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使用“天空与梦想”、“最后的太阳”和“宇宙结构学”等题目，持续拍摄关于20世纪末的照片。对于已经过去的那个世纪的人们，我有一种瞬间的同感能力，那些人们滋养着关于苍天的梦想和怀旧情绪。
——川田喜久治
相比森山大道、荒木经惟、杉本博司等等，同为日本摄影家的川田喜久治（KikujiKawada）的名字并不为我们所熟知。在过去的2014年里，川田喜久治的作品却在世界范围里再次广泛引起关注。2014年4月的AIPAD（国际摄影艺术经销商展销会）展会期间，日本国际摄影画廊（Photo GalleryInternational）展出了川田喜久治最为著名的系列作品《地图》（The Map）的部分作品。2014年11月，《地图》系列作为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的年度重头展览“冲突、时间和摄影”（Conflict，Time.Photography）的一部分进行展出，这一系列作品最初发布于1965年，它记录了战争和原子弹轰炸在日本造成的后果（超越了意义、无形的暴力、大规模的破坏和生灵涂炭）。几乎在同一时间段，他的“最后的宇宙论”（The Last Cosmology）系列作品在英国的首场个人展览也由迈克尔·霍普画廊（Michael Hoppen Gallery）举办。“最后的宇宙观”系列作品拍摄于1980-2000年间，包括题为“天空与梦想”、“最后的太阳”和“宇宙结构学”等作品。这些作品最初于1980年代零散发表，最终于1995年结集出版并举办个人展览。作为川田喜久治的“灾难三部曲”（Catastrophe Trilogy）的一部分，编年史似乎把关于“天”的戏剧与现实中两大时代的终结连接在一起：随着昭和天皇驾崩，昭和时代和20世纪终结。
乍一看，“最后的宇宙论”和“地图”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艺术作品。“地图”聚焦于地面，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直冲云霄，放射灰四溅，还有盟军占领留下的余存；而“最后的宇宙论”则以外太空寓意地球上发生的事件。然而这两部系列作品也有共同的叙事因素，这一叙事既是个人的也是普遍的。尽管这些作品是根植于日本的经历，它们也是对人类共同生存状况的描绘。
英国利物浦“开放之眼”画廊（OpenEye Gallery）在2015年1月举办“战后日本的变迁”（Metamorphosis of Japan Afterthe War）摄影展，展出土门拳（KenDomon）、滨谷浩（Hiroshi Hamaya）、木村伊兵卫（Ihee Kimura）等11位日本战后摄影家拍摄的100多张照片，呈现日本从1945年战败后逐渐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历史变迁。川田喜久治的《地图》系列被视为本次展览中最具感染力的作品，照片中有死去的高中男生的外衣、特攻队员留下的亲笔遗书，而《阳光照耀在广岛和平纪念馆的玻璃屋顶上》与滨谷浩的《战败那一天的太阳》遥相呼应。
2015年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这也许是在过去一年里川田喜久治的作品在西方世界被广泛回顾的主要原因。而对于日本摄影来说，1945年战败也许就是一个公认的分水岭，这是根据战前和战后来区分的，事实也是如此。如何看待川田喜久治照片中关于战争所施加的影响，摄影评论家丽莎·苏克丽芙（Lisa SuttclifTe）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原子弹是对战后日本社会影响最大的事件。在二战时期，很多摄影师都还是孩子，他们在喧嚣的战后环境中成长起来。日本人的民族认同受到原子弹轰炸和二战战败极大的影响。一些摄影师的作品以象征性的方式提及原子弹轰炸——例如，川田喜久治拍摄了关于二战老兵的照片，以及关于已经成为纪念地的战争遗存的照片。这些视觉的碎片代表了记忆和历史的多样层面。那之后一些日本摄影师，例如森山大道和中平卓马，他们所拍摄的黑暗中的城市景观，被明亮的闪光划破，这间接地指涉了原子弹轰炸的瞬间性和激烈性。”
川田喜久治1933年出生于日本茨城县，茨城县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东临太平洋，隶属于首都圈，离东京仅40公里。1967年，川田喜久治在东京的多摩美术大学教授摄影课程。
