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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摘要：1950年代国内就现实主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文艺报》积极介入论争，以其绝对的权威性通过译介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引导50年代国内文艺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我国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 1950年代《文艺报》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现实主义论争产生重要影响，探讨《文艺报》在传播苏俄文学文论从而影响国内现实主义论争进程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及其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重视期刊传播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艺报》；论争；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2-0122-05
俄苏文学和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引导和规范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950年代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与俄苏文学文论的传播更是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本文以1950年代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为切入点，探讨《文艺报》在传播苏俄文学文论从而影响国内现实主义论争进程方面所起到的影响和扮演的角色，研究苏联文艺思想在当时两国全面结盟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文艺报》的特定运作影响了中国文艺的发展，从而来反思这种影响的得失，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参照。
一、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
现实主义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1950年代文学论争中最为集中、最为激烈、最为复杂的文学理论问题。五十年代现实主义问题论争主要是在理论上辨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定义的不合理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造成的混乱的理解，以质疑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企图改变业已确立的文学规范。1953年，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我国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至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日益成为一个与政治方向、文艺路线密切相关的不容置疑的政治性问题。五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主要是由两次企图挑战这一权威概念而引起的。第一次挑战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是胡风。与一般论者不同，胡风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决定作用。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挑战，引起了激烈的论争。《文艺报》作为党的文艺喉舌责无旁贷的发起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诛伐。《文艺报》1953年第2期、第3期分别发表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代表当时文学思想权威对胡风的文学异端思想进行全面清算。胡风写了近三十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反驳了默涵与何其芳的文章，仍然坚持自己的重要文艺观点。至此，1955年第3期起，连续四期的《文艺报》发表大量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苏联文艺界也密切关注这场论争，《真理报》及时报导了胡风事件。《文艺报》很快就转发了《真理报》的报导，1955年第13期发表了消息《苏联<真理报>报导我国人民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它站在五十年代文艺规范的立场上，报导了《真理报》赞扬我国人民反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文艺报》刊发苏联文讯从正面引导国内人民认识反胡风文艺思想斗争的正确性，直接影响了论争的立场方向。可以看出，《文艺报》刊发苏联文讯是想借重当时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性从正面引导国内民众，以影响论争的方向。
第二次试图挑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努力发生在1956年前后。随着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苏联文艺界提出了“干预生活”的口号。“干预生活”的口号和解冻文学的一些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促进了中国文艺界宽松活跃氛围的形成。《文艺报》在传播苏联“干预生活”的口号和解冻文学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1956年前后，《文艺报》译介了《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部分的摘录》、《西蒙诺夫论苏联文学中的几个问题》、《真理报》专论《把思想水平和艺术技巧提得更高一些》、法捷耶夫的《谈文学》、瓦·奥维奇金的《谈特写》、《苏联文学界最近的一个论争》等文章，这些文章都强调写真实反映生活的矛盾，这给中国1956年前后的文学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文艺报》刊载这些倡导干预生活的文章，实际上在表明中国文学的新动向，较好的引导1956年前后文学发展潮流。在这种宽松的文学背景下，1956年，秦兆阳发表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引起很大的论争。秦兆阳的文章主要是辨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命题的缺陷和理解上的混乱。秦兆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批评引起了文艺界广泛的论争。1956年，《文艺报》发表张光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对秦兆阳的文章提出质疑。在这次论争中，《文艺报》成了论争的主要阵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始终旗帜鲜明地维护着建国以来业已确立的文学规范。