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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台湾固海上之荒岛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至于今是赖。顾自海通以来，西力东渐，运会之趋，莫可阻遏。于是而有英人之役，有美船之役，有法军之役，外交兵祸，相逼而来。——连横(1919)
连横(1 878～1 936)·清末台湾遗民，是连战的祖父。他在《台湾通史》序中有以上的描述，其大意是：台湾本来是大洋上的一座荒岛，闽南与客家人先到此移民，开垦经营。自从海上航路开通以后，西方努力逐渐东来，台湾成了东西方海上群雄竞逐的场所，而带来了不少的外交与战争的灾祸。连横对台湾开拓史的描述虽然言简意赅，却也扼要地勾勒出台湾如何开发，且快速地融入世界资本体系当中的事实。
全球化1.0与贸易的台湾
近代资本主义崛起于西欧，其扩张与海路的发现息息相关——大航海时代不但拉近了世界各地彼此间的距离，而且也开启了“全球化1.0”的序幕。全球化1.0始自哥伦布扬帆西行的1492年，一直持续到1800年。
在海权兴盛的时代，作为太平洋岛链上的台湾，自然无法置身度外，不但吸引许多海权国家的目光，而且逐渐成为海上贸易的一座明亮灯塔。事实上，在欧洲人东来之前，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人已在东海与南海地区进行频繁的海上活动，并促使了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16～17世纪，华人在东亚水域的贸易已初具规模，而任郑成功父子的努力之下，更形成了一个广大的贸易网，此贸易网远非欧洲努力所可以垄断的。
既然区域间的贸易活络，则贸易势必引发投资：有了交易机会之后，厂商就会构筑生产设备，并建立营销体系。以台湾而言，当荷兰商人于1 624年确立在台湾殖民之后，就千方百计收购鹿皮、开发金矿、种植甘蔗，并以提升台湾的生产力为主要目标，且将之作为中国、日本及欧洲间贸易的远东据点。根据分析，荷兰人所移植于台湾的制度大多与“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有关，而带有浓厚的重商主义性格，这种性格也影响了汉人移民，并学会采取外销为主的生产方式，且更进一步强化了“重利”的特色。事实上，也因此，台湾的开拓史带有十分浓厚的商业气息。
在荷兰占台时期，台湾南部就已经是糖的重要产地。由于糖的产销攸关农作物的种植、加工制造，以及产品营销，因此已具有当代产业产销体系的雏形。同时，制糖工场的种种设施与生产流程，也反映出一种当代台湾小型工厂的基本原型。
蔗糖的种植与产销过程除了所需要的动力是兽力而非机器之外，制糖工场的人力配置、制造过程，以及工作内涵，都与当代的小型食品制造工厂无异。因此，必然涉及许多管理学上的规划、组织、用人、领导及控制等的功能，只是规模较小、功能较为简单而已。
显然地，这种小型工场亦颇适合家庭经营，而且有助于家族的扩大。就像杨庆壁所指出的：华人的家庭像一只气球，当有财产使其膨胀时，会随时准备扩张。只要有足够的土地或其他形式的生产来容纳那些已婚的儿子，他们将留在父亲的家户中，在父母的权威与领导下，共同处理财产与收入，由小家庭扩张成大家庭。因此，家族主义长期与台湾企业发展息息相关，自有其历史渊源。
全球化2.0与工业的台湾
全球化2.0大约由1800年持续至2000年，进一步促使了全球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动力主要是来自于跨国公司：前期(18～19世纪)在荷属与英属东、西印度公司的开道之下，再加上蒸汽机与火车的发明，而缩短了全球各地往来的时间，并且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后期(19～20世纪)则由纵横四海的多国籍企业主导，加上电报、电活、卫星、个人计算机及光纤的发明，而使得通讯技术一日千里，讯息无远弗届，使得全球的经济更紧密结合在一起，且逐渐形成全球市场。
19世纪，海权国家的英国逐渐崛起，接收了荷兰人在东方的许多据点。台湾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英国人在远东的重要据点与商业伙伴，其中茶的产销十分关键。
透过英国的贸易网络，台北茶叶成为当时台湾外销的热门产品。茶的外销与蔗糖的种植与产销如出一辙，当有国际贸易机会时，台商是很善于把握的，再透过国际贸易网，进入国际市场。从1895年至1945年，台湾由日本直接统治。于是，台湾与大陆、欧洲的紧密贸易关系逐渐松动，并慢慢被日本取代，成为日本国内市场的一环。日本人统治台湾之后，在“工业日本与农业台湾”的政策指导下，首先将台湾界定为农业的生产地区。
机械化工厂与现代企业组织的引入，使得农产品的产量倍增。但当时台湾的农村社会组织与生产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基本的生产单位仍是家庭农场与工场，土地与工具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地主与农民，使得家族主义仍能保持其巨大的影响力。
