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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伯驾是美部分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他来华的主观愿望是利用医学来传教，搜集中国情报，为美国的政治利益服务。但伯驾的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应当予以肯定。
关键词：传教士；伯驾；医学；影响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4—038—03
近代外国传教士入华传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是近代中西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中外学者们对传教士的评价褒贬不一，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我个人认为对个人的评价应该区分不同的时段，不能一概而论。传教士来自不同的教派分为不同的时期，并且就个体而言，他的行为和目的在不同的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伯驾作为一名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活动，我们应该客观的认识，尽管他在华的后期曾作为其政府的代言人发表过侵略中国的言论，他的活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他在1834—1842年间在华的活动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伯驾，1804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弗来明海姆城，他从小接受宗教灌输，虔诚地信奉基督教，再加上他天资聪明，对宗教的感悟和信念在同龄人中是出类拔萃的。“在他攻读耶鲁大学期间，当地的宗教机构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增强了他当传教士的信心。‘如果我未被欺骗，我就应该说没有那个话题比异教徒的生活更能吸引我的兴趣。愿上帝有意将此慈善重任托付于我。’他自称吃苦耐劳，身体健康，忠心不二，不存在对家庭无法脱开的义务，相反，对异教国民的恶劣处境非常关心、
1833年伯驾获得传教士的执照，1834年10月6日来到中国广州，一直到1942年这段时间。他在华的活动，基本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产生的是积极的影响。
一、创办医院，招收学徒等活动對中国近代医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835年11月，伯驾在中国开设的第一所医学医院——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生局)在广州开业。创办广州眼科医局的行动，作为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初期活动之一，为美国在华传教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和条件，同时给中国人民也带来了许多实际的益处，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医疗状况，增强了人民的日常卫生健康知识，给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当时的地方政府虽然在言论上禁止传教，但主观愿望还是希望外国传教士开办教会医院，他们并没有对教会医院设置多少障碍，教会医院在中国仍有立足之地，保守的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先进文明时不得不做出让步。“由基督教医药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及诊所，在1900年以前就有约40余所，主要分布在两广、江浙一带。”可见中国政府虽然排斥西方传教事业，但对西方先进的文明还是有所接纳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广州眼科医局的开办与运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切切实实的益处，促进了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医院的开办打了基础。
伯驾创办的广州眼科医局不只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还带来了西方医院的管理办法。为了便利前来就医的病人，伯驾让医局看门人每天将标有中英文号码的竹片发给前来就诊者，就诊者则按其到来的先后顺序看病。每一位新病人的姓名、疾病状况、号码、入院时间等都被记录下来。这个卡片交给病人，由病人保存一直到出院。每位病人的处方都被医院保留下来，以便为病人再次就诊时的开方提供参考。这就是现在世界上各医院普遍采用的“挂号制度”的最初形式，它是伯驾在广州眼科医局设计创造出来的，这是他对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的重要贡献。
同时，伯驾最先在医院内试办学校，广收生徒，并按近代学校制度训练教师和学员，造就我国医学校的雏形。中国医务传道会在成立时，就已经讨论过派遣中国青年到西方学习医学的问题。伯驾曾在给医务传道会的报告中指出，“培养一批能干的，有科学知识的内外科医生是一个既定方针。”后来附属于博济医院的南华医学院是由伯驾亲手创办的。1837年，医院工作日益繁杂，依靠教会的派遣补充远远不够，伯驾决定开办医学院，让中国人自己医治自己。首先，伯驾招收了三名随他学习英语的中国青年人学习西方医学知识，这三个中国人成为南华医学院的首批学员。其中，一个叫关韬的青年人后来成为医院骨干力量，他在伯驾的指导下能独立地实行常见眼病的手术，腹腔穿刺抽液、拔牙、治疗脱臼及骨折等。伯驾休假回国时，他代为主持眼科医局，做了一些重要的手术，治疗了许多病人。此外，伯驾极力主张派遣中国年轻人到国外接受西方医学教育，他的这一提议得到海外许多人士的赞助和支持，但当时中国还未形成留学的风气，人们的思想都比较保守，没有多少人能接受他的提议，不过通过传教士们的宣传和实践，部分中国人逐渐感到有必要对西医进行学习和研究。这对于西医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产生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他的留学主张对于后来的中国留学生出洋学习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方向，对中国人思想的开放起了一定的作用，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二、西方医学的引进对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产生了冲击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
