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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2012年度国家科技奖授奖仪式正在这里举行。在明亮而柔和的灯光中，我国爆炸力学的开创者一一两院院士郑哲敏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里接过鲜红烫金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证书。
热烈的掌声中，这位老科学家笑了，笑得那么欣慰，那么灿烂。
“当时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钱伟长先生也是从那里来的，所以我就选择了那所学校。”
郑哲敏院士1924年出生于济南，1938年以后，他和哥哥来到四川成都的建国中学继续求学，但是，因为气候和环境不适，身体出了问题，又在家休学半年。
郑哲敏儿时“淘气，贪玩”，一直到小学5年级，有了自然课程后，他开始对书中的各种知识产生浓厚兴趣，学习的热情从此变得高涨起来，读了很多课外书。一直到初中时，学习变得轻松又优秀。
初中毕业后，1940年，郑哲敏考上了当时颇负盛名的金堂县铭贤中学，这所从山西徒步迁到成都附近的金堂县，由孔祥熙开办并与美国欧柏林大学有密切联系的学校，有“欧柏林在中国”（Oberlinin China）之称，有很多后来出色的校友。学校里有美国老师授课。它注重学生自我管理的理念让郑哲敏在这里收获很多，他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参加很多业余活动，做英文社的主席，甚至管过学校一年的学生食堂。
1943年，郑哲敏高中毕业，同年考取西南联大工学院电机系。1943年到1946年在西南联大读书的三年间，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教授们教课认真以及学校活跃自由的氛围还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各类辩论、学生运动等等使他大开眼界。郑哲敏非常坦率，并不讳言，“我是属于比较中间的”。到学校一年以后，郑哲敏从电机系转到机械学。虽然他对航空等课程感兴趣并且旁听了几门课，但还是选了机械系这样更加实用的科目。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已经大四的郑哲敏随西南联大工学院来到清华大学，在这里，他碰上了他学术上的启蒙老师一一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也闻听了后来的博士生导师钱学森的名字，在这里他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并且幸运地到两位老师学习工作过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书。
郑哲敏是钱伟长从美国回到清华后开设力学课程的第一班学生。在钱伟长的影响下，从那时起，郑哲敏的研究方向转向力学。毕业后，他留在清华，给钱先生做了一年的“工程力学”课的助教。1948年，郑哲敏被国际扶轮社录取，提供留学一年的奖学金赴美留学。
“当时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钱伟长先生也是从那里来的，所以我就选择了那所学校。”就这样，1948年4月，郑哲敏获准入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同年8月由上海乘船赴美，一年后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52年6月，郑哲敏先生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6年多时间过去，到1955年初郑哲敏回到祖国时，钱伟长正任中科院数学所力学所的主任，郑先生“希望能够做力学研究工作”，就又投到钱伟长先生主持的力学室。
成为“两弹一星”的理论支撑的新学科——爆炸力学诞生了。而在此前，郑哲敏甚至没见过炸药和雷管
1949年前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很多中国科学大家先后在这里求学就读：赵忠尧、周培源、郭永怀、林家翘等。郑哲敏1948年到这里的时候，在机械系应用力学小组读硕士，一年以后，他成为钱学森先生的博士生。
郑哲敏1955年2月回到祖国，钱先生于1955年10月回国。在随后的50多年岁月里，这师生两位一直“如影随形”：他参加了钱学森先生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他成为力学研究所首批科技人员。随后，他作为助手，与钱先生进行中国力学发展的12年规划。后来在钱学森指导下，郑先生实施的爆炸力学学科得以建立与开展，这一切，深深影响了郑先生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风格。直到1984年2月，郑先生继钱学森后，出任力学所第二任所长。
郑哲敏在加州理工学院最后工作的两年，是他感到屈辱，盼望回到祖国又不能回来的两年。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移民局取消了对一批留学生不得离境的限制。郑哲敏遂于1954年9月从纽约乘船离美，途经欧洲辗转近五个月，于次年2月从深圳入境，回到了阔别六年半的祖国。在“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中，郑哲敏先生写了如下的话：“回国本是一贯的主张。我们之所以获得教育，直接或间接的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劳动，因此回国服务是不可推辞的责任。同时一个人如果不是在为群众的利益工作，那么生活便失去了意义。”所以，做国家需要的研究，成为郑哲敏回国以后科研的主线。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一一爆炸力学，就是为了国家的需求而设立的。