《文艺报》1958年1、2、8、9、10期连续发表茅盾的文章《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在这篇总结性的文章里，茅盾对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轨迹作了透辟的阐释，他的目的是维护现实主义的正统性，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合理性。在这次论争中，《文艺报》译介苏联理论文章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规范统一的创作方法，把人们的观念引导到主流意识的立场观点上来。1955年第一期的《文艺报》转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务主要是激发革命的世界观》，文章论及了社会主义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运用奠定了基础。1955年第1、2期《文艺报》发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人类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1956年第十四期发表《苏联文化界将广泛讨论现实主义的问题》的消息。可以看出，《文艺报》推动了文艺论争，又试图通过译介苏联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引导国内文艺界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向前进。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还涉及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问题，《文艺报》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从苏联文艺思想中寻找“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理论根据，甚至有些牵强附会地为两结合方法寻找科学的根据和历史思想根源。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文艺界引起论争。在苏联，早就提出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日丹诺夫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指出：“革命的浪漫主义应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列入文学的创造里去。”他主张“把最严肃的、最冷静的实际工作跟最伟大的英雄气概和雄伟的远景结合起来”〔1〕(P273)。高尔基是最早探讨两结合问题的理论家，他提出：“是否应该寻找一种可能性，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成第三种东西，即能够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绘英雄的时代生活，并用更崇高更适当的语调来论它的第三种东西。”〔2〕(P113)1959年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苏联文化部部长米哈洛夫也认为浪漫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矛盾，没有伟大的幻想和高尚的理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会显得贫乏〔1〕(P276)。
《文艺报》1958年第9期开辟专栏《诗人们笔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向毛主席的诗词学习，向大跃进的歌谣学习》，第21期发表了《各报刊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问题的讨论》。为了把讨论推向深入，《文艺报》编委会从1958年10月到12月举行七次座谈会讨论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文艺报》又于1959年第1期发表《本刊举行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座谈会讨论要点的报告》对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文艺报》组织的讨论都是在肯定的意义上阐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于是两结合便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成为五十年代以后指导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文艺报》不仅又一次成为论争的主要阵地，而且为了引导论争，使人们认识到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科学性，《文艺报》对苏联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问题的讨论作出迅速反映，刊载苏联关于两结合的权威性论文，来证明国内两结合方法的无可辩驳的科学性，引导国内的论争动向。1959年《文艺报》第11、12期分别刊发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四篇重要文章：诺维钦科的《关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特瓦尔朵夫斯基的《关键的问题——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冈察尔的《我们时代的浪漫精神——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波列伏依的《最高的创作自由——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这四篇文章都强调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科学性，从而加强了国内文艺界对“两结合”方法的认同，使“两结合”创作方法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成为1950年代末以后指导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
二、《文艺报》译介俄苏文学与文论对论争的影响
