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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周有光先生108岁华诞座谈会于北京举行。周有光身有不适未能到会，视频里，他依然面容滋润，目光睿智，六七十岁的“少老”模样。他和大家打招呼：“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
他说人愈老，愈要追求真理，他的真知灼见令人醍醐灌顶
1989年，周有光离休。83岁高龄，许多人连日常生活都难以自理，周老却开始了事业的又一春。他连续出版了《百岁新稿》《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朝闻道集》《拾贝集》《文化学丛谈》等文集。他博览群书，对世界历史、“全球化”之类尤为关注，《纽约时报》的《年鉴》、《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他是必买必读。
他新潮得令人惊讶，《世界是平的》被译成中文版的前几年，英文版已上了他的书架；他用电脑打字，开博客，不放过好莱坞大片；中东的剑拔弩张、巴以的历史纷争、世贸大厦被撞、“谷歌”的纠纷，个中因由他说得一清二楚。他写杂文探讨民主与专制、大同与小康、传统与现代，议长论短，发掘时弊。他说人愈老，愈要追求真理，他的真知灼见令人醍醐灌顶一一关于“中国崛起”，他说“中国的工业化是廉价劳动和外包经济，这是低水平的工业化。信息化水平也很低”，“李光耀说，中国要追上美国至少要30年，而且这30年美国不是站着不动……李光耀说得对”。
他不赞成本位的“爱国”，“全球化年代不能这么叫了。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爱德国，于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他不主张跟美国吵，“不行，吵不过它。全世界的网络有一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个根服务器，9个在美国。北京人家里几十样电器，90%都是美国的。它控制全世界的网络，怎么跟它打仗？”
这就是周有光，眼花耳背但神采奕奕、思维敏捷、行走麻利。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那幢朴素的民房，墙外是喧嚣的街市，墙内是他读书、会客、休息的流水般的生活。他心态宽仁而愈显睿智，筋骨保持着令人惊讶的健康。诚如夫人张允和的祝福那样：“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人生必有不如意之事，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都不要生气
周有光出生于1906年，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在年龄一栏里填了“97”，挂号的人大概以为他糊涂了，想都没想，给改成了“79”。年轻时的周有光身体并不好，生过肺结核，还得过忧郁症；当年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时，家里的保姆不放心，偷偷拿了两人的八字找人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结果张允和以93岁高龄去世，周老现在108岁依然健康。
因为身体不很好，他们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不过生日，不过年节。上下午都喝茶，清茶或英国红茶，有时喝咖啡。穿衣服也简单，舒服就行。人家要住大房，他们却喜欢小房间，因为有利于听觉。周有光的家在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座很不起眼的楼房里，老人丝毫不介意这一点。“我所处的时代是动乱时代。我一生经历了三次倾家荡产。我的曾祖父原是清朝做官的，退休还乡后在家乡办工厂，是常州第一批办厂的实业家，办了好多布厂、纱厂，还有当铺。结果太平天国军来的时候，把我们家的东西烧光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这是第一次家里面破产。抗战期间，我们逃难去四川之前，把苏州的老家交给一位老工照管，说我们最长三年回来。结果没想到，一待就是八年。再回来时，老工早就不知下落。家里面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了，却还有另外人家住着，还问我们找什么人？这是第二次破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被下放到宁夏‘五七干校’，房子也被造反派占上了。一直到林彪死后才回来，发现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了，连一张纸片片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家有三次真正的破产，今后经历什么都无所谓了。”
周老觉得人生必有不如意之事，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都不要生气。他没有当上外交官，却避免了“文革”中遭受迫害；抛开喜爱的经济去搞语言研究，却躲过了“右派”的帽子；下放“五七”干校时只许带一本书，他带了20本不同文字的《毛主席语录》，不仅做了比较文字研究，体力劳动还治好了他的失眠症。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周有光常常以古人的话开解自己。对人生真谛通透的体味，自足达观，也许正是这位文化老人长寿的“秘诀”。
对语言学和文字学完全是外行的周有光，最终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一行的大专家
常州青果巷是个神奇的地方，从那里走出过3位致力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瞿秋白、赵元任、周有光。1929年，瞿秋白在苏联起草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被称为“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在留苏华侨中推行。1933年传来中国，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周有光也参加了这股文字运动的潮流中，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在纽约工作的时候，除了研究经济学，周有光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他一直感兴趣的语言文字学。所以当新中国成立之后，重新制定汉语拼音又被提到议事日程时，周有光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人选。