196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力学所的篮球场上，郑哲敏带领着研究人员，演示了一个小小的爆炸成形实验：硝烟散去后，一个小钢片被雷管炸成了一个小碗的形状。在欢呼声中，钱学森激动地拿着这个小碗绕场一周，边走边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小碗，将来要在机械工业中产生重大变革。
就此，成为“两弹一星”的理论支撑的新学科一一爆炸力学诞生了。而在此前，郑哲敏甚至没见过炸药和雷管。
如同研究从未涉及的爆炸力学一样，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家需求，郑哲敏一直在调整着自己的研究方向。上世纪60年代，为了计算核爆炸究竟有多大威力，他提出了流体弹塑性体模型；70年代初珍宝岛战役之后，为改变我国常规武器落后的状况，他开始组织力量研究穿破甲规律，通过准确计算，能够让武器在精确的规定距离里打透相应厚度的装甲；80年代，他进行的瓦斯突出机理研究，对我国历年发生的大型煤矿事故做力学上的分析。
中科院院士白以龙记得，自己到力学所的第一天，郑哲敏就给他打预防针：“你一定要干‘出汗’的活儿，不要想不出汗就出活。”他所说的“出汗”，一是要能吃苦，下基层；二是要善于动脑子，“不能给工业部门打小工”。“科学家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郑哲敏经常这样教导学生，“选题不能是不痛不痒的、可做可不做的，那是没有意义的。”
郑哲敏多次到大西北，看到大片黄土或戈壁滩遇到大雨容易形成泥石流，冲毁铁路和房屋。他心里感到不安，经常考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经过长期思考和调研，他提出了力学应面向地学的观点，组织开展了环境和灾害流体力学研究。在他的倡导组织下，我国建立和发展了灾害力学、环境力学、海洋工程、热弹性力学、水弹性力学等多个力学分支学科或领域。
“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不能沉下心想远一点的事。”
年届九旬的郑哲敏现在每天时间安排很紧凑。“我起床后自己洗衣服、晾衣服，把做家务当做锻炼，上午到力学所上班半天，下午在家上网至少两个小时，天气好就出去散散步。”
总结自己长寿的“秘诀”，他说：“主要是多走路，不大吃大喝，睡觉基本正常，看病‘勤快’。”与他相处40多年的同事陈维波认为，郑哲敏长寿的最大秘诀是“心理健康”，从不在乎名利。
在学生眼中，老师在有些问题上很“严厉”。学生李世海说：“有时候我参加社会活动多，他就会严肃批评我，告诫我要潜心研究。”
“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不能沉下心想远一点的事。”郑哲敏说，只考虑“近利”，必然影响他的成果和决心。搞科研更多的时候很苦、很枯燥，要经得起寂寞。
旁人看来，郑哲敏是功成名就的大科学家，但他却说出了自己的“遗憾”：一是就做了这么几项工作，“没能做更多的事”；二是一些时候有些胆怯，不敢想，所以“该抓住的一些机遇溜走了”。
闲暇时候，郑哲敏喜欢看一些哲学、科学史的书，听一些“不太热闹”的音乐，最喜欢巴赫和贝多芬。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1月19日，《大众日报》2013年1月19日，新浪网《光明日报》2013年1月19日，《中国科学报》2013年1月23日）
热烈的掌声中，这位老科学家笑了，笑得那么欣慰，那么灿烂。
“当时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钱伟长先生也是从那里来的，所以我就选择了那所学校。”
郑哲敏院士1924年出生于济南，1938年以后，他和哥哥来到四川成都的建国中学继续求学，但是，因为气候和环境不适，身体出了问题，又在家休学半年。
郑哲敏儿时“淘气，贪玩”，一直到小学5年级，有了自然课程后，他开始对书中的各种知识产生浓厚兴趣，学习的热情从此变得高涨起来，读了很多课外书。一直到初中时，学习变得轻松又优秀。
初中毕业后，1940年，郑哲敏考上了当时颇负盛名的金堂县铭贤中学，这所从山西徒步迁到成都附近的金堂县，由孔祥熙开办并与美国欧柏林大学有密切联系的学校，有“欧柏林在中国”（Oberlinin China）之称，有很多后来出色的校友。学校里有美国老师授课。它注重学生自我管理的理念让郑哲敏在这里收获很多，他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参加很多业余活动，做英文社的主席，甚至管过学校一年的学生食堂。
1943年，郑哲敏高中毕业，同年考取西南联大工学院电机系。1943年到1946年在西南联大读书的三年间，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教授们教课认真以及学校活跃自由的氛围还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各类辩论、学生运动等等使他大开眼界。郑哲敏非常坦率，并不讳言，“我是属于比较中间的”。到学校一年以后，郑哲敏从电机系转到机械学。虽然他对航空等课程感兴趣并且旁听了几门课，但还是选了机械系这样更加实用的科目。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已经大四的郑哲敏随西南联大工学院来到清华大学，在这里，他碰上了他学术上的启蒙老师一一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也闻听了后来的博士生导师钱学森的名字，在这里他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并且幸运地到两位老师学习工作过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书。
郑哲敏是钱伟长从美国回到清华后开设力学课程的第一班学生。在钱伟长的影响下，从那时起，郑哲敏的研究方向转向力学。毕业后，他留在清华，给钱先生做了一年的“工程力学”课的助教。1948年，郑哲敏被国际扶轮社录取，提供留学一年的奖学金赴美留学。
