈和执著，大爱和大恨，有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沧海一粟》是王定烈老将军题签送给我的一部革命回忆录，“长征丰碑流千古，革命精神传万代”。1933年，将军的母亲把当时只有15岁的“川娃子”，毅然地托付给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位“川娃子”原名王大培，参加红军后，自己改名“定烈”——寓意为“坚定信念，轰轰烈烈闹革命”。从此，王定烈将军开始了“南征北战”的人生之旅。“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936年，只有18岁的王定烈。由共产主义共青团直接转入了中国共产党。转战巴蜀，血染祁连，英勇杀倭，挺进豫中，会师崦岈，突围中原，游击鄂西，涉猎江南，千里跃进，逐鹿江汉，剿匪潇湘，蓝天召唤……王定烈从战士历经连、营、团、旅、师长，做到空军副司令员。殊荣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体现着对党和人们的忠诚!
《西藏之水救中国——大西线“再造中国”战略内幕详录》，是军旅作家李伶思考了16年之久写出的力作。因为这部作著，详实准确地记录了关于“大西线调水工程”鲜为人知的内情，由王定烈老将军和韩守文局长题签，送给我阅存。书中有关于孙毅将军、赵子立将军和赵南起将军等“老革命”对“大西线调水”的热情，如今已经成为弥足珍贵的史料。今又重温。无限感慨。
《冲刺》系全国劳模、国家级爆破专家何广沂的报告文学集。其中第五章《中国缺水怎么解决》，系大西线“南水北调”实地考察纪实。是“大西线调水”的发起人郭开先生送给我看的资料。郭开一这位被誉为“民间水利专家”的奇人，2004年9月的一天，与夫人执手跑了十多里路，到《中关村》杂志的编辑部看我。送我这部《冲刺》和一纸国民党老将军写给政府领导人的“报告”。民间水利专家郭开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他对“大西线调水”的献策建言，像“卞和献璧”一样的悲壮。
“闲居非吾志，鞠躬为国忧”。王定烈老将军离休后，热情地参与了“大西线调水工程”的前期考察工作。1996年，王定烈被推举为“大西线调水”筹委会主任，上任之初，这位老将军说出的豪言壮语，响遏流云，至今撞击人们的心鼓——“大西线引水进京入津，繁荣大西北经济发展，解决北方水资源匮乏的关键问题。既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和老一代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的遗愿，也是健在的百余位老将军、数百位专家和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的梦想。我参与并期待着这项造福子孙后代的宏图伟业，惟一期望就是能在我有生之年实现!”老将军以诗言志——“黄河之水来自天，南涝北旱不计年。自然法则难以违，人类智慧可胜天。雄鹰尚且能降水，西水东调靠人贤。老鲧守拙专事堵，小禹疏导传万年。”一一这诗，已经成为立志实现“大西线调水的志士仁人的座右铭。
1998年4月1日，《人民日报内部参阅》第12期上，刊发了王定烈将军责成郭开同志撰写的文章——《关于大西线调水工程》。编者在按语中指出：“‘大西线’调水系指从西南高原引雅鲁藏布江等外流河水到西北、华北、东北、中原等干旱地区的引水构想。业内有关专家认为，它的实施，不仅能够消除我们北方水资源危机，而且有利于我国整个生态环境的改善，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内参”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王定烈老将军出示了两份文件给笔者看，让我极其振奋，过目难忘，至今保留着手抄稿。
一篇是周子健部长1998年4月17日致江泽民总书记的信，已成为弥足珍贵的史料，全文照录如下：
泽民同志：
向你反映水资源及其利用问题。
我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2亿多人口和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大国。矿产资源(煤除外)按人口平均也不算丰富，而水资源则更缺，在世界各国中排在100位以后；矿产资源如不够还可进口，而水资源则进不了口。
已有水源分布不均衡，南多北少。北方十几个省市(区)严重缺水，如沿黄河8省近多年来常遭受旱灾，而下游已有7年断流，问题异常严重。解放以来近50年北方地区水源问题，好像还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如再拖二、三十年才去解决，不仅农业受到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最近看到内部参考(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大西线调水工程”一文，所提方案值得考虑。可否与先前长江南水北调西线方案结合研究，提出可行方案，供中央决断。21世纪将要到来，能否在下个世纪初见诸行动(我当然看不到了)。