“当对外公布我们要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征求意见的时候，一下子来了4000多封信，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提出各种建议。文改会有两个研究室，其中拼音方案室由我兼主任，我就提出每一封信的意见我们都要认真看，要用科学方法答复，不能敷衍，这可是一项非常大的工作。”经过一番辛苦工作，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对语言学和文字学完全是外行的周有光，最终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一行的大专家。一向谦逊平和的周老，很反感别人称他为“现代汉语拼音之父”。“我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是外行，我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所以我的孙女儿上小学时对我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文改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O。’这就是我的写照。”老人开心地笑着，谦虚地打趣自己。
学会自学，学会独立思考，这是圣约翰大学留给他一生受之不尽的财富
17岁那年，周有光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大学的生活，为周有光打开了一道五彩斑斓的世界。圣约翰特别重视基础教育，读经典文学、世界史，作文一律用毛笔书写，讲课都用英语，这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就积极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表过关于文法的文章，还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这些，都成为他日后从事语言学的资本。
周有光在很多回忆中都提及这样一个故事：学校阅览室的中英文报纸特别多，有一次，周有光在那里看报纸，碰巧一位英国老师也在那里。这位老师问大家平时怎么看报纸。周有光很纳闷，看报就看报，还要“怎么看”？老师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完报纸，要问自己：今天这些消息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最后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查百科全书。”这一番话让周有光受益颇深，“我后来就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很快就感觉到进步得非常快，而且把自己的生活和全世界的活动连成一片”。学会自学、学会独立思考，这是圣约翰大学留给他一生受之不尽的财富。与张允和结婚后，他的事业如虎添翼。张允和有6个兄弟、3个姊妹。大姐张元和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玢，三姐张兆和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四妹张充和的丈夫是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四姐妹同为上海中国公学的第一批预科女学生，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周有光听从妻子的话，放弃到外交部工作，携妻子到日本留学，后被新华银行派往美国和欧洲工作，回国后，他先后在光华大学、上海银行、新华银行、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等处任职，才华渐露，春风得意。在美期间，他曾两次会见爱因斯坦。他牢记爱因斯坦的话：一个人60岁前业余时间占了17年，能否成功就看你怎么利用业余时间。于是更加勤奋自学，直至今天。
（摘编自《羊城晚报》2013年1月19日、《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6期）
他说人愈老，愈要追求真理，他的真知灼见令人醍醐灌顶
1989年，周有光离休。83岁高龄，许多人连日常生活都难以自理，周老却开始了事业的又一春。他连续出版了《百岁新稿》《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朝闻道集》《拾贝集》《文化学丛谈》等文集。他博览群书，对世界历史、“全球化”之类尤为关注，《纽约时报》的《年鉴》、《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他是必买必读。
他新潮得令人惊讶，《世界是平的》被译成中文版的前几年，英文版已上了他的书架；他用电脑打字，开博客，不放过好莱坞大片；中东的剑拔弩张、巴以的历史纷争、世贸大厦被撞、“谷歌”的纠纷，个中因由他说得一清二楚。他写杂文探讨民主与专制、大同与小康、传统与现代，议长论短，发掘时弊。他说人愈老，愈要追求真理，他的真知灼见令人醍醐灌顶一一关于“中国崛起”，他说“中国的工业化是廉价劳动和外包经济，这是低水平的工业化。信息化水平也很低”，“李光耀说，中国要追上美国至少要30年，而且这30年美国不是站着不动……李光耀说得对”。
他不赞成本位的“爱国”，“全球化年代不能这么叫了。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爱德国，于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他不主张跟美国吵，“不行，吵不过它。全世界的网络有一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个根服务器，9个在美国。北京人家里几十样电器，90%都是美国的。它控制全世界的网络，怎么跟它打仗？”
这就是周有光，眼花耳背但神采奕奕、思维敏捷、行走麻利。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那幢朴素的民房，墙外是喧嚣的街市，墙内是他读书、会客、休息的流水般的生活。他心态宽仁而愈显睿智，筋骨保持着令人惊讶的健康。诚如夫人张允和的祝福那样：“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人生必有不如意之事，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都不要生气
周有光出生于1906年，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在年龄一栏里填了“97”，挂号的人大概以为他糊涂了，想都没想，给改成了“79”。年轻时的周有光身体并不好，生过肺结核，还得过忧郁症；当年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时，家里的保姆不放心，偷偷拿了两人的八字找人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结果张允和以93岁高龄去世，周老现在108岁依然健康。