摄影是在1850年代传人日本的，到了1920和193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摄影开始在日本成形。然而如果我们放在更大的视野来观察日本摄影的走向，尤其是一种真正具有个性化发展的空间的呈现，那么可以明显地发现，二战后的日本摄影才是真正走向现代的标志。自195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当代摄影受西方影响，不再局限于当时主流的报道摄影形式，一些摄影师开始探寻摄影作为媒介与摄影家自身的关系，寻求个人关注现实的视角。川田喜久治作为合伙人之一，于1959年和佐藤明、细江英公、奈良原一高、丹野章和东松照明共同创办了摄影团体VIVO（来自世界语，意指“生活”）。他先锋式的摄影作品，使其成为战后日本最重要的摄影师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74年美国纽约现代艺术馆所举办的“日本新摄影”（New Japanese Photography）展览中，川田喜久治是当时入选的十五位日本摄影师之一。以“从小野到日和——航空幻想曲”（Sora to Yume-Aero Fantasia）和“宇宙观”为主题，“最后的宇宙论”系列作品自1980年代开始零散发表，最终于1995年结集出版并举办个人展览。作为通常被称为“灾难三部曲”（Catastrophe Trilogy）的一部分、此部个人视角的影像编年史似乎暗指一个不详的未来以及两大时代的终结。2011年，川田喜久治获得日本摄影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该奖项肯定了摄影师本人在国际和日本国内所获得的声誉。
1959年川田喜久治举办了第一次个人展览，1961年在东京的富士摄影艺术馆（FuiiflmPhoto Salon）展出了他的“地图”系列作品。对于当时的拍摄动机，他是这样追述的：“从1960年开始，我花了五年的时间完成我的第一本摄影作品集《地图》。第一部分的主题是一个被毁的城堡，它是日军在二战中故意炸毁的。第二部分的照片展示了原子弹爆炸所形成的蘑菇云的放射灰和剥落的云顶，这是原子弹投射地区的核心位置所存留的唯一物体。第三部分关注的是经济恢复时期的东京：关于广告、废铁、遭人践踏的国旗以及美国权力的象征性符号，比如“好彩”牌香烟（Luck Strike）和可口可乐等的照片，都交叠在一起，它们的顺序不断重置，有些以蒙太奇的形式出现，呈现为一种隐喻。我自己不敢去指定隐喻的具体意义。 这些作品促使我编辑出这本摄影集，我使用地图的概念作为通向未来的线索，并且以此探究我精神上的行踪。被丢弃的纪念留影、告别信、神风突击队的飞行员——由此而产生的关于各种各样的地图的幻觉，对我来说如同与魔鬼的讨论。原子弹轰炸的放射灰是这一系列作品中的关键性影像，它描绘了一个未来地层，并把历史、民族、对毁灭的恐惧和焦虑、繁荣等都尘封起来。这差不多就是对增长和下降的隐喻。
在这些照片中，宇宙论是关于苍天的一种幻觉，但是同时它也包含了一个时代的真实情况，以及一颗变动不居的心。”
川田喜久治的影像风格以及对事物观察的角度，来自多方面的影响，既有哲学上的，也有绘画艺术的，其中一个对他的摄影产生影响的是法国哲学家、科学家、诗人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基于巴什拉的经典著作“大气与梦想”（L' air et les songes），我在构思如何拍摄照片。我试图体现我真诚的敬意。把诗意的语言转化为摄影作品，这比起小说作家基于一幅绘画来创作小说来说，有些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我继续我的创作，并且确信终将到来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现实中的云的变化将相当于一个活的隐喻，并与摄影作品同步。”
作为重要的哲学家，巴什拉的哲学由两部分构成：科学认识论和诗学想象论。巴什拉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阐明我们精神的认识过程”，这无疑对川田喜久治的摄影有着明显的指导。除了持续地拍摄云彩，川田喜久治还对其他的天体形象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有明显的将其隐喻化的想象：“哈雷彗星每75年环绕我们地球一周，我想要拍摄哈雷彗星的白色尾巴、哈雷彗星也因此被称为不祥之星。”尽管川田喜久治走遍日本追逐哈雷彗星，但是很多次还是不幸地错过了它，而未能拍摄。“每天晚上当我透过天文望远镜的接目镜窥探时，我看到每一个星星都有一个苍白的尾巴，显得栩栩如生。但是，我下次在东京再看到它要等到2061年7月29日了。”
他同样认为日环食和日全食这些天文现象对他个人及他所处的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20世纪最后一个日环食和最后一个日全食，以及金星凌日，都是昭和时代结束的标志。我出生于昭和时代初年，在童年，我经历了世界大战，然后我也经历了日本重建与发展的时期，现在我已经慢慢接近垂暮之年。”在他的这些照片中，宇宙论是关于苍天的一种个人幻觉，但是同时它也包含了一个时代的真实情况，以及一颗变动不居的心。
