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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和谐之道是周恩来统战思想的精髓。和谐的领导艺术，贯穿于他的统战理论和实践的始终。学习周恩来的统战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周恩来；统战思想；和谐之道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08）02003403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全党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构建和谐社会。周恩来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的统战理论和实践，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来临之际，重温他的统战思想，倍感亲切。他从西安到重庆，从延安到北京，从万隆到莫斯科，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著功勋。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和谐的领导艺术，贯穿于他的统战理论和实践的始终。可以说，和谐之道是他的统战思想的精髓。
其一，建立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开创政党之间的和谐
在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政治、经济、文明、民主建设的必然结果，也是现在加快小康社会进程、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保证。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创立和发展，开创政党之间的和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在全国政协会议筹备和召开过程中，从《共同纲领》的起草，到组织人事的安排，无不倾注周恩来大量的心血。在他亲自起草的《共同纲领》中，第一次用法理的形式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定下来。在政府机构的人事组成上，尽量安排各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代表人士，从组织上体现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我们国家政党之间的和谐提供了组织保证。他领导的政务院，副总理和政务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达到半数之多，正如许多民主人士称道的：“周总理真不愧为‘周’总理啊！”这不仅是考虑周到，而且充分说明了周恩来的博大胸怀和卓越的胆识。
周恩来十分尊重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善于同他们合作共事。他要求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同民主党派协商，通报情况，征求意见。这样，充分调动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政治上的民主和谐。他多次强调，要划一个大圈子，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共事的人士团结在一起。他认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将长期共存。“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
现在，中国共产党重申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共同建设一个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正是周恩来统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联系和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我们必须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格局，巩固和发展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强化和发挥民主党派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同时，从健全制度、保障权利、强化功能以及扩大参与、更新方式、加强反馈等方面，勇于开拓创新，不断调整完善，保持与时俱进，以适应形势发展和政权建设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党和谐共处，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繁荣富强。
其二，充分尊重知识和人才，实现阶层之间的和谐
周恩来十分注意调动各阶层和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注意保护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因为知识分子是各阶层和各界别的中坚和骨干，是各项事业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所以，在建国初期周恩来就提出要爱护、信任和正确使用知识分子。1956年他指出：“正确地估计和使用这些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是党和国家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他还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在他的精心关怀和培养下，许多知识分子成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一大批知识分子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还引进了一些海外的高精尖人才，在科研方面崭露头角。其中文学和历史学家郭沫若、数学家华罗庚、地质学家李四光等，都受到特别关照。值得一提的是，给导弹专家钱学森破格晋升为中将军衔，成为引进重视知识和人才的一段佳话。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很快成为我国科技界领军人物，研制发射“两弹一星”，震惊了世界。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社会阶层发生了显著分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然而知识和人才，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阶层之间的纽带。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知识和人才的作用更加突显，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力量。在新的社会阶层当中，有一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就是对劳动和创造的尊重，就是对新的社会阶层的尊重。必须进一步整合和优化资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牢记周总理的教导，高度重视知识和人才，尤其应重视党外知识分子，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平等对话，以诚相待，增强互信，帮助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消除隔阂，促进社会各阶层的融合，为各阶层的共存和发展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
其三，亲自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共建民族之间的和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能否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制定和实施反映各族人民共同利益和愿望的民族政策，不仅直接影响到民族的团结，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周恩来作为我国民族政策的主要组织制定者和领导实施者，从我国多民族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现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由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的地方事务，从而既能保证少数民族在自己的聚居区内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积极性，又可保证中央必要的集中、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
周恩来特别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不能有任何的歧视。他善于运用沟通的方法，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要求汉族主动替少数民族着想，相互间以对方为重。尊重、学习、研究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他说，风俗习惯常是一个民族一个，因此，风俗习惯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1961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西双版纳视察，正遇傣族一年一度的新年。他兴致勃勃地换上傣族服装，完全融入傣族群众之中，手拿银盆与各族人民互相泼水祝福，和边疆各族人民共同欢庆这个富有情趣的民族节日，在少数民族中一直传为美谈。
“人口众多”在汉族，“地大物博”在少数民族，人口不论多少，地域不论大小，各民族之间应当相互依存，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加强合作、加快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建立起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学会运用多种方式与少数民族群众相互沟通思想感情，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其四，积极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期盼两岸之间的和谐