伯驾创办的广州眼科医局从开业的第一天就有许多病人前来就诊，一直以来他们的医院病人很多，伯驾为许多病人解除了疼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1847年，伯驾将麻醉术介绍到中国，麻醉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新鲜事物，它的使用更使伯驾在短短几个月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伯驾还是一个“人体解剖”的倡导者和推行者，西医和中医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注重“解剖”，切实地了解人体结构。1850年，伯驾进行过两次尸体解剖。第一例患者死于膀胱结石病，在得到其家人同意后，伯驾进行了解剖。他说：“可以把这看成是一次胜利。”第二次解剖的是一具患疝病而死的尸体，伯驾从中找到了疝病死者的病因。
《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种思想显然成了解剖学发展的桎梏。如《礼记。祭义》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儒家的孝道伦理观，除了要求敬养父母外，还要谨慎保全父母及自身之体，也不毁伤他人身体。解剖学作为直接毁伤他人躯体的行为，当然就为儒家的伦理观所不容，对人体的解剖在中国古代儒家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古代中国人的死亡观和生命伦理观属唯心主义，他们认为人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人是有灵魂的，只有身体不受毁伤，来世就可以继续投胎做人，所以古代中国人忌讳解剖死尸。而唯物主义认为，在死人那里，感觉和思维也像所有的其他运动一样都是停止的，身体死亡之时，灵魂就像蒸气一样消散了。
伯驾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推行解剖学给中国传统以强烈的冲击，使当时广州的医学人士产生了观念上的变化，他们不再对西方医学持敌视的态度，而是逐渐地和西医融合，相互补充，这种对待中西医的态度是非常客观的。
三、女子入院治疗对中国传统重男轻女 的观念造成一定的冲击，为以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起了推动作用
在福音书中，耶稣不仅平等对待女性，而且对主妇、寡妇、妓女、罪妇、病妇等不同身份的女性，都一视同仁，认为她们虔信上帝，灵魂同样都可以进入天堂。耶稣对女性的这种态度，从治病和传教两个方面都反映出来了。耶稣为妇女治病的事情，福音书中有不少的记载，这表明在欧美国家所形成的信仰耶稣的宗教团体中，没有男女之别，没有贫富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信徒们不分男女老幼与贫富，为了一个共同信仰而纯洁、平等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新的观念和行为，对于中国传统的“男女有别”，“男尊女卑”思想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激进的“革命”。耶稣及其男女信徒们在传教中所结成的这种宗教大家庭，为教会的建立确立了基本原则。而古代的中国社会，妇女社会地位极为低下、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一般的良家妇女是不允许步入社会的，女人一辈子只能闭琐“深闺”。她们被排挤出社会活动的大舞台，许多女性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才能无从发挥，本来可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广大妇女大部分被压抑埋没了，正如清代女戏曲家王筠用以抒发杰出女性胸怀壮志却无法实现从而郁闷失意的《鹧鸪天》所表达的“闺阁沉埋数十年，不能身贵不能仙”。妇女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一个女人一生的全部价值和意义被三个男人所支配左右：父亲、丈夫、儿子。所谓“未嫁從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她们对人生幸福的向往异化、蜕变为夫贵妻荣、子达母尊，女人的全部人生价值以取悦、服侍男人而讨得些许荣耀。在男尊女卑的等级秩序社会里，女性不光受压抑、束缚，而且饱受欺凌、侮辱，不少妇女在肉体、重体力劳动以至于家庭生活、情感方面付出了惨重代价，许多妇女落下了难以愈合的生理病症和心理病症。儒家礼教对妇女抱以轻视、漠视、藐视之态度，如在公众场合出现则被视为不守妇道，有辱家门。女人人院治疗被视为不祥，女人被认为是不干净的。伯驾开创了女子入院接受治疗的风气，打破了中国传统观念上“女子入院不吉利”的愚顽思想，为中国妇女的健康生活带来有益的帮助，同时在思想上给中国人民以深刻的启示，为以后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西医的引进对中国人天朝大国思想也有一定的冲击，使中国人逐渐清醒地审视自己，开始放眼看世界
西医、科技的引进使中国人逐渐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走出，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思想文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学东渐的步伐，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漫长的古代农业社会中形成的传统世界秩序观非常狭隘，那时候中国国人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人大都持有浓厚文化优越感的“华尊夷卑”说，养成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豪感，把西方各国视为夷狄，从来没有用正确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变化，没有心思去审视自己国家的缺陷，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落后别人很多了，他们还是高高地抬着头，他们看不到别人的进步，一味地自负和自大，终于，在文明的进程中，中国人远远地落在别的国家后面。