就贸易而言，日本人的占台，也使得两岸间的贸易逐渐转由台湾人主导。因为，台商毕竟占有文化、语言、习俗等有利条件，不但以华语、闽南活及客家活为母语，而且深谙华人传统文化，能够深耕两岸各种人脉关系，所以日商除了掌握两岸航权之外，其余部分都未能取得优势，而使得台商在两岸贸易中显得突出，并且逐渐在闽南地区扩张其经济影响力，也开启了当前台湾资本与技术流入大陆的历史起点。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狭小的岛内市场已经饱和，生产设备过剩，于是当局决定进一步扩大出口，拓展轻工业产品的海外市场；另外，在工业部门则争取外来投资，以提升工业水平，期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由劳动密集型转为资本密集型。
20世纪70年代全球深受粮食短缺与石油危机之影响，国际经济结构进入转型期，台湾的基础建设又逐渐过时，当局乃于1974年开始推动十大建设，包括公路与机场改造、铁路电气化、核能发电、港口现代化、石化工业、钢铁厂及造船厂之设立等的交通与经济建设，而进入所谓的垂直进口替代时期，其主要目标是透过基础工业与基本设施，把台湾主要的出口部门垂直地串联起来，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升级，一方面提高其附加值，使内部工业更为纵深化与多元化。
由于1980年科学园区的设立与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成功，破除了“后进地区无法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神话。截至2000年，台湾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技术出口地区。
企业家的台湾
由于个人计算机、光纤、因特网及工作软件的发明，全球信息快速流通，全球于是有了更进一步的整合，而于千禧年迈入全球化3.0的时期。
在台湾，由于冷战结束，也基于地缘、文化及移民关系。在没有政治力的干预下，开始与大陆恢复既有的紧密关系。台商不但成为大陆的重要投资者，也开启了另外一波的反向移民潮，于是人民、技术、 资本及产品大量进出海峡两岸。在国际化与自由化政策的指导下，民间企业家已有自己的主张，不必完全听命于当局。
本质而言，台湾经验其实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岛屿如何快速嵌入全球资本体系之过程的故事。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台湾经验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其背后存有一个更根本的终极价值，也许可称之为“台商精神”。
针对资本主义的流弊，早在20世纪初期，马克斯·韦伯就已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就像是一个庞大的宇宙，当代每个人都将生入其中，每天的生活都将无所遁逃于这个小宇宙之外，所以这将是一个牢不可破的铁笼。如果缺乏崇高的基本精神，则人在嵌入资本主义的职业体系之后，必将丧失自由。对这种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台湾经验有何因应之道?或是台湾经验所赖以证成的台商基本精神为何呢?
首先，强调做事努力、生活节俭的勤俭敬业精神。这种精神反映了对享乐欲望的节制，这种精神反映了儒家与释家的基本理念。例如，禅宗的百丈怀海说“一日不做，一日不食”；而孟子则主张“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换言之，勤俭的精神不但可以获得财富，而且可以保证财富不致肆意挥霍，而有更多的积累，且可大可久。以当代台商的人物而言，也许台塑集团的王永庆先生是此类精神的主要典型。
其次，讲求信义的精神。虽然经商牟利是工商业的本质，但利润的取得需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能谋求暴利或贪取非分之财；而且在进行各种财货劳务的交易时，也要能以利他的道义原则对待关系人，讲求信用，使能共存共荣。否则，见利忘义，必然两者皆空；而急功近利的结果，亦常常使得企业无法永续，甚至祸延子孙。
最后，是货殖利生的精神。经商生产虽然讲求利润，但终极目的却是在造福乡梓、富国裕民。改善全体人类生活的质量。为了达到此项使命，才需要获得合理的利润；如果对人类福祉没有真正的贡献，则企业的存在即失去了意义，手段与目的是绝对不能错置的。商人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与许多直接关系人发生接触，经营者不但不能为了自己本身的发展，而漠视或牺牲了人类社会其他关系人的福祉，反而要以造福人类社群为职志，努力修养自己，发挥人之内圣外王的高贵潜能。诚如《中庸》所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奇美集团的创办人许文龙，也许是将此类精神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台湾商人。