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是在《文艺报》译介传播苏联文学文论的背景下发生的，离不开苏联文学这个大的背景，而《文艺报》通过传播苏联文学文论对国内的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充当了文艺导向的作用。《文艺报》在建国后是中国作协的机关报，它代表的是作协甚至是党的声音，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苏联文艺思想大多是通过这个当时权威合法的渠道传播到国内来的，《文艺报》通过有选择的译介苏联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各个时期的文艺思想来引导国内文艺的发展。1950年代现实主义论争的展开是通过《文艺报》的导向作用从苏联文学中寻找合法性的理论资源，《文艺报》在传播苏联文艺思想过程中起着喉舌、文艺导向的作用。195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中，《文艺报》都是对其它的声音采取压抑批判的态度，来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权威性，甚至把它提升到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性高度。为了发挥文艺导向作用，《文艺报》可以通过作协来行使行政的权力，组织文学家、批评家对异己的文学思想进行批判，背后体现了政治权力的意志。《文艺报》后来组织开展的关于两结合问题的讨论能够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在两结合问题的讨论中，《文艺报》虽然发表了一些有不同观点的文章，但这些讨论都是在肯定的意义上阐释毛泽东提出的两结合创作方法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和它的科学性，目的是促成两结合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十分关注文坛动态和《文艺报》的思想动向，甚至以行政的力量来干涉《文艺报》的主导思想。如果《文艺报》在论争中有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这将会导致动用行政的力量批判撤换负责人来纠正这种偏向，从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这些《文艺报》的主编一个个被批判被调离更加可以很好地看出当时的政治力量会千方百计维护《文艺报》的权威性。《文艺报》的作用是左联时期期刊所不能替代的。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不同，左联时期期刊都具有平等的地位，不存在谁是权威谁是从属的等级之分，因此，左联时期期刊都能不受政治的干扰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发表自己的观点，构成了众声喧哗的论争局面。而《文艺报》具有的绝对权威性导致在五十年代没有其它刊物与其论争，它甚至可以动用行政组织话语权以先入为主的观点来确定对所要讨论的某个问题的基本立场，以此来维护主流文艺观点，鞭挞讨伐异己的声音。如两结合问题的讨论，为了把讨论推向深入，《文艺报》编委会邀请许多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和高校师生等多次讨论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这样动用行政的权力来组织讨论这个问题无非是为了证明两结合方法的科学性，迎合主流权力话语。此外，不可能发出别的声音。刊载文章引导国内文艺的发展方向，用行政力量干涉《文艺报》的主导思想，利用话语权来按照既定的方向组织讨论，这些都反复证明了1950年代《文艺报》在传播苏联文艺思想中发挥的文艺导向的作用。
其次，建构了论争的知识背景。1950年代现实主义问题论争的展开，是因为《文艺报》认为国内需要澄清这样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故而通过译介一些相关的苏俄文学论争作为背景，来诱发国内的论争。因此，在论争展开之前，《文艺报》大量译介苏联政治、经济、文化、文艺理论相关文章以及领导人的文艺思想来为论争构建相关的知识背景。《文艺报》译介这些相关的苏俄文论供人们参考借鉴，对国内的论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文艺论争中，国内的论争者也更喜欢从苏联文学、苏联文艺理论家的理论中去寻找证据支撑自己观点。在论争一开始，《文艺报》先声夺人，先后刊发了了大量的苏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态度鲜明地要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建构了论争的知识背景。在两结合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先快刀直下，直接从为维护两结合创作方法正确性的立场出发，为两结合创作方法寻找科学性的依据。所以，在国内两结合的问题一提出，《文艺报》便作出迅速反映，连续两期刊载了苏联的四篇强调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重要文章，致使关于两结合问题的论争在一开始便规定在为其辩护的方面，没有人去质疑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可行性与科学性，以此建构论争的知识背景，首先在方向上来迷误国内的论争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文艺报》构建的论争背景对论争产生重大的影响。1950年代国内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与这个在当时有着绝对权威性、起着文艺导向作用的《文艺报》的积极译介和大力倡导有着直接的联系，《文艺报》在现实主义论争、传播苏俄文学文论过程中建构了论争的知识背景。
第三、推动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与深化。《文艺报》探讨的现实主义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对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确立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个理论问题从二三十年代提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深入探讨下去，《文艺报》为这些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了现实主义问题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众多讨论者的参与，《文艺报》开辟专栏来探讨这个问题。作为中国文艺的喉舌，《文艺报》不可能对激烈的文学论争而不闻不问，它总是积极主动地介入到论争当中，译介苏联重要文学理论为论争寻找根源和科学的根据，刊载国内重要论文表明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这些多样的方法促进了问题探讨的深化。《文艺报》论争探讨的现实主义问题，不仅仅是维护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更是对这个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地反思，促进了现实主义的深化。论争也触及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论争探讨不仅仅对这一定义合理性的一面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而且对于这一定义的缺陷以及带来的思想混乱有了深入的认识。像秦兆阳这样从理论上辨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缺陷以及由此所造成的阐释理解的混乱，要远远超过三十年代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文艺报》对于现实主义问题的探讨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在此之前是比较少见的，超出了二三十年代互相叫骂式的简单盲目的论争倾向，这些都为新时期更加深入探讨这个理论问题提供了较高的理论平台，所以，这一时期现实主义问题的探讨是我国文学理论的重要收获。虽然由于文学环境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对问题的看法还存在偏狭片面的一面，但根本上是对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判断，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深化。
