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岁月里，像王光英这样的民族资本家不在少数，只是像他这样将全部精力用于支持革命，或者说有这种觉悟的人并不太多，相信艰险但充满光明的革命将取得最终胜利。因为身上的商业色彩以及与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合作，王光英担任工商业界要职，在政治和商业两方面影响着新中国经济的发展。
　　1956年2月，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表彰和鼓励在各行业公私合营中积极带头的工商界人士。以王光英为团长的48名天津市工商界代表赴京与会。
　　之前的3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業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国务院公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了公私合营企业的性质、组成、人事安排、利润分配等细节。
　　当时，工商业界对中国共产党疑虑很大，很多人关门或外逃。王光英趁妹妹王光美和丈夫刘少奇首次回家省亲之机，向刘少奇反映了工商界的这种状况。刘少奇在毛泽东的首肯下来到天津，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天津讲话”。讲话令天津商界的人心安定下来。
　　1955年，王光英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他积极带头投入社会主义改造，他的企业由此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天津商界也在这股历史洪流中百舸进发。
　　尽管后来的中国走了弯路，但公私合营在当时是一种必然选择。
　　以金融机构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倡议成立一家公私合营的金融机构，帮助民族工商业进行融资。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天津投资公司成立并发行股票，成为天津解放后成立的第一家公私合营金融机构。公司成立后，首先运用自有资金开展长期贷款业务，解决私营工业企业燃眉之急；之后，组织社会部分闲散资金和商业转业资金，为私营工业企业提供了生产周转资金，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建设资金，直接充当了资金供求双方的中介。当时天津的东亚毛纺织厂、仁立毛纺织厂、启新洋灰公司、江南水泥厂、开滦煤矿、天津造胰公司等企业，天津投资公司均有投资，并成为各企业的大股东、董事、公股代表。
　　这种金融机构的公私合营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此后遍及全国并最终于1956年完成的公私合营浪潮。
　　除了金融机构，参与公私合营的普通天津商户也构成了这股潮流的重要力量。有位胡姓老板，他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营一家切面铺，有两间营业用房，两套压切面的机器。1955年，胡老板的铺子被合营到当时的“天津市粮食供应公司”，两套机器交到公司里，算是入股500元股金，胡老板成了公司职工。不久，胡老板从厂里退休，退休后的他既可以拿公司的退休金，也凭着500元股金从当时的塘沽区粮食局领取股息。
　　今天再度回忆1955年的天津商变，很多当初的私营手工业者仍然流露出对往事的喜悦与嗟叹。而王光英在这场变革中，继续将身上的红色进行着浓墨渲染。他也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的政商代表。
　　（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喧嚣与轮回：中国商业记忆（1950-2012）〈上册〉》 作者：吴比 等）（图片：1956年1月22日，天津市和平区群众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游行。.jpg 图注：1956年，天津市群众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