连横(1 878～1 936)·清末台湾遗民，是连战的祖父。他在《台湾通史》序中有以上的描述，其大意是：台湾本来是大洋上的一座荒岛，闽南与客家人先到此移民，开垦经营。自从海上航路开通以后，西方努力逐渐东来，台湾成了东西方海上群雄竞逐的场所，而带来了不少的外交与战争的灾祸。连横对台湾开拓史的描述虽然言简意赅，却也扼要地勾勒出台湾如何开发，且快速地融入世界资本体系当中的事实。
全球化1.0与贸易的台湾
近代资本主义崛起于西欧，其扩张与海路的发现息息相关——大航海时代不但拉近了世界各地彼此间的距离，而且也开启了“全球化1.0”的序幕。全球化1.0始自哥伦布扬帆西行的1492年，一直持续到1800年。
在海权兴盛的时代，作为太平洋岛链上的台湾，自然无法置身度外，不但吸引许多海权国家的目光，而且逐渐成为海上贸易的一座明亮灯塔。事实上，在欧洲人东来之前，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人已在东海与南海地区进行频繁的海上活动，并促使了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16～17世纪，华人在东亚水域的贸易已初具规模，而任郑成功父子的努力之下，更形成了一个广大的贸易网，此贸易网远非欧洲努力所可以垄断的。
既然区域间的贸易活络，则贸易势必引发投资：有了交易机会之后，厂商就会构筑生产设备，并建立营销体系。以台湾而言，当荷兰商人于1 624年确立在台湾殖民之后，就千方百计收购鹿皮、开发金矿、种植甘蔗，并以提升台湾的生产力为主要目标，且将之作为中国、日本及欧洲间贸易的远东据点。根据分析，荷兰人所移植于台湾的制度大多与“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有关，而带有浓厚的重商主义性格，这种性格也影响了汉人移民，并学会采取外销为主的生产方式，且更进一步强化了“重利”的特色。事实上，也因此，台湾的开拓史带有十分浓厚的商业气息。
在荷兰占台时期，台湾南部就已经是糖的重要产地。由于糖的产销攸关农作物的种植、加工制造，以及产品营销，因此已具有当代产业产销体系的雏形。同时，制糖工场的种种设施与生产流程，也反映出一种当代台湾小型工厂的基本原型。
蔗糖的种植与产销过程除了所需要的动力是兽力而非机器之外，制糖工场的人力配置、制造过程，以及工作内涵，都与当代的小型食品制造工厂无异。因此，必然涉及许多管理学上的规划、组织、用人、领导及控制等的功能，只是规模较小、功能较为简单而已。
显然地，这种小型工场亦颇适合家庭经营，而且有助于家族的扩大。就像杨庆壁所指出的：华人的家庭像一只气球，当有财产使其膨胀时，会随时准备扩张。只要有足够的土地或其他形式的生产来容纳那些已婚的儿子，他们将留在父亲的家户中，在父母的权威与领导下，共同处理财产与收入，由小家庭扩张成大家庭。因此，家族主义长期与台湾企业发展息息相关，自有其历史渊源。
全球化2.0与工业的台湾
全球化2.0大约由1800年持续至2000年，进一步促使了全球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动力主要是来自于跨国公司：前期(18～19世纪)在荷属与英属东、西印度公司的开道之下，再加上蒸汽机与火车的发明，而缩短了全球各地往来的时间，并且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后期(19～20世纪)则由纵横四海的多国籍企业主导，加上电报、电活、卫星、个人计算机及光纤的发明，而使得通讯技术一日千里，讯息无远弗届，使得全球的经济更紧密结合在一起，且逐渐形成全球市场。
19世纪，海权国家的英国逐渐崛起，接收了荷兰人在东方的许多据点。台湾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英国人在远东的重要据点与商业伙伴，其中茶的产销十分关键。
透过英国的贸易网络，台北茶叶成为当时台湾外销的热门产品。茶的外销与蔗糖的种植与产销如出一辙，当有国际贸易机会时，台商是很善于把握的，再透过国际贸易网，进入国际市场。从1895年至1945年，台湾由日本直接统治。于是，台湾与大陆、欧洲的紧密贸易关系逐渐松动，并慢慢被日本取代，成为日本国内市场的一环。日本人统治台湾之后，在“工业日本与农业台湾”的政策指导下，首先将台湾界定为农业的生产地区。
机械化工厂与现代企业组织的引入，使得农产品的产量倍增。但当时台湾的农村社会组织与生产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基本的生产单位仍是家庭农场与工场，土地与工具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地主与农民，使得家族主义仍能保持其巨大的影响力。