第四、助长了向苏联一边倒的盲从倾向。中国1950年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策略，文学当然也盲目地倒入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阵营。1950年代文学向苏联一边倒是由多种多样的因素造成的，如领导人的有意识提倡，社会主义阵营的召唤以及苏联辉煌灿烂的文学本身的魅力等。除了这些因素之外，1950年代《文艺报》对苏联文艺的译介和传播也是导致中国文学向苏联一边倒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文学在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上非常特别，它除了对苏联文学敞开大门之外，把欧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辉煌文学成就基本拒之门外，把他们斥之为反动没落的文学。这使得《文艺报》在译介外国文学时，把苏联文学的译介放在重要的位置，不仅大量译介苏联重要文艺政策、重要理论家的理论，并且还及时刊发苏联的文坛消息，介绍重要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后来还开辟新书刊专栏及时介绍苏联的文学作品。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爱伦堡、别林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依、果戈理、普多夫金、萧洛霍夫、苏尔科夫等在苏联文坛上举足轻重的文艺理论家和文学家都得到专门的介绍，《文艺报》从1953年第1期起，开辟新书刊专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茹尔宾一家》、《青年近卫军》、《沼地上的火焰》、《光明普照大地》等苏联重要的文学作品或者新近出版的文学作品接二连三的得到专门介绍。除此之外，还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苏联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的文学思想以及重要论著也经常刊载。《文艺报》同时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译介较少，对欧美文学译介更少，或者干脆只字不提。《文艺报》对苏联文学的译介占据了整个外国文学译介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重，这些都表现出《文艺报》在传播外国文学向苏联一边倒的倾向。
但是，这种一边倒又导致了1950年代传播接受苏联文学简单盲从的倾向。1950年代中国文坛对苏联的文艺采取了简单肯定、接受跟从的态度，对苏联的文学理论没有作太多的辨析研究就全盘接受，这些理论中有的是精华，但也有一些机械偏狭的文艺思想。而我们常常不加辨别地把这些文论直接移植过来，将其置于绝对权威的高度全盘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周扬从苏联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的，一直作为指导我们文学创作的权威方法，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具有的教条主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却没有过多的辨析，当时甚至还动用行政的力量来干预企图辨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现象，盲目跟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不去反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本身的成败。1950年代文学造成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多与这种简单盲从倾向有直接的关系。针对当时文艺界简单盲从的倾向，秦兆阳、巴人等首先表示出强烈不满。秦兆阳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里不满于文坛盲从于苏联文学而造成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而指出：“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任何人所定的法律，它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它以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为自己的任务。”“必须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作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学这一武器的作用。”由于当时的文学环境的限制，《文艺报》不可能引导文坛对苏联文艺进行辨析批判，更多的是对苏联文艺的合法性进行阐释，迫使论争者对苏联文学被动的盲目追随，导致缺乏自己独立的辨析判断。少有的几个有自己独立判断的人，被《文艺报》批判封杀，更加助长了这种简单盲从的倾向。
1950年代现实主义论争自有其成败得失。总观其成败，苏联文艺的大环境以及国内文学环境对其都有影响。撇开这些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结论外，如果从期刊影响的角度来观察问题，我们会发现《文艺报》译介传播苏俄文艺理论不仅从深度广度上影响了论争，而且无形地规定限制了论争的内容和方向，其影响程度不亚于国内外文学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研究1950年代苏俄文学文论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的时候需要重新审视这一时期《文艺报》传播苏俄文论对现实主义论争的影响和作用，以此来提醒当下文艺研究不要忽视了期刊对于1950年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崔志远.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高尔基选集·文学论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Debate on Realism and The Bulletin of Literature and Art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in 1950s
ZHU Xue-ji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1950s, hot debate was launched in China on realism and The Bulletin of Literature and Arts took an active part. Translations of the Soviet theoretical articles on socialist realism were published abundantly on the Bulletin, an absolutely authority then, so that the socialist realism was hailed as the ultimate principle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criticism in the circle of literature and arts in China in 1950s.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such a phenomenon reveal that enough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e influences of periodical dissemin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realism; The Bulletin of Literature and Arts; debate; dissemination; influence