通过系列作品“最后的宇宙观”，川田喜久治把关于“天”的戏剧与现实中的两大历史时代连接在一起：川田喜久治出生时的昭和时代，以及20世纪。这就制造了一种关于世界的想象力，它对过去那个世纪的人们有一种瞬间的同感能力，那些人们滋养着关于苍天的梦想和怀旧情绪。在现代科学形成之前，人们推测天象与人类世界的事件有某种关联。可以明显地看出，“最后的宇宙论”受到画家埃米尔·诺尔德（ EmilNolde，1867-1956）的启示录般的以天空为主题的画作的启发，在“宇宙论”中，川田喜久治专注于拍摄反常天气和灾害天气，这也反映出他对古老的占星术以及对苍天的迷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时我把那个时代和我自己想象为一个隐然交织在一起的灾难，我想侦查如同卡门涡流一样的多彩心灵的深度。当我一次又一次在一个柏林的美术馆徜徉于诺尔德创作的关于云和海的系列绘画作品前时，在他所呈现的真实的多彩的云和海浪之中，我深深意识到，作为处于世纪末的人，宇宙观是现实存在的。”
除了埃米尔·诺尔德的系列绘画作品的启发，以及加斯东·巴什拉的著作“大气与梦想”的哲学层面的指导，在摄影方面，对川田喜久治最直接的影响当属美国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 Alfred Stieglitz）的“云”系列了。
作为摄影分离运动的先驱，施蒂格利茨曾对现代艺术观念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著名作品系列“云”（Clouds，亦称为“对等物”Equivalent），认为不存在唯一不变的固定结构，变动不居的人心被投射为云一样的东西。在1923年的《业余摄影师和摄影》杂志中，施蒂格利茨谈到了他拍摄“云”系列的最初想法：“35年前我在瑞士的米伦住过数日，在那里我每天观察云，研究它们。思考云和世界上其它万物的关系，以及云究竟为何物，以至于我对此如此着迷，那时我意识到很难用摄影来表现云，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我终于做了35年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我拍摄了一些列关于云的照片，通过这些云，我想探究这40年来我从摄影中发现了什么，我的摄影并不仅仅依赖题材，比如那些特殊的树、面孔或者空间，也不需要特殊的权限，云就在那里，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而同样是以云为影像的载体，川田喜久治坦言他曾受到施蒂格利茨的影响，但他的镜头中所捕捉到的云，却与施氏看到的完全不同。事后来比较的话，也可以发现这两人的人生背景对他们的摄影的影响，时代不同，国别不同，所产生的境遇也不同，同样一片云，在心中的映像也迥异，最终，摄影家的作品就在这不同的人生中拉开了距离。
——川田喜久治
相比森山大道、荒木经惟、杉本博司等等，同为日本摄影家的川田喜久治（KikujiKawada）的名字并不为我们所熟知。在过去的2014年里，川田喜久治的作品却在世界范围里再次广泛引起关注。2014年4月的AIPAD（国际摄影艺术经销商展销会）展会期间，日本国际摄影画廊（Photo GalleryInternational）展出了川田喜久治最为著名的系列作品《地图》（The Map）的部分作品。2014年11月，《地图》系列作为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的年度重头展览“冲突、时间和摄影”（Conflict，Time.Photography）的一部分进行展出，这一系列作品最初发布于1965年，它记录了战争和原子弹轰炸在日本造成的后果（超越了意义、无形的暴力、大规模的破坏和生灵涂炭）。几乎在同一时间段，他的“最后的宇宙论”（The Last Cosmology）系列作品在英国的首场个人展览也由迈克尔·霍普画廊（Michael Hoppen Gallery）举办。“最后的宇宙观”系列作品拍摄于1980-2000年间，包括题为“天空与梦想”、“最后的太阳”和“宇宙结构学”等作品。这些作品最初于1980年代零散发表，最终于1995年结集出版并举办个人展览。作为川田喜久治的“灾难三部曲”（Catastrophe Trilogy）的一部分，编年史似乎把关于“天”的戏剧与现实中两大时代的终结连接在一起：随着昭和天皇驾崩，昭和时代和20世纪终结。
乍一看，“最后的宇宙论”和“地图”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艺术作品。“地图”聚焦于地面，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直冲云霄，放射灰四溅，还有盟军占领留下的余存；而“最后的宇宙论”则以外太空寓意地球上发生的事件。然而这两部系列作品也有共同的叙事因素，这一叙事既是个人的也是普遍的。尽管这些作品是根植于日本的经历，它们也是对人类共同生存状况的描绘。