1998年5月24日，江泽民总书记读过周子健的来信后，作了重要批示，请国务院抓紧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国各级政府、直到人民团体。今天重温江泽民总书记的批语，更是感到重要，其批示精神仍然是我们国家“治理水资源”——开源与节流并重的指导方针。兹将江总书记的批文录于后，以便学习。期许“温故而知新”之效。
当今水资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我国的水资源大为短缺。我们过去的认识很不够，必须引起全党的十分重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认真做好水的资源开发与节约用水工作，二者不可偏废。解决北方缺水的问题，已有若干方案，现又接到子健同志来信并所附的人民日报内部参阅第12期(总第404期)上郭开写的“关于大西线调水工程”一文。南水北调的方案，乃国家百年大计，必须从长计议、全面考虑、科学选比、周密计划。在开源的同时要注重节流，认真做好工业、农业、日常生活的节水工作。以色列在沙漠地区采用滴灌技术，解决了农业与花卉的发展，可见事在人为。当然以色列又依靠了高新技术，我们要很好学习别人的长处和经验。用水量大的项目，要建在丰水地区，切不可先搞建设，然后临渴掘井。上述问题请国务院有关部门认真研究，组织落实。
王定烈老将军，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和经济建设实践中，是一位组织纪律性极强的老战士、老党员，对党中央的批示视如战斗命令，在他的脑海里惟有“服从”和“执行”，在他的行动中只能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去“落实”。殊不料，一盆冷水迎头泼来。2001年的2月末，我应邀参加了王定烈将军组织的一次“大西线调水”座谈会，水利部门的一位官员， 在散发的《南水北调西线调水工作综述》的资料中，直言道——“大西线调水”，“在技术上缺乏起码的常识，近期根本不存在现实性，还在国内招摇撞骗，非法成立民间组织，向国内外有关单位集资，混淆视听，在社会上和国际上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对“大西线调水”斥之为“所谓调水2006亿立方米，投资580亿元，工期5年建成，是毫无科学根据的臆想。该设想近期根本不存在现实性，在技术上缺乏起码的常识。”毋庸讳言，这是技术上的“权威打压”和政治上的“置于死地”。事实如何呢?王定烈老将军给了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王定烈老将军把尺许高的一厚摞资料摆在我面前，不仅有国内外传媒的报道，更多的是国内外知名人士的讲话、谈话的记录稿。我在采访笔记中有详实的记录：
——多年来，关心“大西线调水工程”的国内外著名人士约有千余人。诸如：全国人大代表韩怀智、云布龙、徐澄明等108人次呈交提案；全国政协委员赵子立、胥光义、高存信等208人次提交议案；省部级干部李修仁、张继农等200多人和老将军王定烈、刘少卿等109人参加“大西线调水工程论证考察活动；清华大学水力学教授黄万里、张超等把“大西线调水”方案写进教案中：还有国家领导人邹家华、王首道、李德生、叶飞、杨成武、程思远等人的批示或题词，均表示支持。
——王定烈老将军站在“大西线调水工程”的示意图前，就像当年指挥战斗一样，充满信心地对我讲述，“我们考察了雅鲁藏布江。江水滔滔，清波荡漾。专家们兴奋不已，情不自禁地用茶缸舀水。一饮而尽。动情地说，雅鲁藏布江是我国现在惟一的水量最丰富的清水河啊!”老将军胸有成竹、倒背如流地给我讲解，“朔玛滩引水口处高程3588米，阿坝贾曲入黄河口处高程是3366米，落差有222米。高水低流，势不可挡，自流引水，天助我也!这是炎黄子孙的福地。”
——王定烈老将军出世给我看的考察报告中，不乏中科院、国家计委、水利部、铁道部、国土资源部和工程兵等部门的著名专家。老将军高声读着他们的结论性意见：“水流特别丰富，年引水2000亿立方米有把握。全部自流，完全可行。施工条件好，地形、地质条件允许爆破开洞。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极其可观。”
后来。我在著名的爆破专家何广沂的著作《冲刺》中得到佐证。
——从1990年初到1999年的10年时间里，仅是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已先后有人大代表6次208人和政协委员10次118人提交了建议修建大西线南水北调方案的提案。1990年3月15日，全国政协常委孙越崎、赵子立、郭维城等56人首次联合提案：“修建大西线南水北调刻不容缓!”1991年3月，全国政协常委赵子立联合全国1089位老干部和老专家上书，“大西线南水北调早日上马”，引起广泛的重视。