周恩来历来主张：“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56年6月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和“来去自由”。还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同年7月接见了香港记者曹聚仁，在谈话中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时说：“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抗战时在赣南和蒋经国共事，希望曹聚仁将此信息转达台湾当局。国共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后来，周恩来把和平统一祖国的总体构想概括为“一纲四目”。建议第三次国共合作，举行和平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应从长计议，要有耐心，不要心急，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他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进行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的工作。”周恩来为两岸的和谐、祖国的统一是呕心沥血，贡献了毕生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通过周恩来艰苦曲折的工作，两岸紧张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坚冰开始溶化，对峙逐步减轻，特别是一些国民党的有识之士，纷纷表达思念祖国的迫切心情。1965年7月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李宗仁毅然决然从海外回到祖国的怀抱。这起情理之中、预料之外的“突发事件”，在岛内外、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象李宗仁这样的国民党政要回归祖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周恩来对李宗仁回国后作了热情周到的安排，并通过有关渠道告知台湾当局，希望蒋介石早日决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周恩来亲手制定的对台方针政策，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也为日后的两岸开放、人员往来、经贸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前，我们应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采取一切有效手段，遏制台湾的分裂势力，防止台湾独立。特别是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到台湾岛内去，用适当的方式和语言，引导台湾民众，争取台湾民心。同时，做好台湾各党各派的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政治力量，促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其五，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国家之间的和谐
周恩来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在国际关系中，竭力奉行顾大局、和为贵的思想。早在1953年12月他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原则。1955年4月在化解了西方国家重重阻挠后，29个亚非国家代表，第一次聚首万隆举行了七天紧张的亚非会议。周恩来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大会濒临破裂的时候，明确提出：“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他提出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原则，表达了中国人民希望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得到了大会的赞扬和拥护。他不负众望，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在会议上三次力挽狂澜，扭转了乾坤，树立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确定为世界共同遵守的国际准则。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外交举动有效地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打破了中国所处的外交僵局，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周恩来在国际上大力推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广大的亚非拉的一些小国家、穷国家，把和平共处推而广之，建立起了平等友好合作的第三世界。不但冲破了大国的封锁，而且促使大国同我建交。七十年代初期，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美国和日本不得不顺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快速提升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周恩来“和平共处”的充分运用，开辟了我国外交上的新纪元，也开创了世界和平的新格局。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建设国际和谐社会，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现在我们国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一定要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考量，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才能稳定发展，发展才有幸福和谐。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建立一个和谐世界，避免战争，消除贫困，共建人类美好的未来。这实际上是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是统一战线在国际范围内的拓展和运用。
［编辑：壬 古］
关键词：周恩来；统战思想；和谐之道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08）02003403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全党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构建和谐社会。周恩来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的统战理论和实践，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来临之际，重温他的统战思想，倍感亲切。他从西安到重庆，从延安到北京，从万隆到莫斯科，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著功勋。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和谐的领导艺术，贯穿于他的统战理论和实践的始终。可以说，和谐之道是他的统战思想的精髓。
其一，建立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开创政党之间的和谐
在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政治、经济、文明、民主建设的必然结果，也是现在加快小康社会进程、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保证。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创立和发展，开创政党之间的和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在全国政协会议筹备和召开过程中，从《共同纲领》的起草，到组织人事的安排，无不倾注周恩来大量的心血。在他亲自起草的《共同纲领》中，第一次用法理的形式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定下来。在政府机构的人事组成上，尽量安排各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代表人士，从组织上体现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我们国家政党之间的和谐提供了组织保证。他领导的政务院，副总理和政务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达到半数之多，正如许多民主人士称道的：“周总理真不愧为‘周’总理啊！”这不仅是考虑周到，而且充分说明了周恩来的博大胸怀和卓越的胆识。
周恩来十分尊重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善于同他们合作共事。他要求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同民主党派协商，通报情况，征求意见。这样，充分调动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政治上的民主和谐。他多次强调，要划一个大圈子，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共事的人士团结在一起。他认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将长期共存。“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
现在，中国共产党重申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共同建设一个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正是周恩来统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联系和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我们必须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格局，巩固和发展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强化和发挥民主党派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同时，从健全制度、保障权利、强化功能以及扩大参与、更新方式、加强反馈等方面，勇于开拓创新，不断调整完善，保持与时俱进，以适应形势发展和政权建设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党和谐共处，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繁荣富强。
其二，充分尊重知识和人才，实现阶层之间的和谐