英国利物浦“开放之眼”画廊（OpenEye Gallery）在2015年1月举办“战后日本的变迁”（Metamorphosis of Japan Afterthe War）摄影展，展出土门拳（KenDomon）、滨谷浩（Hiroshi Hamaya）、木村伊兵卫（Ihee Kimura）等11位日本战后摄影家拍摄的100多张照片，呈现日本从1945年战败后逐渐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历史变迁。川田喜久治的《地图》系列被视为本次展览中最具感染力的作品，照片中有死去的高中男生的外衣、特攻队员留下的亲笔遗书，而《阳光照耀在广岛和平纪念馆的玻璃屋顶上》与滨谷浩的《战败那一天的太阳》遥相呼应。
2015年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这也许是在过去一年里川田喜久治的作品在西方世界被广泛回顾的主要原因。而对于日本摄影来说，1945年战败也许就是一个公认的分水岭，这是根据战前和战后来区分的，事实也是如此。如何看待川田喜久治照片中关于战争所施加的影响，摄影评论家丽莎·苏克丽芙（Lisa SuttclifTe）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原子弹是对战后日本社会影响最大的事件。在二战时期，很多摄影师都还是孩子，他们在喧嚣的战后环境中成长起来。日本人的民族认同受到原子弹轰炸和二战战败极大的影响。一些摄影师的作品以象征性的方式提及原子弹轰炸——例如，川田喜久治拍摄了关于二战老兵的照片，以及关于已经成为纪念地的战争遗存的照片。这些视觉的碎片代表了记忆和历史的多样层面。那之后一些日本摄影师，例如森山大道和中平卓马，他们所拍摄的黑暗中的城市景观，被明亮的闪光划破，这间接地指涉了原子弹轰炸的瞬间性和激烈性。”
川田喜久治1933年出生于日本茨城县，茨城县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东临太平洋，隶属于首都圈，离东京仅40公里。1967年，川田喜久治在东京的多摩美术大学教授摄影课程。
摄影是在1850年代传人日本的，到了1920和193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摄影开始在日本成形。然而如果我们放在更大的视野来观察日本摄影的走向，尤其是一种真正具有个性化发展的空间的呈现，那么可以明显地发现，二战后的日本摄影才是真正走向现代的标志。自195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当代摄影受西方影响，不再局限于当时主流的报道摄影形式，一些摄影师开始探寻摄影作为媒介与摄影家自身的关系，寻求个人关注现实的视角。川田喜久治作为合伙人之一，于1959年和佐藤明、细江英公、奈良原一高、丹野章和东松照明共同创办了摄影团体VIVO（来自世界语，意指“生活”）。他先锋式的摄影作品，使其成为战后日本最重要的摄影师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74年美国纽约现代艺术馆所举办的“日本新摄影”（New Japanese Photography）展览中，川田喜久治是当时入选的十五位日本摄影师之一。以“从小野到日和——航空幻想曲”（Sora to Yume-Aero Fantasia）和“宇宙观”为主题，“最后的宇宙论”系列作品自1980年代开始零散发表，最终于1995年结集出版并举办个人展览。作为通常被称为“灾难三部曲”（Catastrophe Trilogy）的一部分、此部个人视角的影像编年史似乎暗指一个不详的未来以及两大时代的终结。2011年，川田喜久治获得日本摄影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该奖项肯定了摄影师本人在国际和日本国内所获得的声誉。
1959年川田喜久治举办了第一次个人展览，1961年在东京的富士摄影艺术馆（FuiiflmPhoto Salon）展出了他的“地图”系列作品。对于当时的拍摄动机，他是这样追述的：“从1960年开始，我花了五年的时间完成我的第一本摄影作品集《地图》。第一部分的主题是一个被毁的城堡，它是日军在二战中故意炸毁的。第二部分的照片展示了原子弹爆炸所形成的蘑菇云的放射灰和剥落的云顶，这是原子弹投射地区的核心位置所存留的唯一物体。第三部分关注的是经济恢复时期的东京：关于广告、废铁、遭人践踏的国旗以及美国权力的象征性符号，比如“好彩”牌香烟（Luck Strike）和可口可乐等的照片，都交叠在一起，它们的顺序不断重置，有些以蒙太奇的形式出现，呈现为一种隐喻。我自己不敢去指定隐喻的具体意义。 这些作品促使我编辑出这本摄影集，我使用地图的概念作为通向未来的线索，并且以此探究我精神上的行踪。被丢弃的纪念留影、告别信、神风突击队的飞行员——由此而产生的关于各种各样的地图的幻觉，对我来说如同与魔鬼的讨论。原子弹轰炸的放射灰是这一系列作品中的关键性影像，它描绘了一个未来地层，并把历史、民族、对毁灭的恐惧和焦虑、繁荣等都尘封起来。这差不多就是对增长和下降的隐喻。
在这些照片中，宇宙论是关于苍天的一种幻觉，但是同时它也包含了一个时代的真实情况，以及一颗变动不居的心。”