——1992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在收到贾格林、韩守文等一批老干部关于修建大西线调水的建议后，认为颇有价值，当即明确批示一“列入‘八五’计划讨论，从长计议加以论证。”嗣后，又有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的建议和朱镕基总理的关心。最让人不能忘记的是，在邹家华的关心下，水利部专家蒋本兴多次在内部刊物上撰文，介绍从雅鲁藏布江引水入黄河的可能性。这些文字记载，都可视为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5月重要批示的背景材料和批示的根据。当1999年5月15日，“大西线调水”筹委会责成何广沂(开始是杨德明，后因身体因素改为何广沂)为考察队长再赴西藏雅鲁藏布江源头勘察时，老将军王定烈授旗，并传达了朱镕基总理的指示——“认真考察，注意安全，不要张扬。”
——历时36个日日夜夜，行程13600多公里，“大西线南水北调”实地考察终于画上了句号。考察队长何广沂认为，专家的考察结果为“郭开的构想”画上了两个“对勾”。“考察队对雅鲁藏布江的水量充足和在朔玛滩筑坝的看法相当一致”；“对郭开方案中的有关数字的可靠性、准确性，予以肯定”。爆破专家何广沂认为工程施工爆破不成问题；隧道专家肖平涛认为开隧道有把握；地质专家李云贵认为开隧道不会出现瓦斯和发生岩爆等现象。……总之，考察的结论是：水资源充足，调水路线畅通。工程巨大但可实现。于是，2000年10月7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启召集部分考察队员和有关单位领导，征求对“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的意见，酝酿给中央写报告，考察千里之外，运筹帷幄心中。这就是老将军们的胜算方法——结论产生与调查研究之后。
对“‘大西线调水工程’没有科学性”的论调，王定烈老将军拿出一张享有“水利泰斗”之称的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亲自手绘的“西水引入黄河路线草图”。黄万里教授对老军人韩守文局长说——“我的黄河泥沙理论，长江卵石理论。有人都不能接受，再来个雅鲁藏布江引水，更接受不了啦!科学上的事，过于超前了，往往被打成‘异端’学说。这不要紧，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这个‘雅黄’工程，迟早会实现，因为它符合科学。”在作家李伶的《西藏之水救中国——大西线“再造中国”战略内幕详录》书稿中，对“黄万里的‘西水引入黄河路线草图’与‘引雅’构想”有详实记述。在韩守文的荐举陪同下，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南启将军，于1999年1月4日，在清华园里拜访了是年米寿高龄的黄万里教授。老将军谦恭地聆听，详细地笔记……最重要的是老将军对“大西线调水”的理陆认识，有了水利专家的理论支撑。这也正是将军为什么会敢于“上书”国家最高端领导人关注“大西线调水”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南启将军在为《西藏之水救中国——大西线“再造中国”战略内幕详录》写的题为《提倡科学争论》的序言中指出：
“我觉得，对这样一个工程浩大的调水方案，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反对，是正常的，也是好事，但不能过早地否定或肯定。应该通过实地勘察，反复论证，选比择优。遗憾的是，有关部门没有经过对比论证，就轻易进行否定，这是不正常的。正因为如此，我和阴法唐同志在党的‘十六大’前夕联名向中央写报告，建议成立由多部门、多方面专家参加的班子，对‘大西线’进行实地考察，综合分析，全面论证，择优选取，供中央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郭开的治水方案诞生至今，虽然仍处于民间论证阶段，但却得到了许多热心者的支持。其中，包括一批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也有不少在西藏、四川、青海工作过的地方干部和军队领导。他们不仅关心支持‘大西线调水’，而且希望早日看到结果。还有不少像郭开这样热心的同志，他们没有任何报酬。没人为他们评功摆好，凭着一颗爱国之心，或东奔西走，呼唤社会；或实地考察，精心论证；或慷慨解囊，捐资尽力。吃辛吃苦还要吃气，这就是‘大西线’奠基者的可贵精神和高尚风格。我从内心里为他们而感动!”