“当时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钱伟长先生也是从那里来的，所以我就选择了那所学校。”就这样，1948年4月，郑哲敏获准入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同年8月由上海乘船赴美，一年后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52年6月，郑哲敏先生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6年多时间过去，到1955年初郑哲敏回到祖国时，钱伟长正任中科院数学所力学所的主任，郑先生“希望能够做力学研究工作”，就又投到钱伟长先生主持的力学室。
成为“两弹一星”的理论支撑的新学科——爆炸力学诞生了。而在此前，郑哲敏甚至没见过炸药和雷管
1949年前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很多中国科学大家先后在这里求学就读：赵忠尧、周培源、郭永怀、林家翘等。郑哲敏1948年到这里的时候，在机械系应用力学小组读硕士，一年以后，他成为钱学森先生的博士生。
郑哲敏1955年2月回到祖国，钱先生于1955年10月回国。在随后的50多年岁月里，这师生两位一直“如影随形”：他参加了钱学森先生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他成为力学研究所首批科技人员。随后，他作为助手，与钱先生进行中国力学发展的12年规划。后来在钱学森指导下，郑先生实施的爆炸力学学科得以建立与开展，这一切，深深影响了郑先生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风格。直到1984年2月，郑先生继钱学森后，出任力学所第二任所长。
郑哲敏在加州理工学院最后工作的两年，是他感到屈辱，盼望回到祖国又不能回来的两年。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移民局取消了对一批留学生不得离境的限制。郑哲敏遂于1954年9月从纽约乘船离美，途经欧洲辗转近五个月，于次年2月从深圳入境，回到了阔别六年半的祖国。在“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中，郑哲敏先生写了如下的话：“回国本是一贯的主张。我们之所以获得教育，直接或间接的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劳动，因此回国服务是不可推辞的责任。同时一个人如果不是在为群众的利益工作，那么生活便失去了意义。”所以，做国家需要的研究，成为郑哲敏回国以后科研的主线。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一一爆炸力学，就是为了国家的需求而设立的。
196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力学所的篮球场上，郑哲敏带领着研究人员，演示了一个小小的爆炸成形实验：硝烟散去后，一个小钢片被雷管炸成了一个小碗的形状。在欢呼声中，钱学森激动地拿着这个小碗绕场一周，边走边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小碗，将来要在机械工业中产生重大变革。
就此，成为“两弹一星”的理论支撑的新学科一一爆炸力学诞生了。而在此前，郑哲敏甚至没见过炸药和雷管。
如同研究从未涉及的爆炸力学一样，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家需求，郑哲敏一直在调整着自己的研究方向。上世纪60年代，为了计算核爆炸究竟有多大威力，他提出了流体弹塑性体模型；70年代初珍宝岛战役之后，为改变我国常规武器落后的状况，他开始组织力量研究穿破甲规律，通过准确计算，能够让武器在精确的规定距离里打透相应厚度的装甲；80年代，他进行的瓦斯突出机理研究，对我国历年发生的大型煤矿事故做力学上的分析。
中科院院士白以龙记得，自己到力学所的第一天，郑哲敏就给他打预防针：“你一定要干‘出汗’的活儿，不要想不出汗就出活。”他所说的“出汗”，一是要能吃苦，下基层；二是要善于动脑子，“不能给工业部门打小工”。“科学家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郑哲敏经常这样教导学生，“选题不能是不痛不痒的、可做可不做的，那是没有意义的。”
郑哲敏多次到大西北，看到大片黄土或戈壁滩遇到大雨容易形成泥石流，冲毁铁路和房屋。他心里感到不安，经常考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经过长期思考和调研，他提出了力学应面向地学的观点，组织开展了环境和灾害流体力学研究。在他的倡导组织下，我国建立和发展了灾害力学、环境力学、海洋工程、热弹性力学、水弹性力学等多个力学分支学科或领域。
“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不能沉下心想远一点的事。”
年届九旬的郑哲敏现在每天时间安排很紧凑。“我起床后自己洗衣服、晾衣服，把做家务当做锻炼，上午到力学所上班半天，下午在家上网至少两个小时，天气好就出去散散步。”
总结自己长寿的“秘诀”，他说：“主要是多走路，不大吃大喝，睡觉基本正常，看病‘勤快’。”与他相处40多年的同事陈维波认为，郑哲敏长寿的最大秘诀是“心理健康”，从不在乎名利。
在学生眼中，老师在有些问题上很“严厉”。学生李世海说：“有时候我参加社会活动多，他就会严肃批评我，告诫我要潜心研究。”
“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不能沉下心想远一点的事。”郑哲敏说，只考虑“近利”，必然影响他的成果和决心。搞科研更多的时候很苦、很枯燥，要经得起寂寞。
旁人看来，郑哲敏是功成名就的大科学家，但他却说出了自己的“遗憾”：一是就做了这么几项工作，“没能做更多的事”；二是一些时候有些胆怯，不敢想，所以“该抓住的一些机遇溜走了”。
闲暇时候，郑哲敏喜欢看一些哲学、科学史的书，听一些“不太热闹”的音乐，最喜欢巴赫和贝多芬。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1月19日，《大众日报》2013年1月19日，新浪网《光明日报》2013年1月19日，《中国科学报》2013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