中国人在长期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很难接受别的文化体系，他们对传教士的敌视态度和对基督教的冷漠是必然的。要改变这种状况，来华传教士还是要花费一定的心血的，他们认真吸取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们在澳门及广州开办医院的成功经验，认识到为社会下层的缺医少药的百姓提供免费医疗服务，首先能从心理上消除中国民众对传教士的敌视和对基督教的冷漠，这是接近中国民众的一个有效途径，这种活动很快就赢得人们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为顺利地传播基督教并进而传播西方文明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经过伯驾等传教医生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冷漠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和，尽管入教的人数还不多，但其影响深远，是“西学东渐”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伯驾鼓励中国青年留学，由于受当时社会思潮的限制，他的提倡未能得到实践，但其思想对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有一定的影响。传统的华夏中心观遭到怀疑并逐渐崩溃，中国人逐渐知道域外还有比中国更先进的文明和文化，而且传统的重视道德和人文教育而轻视科技的观念受到怀疑、否定，科学技术逐渐获得认可，许多中国人开始注重科学技术的学习，他们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这为中国近现代的多次改革和革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为中国走向世界开创了一条通道。
总之，伯驾是以一个传教士和一个医生的角色来到中国的，他于1834—1842年在华的活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伯驾在华从事医疗事业的主观目的虽是借医学来传教，然而在客观上却为中国传统医学向新医学的转变起到了媒介的作用，为中国新医学的崛起做了很好的铺垫，为中国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自19世纪开始，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所出现的变革性的重大变化，正是由于这批来华传教士开办的医院为其起到了开化的效果。同时，在中国向近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起到了启示作用。
关键词：传教士；伯驾；医学；影响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4—038—03
近代外国传教士入华传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是近代中西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中外学者们对传教士的评价褒贬不一，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我个人认为对个人的评价应该区分不同的时段，不能一概而论。传教士来自不同的教派分为不同的时期，并且就个体而言，他的行为和目的在不同的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伯驾作为一名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活动，我们应该客观的认识，尽管他在华的后期曾作为其政府的代言人发表过侵略中国的言论，他的活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他在1834—1842年间在华的活动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伯驾，1804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弗来明海姆城，他从小接受宗教灌输，虔诚地信奉基督教，再加上他天资聪明，对宗教的感悟和信念在同龄人中是出类拔萃的。“在他攻读耶鲁大学期间，当地的宗教机构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增强了他当传教士的信心。‘如果我未被欺骗，我就应该说没有那个话题比异教徒的生活更能吸引我的兴趣。愿上帝有意将此慈善重任托付于我。’他自称吃苦耐劳，身体健康，忠心不二，不存在对家庭无法脱开的义务，相反，对异教国民的恶劣处境非常关心、
1833年伯驾获得传教士的执照，1834年10月6日来到中国广州，一直到1942年这段时间。他在华的活动，基本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产生的是积极的影响。