〔责任编辑： 燕 妮〕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艺报》；论争；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2-0122-05
俄苏文学和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引导和规范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950年代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与俄苏文学文论的传播更是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本文以1950年代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为切入点，探讨《文艺报》在传播苏俄文学文论从而影响国内现实主义论争进程方面所起到的影响和扮演的角色，研究苏联文艺思想在当时两国全面结盟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文艺报》的特定运作影响了中国文艺的发展，从而来反思这种影响的得失，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参照。
一、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
现实主义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1950年代文学论争中最为集中、最为激烈、最为复杂的文学理论问题。五十年代现实主义问题论争主要是在理论上辨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定义的不合理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造成的混乱的理解，以质疑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企图改变业已确立的文学规范。1953年，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我国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至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日益成为一个与政治方向、文艺路线密切相关的不容置疑的政治性问题。五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主要是由两次企图挑战这一权威概念而引起的。第一次挑战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是胡风。与一般论者不同，胡风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决定作用。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挑战，引起了激烈的论争。《文艺报》作为党的文艺喉舌责无旁贷的发起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诛伐。《文艺报》1953年第2期、第3期分别发表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代表当时文学思想权威对胡风的文学异端思想进行全面清算。胡风写了近三十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反驳了默涵与何其芳的文章，仍然坚持自己的重要文艺观点。至此，1955年第3期起，连续四期的《文艺报》发表大量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苏联文艺界也密切关注这场论争，《真理报》及时报导了胡风事件。《文艺报》很快就转发了《真理报》的报导，1955年第13期发表了消息《苏联<真理报>报导我国人民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它站在五十年代文艺规范的立场上，报导了《真理报》赞扬我国人民反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文艺报》刊发苏联文讯从正面引导国内人民认识反胡风文艺思想斗争的正确性，直接影响了论争的立场方向。可以看出，《文艺报》刊发苏联文讯是想借重当时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性从正面引导国内民众，以影响论争的方向。
第二次试图挑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努力发生在1956年前后。随着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苏联文艺界提出了“干预生活”的口号。“干预生活”的口号和解冻文学的一些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促进了中国文艺界宽松活跃氛围的形成。《文艺报》在传播苏联“干预生活”的口号和解冻文学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1956年前后，《文艺报》译介了《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部分的摘录》、《西蒙诺夫论苏联文学中的几个问题》、《真理报》专论《把思想水平和艺术技巧提得更高一些》、法捷耶夫的《谈文学》、瓦·奥维奇金的《谈特写》、《苏联文学界最近的一个论争》等文章，这些文章都强调写真实反映生活的矛盾，这给中国1956年前后的文学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文艺报》刊载这些倡导干预生活的文章，实际上在表明中国文学的新动向，较好的引导1956年前后文学发展潮流。在这种宽松的文学背景下，1956年，秦兆阳发表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引起很大的论争。秦兆阳的文章主要是辨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命题的缺陷和理解上的混乱。秦兆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批评引起了文艺界广泛的论争。1956年，《文艺报》发表张光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对秦兆阳的文章提出质疑。在这次论争中，《文艺报》成了论争的主要阵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始终旗帜鲜明地维护着建国以来业已确立的文学规范。《文艺报》1958年1、2、8、9、10期连续发表茅盾的文章《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在这篇总结性的文章里，茅盾对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轨迹作了透辟的阐释，他的目的是维护现实主义的正统性，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合理性。