就贸易而言，日本人的占台，也使得两岸间的贸易逐渐转由台湾人主导。因为，台商毕竟占有文化、语言、习俗等有利条件，不但以华语、闽南活及客家活为母语，而且深谙华人传统文化，能够深耕两岸各种人脉关系，所以日商除了掌握两岸航权之外，其余部分都未能取得优势，而使得台商在两岸贸易中显得突出，并且逐渐在闽南地区扩张其经济影响力，也开启了当前台湾资本与技术流入大陆的历史起点。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狭小的岛内市场已经饱和，生产设备过剩，于是当局决定进一步扩大出口，拓展轻工业产品的海外市场；另外，在工业部门则争取外来投资，以提升工业水平，期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由劳动密集型转为资本密集型。
20世纪70年代全球深受粮食短缺与石油危机之影响，国际经济结构进入转型期，台湾的基础建设又逐渐过时，当局乃于1974年开始推动十大建设，包括公路与机场改造、铁路电气化、核能发电、港口现代化、石化工业、钢铁厂及造船厂之设立等的交通与经济建设，而进入所谓的垂直进口替代时期，其主要目标是透过基础工业与基本设施，把台湾主要的出口部门垂直地串联起来，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升级，一方面提高其附加值，使内部工业更为纵深化与多元化。
由于1980年科学园区的设立与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成功，破除了“后进地区无法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神话。截至2000年，台湾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技术出口地区。
企业家的台湾
由于个人计算机、光纤、因特网及工作软件的发明，全球信息快速流通，全球于是有了更进一步的整合，而于千禧年迈入全球化3.0的时期。
在台湾，由于冷战结束，也基于地缘、文化及移民关系。在没有政治力的干预下，开始与大陆恢复既有的紧密关系。台商不但成为大陆的重要投资者，也开启了另外一波的反向移民潮，于是人民、技术、 资本及产品大量进出海峡两岸。在国际化与自由化政策的指导下，民间企业家已有自己的主张，不必完全听命于当局。
本质而言，台湾经验其实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岛屿如何快速嵌入全球资本体系之过程的故事。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台湾经验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其背后存有一个更根本的终极价值，也许可称之为“台商精神”。
针对资本主义的流弊，早在20世纪初期，马克斯·韦伯就已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就像是一个庞大的宇宙，当代每个人都将生入其中，每天的生活都将无所遁逃于这个小宇宙之外，所以这将是一个牢不可破的铁笼。如果缺乏崇高的基本精神，则人在嵌入资本主义的职业体系之后，必将丧失自由。对这种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台湾经验有何因应之道?或是台湾经验所赖以证成的台商基本精神为何呢?
首先，强调做事努力、生活节俭的勤俭敬业精神。这种精神反映了对享乐欲望的节制，这种精神反映了儒家与释家的基本理念。例如，禅宗的百丈怀海说“一日不做，一日不食”；而孟子则主张“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换言之，勤俭的精神不但可以获得财富，而且可以保证财富不致肆意挥霍，而有更多的积累，且可大可久。以当代台商的人物而言，也许台塑集团的王永庆先生是此类精神的主要典型。
其次，讲求信义的精神。虽然经商牟利是工商业的本质，但利润的取得需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能谋求暴利或贪取非分之财；而且在进行各种财货劳务的交易时，也要能以利他的道义原则对待关系人，讲求信用，使能共存共荣。否则，见利忘义，必然两者皆空；而急功近利的结果，亦常常使得企业无法永续，甚至祸延子孙。
最后，是货殖利生的精神。经商生产虽然讲求利润，但终极目的却是在造福乡梓、富国裕民。改善全体人类生活的质量。为了达到此项使命，才需要获得合理的利润；如果对人类福祉没有真正的贡献，则企业的存在即失去了意义，手段与目的是绝对不能错置的。商人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与许多直接关系人发生接触，经营者不但不能为了自己本身的发展，而漠视或牺牲了人类社会其他关系人的福祉，反而要以造福人类社群为职志，努力修养自己，发挥人之内圣外王的高贵潜能。诚如《中庸》所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奇美集团的创办人许文龙，也许是将此类精神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台湾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