因为身体不很好，他们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不过生日，不过年节。上下午都喝茶，清茶或英国红茶，有时喝咖啡。穿衣服也简单，舒服就行。人家要住大房，他们却喜欢小房间，因为有利于听觉。周有光的家在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座很不起眼的楼房里，老人丝毫不介意这一点。“我所处的时代是动乱时代。我一生经历了三次倾家荡产。我的曾祖父原是清朝做官的，退休还乡后在家乡办工厂，是常州第一批办厂的实业家，办了好多布厂、纱厂，还有当铺。结果太平天国军来的时候，把我们家的东西烧光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这是第一次家里面破产。抗战期间，我们逃难去四川之前，把苏州的老家交给一位老工照管，说我们最长三年回来。结果没想到，一待就是八年。再回来时，老工早就不知下落。家里面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了，却还有另外人家住着，还问我们找什么人？这是第二次破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被下放到宁夏‘五七干校’，房子也被造反派占上了。一直到林彪死后才回来，发现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了，连一张纸片片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家有三次真正的破产，今后经历什么都无所谓了。”
周老觉得人生必有不如意之事，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都不要生气。他没有当上外交官，却避免了“文革”中遭受迫害；抛开喜爱的经济去搞语言研究，却躲过了“右派”的帽子；下放“五七”干校时只许带一本书，他带了20本不同文字的《毛主席语录》，不仅做了比较文字研究，体力劳动还治好了他的失眠症。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周有光常常以古人的话开解自己。对人生真谛通透的体味，自足达观，也许正是这位文化老人长寿的“秘诀”。
对语言学和文字学完全是外行的周有光，最终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一行的大专家
常州青果巷是个神奇的地方，从那里走出过3位致力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瞿秋白、赵元任、周有光。1929年，瞿秋白在苏联起草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被称为“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在留苏华侨中推行。1933年传来中国，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周有光也参加了这股文字运动的潮流中，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在纽约工作的时候，除了研究经济学，周有光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他一直感兴趣的语言文字学。所以当新中国成立之后，重新制定汉语拼音又被提到议事日程时，周有光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人选。
“当对外公布我们要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征求意见的时候，一下子来了4000多封信，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提出各种建议。文改会有两个研究室，其中拼音方案室由我兼主任，我就提出每一封信的意见我们都要认真看，要用科学方法答复，不能敷衍，这可是一项非常大的工作。”经过一番辛苦工作，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对语言学和文字学完全是外行的周有光，最终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一行的大专家。一向谦逊平和的周老，很反感别人称他为“现代汉语拼音之父”。“我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是外行，我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所以我的孙女儿上小学时对我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文改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O。’这就是我的写照。”老人开心地笑着，谦虚地打趣自己。
学会自学，学会独立思考，这是圣约翰大学留给他一生受之不尽的财富
17岁那年，周有光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大学的生活，为周有光打开了一道五彩斑斓的世界。圣约翰特别重视基础教育，读经典文学、世界史，作文一律用毛笔书写，讲课都用英语，这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就积极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表过关于文法的文章，还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这些，都成为他日后从事语言学的资本。
周有光在很多回忆中都提及这样一个故事：学校阅览室的中英文报纸特别多，有一次，周有光在那里看报纸，碰巧一位英国老师也在那里。这位老师问大家平时怎么看报纸。周有光很纳闷，看报就看报，还要“怎么看”？老师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完报纸，要问自己：今天这些消息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最后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查百科全书。”这一番话让周有光受益颇深，“我后来就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很快就感觉到进步得非常快，而且把自己的生活和全世界的活动连成一片”。学会自学、学会独立思考，这是圣约翰大学留给他一生受之不尽的财富。与张允和结婚后，他的事业如虎添翼。张允和有6个兄弟、3个姊妹。大姐张元和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玢，三姐张兆和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四妹张充和的丈夫是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四姐妹同为上海中国公学的第一批预科女学生，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周有光听从妻子的话，放弃到外交部工作，携妻子到日本留学，后被新华银行派往美国和欧洲工作，回国后，他先后在光华大学、上海银行、新华银行、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等处任职，才华渐露，春风得意。在美期间，他曾两次会见爱因斯坦。他牢记爱因斯坦的话：一个人60岁前业余时间占了17年，能否成功就看你怎么利用业余时间。于是更加勤奋自学，直至今天。
（摘编自《羊城晚报》2013年1月19日、《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