血浓于水。王定烈老将军向我出示了一份国民党周济老将军1988年11月8日亲笔题签的“报告”。其间写道：
“我是周济，字崇舫，黄埔军校第七期、陆军大学十七期毕业生，曾任国民党第四兵团参谋长，今年七十七岁，久居法国巴黎。……多年来尽兴出力，诚心促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周济老将军满怀激情地提出海外了赤子筹资的愿望，他在写给国务院总理的报告中说，“我也请了国际专家研究咨询”，“论朔天运河经济效益，从长远看，大处着眼，造福子孙后代。而今科学发达，移山填海，朔天运河绝无难度”。“我年龄虽大，但身体健康，无一病痛。自信能结合台港同胞及爱国人士竭尽绵薄为祖国修建朔天运河、铁路、码头完成工程伟业，打开三通大门，促成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迫切陈词。敬乞政府赐予批准!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鉴于“大西线调水”建言遭遇到的令人费解、不正常的“衙门”现象，王定烈老将军义愤填膺又无奈地对笔者说，水利主管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态度专横，以权威自居，目中既无领导，更无群众，是典型的‘官僚衙门’作风。如此‘灯下黑’的官僚作风。有损于党和国家的威信。”至今，我也无法忘记老将军胸前佩戴的“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还有他送我的手书条幅，诗云——“目中无人，充耳不闻。不重科学，光凭感情。乱施权柄。良莠不分。争功诿过，妒贤嫉能。鼠眼寸光，手脑不勤。乌纱稳戴，好事难成。自觉良好，实患官病。出此官衙，国之不幸。”
将军治水情未了，西线调水靠人贤。我坚信，开国元勋、老将军们的“大西线引水梦”定然会有实现的一天，只是迟早的问题。
拜访原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老将军，缘于“大西线调水”的争论，是本世纪初的事。在王老那间简陋得和将军身份不相称的会客厅里，我们畅谈了3个小时，是年王定烈将军高寿86岁。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保持着军人的体态。讲到关键处，老将军总要拿出一摞摞的资料给我看；谈到动情时，经常站起来借助手势打动听者的心灵。这次拜访，让我对中国将军的理想和信念，忠诚和坦诚，刚烈和执著，大爱和大恨，有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沧海一粟》是王定烈老将军题签送给我的一部革命回忆录，“长征丰碑流千古，革命精神传万代”。1933年，将军的母亲把当时只有15岁的“川娃子”，毅然地托付给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位“川娃子”原名王大培，参加红军后，自己改名“定烈”——寓意为“坚定信念，轰轰烈烈闹革命”。从此，王定烈将军开始了“南征北战”的人生之旅。“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936年，只有18岁的王定烈。由共产主义共青团直接转入了中国共产党。转战巴蜀，血染祁连，英勇杀倭，挺进豫中，会师崦岈，突围中原，游击鄂西，涉猎江南，千里跃进，逐鹿江汉，剿匪潇湘，蓝天召唤……王定烈从战士历经连、营、团、旅、师长，做到空军副司令员。殊荣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体现着对党和人们的忠诚!