一、创办医院，招收学徒等活动對中国近代医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835年11月，伯驾在中国开设的第一所医学医院——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生局)在广州开业。创办广州眼科医局的行动，作为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初期活动之一，为美国在华传教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和条件，同时给中国人民也带来了许多实际的益处，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医疗状况，增强了人民的日常卫生健康知识，给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当时的地方政府虽然在言论上禁止传教，但主观愿望还是希望外国传教士开办教会医院，他们并没有对教会医院设置多少障碍，教会医院在中国仍有立足之地，保守的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先进文明时不得不做出让步。“由基督教医药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及诊所，在1900年以前就有约40余所，主要分布在两广、江浙一带。”可见中国政府虽然排斥西方传教事业，但对西方先进的文明还是有所接纳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广州眼科医局的开办与运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切切实实的益处，促进了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医院的开办打了基础。
伯驾创办的广州眼科医局不只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还带来了西方医院的管理办法。为了便利前来就医的病人，伯驾让医局看门人每天将标有中英文号码的竹片发给前来就诊者，就诊者则按其到来的先后顺序看病。每一位新病人的姓名、疾病状况、号码、入院时间等都被记录下来。这个卡片交给病人，由病人保存一直到出院。每位病人的处方都被医院保留下来，以便为病人再次就诊时的开方提供参考。这就是现在世界上各医院普遍采用的“挂号制度”的最初形式，它是伯驾在广州眼科医局设计创造出来的，这是他对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的重要贡献。
同时，伯驾最先在医院内试办学校，广收生徒，并按近代学校制度训练教师和学员，造就我国医学校的雏形。中国医务传道会在成立时，就已经讨论过派遣中国青年到西方学习医学的问题。伯驾曾在给医务传道会的报告中指出，“培养一批能干的，有科学知识的内外科医生是一个既定方针。”后来附属于博济医院的南华医学院是由伯驾亲手创办的。1837年，医院工作日益繁杂，依靠教会的派遣补充远远不够，伯驾决定开办医学院，让中国人自己医治自己。首先，伯驾招收了三名随他学习英语的中国青年人学习西方医学知识，这三个中国人成为南华医学院的首批学员。其中，一个叫关韬的青年人后来成为医院骨干力量，他在伯驾的指导下能独立地实行常见眼病的手术，腹腔穿刺抽液、拔牙、治疗脱臼及骨折等。伯驾休假回国时，他代为主持眼科医局，做了一些重要的手术，治疗了许多病人。此外，伯驾极力主张派遣中国年轻人到国外接受西方医学教育，他的这一提议得到海外许多人士的赞助和支持，但当时中国还未形成留学的风气，人们的思想都比较保守，没有多少人能接受他的提议，不过通过传教士们的宣传和实践，部分中国人逐渐感到有必要对西医进行学习和研究。这对于西医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产生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他的留学主张对于后来的中国留学生出洋学习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方向，对中国人思想的开放起了一定的作用，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二、西方医学的引进对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产生了冲击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
伯驾创办的广州眼科医局从开业的第一天就有许多病人前来就诊，一直以来他们的医院病人很多，伯驾为许多病人解除了疼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1847年，伯驾将麻醉术介绍到中国，麻醉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新鲜事物，它的使用更使伯驾在短短几个月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伯驾还是一个“人体解剖”的倡导者和推行者，西医和中医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注重“解剖”，切实地了解人体结构。1850年，伯驾进行过两次尸体解剖。第一例患者死于膀胱结石病，在得到其家人同意后，伯驾进行了解剖。他说：“可以把这看成是一次胜利。”第二次解剖的是一具患疝病而死的尸体，伯驾从中找到了疝病死者的病因。
《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种思想显然成了解剖学发展的桎梏。如《礼记。祭义》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儒家的孝道伦理观，除了要求敬养父母外，还要谨慎保全父母及自身之体，也不毁伤他人身体。解剖学作为直接毁伤他人躯体的行为，当然就为儒家的伦理观所不容，对人体的解剖在中国古代儒家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古代中国人的死亡观和生命伦理观属唯心主义，他们认为人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人是有灵魂的，只有身体不受毁伤，来世就可以继续投胎做人，所以古代中国人忌讳解剖死尸。而唯物主义认为，在死人那里，感觉和思维也像所有的其他运动一样都是停止的，身体死亡之时，灵魂就像蒸气一样消散了。
伯驾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推行解剖学给中国传统以强烈的冲击，使当时广州的医学人士产生了观念上的变化，他们不再对西方医学持敌视的态度，而是逐渐地和西医融合，相互补充，这种对待中西医的态度是非常客观的。
三、女子入院治疗对中国传统重男轻女 的观念造成一定的冲击，为以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起了推动作用