在这次论争中，《文艺报》译介苏联理论文章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规范统一的创作方法，把人们的观念引导到主流意识的立场观点上来。1955年第一期的《文艺报》转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务主要是激发革命的世界观》，文章论及了社会主义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运用奠定了基础。1955年第1、2期《文艺报》发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人类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1956年第十四期发表《苏联文化界将广泛讨论现实主义的问题》的消息。可以看出，《文艺报》推动了文艺论争，又试图通过译介苏联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引导国内文艺界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向前进。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还涉及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问题，《文艺报》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从苏联文艺思想中寻找“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理论根据，甚至有些牵强附会地为两结合方法寻找科学的根据和历史思想根源。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文艺界引起论争。在苏联，早就提出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日丹诺夫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指出：“革命的浪漫主义应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列入文学的创造里去。”他主张“把最严肃的、最冷静的实际工作跟最伟大的英雄气概和雄伟的远景结合起来”〔1〕(P273)。高尔基是最早探讨两结合问题的理论家，他提出：“是否应该寻找一种可能性，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成第三种东西，即能够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绘英雄的时代生活，并用更崇高更适当的语调来论它的第三种东西。”〔2〕(P113)1959年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苏联文化部部长米哈洛夫也认为浪漫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矛盾，没有伟大的幻想和高尚的理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会显得贫乏〔1〕(P276)。
《文艺报》1958年第9期开辟专栏《诗人们笔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向毛主席的诗词学习，向大跃进的歌谣学习》，第21期发表了《各报刊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问题的讨论》。为了把讨论推向深入，《文艺报》编委会从1958年10月到12月举行七次座谈会讨论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文艺报》又于1959年第1期发表《本刊举行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座谈会讨论要点的报告》对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文艺报》组织的讨论都是在肯定的意义上阐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于是两结合便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成为五十年代以后指导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文艺报》不仅又一次成为论争的主要阵地，而且为了引导论争，使人们认识到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科学性，《文艺报》对苏联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问题的讨论作出迅速反映，刊载苏联关于两结合的权威性论文，来证明国内两结合方法的无可辩驳的科学性，引导国内的论争动向。1959年《文艺报》第11、12期分别刊发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四篇重要文章：诺维钦科的《关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特瓦尔朵夫斯基的《关键的问题——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冈察尔的《我们时代的浪漫精神——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波列伏依的《最高的创作自由——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这四篇文章都强调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科学性，从而加强了国内文艺界对“两结合”方法的认同，使“两结合”创作方法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成为1950年代末以后指导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
二、《文艺报》译介俄苏文学与文论对论争的影响
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是在《文艺报》译介传播苏联文学文论的背景下发生的，离不开苏联文学这个大的背景，而《文艺报》通过传播苏联文学文论对国内的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充当了文艺导向的作用。《文艺报》在建国后是中国作协的机关报，它代表的是作协甚至是党的声音，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苏联文艺思想大多是通过这个当时权威合法的渠道传播到国内来的，《文艺报》通过有选择的译介苏联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各个时期的文艺思想来引导国内文艺的发展。1950年代现实主义论争的展开是通过《文艺报》的导向作用从苏联文学中寻找合法性的理论资源，《文艺报》在传播苏联文艺思想过程中起着喉舌、文艺导向的作用。195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中，《文艺报》都是对其它的声音采取压抑批判的态度，来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权威性，甚至把它提升到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性高度。为了发挥文艺导向作用，《文艺报》可以通过作协来行使行政的权力，组织文学家、批评家对异己的文学思想进行批判，背后体现了政治权力的意志。