周恩来十分注意调动各阶层和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注意保护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因为知识分子是各阶层和各界别的中坚和骨干，是各项事业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所以，在建国初期周恩来就提出要爱护、信任和正确使用知识分子。1956年他指出：“正确地估计和使用这些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是党和国家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他还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在他的精心关怀和培养下，许多知识分子成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一大批知识分子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还引进了一些海外的高精尖人才，在科研方面崭露头角。其中文学和历史学家郭沫若、数学家华罗庚、地质学家李四光等，都受到特别关照。值得一提的是，给导弹专家钱学森破格晋升为中将军衔，成为引进重视知识和人才的一段佳话。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很快成为我国科技界领军人物，研制发射“两弹一星”，震惊了世界。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社会阶层发生了显著分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然而知识和人才，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阶层之间的纽带。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知识和人才的作用更加突显，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力量。在新的社会阶层当中，有一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就是对劳动和创造的尊重，就是对新的社会阶层的尊重。必须进一步整合和优化资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牢记周总理的教导，高度重视知识和人才，尤其应重视党外知识分子，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平等对话，以诚相待，增强互信，帮助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消除隔阂，促进社会各阶层的融合，为各阶层的共存和发展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
其三，亲自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共建民族之间的和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能否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制定和实施反映各族人民共同利益和愿望的民族政策，不仅直接影响到民族的团结，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周恩来作为我国民族政策的主要组织制定者和领导实施者，从我国多民族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现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由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的地方事务，从而既能保证少数民族在自己的聚居区内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积极性，又可保证中央必要的集中、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
周恩来特别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不能有任何的歧视。他善于运用沟通的方法，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要求汉族主动替少数民族着想，相互间以对方为重。尊重、学习、研究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他说，风俗习惯常是一个民族一个，因此，风俗习惯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1961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西双版纳视察，正遇傣族一年一度的新年。他兴致勃勃地换上傣族服装，完全融入傣族群众之中，手拿银盆与各族人民互相泼水祝福，和边疆各族人民共同欢庆这个富有情趣的民族节日，在少数民族中一直传为美谈。
“人口众多”在汉族，“地大物博”在少数民族，人口不论多少，地域不论大小，各民族之间应当相互依存，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加强合作、加快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建立起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学会运用多种方式与少数民族群众相互沟通思想感情，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其四，积极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期盼两岸之间的和谐
周恩来历来主张：“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56年6月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和“来去自由”。还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同年7月接见了香港记者曹聚仁，在谈话中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时说：“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抗战时在赣南和蒋经国共事，希望曹聚仁将此信息转达台湾当局。国共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后来，周恩来把和平统一祖国的总体构想概括为“一纲四目”。建议第三次国共合作，举行和平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应从长计议，要有耐心，不要心急，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他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进行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的工作。”周恩来为两岸的和谐、祖国的统一是呕心沥血，贡献了毕生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通过周恩来艰苦曲折的工作，两岸紧张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坚冰开始溶化，对峙逐步减轻，特别是一些国民党的有识之士，纷纷表达思念祖国的迫切心情。1965年7月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李宗仁毅然决然从海外回到祖国的怀抱。这起情理之中、预料之外的“突发事件”，在岛内外、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象李宗仁这样的国民党政要回归祖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周恩来对李宗仁回国后作了热情周到的安排，并通过有关渠道告知台湾当局，希望蒋介石早日决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周恩来亲手制定的对台方针政策，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也为日后的两岸开放、人员往来、经贸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前，我们应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采取一切有效手段，遏制台湾的分裂势力，防止台湾独立。特别是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到台湾岛内去，用适当的方式和语言，引导台湾民众，争取台湾民心。同时，做好台湾各党各派的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政治力量，促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其五，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国家之间的和谐
周恩来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在国际关系中，竭力奉行顾大局、和为贵的思想。早在1953年12月他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原则。1955年4月在化解了西方国家重重阻挠后，29个亚非国家代表，第一次聚首万隆举行了七天紧张的亚非会议。周恩来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大会濒临破裂的时候，明确提出：“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他提出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原则，表达了中国人民希望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得到了大会的赞扬和拥护。他不负众望，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在会议上三次力挽狂澜，扭转了乾坤，树立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确定为世界共同遵守的国际准则。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外交举动有效地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打破了中国所处的外交僵局，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周恩来在国际上大力推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广大的亚非拉的一些小国家、穷国家，把和平共处推而广之，建立起了平等友好合作的第三世界。不但冲破了大国的封锁，而且促使大国同我建交。七十年代初期，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美国和日本不得不顺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快速提升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周恩来“和平共处”的充分运用，开辟了我国外交上的新纪元，也开创了世界和平的新格局。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建设国际和谐社会，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现在我们国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一定要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考量，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才能稳定发展，发展才有幸福和谐。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建立一个和谐世界，避免战争，消除贫困，共建人类美好的未来。这实际上是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是统一战线在国际范围内的拓展和运用。
［编辑：壬 古］