《西藏之水救中国——大西线“再造中国”战略内幕详录》，是军旅作家李伶思考了16年之久写出的力作。因为这部作著，详实准确地记录了关于“大西线调水工程”鲜为人知的内情，由王定烈老将军和韩守文局长题签，送给我阅存。书中有关于孙毅将军、赵子立将军和赵南起将军等“老革命”对“大西线调水”的热情，如今已经成为弥足珍贵的史料。今又重温。无限感慨。
《冲刺》系全国劳模、国家级爆破专家何广沂的报告文学集。其中第五章《中国缺水怎么解决》，系大西线“南水北调”实地考察纪实。是“大西线调水”的发起人郭开先生送给我看的资料。郭开一这位被誉为“民间水利专家”的奇人，2004年9月的一天，与夫人执手跑了十多里路，到《中关村》杂志的编辑部看我。送我这部《冲刺》和一纸国民党老将军写给政府领导人的“报告”。民间水利专家郭开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他对“大西线调水”的献策建言，像“卞和献璧”一样的悲壮。
“闲居非吾志，鞠躬为国忧”。王定烈老将军离休后，热情地参与了“大西线调水工程”的前期考察工作。1996年，王定烈被推举为“大西线调水”筹委会主任，上任之初，这位老将军说出的豪言壮语，响遏流云，至今撞击人们的心鼓——“大西线引水进京入津，繁荣大西北经济发展，解决北方水资源匮乏的关键问题。既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和老一代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的遗愿，也是健在的百余位老将军、数百位专家和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的梦想。我参与并期待着这项造福子孙后代的宏图伟业，惟一期望就是能在我有生之年实现!”老将军以诗言志——“黄河之水来自天，南涝北旱不计年。自然法则难以违，人类智慧可胜天。雄鹰尚且能降水，西水东调靠人贤。老鲧守拙专事堵，小禹疏导传万年。”一一这诗，已经成为立志实现“大西线调水的志士仁人的座右铭。
1998年4月1日，《人民日报内部参阅》第12期上，刊发了王定烈将军责成郭开同志撰写的文章——《关于大西线调水工程》。编者在按语中指出：“‘大西线’调水系指从西南高原引雅鲁藏布江等外流河水到西北、华北、东北、中原等干旱地区的引水构想。业内有关专家认为，它的实施，不仅能够消除我们北方水资源危机，而且有利于我国整个生态环境的改善，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内参”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王定烈老将军出示了两份文件给笔者看，让我极其振奋，过目难忘，至今保留着手抄稿。
一篇是周子健部长1998年4月17日致江泽民总书记的信，已成为弥足珍贵的史料，全文照录如下：
泽民同志：
向你反映水资源及其利用问题。
我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2亿多人口和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大国。矿产资源(煤除外)按人口平均也不算丰富，而水资源则更缺，在世界各国中排在100位以后；矿产资源如不够还可进口，而水资源则进不了口。
已有水源分布不均衡，南多北少。北方十几个省市(区)严重缺水，如沿黄河8省近多年来常遭受旱灾，而下游已有7年断流，问题异常严重。解放以来近50年北方地区水源问题，好像还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如再拖二、三十年才去解决，不仅农业受到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最近看到内部参考(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大西线调水工程”一文，所提方案值得考虑。可否与先前长江南水北调西线方案结合研究，提出可行方案，供中央决断。21世纪将要到来，能否在下个世纪初见诸行动(我当然看不到了)。
1998年5月24日，江泽民总书记读过周子健的来信后，作了重要批示，请国务院抓紧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国各级政府、直到人民团体。今天重温江泽民总书记的批语，更是感到重要，其批示精神仍然是我们国家“治理水资源”——开源与节流并重的指导方针。兹将江总书记的批文录于后，以便学习。期许“温故而知新”之效。
当今水资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我国的水资源大为短缺。我们过去的认识很不够，必须引起全党的十分重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认真做好水的资源开发与节约用水工作，二者不可偏废。解决北方缺水的问题，已有若干方案，现又接到子健同志来信并所附的人民日报内部参阅第12期(总第404期)上郭开写的“关于大西线调水工程”一文。南水北调的方案，乃国家百年大计，必须从长计议、全面考虑、科学选比、周密计划。在开源的同时要注重节流，认真做好工业、农业、日常生活的节水工作。以色列在沙漠地区采用滴灌技术，解决了农业与花卉的发展，可见事在人为。当然以色列又依靠了高新技术，我们要很好学习别人的长处和经验。用水量大的项目，要建在丰水地区，切不可先搞建设，然后临渴掘井。上述问题请国务院有关部门认真研究，组织落实。