《文艺报》后来组织开展的关于两结合问题的讨论能够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在两结合问题的讨论中，《文艺报》虽然发表了一些有不同观点的文章，但这些讨论都是在肯定的意义上阐释毛泽东提出的两结合创作方法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和它的科学性，目的是促成两结合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十分关注文坛动态和《文艺报》的思想动向，甚至以行政的力量来干涉《文艺报》的主导思想。如果《文艺报》在论争中有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这将会导致动用行政的力量批判撤换负责人来纠正这种偏向，从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这些《文艺报》的主编一个个被批判被调离更加可以很好地看出当时的政治力量会千方百计维护《文艺报》的权威性。《文艺报》的作用是左联时期期刊所不能替代的。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不同，左联时期期刊都具有平等的地位，不存在谁是权威谁是从属的等级之分，因此，左联时期期刊都能不受政治的干扰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发表自己的观点，构成了众声喧哗的论争局面。而《文艺报》具有的绝对权威性导致在五十年代没有其它刊物与其论争，它甚至可以动用行政组织话语权以先入为主的观点来确定对所要讨论的某个问题的基本立场，以此来维护主流文艺观点，鞭挞讨伐异己的声音。如两结合问题的讨论，为了把讨论推向深入，《文艺报》编委会邀请许多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和高校师生等多次讨论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这样动用行政的权力来组织讨论这个问题无非是为了证明两结合方法的科学性，迎合主流权力话语。此外，不可能发出别的声音。刊载文章引导国内文艺的发展方向，用行政力量干涉《文艺报》的主导思想，利用话语权来按照既定的方向组织讨论，这些都反复证明了1950年代《文艺报》在传播苏联文艺思想中发挥的文艺导向的作用。
其次，建构了论争的知识背景。1950年代现实主义问题论争的展开，是因为《文艺报》认为国内需要澄清这样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故而通过译介一些相关的苏俄文学论争作为背景，来诱发国内的论争。因此，在论争展开之前，《文艺报》大量译介苏联政治、经济、文化、文艺理论相关文章以及领导人的文艺思想来为论争构建相关的知识背景。《文艺报》译介这些相关的苏俄文论供人们参考借鉴，对国内的论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文艺论争中，国内的论争者也更喜欢从苏联文学、苏联文艺理论家的理论中去寻找证据支撑自己观点。在论争一开始，《文艺报》先声夺人，先后刊发了了大量的苏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态度鲜明地要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建构了论争的知识背景。在两结合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先快刀直下，直接从为维护两结合创作方法正确性的立场出发，为两结合创作方法寻找科学性的依据。所以，在国内两结合的问题一提出，《文艺报》便作出迅速反映，连续两期刊载了苏联的四篇强调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重要文章，致使关于两结合问题的论争在一开始便规定在为其辩护的方面，没有人去质疑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可行性与科学性，以此建构论争的知识背景，首先在方向上来迷误国内的论争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文艺报》构建的论争背景对论争产生重大的影响。1950年代国内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与这个在当时有着绝对权威性、起着文艺导向作用的《文艺报》的积极译介和大力倡导有着直接的联系，《文艺报》在现实主义论争、传播苏俄文学文论过程中建构了论争的知识背景。
第三、推动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与深化。《文艺报》探讨的现实主义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对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确立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个理论问题从二三十年代提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深入探讨下去，《文艺报》为这些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了现实主义问题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众多讨论者的参与，《文艺报》开辟专栏来探讨这个问题。作为中国文艺的喉舌，《文艺报》不可能对激烈的文学论争而不闻不问，它总是积极主动地介入到论争当中，译介苏联重要文学理论为论争寻找根源和科学的根据，刊载国内重要论文表明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这些多样的方法促进了问题探讨的深化。《文艺报》论争探讨的现实主义问题，不仅仅是维护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更是对这个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地反思，促进了现实主义的深化。论争也触及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论争探讨不仅仅对这一定义合理性的一面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而且对于这一定义的缺陷以及带来的思想混乱有了深入的认识。像秦兆阳这样从理论上辨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缺陷以及由此所造成的阐释理解的混乱，要远远超过三十年代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文艺报》对于现实主义问题的探讨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在此之前是比较少见的，超出了二三十年代互相叫骂式的简单盲目的论争倾向，这些都为新时期更加深入探讨这个理论问题提供了较高的理论平台，所以，这一时期现实主义问题的探讨是我国文学理论的重要收获。虽然由于文学环境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对问题的看法还存在偏狭片面的一面，但根本上是对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判断，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深化。