川田喜久治的影像风格以及对事物观察的角度，来自多方面的影响，既有哲学上的，也有绘画艺术的，其中一个对他的摄影产生影响的是法国哲学家、科学家、诗人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基于巴什拉的经典著作“大气与梦想”（L' air et les songes），我在构思如何拍摄照片。我试图体现我真诚的敬意。把诗意的语言转化为摄影作品，这比起小说作家基于一幅绘画来创作小说来说，有些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我继续我的创作，并且确信终将到来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现实中的云的变化将相当于一个活的隐喻，并与摄影作品同步。”
作为重要的哲学家，巴什拉的哲学由两部分构成：科学认识论和诗学想象论。巴什拉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阐明我们精神的认识过程”，这无疑对川田喜久治的摄影有着明显的指导。除了持续地拍摄云彩，川田喜久治还对其他的天体形象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有明显的将其隐喻化的想象：“哈雷彗星每75年环绕我们地球一周，我想要拍摄哈雷彗星的白色尾巴、哈雷彗星也因此被称为不祥之星。”尽管川田喜久治走遍日本追逐哈雷彗星，但是很多次还是不幸地错过了它，而未能拍摄。“每天晚上当我透过天文望远镜的接目镜窥探时，我看到每一个星星都有一个苍白的尾巴，显得栩栩如生。但是，我下次在东京再看到它要等到2061年7月29日了。”
他同样认为日环食和日全食这些天文现象对他个人及他所处的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20世纪最后一个日环食和最后一个日全食，以及金星凌日，都是昭和时代结束的标志。我出生于昭和时代初年，在童年，我经历了世界大战，然后我也经历了日本重建与发展的时期，现在我已经慢慢接近垂暮之年。”在他的这些照片中，宇宙论是关于苍天的一种个人幻觉，但是同时它也包含了一个时代的真实情况，以及一颗变动不居的心。
通过系列作品“最后的宇宙观”，川田喜久治把关于“天”的戏剧与现实中的两大历史时代连接在一起：川田喜久治出生时的昭和时代，以及20世纪。这就制造了一种关于世界的想象力，它对过去那个世纪的人们有一种瞬间的同感能力，那些人们滋养着关于苍天的梦想和怀旧情绪。在现代科学形成之前，人们推测天象与人类世界的事件有某种关联。可以明显地看出，“最后的宇宙论”受到画家埃米尔·诺尔德（ EmilNolde，1867-1956）的启示录般的以天空为主题的画作的启发，在“宇宙论”中，川田喜久治专注于拍摄反常天气和灾害天气，这也反映出他对古老的占星术以及对苍天的迷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时我把那个时代和我自己想象为一个隐然交织在一起的灾难，我想侦查如同卡门涡流一样的多彩心灵的深度。当我一次又一次在一个柏林的美术馆徜徉于诺尔德创作的关于云和海的系列绘画作品前时，在他所呈现的真实的多彩的云和海浪之中，我深深意识到，作为处于世纪末的人，宇宙观是现实存在的。”
除了埃米尔·诺尔德的系列绘画作品的启发，以及加斯东·巴什拉的著作“大气与梦想”的哲学层面的指导，在摄影方面，对川田喜久治最直接的影响当属美国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 Alfred Stieglitz）的“云”系列了。
作为摄影分离运动的先驱，施蒂格利茨曾对现代艺术观念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著名作品系列“云”（Clouds，亦称为“对等物”Equivalent），认为不存在唯一不变的固定结构，变动不居的人心被投射为云一样的东西。在1923年的《业余摄影师和摄影》杂志中，施蒂格利茨谈到了他拍摄“云”系列的最初想法：“35年前我在瑞士的米伦住过数日，在那里我每天观察云，研究它们。思考云和世界上其它万物的关系，以及云究竟为何物，以至于我对此如此着迷，那时我意识到很难用摄影来表现云，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我终于做了35年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我拍摄了一些列关于云的照片，通过这些云，我想探究这40年来我从摄影中发现了什么，我的摄影并不仅仅依赖题材，比如那些特殊的树、面孔或者空间，也不需要特殊的权限，云就在那里，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而同样是以云为影像的载体，川田喜久治坦言他曾受到施蒂格利茨的影响，但他的镜头中所捕捉到的云，却与施氏看到的完全不同。事后来比较的话，也可以发现这两人的人生背景对他们的摄影的影响，时代不同，国别不同，所产生的境遇也不同，同样一片云，在心中的映像也迥异，最终，摄影家的作品就在这不同的人生中拉开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