王定烈老将军，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和经济建设实践中，是一位组织纪律性极强的老战士、老党员，对党中央的批示视如战斗命令，在他的脑海里惟有“服从”和“执行”，在他的行动中只能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去“落实”。殊不料，一盆冷水迎头泼来。2001年的2月末，我应邀参加了王定烈将军组织的一次“大西线调水”座谈会，水利部门的一位官员， 在散发的《南水北调西线调水工作综述》的资料中，直言道——“大西线调水”，“在技术上缺乏起码的常识，近期根本不存在现实性，还在国内招摇撞骗，非法成立民间组织，向国内外有关单位集资，混淆视听，在社会上和国际上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对“大西线调水”斥之为“所谓调水2006亿立方米，投资580亿元，工期5年建成，是毫无科学根据的臆想。该设想近期根本不存在现实性，在技术上缺乏起码的常识。”毋庸讳言，这是技术上的“权威打压”和政治上的“置于死地”。事实如何呢?王定烈老将军给了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王定烈老将军把尺许高的一厚摞资料摆在我面前，不仅有国内外传媒的报道，更多的是国内外知名人士的讲话、谈话的记录稿。我在采访笔记中有详实的记录：
——多年来，关心“大西线调水工程”的国内外著名人士约有千余人。诸如：全国人大代表韩怀智、云布龙、徐澄明等108人次呈交提案；全国政协委员赵子立、胥光义、高存信等208人次提交议案；省部级干部李修仁、张继农等200多人和老将军王定烈、刘少卿等109人参加“大西线调水工程论证考察活动；清华大学水力学教授黄万里、张超等把“大西线调水”方案写进教案中：还有国家领导人邹家华、王首道、李德生、叶飞、杨成武、程思远等人的批示或题词，均表示支持。
——王定烈老将军站在“大西线调水工程”的示意图前，就像当年指挥战斗一样，充满信心地对我讲述，“我们考察了雅鲁藏布江。江水滔滔，清波荡漾。专家们兴奋不已，情不自禁地用茶缸舀水。一饮而尽。动情地说，雅鲁藏布江是我国现在惟一的水量最丰富的清水河啊!”老将军胸有成竹、倒背如流地给我讲解，“朔玛滩引水口处高程3588米，阿坝贾曲入黄河口处高程是3366米，落差有222米。高水低流，势不可挡，自流引水，天助我也!这是炎黄子孙的福地。”
——王定烈老将军出世给我看的考察报告中，不乏中科院、国家计委、水利部、铁道部、国土资源部和工程兵等部门的著名专家。老将军高声读着他们的结论性意见：“水流特别丰富，年引水2000亿立方米有把握。全部自流，完全可行。施工条件好，地形、地质条件允许爆破开洞。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极其可观。”
后来。我在著名的爆破专家何广沂的著作《冲刺》中得到佐证。
——从1990年初到1999年的10年时间里，仅是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已先后有人大代表6次208人和政协委员10次118人提交了建议修建大西线南水北调方案的提案。1990年3月15日，全国政协常委孙越崎、赵子立、郭维城等56人首次联合提案：“修建大西线南水北调刻不容缓!”1991年3月，全国政协常委赵子立联合全国1089位老干部和老专家上书，“大西线南水北调早日上马”，引起广泛的重视。
——1992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在收到贾格林、韩守文等一批老干部关于修建大西线调水的建议后，认为颇有价值，当即明确批示一“列入‘八五’计划讨论，从长计议加以论证。”嗣后，又有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的建议和朱镕基总理的关心。最让人不能忘记的是，在邹家华的关心下，水利部专家蒋本兴多次在内部刊物上撰文，介绍从雅鲁藏布江引水入黄河的可能性。这些文字记载，都可视为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5月重要批示的背景材料和批示的根据。当1999年5月15日，“大西线调水”筹委会责成何广沂(开始是杨德明，后因身体因素改为何广沂)为考察队长再赴西藏雅鲁藏布江源头勘察时，老将军王定烈授旗，并传达了朱镕基总理的指示——“认真考察，注意安全，不要张扬。”