在福音书中，耶稣不仅平等对待女性，而且对主妇、寡妇、妓女、罪妇、病妇等不同身份的女性，都一视同仁，认为她们虔信上帝，灵魂同样都可以进入天堂。耶稣对女性的这种态度，从治病和传教两个方面都反映出来了。耶稣为妇女治病的事情，福音书中有不少的记载，这表明在欧美国家所形成的信仰耶稣的宗教团体中，没有男女之别，没有贫富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信徒们不分男女老幼与贫富，为了一个共同信仰而纯洁、平等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新的观念和行为，对于中国传统的“男女有别”，“男尊女卑”思想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激进的“革命”。耶稣及其男女信徒们在传教中所结成的这种宗教大家庭，为教会的建立确立了基本原则。而古代的中国社会，妇女社会地位极为低下、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一般的良家妇女是不允许步入社会的，女人一辈子只能闭琐“深闺”。她们被排挤出社会活动的大舞台，许多女性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才能无从发挥，本来可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广大妇女大部分被压抑埋没了，正如清代女戏曲家王筠用以抒发杰出女性胸怀壮志却无法实现从而郁闷失意的《鹧鸪天》所表达的“闺阁沉埋数十年，不能身贵不能仙”。妇女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一个女人一生的全部价值和意义被三个男人所支配左右：父亲、丈夫、儿子。所谓“未嫁從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她们对人生幸福的向往异化、蜕变为夫贵妻荣、子达母尊，女人的全部人生价值以取悦、服侍男人而讨得些许荣耀。在男尊女卑的等级秩序社会里，女性不光受压抑、束缚，而且饱受欺凌、侮辱，不少妇女在肉体、重体力劳动以至于家庭生活、情感方面付出了惨重代价，许多妇女落下了难以愈合的生理病症和心理病症。儒家礼教对妇女抱以轻视、漠视、藐视之态度，如在公众场合出现则被视为不守妇道，有辱家门。女人人院治疗被视为不祥，女人被认为是不干净的。伯驾开创了女子入院接受治疗的风气，打破了中国传统观念上“女子入院不吉利”的愚顽思想，为中国妇女的健康生活带来有益的帮助，同时在思想上给中国人民以深刻的启示，为以后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西医的引进对中国人天朝大国思想也有一定的冲击，使中国人逐渐清醒地审视自己，开始放眼看世界
西医、科技的引进使中国人逐渐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走出，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思想文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学东渐的步伐，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漫长的古代农业社会中形成的传统世界秩序观非常狭隘，那时候中国国人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人大都持有浓厚文化优越感的“华尊夷卑”说，养成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豪感，把西方各国视为夷狄，从来没有用正确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变化，没有心思去审视自己国家的缺陷，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落后别人很多了，他们还是高高地抬着头，他们看不到别人的进步，一味地自负和自大，终于，在文明的进程中，中国人远远地落在别的国家后面。
中国人在长期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很难接受别的文化体系，他们对传教士的敌视态度和对基督教的冷漠是必然的。要改变这种状况，来华传教士还是要花费一定的心血的，他们认真吸取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们在澳门及广州开办医院的成功经验，认识到为社会下层的缺医少药的百姓提供免费医疗服务，首先能从心理上消除中国民众对传教士的敌视和对基督教的冷漠，这是接近中国民众的一个有效途径，这种活动很快就赢得人们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为顺利地传播基督教并进而传播西方文明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经过伯驾等传教医生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冷漠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和，尽管入教的人数还不多，但其影响深远，是“西学东渐”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伯驾鼓励中国青年留学，由于受当时社会思潮的限制，他的提倡未能得到实践，但其思想对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有一定的影响。传统的华夏中心观遭到怀疑并逐渐崩溃，中国人逐渐知道域外还有比中国更先进的文明和文化，而且传统的重视道德和人文教育而轻视科技的观念受到怀疑、否定，科学技术逐渐获得认可，许多中国人开始注重科学技术的学习，他们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这为中国近现代的多次改革和革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为中国走向世界开创了一条通道。
总之，伯驾是以一个传教士和一个医生的角色来到中国的，他于1834—1842年在华的活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伯驾在华从事医疗事业的主观目的虽是借医学来传教，然而在客观上却为中国传统医学向新医学的转变起到了媒介的作用，为中国新医学的崛起做了很好的铺垫，为中国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自19世纪开始，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所出现的变革性的重大变化，正是由于这批来华传教士开办的医院为其起到了开化的效果。同时，在中国向近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起到了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