第四、助长了向苏联一边倒的盲从倾向。中国1950年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策略，文学当然也盲目地倒入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阵营。1950年代文学向苏联一边倒是由多种多样的因素造成的，如领导人的有意识提倡，社会主义阵营的召唤以及苏联辉煌灿烂的文学本身的魅力等。除了这些因素之外，1950年代《文艺报》对苏联文艺的译介和传播也是导致中国文学向苏联一边倒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文学在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上非常特别，它除了对苏联文学敞开大门之外，把欧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辉煌文学成就基本拒之门外，把他们斥之为反动没落的文学。这使得《文艺报》在译介外国文学时，把苏联文学的译介放在重要的位置，不仅大量译介苏联重要文艺政策、重要理论家的理论，并且还及时刊发苏联的文坛消息，介绍重要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后来还开辟新书刊专栏及时介绍苏联的文学作品。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爱伦堡、别林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依、果戈理、普多夫金、萧洛霍夫、苏尔科夫等在苏联文坛上举足轻重的文艺理论家和文学家都得到专门的介绍，《文艺报》从1953年第1期起，开辟新书刊专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茹尔宾一家》、《青年近卫军》、《沼地上的火焰》、《光明普照大地》等苏联重要的文学作品或者新近出版的文学作品接二连三的得到专门介绍。除此之外，还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苏联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的文学思想以及重要论著也经常刊载。《文艺报》同时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译介较少，对欧美文学译介更少，或者干脆只字不提。《文艺报》对苏联文学的译介占据了整个外国文学译介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重，这些都表现出《文艺报》在传播外国文学向苏联一边倒的倾向。
但是，这种一边倒又导致了1950年代传播接受苏联文学简单盲从的倾向。1950年代中国文坛对苏联的文艺采取了简单肯定、接受跟从的态度，对苏联的文学理论没有作太多的辨析研究就全盘接受，这些理论中有的是精华，但也有一些机械偏狭的文艺思想。而我们常常不加辨别地把这些文论直接移植过来，将其置于绝对权威的高度全盘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周扬从苏联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的，一直作为指导我们文学创作的权威方法，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具有的教条主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却没有过多的辨析，当时甚至还动用行政的力量来干预企图辨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现象，盲目跟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不去反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本身的成败。1950年代文学造成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多与这种简单盲从倾向有直接的关系。针对当时文艺界简单盲从的倾向，秦兆阳、巴人等首先表示出强烈不满。秦兆阳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里不满于文坛盲从于苏联文学而造成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而指出：“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任何人所定的法律，它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它以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为自己的任务。”“必须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作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学这一武器的作用。”由于当时的文学环境的限制，《文艺报》不可能引导文坛对苏联文艺进行辨析批判，更多的是对苏联文艺的合法性进行阐释，迫使论争者对苏联文学被动的盲目追随，导致缺乏自己独立的辨析判断。少有的几个有自己独立判断的人，被《文艺报》批判封杀，更加助长了这种简单盲从的倾向。
1950年代现实主义论争自有其成败得失。总观其成败，苏联文艺的大环境以及国内文学环境对其都有影响。撇开这些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结论外，如果从期刊影响的角度来观察问题，我们会发现《文艺报》译介传播苏俄文艺理论不仅从深度广度上影响了论争，而且无形地规定限制了论争的内容和方向，其影响程度不亚于国内外文学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研究1950年代苏俄文学文论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的时候需要重新审视这一时期《文艺报》传播苏俄文论对现实主义论争的影响和作用，以此来提醒当下文艺研究不要忽视了期刊对于1950年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崔志远.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高尔基选集·文学论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Debate on Realism and The Bulletin of Literature and Art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in 1950s
ZHU Xue-ji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1950s, hot debate was launched in China on realism and The Bulletin of Literature and Arts took an active part. Translations of the Soviet theoretical articles on socialist realism were published abundantly on the Bulletin, an absolutely authority then, so that the socialist realism was hailed as the ultimate principle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criticism in the circle of literature and arts in China in 1950s.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such a phenomenon reveal that enough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e influences of periodical dissemin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realism; The Bulletin of Literature and Arts; debate; dissemination; influence
〔责任编辑： 燕 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