——历时36个日日夜夜，行程13600多公里，“大西线南水北调”实地考察终于画上了句号。考察队长何广沂认为，专家的考察结果为“郭开的构想”画上了两个“对勾”。“考察队对雅鲁藏布江的水量充足和在朔玛滩筑坝的看法相当一致”；“对郭开方案中的有关数字的可靠性、准确性，予以肯定”。爆破专家何广沂认为工程施工爆破不成问题；隧道专家肖平涛认为开隧道有把握；地质专家李云贵认为开隧道不会出现瓦斯和发生岩爆等现象。……总之，考察的结论是：水资源充足，调水路线畅通。工程巨大但可实现。于是，2000年10月7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启召集部分考察队员和有关单位领导，征求对“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的意见，酝酿给中央写报告，考察千里之外，运筹帷幄心中。这就是老将军们的胜算方法——结论产生与调查研究之后。
对“‘大西线调水工程’没有科学性”的论调，王定烈老将军拿出一张享有“水利泰斗”之称的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亲自手绘的“西水引入黄河路线草图”。黄万里教授对老军人韩守文局长说——“我的黄河泥沙理论，长江卵石理论。有人都不能接受，再来个雅鲁藏布江引水，更接受不了啦!科学上的事，过于超前了，往往被打成‘异端’学说。这不要紧，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这个‘雅黄’工程，迟早会实现，因为它符合科学。”在作家李伶的《西藏之水救中国——大西线“再造中国”战略内幕详录》书稿中，对“黄万里的‘西水引入黄河路线草图’与‘引雅’构想”有详实记述。在韩守文的荐举陪同下，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南启将军，于1999年1月4日，在清华园里拜访了是年米寿高龄的黄万里教授。老将军谦恭地聆听，详细地笔记……最重要的是老将军对“大西线调水”的理陆认识，有了水利专家的理论支撑。这也正是将军为什么会敢于“上书”国家最高端领导人关注“大西线调水”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南启将军在为《西藏之水救中国——大西线“再造中国”战略内幕详录》写的题为《提倡科学争论》的序言中指出：
“我觉得，对这样一个工程浩大的调水方案，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反对，是正常的，也是好事，但不能过早地否定或肯定。应该通过实地勘察，反复论证，选比择优。遗憾的是，有关部门没有经过对比论证，就轻易进行否定，这是不正常的。正因为如此，我和阴法唐同志在党的‘十六大’前夕联名向中央写报告，建议成立由多部门、多方面专家参加的班子，对‘大西线’进行实地考察，综合分析，全面论证，择优选取，供中央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郭开的治水方案诞生至今，虽然仍处于民间论证阶段，但却得到了许多热心者的支持。其中，包括一批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也有不少在西藏、四川、青海工作过的地方干部和军队领导。他们不仅关心支持‘大西线调水’，而且希望早日看到结果。还有不少像郭开这样热心的同志，他们没有任何报酬。没人为他们评功摆好，凭着一颗爱国之心，或东奔西走，呼唤社会；或实地考察，精心论证；或慷慨解囊，捐资尽力。吃辛吃苦还要吃气，这就是‘大西线’奠基者的可贵精神和高尚风格。我从内心里为他们而感动!”
血浓于水。王定烈老将军向我出示了一份国民党周济老将军1988年11月8日亲笔题签的“报告”。其间写道：
“我是周济，字崇舫，黄埔军校第七期、陆军大学十七期毕业生，曾任国民党第四兵团参谋长，今年七十七岁，久居法国巴黎。……多年来尽兴出力，诚心促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周济老将军满怀激情地提出海外了赤子筹资的愿望，他在写给国务院总理的报告中说，“我也请了国际专家研究咨询”，“论朔天运河经济效益，从长远看，大处着眼，造福子孙后代。而今科学发达，移山填海，朔天运河绝无难度”。“我年龄虽大，但身体健康，无一病痛。自信能结合台港同胞及爱国人士竭尽绵薄为祖国修建朔天运河、铁路、码头完成工程伟业，打开三通大门，促成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迫切陈词。敬乞政府赐予批准!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鉴于“大西线调水”建言遭遇到的令人费解、不正常的“衙门”现象，王定烈老将军义愤填膺又无奈地对笔者说，水利主管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态度专横，以权威自居，目中既无领导，更无群众，是典型的‘官僚衙门’作风。如此‘灯下黑’的官僚作风。有损于党和国家的威信。”至今，我也无法忘记老将军胸前佩戴的“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还有他送我的手书条幅，诗云——“目中无人，充耳不闻。不重科学，光凭感情。乱施权柄。良莠不分。争功诿过，妒贤嫉能。鼠眼寸光，手脑不勤。乌纱稳戴，好事难成。自觉良好，实患官病。出此官衙，国之不幸。”
将军治水情未了，西线调水靠人贤。我坚信，开国元勋、老将军们的“大西线引水梦”定然会有实现的一天，只是迟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